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二十八   演講

隸屬章節：演講＼中華民國五十二年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一日、八日、十五日
對國防研究院及政工幹部學校政治作戰講習班講——

要旨
    一、政治戰場上的勝利才是決定性的勝利
    二、匪區心理狀態分析——五怕心理
    三、共匪反人性反科學倒行逆施的結果
    四、管教養衛要首先在臺灣示範實驗
     (1)教的方面
     (2)管的方面
     (3)必須幹部首先做到自管自教自養自衛
    五、應盡力表揚軍中好人好事
    六、軍隊政工應否正名的研究
    七、樹立民族自信的信心和決心
    八、與其困守待亡何如起而奮戰自求生存
     (1)可以打與不可以打的問題
     (2)對日抗戰的例子
     (3)匪俄關係分裂的例子
    九、對高級將領生活德性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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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陳懷同志的日記
     (2)個人的感想
     (3)一切革新的起點
本文
    今天國防研究院、和政工幹部學校政治作戰講習班，共同舉行 國父紀念週。因此我要給大家特地講明政治作戰的要旨及其在現代戰爭中的地位，使大家更能了解其重要為如何了。大家知道，現代戰爭，是總體性戰爭！而我們反攻復國戰爭，則更是貫徹全民意志、考驗民族精神、和整個國家潛力——總體性的戰爭！所謂總體性戰爭，換言之，就是舉國家政治、經濟、人力、物力……包括所有的整個戰力的戰爭。所以今天決勝的條件，決不只是軍事問題，而是包括了一切思想戰、心理戰、組織戰、謀略戰、情報戰、群眾戰，亦就是包括了你們所標舉的一切政治作戰的戰力問題在內的。所以大家在觀念上，不以要為軍事的勝利；就是反攻戰爭得到了決定性的勝利；只有同時在政治戰場上得到勝利，特別是在思想（心理）戰場上得到勝利，才是真正的得到決定性的勝利！而且大家還要進一步認識，大陸在共匪大屠殺、大破壞之後，當我們最初反攻的一段日子裡，大家必然將面臨著道德的解體，人性的陷溺，饑餓、疾病和仇恨、懷疑、恐慌的心理普遍的瀰漫，以及戰爭中所帶來的破壞震撼，荒涼凄慘；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僅是要能從戰鬥中盡其安輯的責任，從破壞中奠定建設的根基，而且還要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頑者得化，亂者得治，那真是任重道遠，空前絕無的大革命戰爭！但是這個艱鉅的責任，大家是無可推辭的，更是絕對不容許掉以輕心的。只有一方面精研運用這各種政治作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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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一方面切實講求運用各種物力，摧毀敵人的這些窮兇極惡，倒行逆施的戰力，然後才能贏得全面的徹底的勝利！
    最近兩個多月來，奸匪在北平舉行了一連串的「全國性」的各種會議，所謂「軍政會議」「政工會議」「青年工作會議」「婦女工作會議」「工商行政工作會議」「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已是不勝枚舉；而在大陸各個地區，還接著舉行了各部隊各樣「檢討性的」「教育性的」集會，如「四好連隊運動」「學習雷鋒運動」等等，正在繼續擴展蔓延。從匪幫這些緊張徬徨的情形來看，這正是毛匪明知其末日將至，還想企圖在其內訌外侮、明爭暗鬥、腐化潰爛之中，作其死前的掙扎，和垂危的搶救！眼前有幾則匪情，就值得大家作為政治作戰的研究材料——
    第一則匪情，是匪黨中委文教特務吳玉章，最近在匪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半月刊」上所發表的東西，它指出了匪偽幹部正普遍存在著「五怕」的心理：
    「第一是怕人民報復，因此對一切不利於「中共」的人與事，應該批判的不敢批判，應該檢舉的不敢檢舉。
    「第二是怕引起敵對的仇恨，惟恐將來受到對方的報復。
