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至今，已逾半年，在這半年之中，我很少聽到中央委員，以及黨員和各級黨部遵循八全大會決定的路線，提出確切的建議，求其實施。特別是我們中央從政黨員的言論、行動及其作風與精神，一仍舊貫，大多數是墨守成規，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循苟且，敷衍了事，不願積極的來實踐八全大會所賦予的任務。而其中還有更用他自己舊日的成見，任他自己主觀的情感，不知道我們今日在臺灣究竟是為什麼？更不了解其從政黨員對黨對國對人民有怎樣的重大責任！看他所言所行，似乎在他心目中不僅對其黨國和人民絕無責任觀念，而且對其以往自己被敵人共匪所譏刺欺侮及其所身受的無上恥辱，亦根本忘掉了。這個情勢比之八全大會以前，更是變本加厲，如果這樣下去，不僅是黨的組織不能保持，就是反共基礎也無法維繫。今日朱毛共匪的武

 力還在對海，只是窺伺著我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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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領導反共的基礎，尚無動搖的徵候，及其弱點的暴露，所以他還不敢渡海來犯；但是它的政治心理滲透作用，仍然直接影響我們黨的組織和社會心理，這就是今日本黨革命的最大危機。
    今天本黨情勢，所最令我感覺困惑不解的，就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對共匪，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惡戰苦鬥，我們黨政幹部同志不僅身受了慘痛的教訓，而且受盡了無比的恥辱，現在總應該還體會得到這三十多年來反共鬥爭之成敗得失的所在。尤其大陸失陷之後，這八年以來，眼看著大陸各省億萬同胞以及自己親屬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都淪入匪區，過著奴隸牛馬的生活，正在日夜望我們去救援他們；而我們大家在這裡，忍辱負重，節衣縮食，來準備反攻復國的大業，每一個同志都應該知道我們所處的境遇，革命的成敗，歷史的榮辱，黨國的存亡，與個人的榮辱得失，乃已結成整個的一體而不可分的關係；在這個共患難同生死的境遇裡，至少也不應該再上共匪的圈套，一如三十七、八年的時候自走絕路。無論何人，凡是自認其為本黨有志節的黨員，總能夠保持他本黨確定的立場，來判斷是非，辨別利害，明分敵我。對於任何一個實際問題，如其在政治、經濟、社會有重大的影響，總應該從反共鬥爭的基本任務上的得失如何，與反攻復國的共同目標上的利害關係，加一番思考，再決定他自己應該所發的言論，或所採取的行動；因之凡是本黨的一個黨員，如其又身居政治或黨務決策的中央機關，而為其負責之一員，遇有重大問題，總要顧到革命的立場，遵守本黨的決議，這樣本黨纔能發揮組織的力量。惟有如此，才能對抗今日這樣兇險狡詐的敵人，渡過這一段艱難險惡的旅程，完成反攻的準備，達成復國的使命。否則若是每一個黨員只知其個人的地位與權利，而不願盡其黨員對黨的義務和責任，而其反黨的一言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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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無補於反共大業，而且有意無意的將變成為共匪的鬥爭工具。試問最近兩三年來，在政治上那一件搖惑社會的事件，那一次影響政局的紛爭，不是本黨黨員在議會與輿論上發動起來，推演出來的呢？這樣的一個黨，根本就夠不上是一個普通民主的政黨，更說不上是一個革命民主的政黨。
    本黨第七次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兩度修訂憲章，都用明文規定本黨為「革命民主政黨」。我常常聽到一些同志說：「革命民主政黨這一名稱含義不很清楚，不易解釋」。黨外人士更是不斷的批評，甚至猛烈的攻訐，說在這民主憲政時期，本黨不應該說革命，又說本黨革命就是反民主。因為黨外是這樣的批評，黨內又懷疑革命民主的含義不明，在實際的政治和黨務上，就發生一些無謂的紛擾。甚至那些「民主人士」指責我們政府「不民主」，本黨的黨員也就自認其為不夠民主而仍隨聲附和，加以攻擊；他們批評本黨「不自由」，本黨的黨員也就以反黨的言行來表現他自己的獨立和自由。這樣一來，如不再加改正，那整個黨的革命組織只有分崩離析，不待共匪朱毛武力來犯，而我們實已自取滅亡而有餘了。

       二、總理組黨的精神與本黨歷史的昭示

