，及早落幕。
　其次是遠見和短視的對比。
　正因為我們對共產主義經驗和認識之深切著明，我們不惟灼知共產邪惡，一日不除，則世界禍亂，一日不已。我們也自始即不獨以復國救民為職志，而亦以救人淑世為職志，所以寧堅忍一時一己之犧牲，而必以救大局救人類為宗旨。然而今日自由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物，卻大半現實短視，惟知圖一時之苟安，不惜貽百世之禍患，以權術自喜，以功利自炫，根本無定見、無原則、無道義、無理性之可言。這種短視，不就正是和我們的遠見，形成了對比麼？
　當然，我們也知道，妥協姑息，現實短視，乃是世界長期動亂之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正義勇氣消退的暫時現象。這種現象，最後終必因世人對共產邪惡的生存鬥爭與理性啟示，而自然消失，轉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人類智慧天德的顯現，就是真理正義決勝的憑據。
　從敵我形勢的演變來看，是今昔安危的對比。
　大家知道，中央由大陸播遷來臺。已歷時二十年，今天每一個人都曾經親歷艱危，親手建設，由驚濤駭浪，而至於砥柱中流。誰都記得，二十年前，美國發表白皮書之時，美援既已斷絕，各國使節亦趑趄不前，不僅國際間對於中華民國，都以為已經根本失敗，本黨的領導已經根本失去作用，乃有對我們所謂「一筆勾消」之舉，即共匪也以我們困守一隅，認為無復復興之望，所以它暗示國際姑息分子散布「再無臺灣問題，再無中國問題存在」的空氣出來。亦且公然轉而以其暴力，用於開闢另一戰場，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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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入侵南韓的戰火。
　但是我們是不是真如他們所謂，可以一筆勾消了呢？事實適得其反，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雖尚未能光復大陸，洗刷其國家之大恥，民族之幽辱，而神明內疚！然亦由於我們堅持正義，生聚教訓的結果，乃終使我們走上了復興建設「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坦途，這不就證明瞭「自助者天必助之」，「能自重，則為人之所不能輕」的道理。
　並且事實更加證明了我們不但未被一筆勾消，正將一筆勾消的，乃是敵人奸匪和姑息妥協的共黨同路人。因為今天亞洲問題，非中國大陸共禍被解決，即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而解決大陸共禍，惟一的力量乃在於我們。世局的變化，到今天更造成了一種新的形勢——那就是世界的問題在亞洲，亞洲的問題在中國，而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乃在於領導國民革命的本黨。這就是說，由於形勢的變化推移，也由於大家的奮鬥創造，我們精神卓立了起來，形勢也扭轉了過來。
　在去年十全大會中，我曾經引證過我在民國十年時，所寫給廖仲愷同志的一封信，說：「全國局勢以後變化，將會三月一小變，半年一中變，一年一大變，惟此變化不可徒做悲觀，一方面要著想如何運用得當，應付有方，未始不可化弱為強。」二十年來的國際局勢，豈止是三月一小變，半年一中變，一年一大變而已？可以說，乃更是一月一變，一日一變，甚至瞬息萬變。在此瞬息萬變之中，由於「應付得當，運用有方」，遂使弱而能強，危而復安，敗而轉勝，這不就正是形成了強烈的今與昔、安與危之對比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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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之，是虛實的對比。
　韓非子有一句名言說：「安危在是非，而不在強弱，存亡在虛實，而不在眾寡。」我們二十年來所不敢一息稍懈的目標，就是要救出大陸七億同胞於水火之中，所以一切潛力智能，一切精神意志，皆集中於為反攻復國！我們政治、經濟、軍事、教育、黨務的進步，更業已走上正義篤實的道路！而共匪二十年來反人性、反文化、反歷史的倒行逆施，業已使之反轉過來，變往日對其俄共之臣服，成為今日之同室操戈，變往日對其賊夥之親密，成為今日之草芥仇讎，深陷於分崩離析至危至虛的絕境！我們的自由發展，與共匪的血腥統治，實已形成了是與非，實與虛，亦就是安定與混亂，進步與落後的強烈對比！去年美軍顧問團，曾贊譽國軍力量，說最近三年，已不止增加了五倍，這還不過祇是指的有形的軍事力量而言，如其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特別是大陸歸向的人心，其無形的有形的統合力量，二十年來何止增加了二十倍，以至於五乘二十——一百倍之上！這種統合力量的繼漲增高，乃就是我們戰勝共匪的確證，也就是光復重建的信念和契機。
　大家也都知道，從前在大陸時期，因為外有寇讎，內有匪禍，所以既沒有片刻的餘裕，更沒有安定的環境，使我們足以從容建設。不謂今天反而獲有如此的一片乾淨土，以為中興光復的基地；獲有如此的一段寶貴時日，以相與從事三民主義的建設；可以說，自 　總理領導革命以來，即從無如此安定的環境，從無如此健全的基礎，亦從無如此從容的時機。因此，大家更可以體認，世局的變化愈大，我們革命基地，即愈益舉足輕重；革命反攻的時機愈接近，我們革命的行動，即愈當純一堅忍，愈當珍重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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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每一秒的光陰，充實每一個人的能力，以厚積革命的、戰鬥的、建設的實力。

七、求之於己、不憂不懼

　兵法有云：「求之於勢，不責於人。」誰也知道，戰爭決勝的條件，一是戰力，一是主動。蓋惟主動始能握機乘勢，見勝則起；然必先有精實戰力者，乃能掌握主動，居於制人而不制於人的地位。但形勢的創造，與戰力的精實，又必有賴於其一切求之於己，並操之在我。
　今天革命的奮鬥，尤其是要如先烈們一樣，要人人都抱持著一顆民族的自信心，以自己的赤心鮮血，來保證國民革命的最後成功，不存絲毫徼倖之念，不懷絲毫外援之望。特別是在此姑息逆流，妥協氣氛，瀰漫橫決之時，依恃外力，乃是怯懦愚蠢，俯仰惟人之舉，惟有徒亂人意而已！此所謂「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即使有外來的物質的聲援，如其我們不能發揮自己堅強精神的力量，足以獨立宰制運用，仍似有而實無；抑且外援之多寡、遲速、續絕，非可逆睹，是則又在人而不在己；所謂「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因此，我們對外援的態度，乃認為惟自助乃得多助，雖可用而不可恃。這也就是說，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憂，大家惟有準備最壞的打算，才能完成最後的大業。
　其實，就我們國民革命的歷史來看， 　總理革命，除了得到海外僑胞精神嚮往的鼓舞，和僅有的財力接濟之外，實無國際絲毫之支援可言。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初， 　總理由美返國，當時各方，原都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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