    「第三是怕受到破壞團結的罪名，因而對任何事都敷敷衍衍，含含糊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四是怕受到製造內部矛盾的罪名，因此在處理所謂集體的和個人的關係，領導的和被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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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的時候，都盡量遷就群眾的要求，得過且過，不敢認真。
    「第五是怕受到簡單粗暴的批評，因此執行命令和貫徹上級決議，無形中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第二則匪情，是匪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在二月初旬召開其全軍政治會議時的報告，刊載於四月一日「人民日報」，其要點如下：
    「蕭華說，今日解放軍內潛伏的危機空前嚴重，有不少連隊，長期處於落後狀態，有的脫離政治，陷於單純軍事觀念，有的放鬆軍事訓練，紀律鬆弛，不僅官兵關係不協調，新老士兵有隔膜，幹部與幹部之間，也因爭功奪權，充滿矛盾，各部隊士兵只想當『和平』兵，不願打仗『厭戰』，並普遍存有懼怕帝國主義和原子彈的心理。」
    「更嚴重的是軍政鬥爭，迄未停止。這種鬥爭，最根本的就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的問題，就是軍事服從政治，還是政治服從軍事的問題。因此蕭華號召：對各種錯誤思想和不良傾向，要進行積極鬥爭，決不能採取自由主義，姑息縱容。」
    又「解放軍報」於三月三十日，以「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為題，指出其「軍中一般幹部與士兵，都崇尚損人利己，貪圖好吃好穿，任意揮霍，現在資產階級思想，正全面地攻入各部隊及其各級幹部與士兵之中。」
    還有一則匪情，則是四月一日中央日報，報導香港一位中年商人王某，在舊曆新年前，回到廣東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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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故鄉，逗留了半個月，他發現不僅是大陸人民，就連所有匪幹，都存在著普遍厭棄共黨、盼望國軍反攻的心理。他說農曆元旦，「公社」的「黨委副書記」童某，和自匪軍退役下來擔任生產大隊的副隊長，都曾經特別去訪問過他，童某還問到了國軍軍隊登陸反攻的事，當時他只淡淡的說，「反動派」雖然有飛彈，有新式飛機，以及現代化的步兵裝備，但那能抵得住你們「中共軍隊」的士氣。童某聽到以後，只好無可奈何的擺出一付苦笑，告別而去。晚上在他臨睡的時候，有人輕輕敲門，進來的竟是那個「童副書記」，說要和他單獨談談，他嚇了一跳，以為白天談話出了亂子，那裡知道童某所要問的，卻只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國軍反攻成功以後，會不會懲辦所有的共黨幹部？一個是「共產黨」沒收的土地，將來會不會發還地主？他當即回答說：「國軍不會採取冤冤相報的政策的。再說耕者有其田，是國父的遺教，乃是土地政策的目標，而且臺灣正在實行這一政策，已經收了很好的效果哩！」姓童的好像得到很大的安慰似的，欣然和他道別。後來那位自匪軍退役下來擔任生產大隊副隊長的過了一天也單獨的來見他，問他說：「國軍究竟何時反攻？」他說：「不知道」。這位副隊長又說：「只要國軍有如你所說的力量，我們受苦不會太久了！你不知道現在的『解放軍』遠不如從前啦！他們都是農民的子弟，農民厭惡共產黨，他們自然站在農民的這一邊。」當他離開臺山時，居然有很多人來替他送行，其中「童副書記」和「生產大隊副隊長」，也都來了。這篇報導，可以說是對大陸農村的直接調查，其所描述的大陸軍民心理狀態，不失為匪區人性分析的抽樣和標本。