    總理在世親手領導國民革命，四十年間，每當黨的組織渙散，黨員的鬥志消沉，以致革命救國事業，到了一個危急與決定的關頭，那就當機立斷，下定決心，著手改革，以適應革命形勢的要求。我們在這裡可舉下列兩個實例，作為本黨的參證，來決定今日應取的方針。
    （一）民國元年， 總理很堅決的不贊成取消革命同盟會，改組為普通政黨。民國三年， 總理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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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新組織中華革命黨。這一段歷史在今日對我鬥更有特別的啟示， 總理自述其經過如下：
        「回憶武昌起義時，我從海外遄返上海，當時長江南北，莫不贊成革命。惟當我初抵上海，凡吾黨同志，以至紳商學各界，甚至於一班老官僚，都一齊來歡迎。其中有一老官僚極鄭重的對人說：『好極了！現在革命軍起，革命黨銷！』我當時亦聞聽此話，甚為詫異。不久則見所謂革命黨人所辦的報館，所賴以指導國內輿論者，亦持此論調，真是怪事。」
        「當時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軍起，革命黨興，彼輩必不能生存。故造出『革命軍起，革命黨銷』八個字，去抵制革命黨，而革命黨人不察，也隨聲附和。」
        「後來民國成立，即有政黨蜂起，但完全不是革命黨。於是宋教仁、黃興等舊革命黨人，乃相率而組織國民黨。」
        「我已經辭了大總統，當時觀察中國形勢，承認吾黨立於失敗之地位，極為悲觀。」
        「二次革命失敗後，各同志多再亡命日本，大都垂頭喪氣。但我此時，反極為樂觀。於是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當時亡命在日本之同志，以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勢力，有何方法？彼等以為當二年前，吾黨正是成功，擁有十餘省地盤，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敗塗地，有何勢力可以革命？革命進行究有何辦法？」
        「我再三苦勸各同志說：自庚子以後，或一年一次而革命，或二年一次而革命，總共革命之起，不下十有餘次，而每次失敗，各位同志總沒有灰心的，何以經過武昌之成功後，遂反至灰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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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吾黨推翻滿清時，何嘗有力量？當武昌革命黨發動時亦未有何辦法。不過大家皆明白滿清一定推翻，人人皆有此種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種道理。吾等在三年前，類皆百折不撓，屢仆屢起，此是何等精神，何等奮鬥？我今日希望同志恢復從前所具之精神，繼續奮鬥而已。」（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總理在廣州大本營演講「國民黨過去失敗之原因與今後努力之途徑」節錄）
    （二）民國十三年， 總理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中國國民黨。 總理在大會開會詞中，又提到「辛亥革命後革命軍起，革命黨銷」之說，喚起一般同志的警惕，更使我們今日不能不深切的體會。 總理說：
        「我們現在得了廣州一片乾淨土，集合各省同志，聚會一堂，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從前我們沒有想到要開這種大會，沒有想到我們的黨究竟是如何進行，是因為受了一般官僚的欺騙。我們受了什麼欺騙呢？因為一般同志頭腦太簡單，見得武昌起義之後，各省一致贊成革命，從前反革命的官僚也贊成革命，由此少數革命黨就被多數的官僚們包圍。那般官僚說：『革命軍起，革命黨銷』，當時的革命黨也贊成這種言論。於是大家同聲附和，弄到現在只有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的成績，所以革命黨至今仍失敗。今天大家都覺悟了，知道這話不對，應該要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成』。所以從今天起要把以前革命精神恢復起來。」