    從這幾則匪情中間，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所有匪區地方上的基層匪幹，和匪軍中矛盾鬥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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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以及農民出身的匪軍，都已經從過去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全面的作離心退卻，朝向反共抗暴的方向合流集中。他們是由於罪惡感、恐怖感、末日感的煎迫——亦即是由於人性的、良知的覺醒，交錯形成了吳匪所指的「五怕」心理。這種五怕心理，其實簡單的說，就是他們不願再在匪幫重重「敵對」「矛盾」「分裂」「否定」之下，成為其首先被整肅的「反黨份子」！他們不再關心匪幫的沒落，因為他們知道匪幫的滅亡，已經是注定的了！他們現在所關心的，乃正是如何替自己在革命抗暴的前途上預留地步——所以他們不只是正在恐懼群眾的報復，而不得不特別遷就群眾的要求；他們也已經覺悟到了群眾對國軍反攻待救的祈求，就正是他們自己心理上的祈求！雖然大陸同胞自救的心理，還是或多或少的要寄託在等待國軍解救的上面，但是他們最低限度，已經了解，共匪所恃以維持其罪惡政權的「槍桿子的勢力」，已經是逐漸站在群眾的這一邊，他們的期待，雖然是正在一天比一天的急切焦灼，但是他們的顧忌，卻是在一天比一天的減少，而他們的抵制和抗暴的精神力量，亦即在一天比一天的繼漲增高！

    共匪初以其蘇俄卵翼成長、?猖馳驟之勢，竊據大陸自雄，然而曾幾何時，今天業已到了敗亡無日的絕境，「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本來就是一個漢奸必亡、暴政必滅的鐵則。如果進而推原其故的話，它之所以瀕於敗亡，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它一切都是反人性、反科學、倒行逆施之故；因為它一切以恨與詐為出發點，又以恨與詐為歸結，所以它要不斷的「挖窮根」，「吐苦水」，「公審」，「活埋」，「清算」，「鬥爭」，最後乃歸結到「人民公社」，以集其一切殘酷、恐怖、離散、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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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的大成。
    又因為它一切以「階級」為出發點，以「階級」為歸結，所以最忌知識份子和專門人才，「外行領導內行」，重「紅」而不重「專」，怎樣狂想，就怎樣蠻幹。比如「土法鍊鋼」的大辦工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八者）的大辦農業，既要發展所謂的「小洋群」（又小又多的洋法高鍊鋼），又要發展「小土群」（又小又多的土高爐鍊鋼）等等，都是違反科學不合人性的作法。
    共匪一直認為任何東西只要注入了「馬列主義」，只要是「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就沒有不可以「超額完成」的！所以它的「幹部」都是愚昧兇頑的一群匪幹！它的「組織」只是擺在槍口刀尖上面的一種暴力組織！它的「行為」無一不是傷天（反人性）害理（反科學）不可思議的行為！它們雖然妄以為這樣是把重點擺在「組織」上面和「思想」上面了，試想一種反人性的行為，如何能控制人們摸不著、看不見、剖解不出的「思想」活動？一種反科學的組織，除開只能劫持嘯聚，搞成一個以一時利害為目的的匪盜集團而外，如何能成為一種政治「組織」？現在不但「馬列主義」，已經走樣，被破口大罵，成為了「教條主義」「冒險主義」，而「蘇聯的先進經驗」也成為了「托派」「變形的托派」！毛匪這個「一面倒」的漢奸國賊，就正是栽倒在我們六億人心、血仇怒火震源中心的上面！

    匪幫這些弱點，這些敗徵，一方面固然是我們攻擊力量所當指向的「要害」；而另一方面，卻也可以當作歷史覆轍的鑑戒，正是我們大家反面的重要教材。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幹部的培養，對仁愛與誠實的重要，以及其訓練宗旨，必須以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為依據，使之能德術兼備，篤實踐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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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組織的領導和功能——使之能集中一致，充實光輝。尤其是要重視人性的了解和發揚——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重視科學的客觀精神——慎思明辨，毋固毋我。秉持我們革命者的良知良能，為群眾的自由福祉而奮鬥不懈。這就是我們革命成功的保證，亦就是我們成功以後方能使之不再失敗的保證。

    今天所要補充的，乃是「管」「教」「養」「衛」，並不僅僅是限於在戰地政務中，所要切實規劃實施的，就是在臺省這個復興基地，也要首先示範實驗，才能作為將來推行戰地政務的張本。臺灣的政治建設工作，雖然沒有特別標舉「管」「教」「養」「衛」出來，但大體上，這些規模是已經具備了的；只是內容還不夠充實，也還有好些問題，沒有能得到解決。所以說，我們愈深入的觀察研究，就愈知道大家十多年來的努力，實在還並沒有能夠確實做好孔子所謂庶之（眾也，即生聚之意）、富之、教之——就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境地。

    比如就「教」的方面而言，我們教育的作用，至少要能養成一般青少年，在食衣住行日常生活方面，能夠成為一個現代的公民。今日大專學校的學生，在校的秩序與規律，比較過去雖有不少的進步，但是大家如果稍一留心，就可以看出，不論是大專學生，尤其是初中學生放學，走出校外的時候，其服裝總是多數不整齊的。第一所見到的就是制服的扣子，多沒有扣上；制帽不是戴的歪斜不正，就是戴的高低不一；走在路上，三三五五，喧嘩嘻笑，爭先恐後，也不知道什麼叫做並肩齊步，什麼叫做公眾秩序，穿衣不像穿衣的樣子，走路亦不像走路的樣子；像這樣的教而不育的教育，對學生個人，對國家、對社會，都不會有好的前途，好的希望的。大家須知，學生的智慧能力，雖然有優劣高下，但是基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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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常識，只要其師長管教有方，總是誰都可以學得會的。現在社會上所謂太保，所謂問題學生，其作惡為歹者，日益加多，就都是由於大家只知道偏重於智育的一面，而忘了德育，也忘了群育……，可以說我們所辦的教育，只是一種有教而無育的教育，這是不是今日臺省教育的失敗？這應該說正是教育有關當局——教育部長、教育廳長、以及其校長、訓導與軍訓教官，都應該切實負責，努力改正，使之真能成為將來大陸光復區的教育示範的要著。

    再就「管」的方面而言，上次我南巡的時候，就看到有些縣市，像臺中、臺南、屏東、嘉義，社會建設，仍然很不健全，這固然是地方政府沒有盡到責任，但是當地駐軍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我以為如其軍隊能夠帶頭倡導去做，社會民眾亦即自然而然會跟著一齊來做的。我認為你們駐軍主官，還是不了解這一層關係的多，所以你們就只知道看重營區以內的整齊清潔，對於營區四周，雜亂無章，尤其如臺中新建的運動場附近，其湫隘污穢，都視若無睹！不但如此，我還聽說北部有一個市鎮，像中壢一帶，社會風氣，就相當敗壞，煙賭走私，亦甚猖獗，這些固然是政府與治安機關的責任，然而當地駐軍，也不是完全沒有責任的。須知我們軍隊不論到了任何地區，都要注意詳查當地的社會狀況，尤其是政工人員更要知道，應以軍隊的精神和風氣，來促致社會的進步；如其我們對於社會的不良風氣，不能加以導正，那麼這種不良風氣，就會反過來浸入軍中，把我們的軍隊拖垮的。因此，我每到一處，都在注意考察地方上黨政軍聯繫協同的關係，我發現大家的聯繫協同，都極其疏略，除開每一個月或三個月依例召開一次會議，並無實際內容以外，平常黨政軍彼此之間，就很少實際工作的協調聯絡，對於政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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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補助，幾乎完全沒有關係，這怎麼能說得上黨政軍密切配合協調互助呢？像這樣，徒具形式的黨政軍聯繫協同關係，那如何能發生作用？