        「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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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失敗。我們以後，便要團結一致，都把自己的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自己的聰明才力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大家團結起來，為黨為國，同一目標，同一步驟，像這樣做去，才可以成功。政黨中最要緊的事是各位黨員有一種精神結合。要各位黨員能夠精神上結合，第一要犧牲自由，第二要貢獻能力。如果個人能犧牲自由，然後全黨方能得自由。如果個人能貢獻能力，然後黨才有能力。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後才能擔當革命的大事業，才能夠改造國家。本黨以前的失敗，是各位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位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這個原因。我們今日改組，便先要除去這個毛病。」
    總理這兩大段話，給我們的教訓，至少有下列的六點，對於本黨革命今日所處的環境，以及本黨亟應採取的步驟，給于我們以深切的啟示。

     （一）總理親手組黨，從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徹始徹終，不放棄其「革命」的本質，堅持本黨為革命政黨。
    （二）總理認定革命黨最大的失敗，就是一般黨人捨棄革命的信仰，去附和敵人「革命黨銷」的口號來自己破壞自己。
    （三）民國元年，國民黨那樣一個聲勢盛大的普通政黨， 總理卻是極為悲觀；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那樣沒有勢力，亦未見有何方法， 總理反而極為樂觀。
    （四）今日本黨的一部分幹部黨員，不察匪的陰謀，甚至附和這「革命黨銷」的口號，不惜自己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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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而毫不警覺。
    （五）朱毛共匪竊據大陸，其極權暴力，遠超袁世凱帝制時代，自不可同日而語。而本黨組織渙散，紀律廢弛，尚不及一個普通政黨，這樣如何還能擔負這反攻復國的時代使命？
    （六）本黨今日對國家的責任重大，和國民對本黨的期望迫切，以及本黨今日在精神上、物質上的革命力量，和對內對外形勢之優越，都不是民國三年或十三年時代所可比擬。但是我們若干從政黨員的言行，其所表現的，正如 總理所說「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為萬途」，「既無團結自治的精神，復無奉命承教的美德」，甚至「良惡無從而辨，薰蕕同於一器」，其可悲可痛的情形，實不在民國三年與十三年時期之下。我以為本黨同志這樣下去，不僅無法擔負反攻復國的任務，就是要想維持今日臺灣一片乾淨土地的現狀亦不可。
    大家須知：今日我們反共革命的環境，實處於不成則敗，不生則死的地位。已不是如三十七、八年在大陸時代尚有不進則退，不攻則守的餘地。所以大家更應了解今日我們在臺灣實已到了最後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一齊跳海，同歸於盡了。所以本黨全體同志務須澈底覺悟；我們本黨同志今日在臺反共革命，其生命和歷史都是整個而不可分的地步，而且我們今日的命運，真是到了同生共死的關鍵，而不只是共患難而已。因之，大家必須不分彼此，不計恩怨，只有共同砥礪，相互規勉，開誠布公，相忍為國；至少亦要互助互諒，一致禦侮。萬不可發生磨擦，自相矛盾，反為仇者所快，甚至被其乘虛抵隙，重蹈民元以來，本黨革命歷次失敗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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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革命民主政黨的性質

    為了克服本黨今日的革命危機，必須我全黨同志，特別是中央五院同志在思想上更應理解革命民主政黨的性質及其意義，在組織與作風上，必須發揮本黨革命民主政黨的傳統精神。