    關於「養」和「衛」的一些問題，留待以後再說。現在我還要引伸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我認為如其要使社會民眾真正能夠做到「自管」「自教」「自養」「自衛」，就必須我們黨政軍幹部，首先做到「自管」「自教」「自養」「自衛」。因為惟有我們的幹部能夠自反自修，先管理好了自己，再去管理眾人之事，那才能為民眾所接受；也惟有大家能夠重視自己的人格教育，和生活教育，推其所以自教者以教人，才能為民眾所欣慕樂從。特別是要我們的幹部，能夠「推己及人」並「儉以養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皆若己推而納之溝中；那才能做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亦才能做到「勞而無怨」「死而無恨」的地步。也只有我們的幹部，能夠以身先之勞之，甘受天下之苦痛，願冒生命之危險，乃可望使民眾發奮自衛效死勿去。如果我們的幹部只知道以「管」「教」「養」「衛」為口頭禪，去「教民」「用民」，而不知道以「管」「教」「養」「衛」，反求諸己，自教自責，那就仍然是要一虧一切虧的！
    在「教民」「用民」裡面，我說過，我們要用一方之良，以鋤一方之莠；對於人心士氣而言，我們也要能勸善儆惡，激濁揚清，盡力表揚好人好事才對。最近我看到一則新聞，內容是說警備總部警備第二總隊上等兵王學勤同志，誠懇節儉，樂於助人，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想有能力助人救人，因此他克勤克儉，終於積蓄下了一筆薪餉，最近他不幸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病，雖然自知不起，但卻堅持不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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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錢去作為病中需要。臨終遺言，一定要以他所積蓄的七百多塊錢捐贈給華興育幼院，作為清寒兒童的助學金。這樣克己助人的精神，真是一種偉大的人性光輝的發揚，而這種人性光輝，竟是見之於一位僅僅是唸過一年多書的戰友同志，則更加是難能可貴的了。共匪的所謂「學習雷鋒運動」，雷鋒才不過是一個被翻車死了的運輸匪兵而已，然而它們也還在那裡大吹大擂，煞有介事的宣傳學習；像我們的王學勤同志這種革命軍人克己助人的精神，就不曉得應該怎樣宣揚取法才好？本來在國軍裡面，好人好事，屢見不鮮，只是各級部隊長和政工人員，沒有能善盡職責，發掘表揚，以致幽光潛德，往往湮沒不彰，誠不能不令人扼腕太息！今後尚望大家特別注意表彰軍中的好人好事，以激勵士氣，加強團隊榮譽，而且這也就是政治作戰的要務之一啊！

    以下要附帶說一說軍隊政治工作的正名問題。現在我們對匪作戰，不論是政治戰或者軍事戰，都是要以匪軍「連指」，亦即是要以匪軍政工，作為主要打擊的對象！當然匪軍政工，一切本質、內容、精神、及其任務、職權，都是和我們的政治工作，截然不同的，但是機構的稱謂，和人員的職銜，卻幾乎完全相同。特別是為了避免陣前喊話，產生混淆不清的語病，也為了避免我們自己政工人員產生不必要的尷尬心理的反應，似乎可以在不變更制度、不變更組織、不變更任務和職權的原則之下，考慮就名義，就職銜酌予更改。
    這一個問題，政治作戰班，亦可加以切實討論。不過政治工作是我們國軍一種重要的關鍵制度，即使只是改換一個名稱，也不容不事先周密計慮。本來美軍顧問，起初對我們的軍隊政工，是完全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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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在經過了十多年的事實證明，美軍顧問也明白了我們國軍這一個制度的優點和重要性，而且一切支援配合，都已經與其他部門一樣相當圓滿協調；現在他們對於機構名稱的改變，不致有什麼意見，只是我們國防部如果決定要更改的話，對於自己的政工人員和部隊官兵，最好事先能夠進行其解釋性和教育性的準備工作，使不致因一旦明令更改政工機構名義，而有突如其來之感。

    至於如何改變適當的名義，是否可以改稱為武德輔導總部。
    因為政治工作，主要的，還是武德（智、信、仁、勇、嚴）輔導的工作。或者改稱為軍隊文教助理總部——因為他也包括了軍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又是否可以在部仍稱主任，在組改稱組長，在團、營以次的指導員，改稱為輔導官或助理員，或者訓導長、都可以研究考慮。假如大家另外還有更適當的名稱，或者另外有其根本不必改稱的理由，也希望大家提供意見，總期權衡利害得失，折衷至當，以加強國軍心理作戰為要。
    大家知道，我在「戰地政務和政工的方針與要領」中，曾經提到我們反攻復國有三項重要的資產：第一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光榮歷史；第二是崇高博大的三民主義；第三是領袖的革命人格。這三者不僅是大陸同胞所歸心託命的精神標竿，亦即是我們反攻復國戰爭勝利成功的鐵券。但是如何有效地運用這三項資產，就大有研究的餘地了，我以為今天的先決條件，乃在樹立我們民族自信的信心和決心。大家知道，一直到今天，還有好些人以為我們反攻復國戰爭，必須借助外力援助，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外國人不來幫助我們，我們反攻，就沒有把握；像這樣唯外是求，僥倖依賴的心理，假如不徹底廓清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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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我們擁有怎樣雄厚強大的資產，亦將為這種嚴重的錯誤心理，所斷送，所埋葬。
    要知道，天下沒有依賴僥倖而可以成功的事業，尤其絕對沒有由依賴僥倖而可以成功的革命事業，每個人都應該反問自己，我們的軍隊是不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黨是不是革命的黨？我們的國家是不是革命的國家？如果是的，就要從每個人自己心底深處徹底拔除那種依賴等待的病根！一切聯繫在外援上面的勇氣，不算是勇氣！更不是革命者的勇氣！假定說，我們開始行動之前，外國能給我們充分的一切援助，我們就敢行動，那麼到了中途，一旦外國政策變更，停止我們一切援助，到這時候，那我們應該如何自處？這樣依賴成性的人，還能奮鬥到底麼？豈不是只有依照外國主張來投降麼？所以這種沒有外援，就不能行動的心理，那不是把自己救國救民的責任，推卸到別人國家的頭上去了麼？又假定只有外援，才敢發動戰鬥，那又何異於是依照外國人的意旨去行事，去作戰，豈不是把自己國民革命戰爭的神聖立場，完全貶損喪失了麼？
    我以為我們不反攻則已，如果一旦反攻開始，那就要自始至終，立定獨立奮鬥到底的決心，任何國際外援，都應視為不可靠的外來之物。聽見大家嘗說，長此延誤不決，「與其困守待亡，何如起而奮戰」，這句話自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們現在需要切實研究和正確了解的問題，乃是我們反攻大陸的時機是否成熟？準備是否充實？亦就是可以打與不可以打的問題。
    這在我們首先就要估計我們準備工作與戰力，現在是不是已有了戰勝的把握？奸匪的內潰和必敗的形勢，那是已經確定了的。至於國際關係，如中美協防條約，無論其在文字上和精神上，並沒有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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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行動可以限制的規定。更何況於我們反攻戰爭，乃為弔民伐罪、行使國家主權的戰爭，完全是內政問題，任何國家都沒有干預阻撓的理由！所以今日可以打與不可以打的問題，實質上還是在我們本身戰力與決心如何以及其時機是否已經成熟的問題。如果我們度德量力，以為戰力已準備到相當程度，時機亦已經成熟，自應乘時而起；否則與其困守待亡，何如起而奮戰，自求生存？故在客觀條件上，尤其對敵人方面來說，乃是已經沒有可以打與不可以打的問題存在了，現在只是要在我們主觀條件上能打不能打的方面，作一正確估計和決定而已。如果我們正確估計敵我雙方的形勢與實力，認為已到了可以打，而又能夠打的時候，則知戰之地，知戰之日，那何以還要把自己的責任糾纏在外援上面呢？
    再說外援之有無、多寡、緩急，完全要取決於他人之手，並不是我們可以實際掌握著的東西，更不是我們可以當作戰爭資本的東西。設使以外援做基礎，去計劃一個戰爭，進行一個戰爭，如果一旦外援中斷，則將如何？那樣生死存亡，完全操在外人手中，其後果何堪設想？所以我們只能把外援視為意外之物，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憂，而絕不能以外援之有無，作為我們是否採取行動的根據。須知任何外力的援助，至多也只可以作為一種形勢的聲援，如孫子所說「乃為之勢，以佐其外」的聲勢，當無不可，但決不能引為一種可以依賴憑藉的力量。所以孫子又說「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只可以自圖於中，而不可以責之於外。大家知道，自有人類以來，即沒有一個國家，能出其自己的死力，冒自己生存的威脅，去幫助其他國家打仗；更沒有一個國家的革命戰爭，是由外國來幫助成功的。我們誠然不拒絕朋友們錦上添花，但不好勉強朋友們來雪中送炭。這也就是說，我們自己的道路，一定要由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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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自己的命運，一定要由自己來決定，來掌握的！