    三十九年七月，我對本黨第六屆中央臨時全會說：「中華民國的法統寄託在這一部憲法上面。我尊重憲法，更尊重憲法上的民主制度。特別是我對黨中同志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先盡到其民主國家普通民主政黨黨員的責任，把國家政治導入政黨政治的軌道。如大家不能做到普通政黨的黨員，更談不到救國復國的革命政黨的使命了。」我對本黨的同志表示這個希望，到今日經歷了八年的時間。這八年的經歷更告訴我們說：如果本黨的同志不立志做一個革命政黨的黨員，那就連一個普通政黨的黨員也做不了。這道理是很明白的。三十多年來，敵人共匪瓦解本黨的方式，總是用「民主」與「自由」的口號，來破壞本黨的革命組織和革命的傳統精神。只要本黨黨員離棄了革命傳統，消失了革命精神，就自然走上其反黨毀黨的道路，而後不期然而然就會很自然的進入他鐵幕的陷阱。今日政府遷到臺灣這樣一個彈丸之地，隨時隨地都受著共匪軍事和政治的威脅，而本黨在這樣戰時期間，仍堅決主張繼續其民主憲政的實施，但是他們還是說我們不夠民主；我們已經根據憲法保障人民的自由，他們還是說我們不夠自由。難道我們為了滿足他們毀黨亡國的要求，還要廢除今日的憲法，重演「國共和談」、「政治協商」的悲劇，這樣才算是真正民主麼？難道我們為了滿足他們的要求，竟然取消反攻大陸的準備，放棄反共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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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策，解除國民革命的武裝，跟著中立主義者走上「兩個中國」，甚至「國際託管」的道路，這樣才算是真正的自由麼？我們必須看透他們「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下面，不僅是要我們自動的反黨毀黨的陰謀，而其骨子裡頭還有這種亡國滅種的陷阱。我們明白了這一點，那就更應該堅持國民革命救國建國的路線，以革命民主政黨的組織和精神，來維護憲政；並在憲政之下，貫澈我們反共抗俄的國策，完成我們反攻復國的使命。
    至於「革命民主政黨」這個名詞的性質及其涵義，現要就其最顯明的三點，略加闡述。
    （一）革命民主政黨的第一個意義——要以革命組織與革命精神來保障民主制度。
    「革命民主政黨」的第一個意義，就是國家在革命之後，當憲政實施之初，民主制度尚未鞏固之前，尤其是在今日共匪威脅未曾消除時期，本黨必須繼續以革命組織與革命精神來維護民主制度，不讓共匪假借民主名義滲透反共基地，來顛覆我們中華民國這碩果僅存的反共堡壘。
    我們確信民主憲政必能戰勝共匪的極權專制。同時我們更應確信今日民主制度，若是沒有革命的組織與革命的精神，來作堅強的支柱，那他就沒有抗禦共產主義滲透和顛覆的力量。為什麼民主國家贏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戰後卻無力制止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的反動勢力之發生和發展？為什麼民主國家再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在戰後又無力貫澈聯合國憲章以及保持東歐乃至中東新興國家的生存與安全？大家應知，民主制度全賴其有健全的政黨組織，及堅持其立國的原則（主義），方能保障其生存發展。但是那些只有民主制度，而沒有健全的政黨組織和放棄其立國原則的國家，徒擁有民主自由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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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要被那些假借民主以破壞民主，利用自由以毀滅自由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來作其組織與宣傳的工具，以擾亂其社會，顛覆其國家了。在兩次大戰之中，像這樣的國家受不住世界戰爭的磨煉，也經不起共產主義的滲透和顛覆，只有衰落甚至滅亡。這就是說，單純的一部民主憲法，孤獨的一個「自由」理想，決不能擊敗共產主義，亦不能抵抗共產主義；反而為共產黨徒所利用以破壞民主自由，達到其操縱政局，顛覆國家的目的。
    我們的一部民國史，更說明了白紙黑字的約法與憲法，如只有單純的民主制度，而無堅強的革命政黨組織為其後盾，那就不能保障「主權在民」的國體，甚至不能維持政治安定與國家的完整。
    民國七年， 總理手著「孫文學說」。這一著作真是我們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寶典。而民國十三年手著的「建國大綱」，更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憲法。「孫文學說」說明國民革命要分為革命的破壞與革命的建設，「相輔而行，猶人之兩足，鳥之雙翼」。建國大綱的「軍政」、「訓政」與「憲政」三個時期，就是依據這個「革命方略」來規定的。為什麼「革命破壞之後，必須繼之以革命建設」？ 總理這個革命方略，乃是將中國革命與美國法國革命比較之下，來確定的。