    舉例來說——
    我們對日抗戰，最初四年，不但無絲毫外援可言，美國且源源不斷，以鋼鐵汽油輸日，助寇為虐；英國、法國更不惜封閉滇緬路和滇越線，以陷我於孤危之境。其後四年，雖說我們已經開始和盟軍並肩作戰，但是我們並沒有因此而怎樣受援得益；反之，卻還要分兵援緬援印，內以牽制敵之主力於中國戰場，外以打破日寇向南太平洋急進的蠢動。只就此一點來說，我們對於盟邦的犧牲不算不大，貢獻不算不多，但是我們最後所得到的究竟是些什麼？所幸當時大家只有一個信念，是即「領袖之所在即中國政府與國力中心之所在」，初不問有無外援，亦並不問成敗利鈍，全國上下惟知「國家至上」「抗戰到底」而已，這就是我們民族精神、革命氣節的力量具體表現。不過我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由於全國上下依賴外援的心理，所以就要被他人出賣，而得到了大陸淪陷的悲劇。這樣擺在眼前的血的教訓和恥辱，大家還受得不夠麼？

    再要看看我們今天的敵人——共匪情勢是如何呢？它是完全由其「共產之頭」俄帝所一手卵翼出來的漢奸傀儡，今日它們所謂「父子黨」的關係，發生裂痕，俄黑即不惜出之以脅制的手段，單方面撕毀了俄匪間幾十個幾百個協定和合同，而俄共援匪的技術人員亦即在一夜之間相率掉頭而去；俄黑和其附庸國家，還一再揚言要重新審查共匪的國際立場！這一系列排拒結果，乃使匪的一切工程計劃，不得不半途而廢；使匪的經濟資源，不得不立刻枯竭；使匪的內部——「土」與「洋」、「左」與「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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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引起了激烈的鬥爭整肅……當毛匪自感於「被咬」「被踢」成為附庸集團徬徨無主的「少數」的時候，還仍然不敢不以其所謂「馬列主義」，所謂「莫斯科宣言」，喃喃自解，所以黑魔要罵它是一個「可悲的」「愚蠢的」「不知自量的青蛙」，是把他當作「馬糞紙的劍」了！這樣依賴成性，因人成事的漢奸，自必造成其可悲可恥的後果，此乃驗之歷史，都是歷歷不爽的。

    由於以上正反兩面的例子，就可以證明，凡是因人成事或依賴僥倖的成功，決非真正的成功；相反的，卻適足以助長其惰性與奴性，斫喪其獨立自強的精神與自尊自立的人格。個人如此，在民族發展的基本要求上，尤其不能不有此認識。所以只有從民族精神發展出來的革命，從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犧牲奮鬥中創造出來的革命力量的成功，才是可大可久，保證國家真正的獨立、自由和平等。
    總之，自信就能自立，就能自強；能自信、自立、自強、就沒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難，亦沒有不能成功的事業。這是革命者的基本精神，我們開國、北伐等革命戰爭，世界列強只有反對我們革命，阻礙我們革命的行動，即使抗戰勝利以前，亦沒有一個盟邦能有真正物資來幫助我們，而我們都是本此革命精神而奮鬥成功的。設使當時大家有絲毫希望外援、等待外援的心理作祟，那還能創造這些光榮的革命曆史麼？同樣，今天我們不但是要抱持其自力更生，得道多助的精神來奮鬥！更加要有排除一切苟且偷安、倚賴僥倖的勇氣來奮鬥！特別是要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如疾風，如迅雷，如震電，使敵不及知，不及謀，不及戰，這樣，自當乘時而起，急擊勿疑！
    最後，我還要檢討一下我們高級將領的生活和德性。大家想仍記得，我曾經一再說過：「指揮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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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以戰士的甘苦為甘苦，以戰士的饑飽為饑飽，尤其要工作時，你在他們的中間；戰鬥時，你在他們的前頭，來領導他們；因為他們的生死苦樂，亦就是你的榮辱成敗」。又說「你們作高級長官的，必先要從你自己本身能夠重建你自己新的生活行動和新的精神觀念作起，這也就是說，你在管理他人生活之前，必須首先能更加嚴格的管理你自己的生活！你們作高級將領的，如果還不能檢點你自己的生活，那在你周圍的同僚、部屬、學生、士兵，都會在你背後『十手所指，十目所視』的輕視你！甚至成為『千夫所指』的鄙薄你！唾棄你！大家應知你的生活行動如何，對上官或可欺蒙一時，而對部下，則是絕難隱藏的」。最近我看到陳懷同志的日記，除證道詞已經提及的以外，其中還有幾段，足以發人深省。
    陳懷同志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記——當我看到某某長官駕著那部雪亮的轎車時，我更嫉姪了，主啊！我不該如此，我反悔，請原宥我吧！
    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主啊！不要讓我纏入煩惱吧！這都是主的厚賜，更不宜嫉姪別人，別人有轎車又怎樣，我不是已經得到比我應得的更多嗎？
    八月二十日的日記——我真慚愧！我如何只是歡喜那些低賤平凡的物質東西！（意思是指應該尋求高貴的心靈的精神生活！）
    大家知道，陳懷同志，不但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而且是一個真誠純潔的革命志士，以陳懷同志反省自制的修養工夫，到了如此其嚴肅純一的境界，猶且不免以一車之故，引起其中懷不平，和懺悔內訟，則有甚於此者，其將更加招人反感，不問可知了。自然陳懷同志，對這一細故，當其下筆時，即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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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雲太空。我今天引述陳懷同志日記的意思，只是要一方面證實他自反自修的高潔品德，一方面證實作高級長官的一言一動，時時刻刻，都在同僚部屬「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中。你們作高級將領的，假如不能嚴格的管理你自己的生活，不能處處顧及到部下的觀感和反應，不能念士眾之饑飽，而媿己之酬酢；念士眾之勞苦，而媿己之安徐……，那就不配作指揮官，更不配作為一個今後反攻復國革命隊伍的指揮官了！我作統帥的，就時時以此自反，亦時時以未能臥薪嘗膽為媿，所以我每日必有一段「雪恥」的日課。如果我不是因為擔任國家元首，必須顧到國家的體制與規定的禮節儀式，尤其在國勢凌替之際，不願為外人輕視鄙薄，使之以為不足以代表一個國家的元首的話，我自信仍能與我一般同袍同寒暑，齊甘苦，過士兵一樣的生活。即使是這樣說，但我對於我個人，仍然時時刻刻在力求節儉簡樸，不敢浪費國家一錢一物，不敢以任何理由自解自恕，惟恐其不能為人民之表率。當然我們一般將領，自退守臺灣以來，所得的待遇，較之以往在大陸上，或者與外國軍官相比，已覺菲薄不堪，微不足道，再要我們怎樣節儉？但在外人眼光中看來，就不是如此了。最近我聽到外國朋友近於嘲諷的一些話，說我們的高級人員，他的薪給和生活不成比例，高級人員和低級人員的生活，也不成比例。這些話，當然不單是指我們高級軍官而言，對於政府高級官員，亦在其內。但我們將領聽到這話之後，更應特別警惕戒勉才行。尤其今天大家看到陳懷同志的日記以後，更要引為戒慎恐懼，不使部下心理抱有不平之感，時時勉為部下表率，使不失為今日國民革命軍的一個指揮官。我以為如果大家還真有一分革命志氣和復國的決心的話，那就該從今天起，回頭猛省，力戒奢靡，崇尚節儉，以戰士的甘苦為甘苦，以戰士的饑飽為饑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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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其必不可免的地方，也要有一個合理的限度，不再容許有任何過舉。總之，大家務必自重自愛，尚儉崇實，慎獨明誠，不愧不怍，來作為大家生活革新的起點，作為戰勝自己的心賊，亦即所以戰勝民族大敵——共匪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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