    總理明白指出了「美國一經革命而後，所定的國體，至今百餘年而不變。而法國一經革命之後，則大亂相尋，國體五更，兩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後，共和之局乃定」。這兩大革命的分別，就是美國革命有地方自治為其基礎，法國革命「無地方自治為之基礎」。 總理以為「中國缺憾之點，悉與法同」。所以中國革命於破壞了君主專制之後，必須以革命的建設，來建設地方自治，以為憲政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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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文學說」的教訓，都由我們這四十七年以來的歷史事實，加以確切的證明。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的帝制，張勳的復辟，以及此後軍閥的割據，變亂相尋，擾攘不已，就是一般革命黨人不行革命方略，祗圖民主政治的虛名，而不務「主權在民」的實際。民國十一年 總理手著「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說道：「不幸辛亥之後，其所設施，不如吾意所期。當時汲汲在於民國名義之立定，與統一之早遂，未嘗就建設之順序與基礎，一致其力。大勢所趨，莫之能挽，根本未固，十一年來飄搖風雨，亦固其所」。這一段話，對於辛亥以後，民主政治失敗的教訓，說得最是明白。

    北伐和抗戰之後的歷史事實，更說明了本黨與共匪之間，最為險惡而有決定性的鬥爭，不是在革命破壞時期，而是在革命由破壞轉為平時建設的時期。若將這兩大戰役的成敗，作一比較，我們很容易看出這一點。北伐之所以成功，就是民國十六年的清黨能夠及時澈底的進行，使共匪沒有力量擾亂我們內部組織，阻止我們繼續北伐，更沒有力量破壞我們北伐之後的革命建設事業。反之，抗戰雖然勝利結束，國家的地位雖列為五強之一，但在抗戰期間，共匪利用我們的外侮國難，運用「民主同盟」等外衛組織，擴大他的地盤，製造他的武力；到了抗戰勝利之後，蘇俄與他第五縱隊——共匪表裡為奸，更加強其民主自由的口號，製造我內部的矛盾分化，阻止我們國家建設，以逞其侵略顛覆的陰謀。這才是我們在大陸上招致挫敗的主要原因所在。
    上面所說，指明了民主制度是由革命產生的。但在民主制度成立之初，而其基礎尚未鞏固時期，如果人民失去了革命共同的信仰，又沒有健全的政黨組織，為其政治的靈魂，這個國家仍然受不住外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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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的磨鍊，更抵不住共產主義的滲透與顛覆。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史，更是確切證明革命的破壞之後，必須繼之以革命的建設。白紙黑字的約法或憲法的具文，以及單純的「民主」「自由」的口號，不僅不能保障「主權在民」的國體，並且不能拯救國家和人民於危亡。由這一歷史教訓，就可以體會到我們本黨為什麼今日在憲政時期，還是要形成一個革命民主政黨；而「革命民主政黨」的第一個意義，就是在反共革命未成之時，尤其在今日大敵當前，國本動盪時期，必須以革命組織與革命精神，來維護民主制度的道理，也就由此可以明白顯示出來，而不待多說了。
    （二）革命民主政黨的第二個意義——要實踐五權憲法的精義，完成反攻復國的任務（五權憲法就是革命民主政治）。
    前段說明了「革命民主政黨」的第一個意義。這就是說，我們中國國民黨用革命手段，掃除救國建國的障礙外寇內奸之後，乃繼續以革命精神和組織，保障民主憲政的基礎。因此我們建國的事業，雖進入了民主憲政時期，而本黨必須保持革命組織，發揮革命精神，進行這革命建設的工作，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基本任務。
    現在要說明「革命民主政黨」的第二個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革命民主」不是革命與民主兩者的結合，而是一個政治的整體。換句話說，本黨 總理領導國民革命所建設的憲政，乃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權能的民主政治，也可以說五權憲法的精神，就是革命的、建設的、民主憲政的政治。我們今日唯有實施這革命的、建設的民主政治。才能從共產帝國主義的鐵幕下，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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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獨立統一、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
    六十多年來，本黨繼續不斷對國內反動勢力鬥爭；這些反動勢力如滿清政府、袁世凱帝制，以及北洋軍閥，乃是封建式的專制政治，卻不是國際的、極權的共產主義。因為這些專制政治，不過是一群無知的貴族與腐敗官僚的結合，完全沒有戰鬥的意志和戰鬥的精神。又如袁世凱以及北洋軍閥，雖然是黷武好戰，但在其軍隊的中間，乃至其軍隊的後方，都沒有戰鬥的精神，亦沒有真正的戰鬥組織，所以他是徒有軀殼而沒有力量的。但是今日共產主義這個極權勢力，不僅是反動的，卻又是戰鬥的。他的黨徒與群眾，不僅有其主義的理論，而且有其戰鬥的組織，並且他的組織是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方面控制其黨徒與群眾的戰鬥體。這就是說，清末民初的專制政治，只是反動的，今日共產匪黨這個極權主義也是反動的卻又是戰鬥的。而他的戰鬥機構，又是利用其腐敗落後的社會，選擇在散漫糊塗的人群中生根發芽，建立他滲透與分化的組織，製造他矛盾與衝突的工作，來達到他突變否定，乃至最後顛覆的目的。
    總之，共產匪黨所用方法，凡是原始的與現代的、宗教的與科學的、合法的與非法的、陰謀的與暴力的、戰爭的與和平的手段，在所不計，就是犧牲其全國人民，滅亡其整個的民族，亦不值他的一顧；只要有裨於其共黨祖國——蘇俄達到征服世界，統制人類的目的。
    我們全黨同志今日遭遇到這樣兇險無比、狡詐百出的敵人，應該如何同仇敵愾，警覺嚴防，免致重蹈民國以來，本黨革命歷次失敗的覆轍？本黨自 總理組織興中會，領導革命運動，經過了十次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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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專制。但是臨時約法頒佈之後，成立了國會，選舉了總統，組織了內閣，一般革命黨人以為這樣就是民主政治成功了。尤其是誤聽「革命軍起，革命黨銷」之說，把革命黨改組為普通政黨。當時北洋反動勢力，是那樣腐敗和落伍，自不能與今日兇狠狡詐的共匪同日而語，但他們尚能對我們革命歷史三番四覆的解散國會，毀棄約法，更使國家陷於分崩離析的危亡境地。這一段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失去了革命組織和革命精神的普通民主政黨，以及沒有革命性能和戰鬥力量的民主制度，遭遇了民國初年那樣腐敗落伍的反動勢力，也不能抵抗和制止其叛亂和顛覆；而今日猶以為如此，就可反擊今日的共匪，爭取自由，確保民主，這豈非是不可思議的夢想？
    北伐成功之後，國民政府遵循 總理的革命方略，經過了十年訓政，八年抗戰，國家取得了獨立自由的地位，抗戰達到了最後勝利，才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所以我們這部憲法乃是全國軍民二十年犧牲奮鬥的成果。但是今日本黨一般黨員反要重新蹈襲民國二年的覆轍，所謂「民主」與「革命」相反的理論，以及其「革命黨銷」的意識，不僅公然發為言論，亦且普遍見諸行動。 總理以合作為五權憲法的精神，而黨外一般反黨政客摭拾三權分立的制衡原則，來反對五權憲法的精義。這是黨外人士不明中國國民革命的環境和痛苦的經歷，乃敵視這建立憲政，保障民權的基本制度。
    大家須知，這些人本來是以破壞革命為他們消滅本黨革命力量的惟一手段，其用心何在，實不忍究問；但是我們本黨的從政黨員必須知道：我們 總理是以「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為五權憲法的基本原則。今日的憲法雖有行政院長對立法院負責的明文規定，當然我們行政部門是要遵照這憲法條文實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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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黨的從政黨員，尤其立法委員同志們，特別是在這國民革命反共戰爭時期，更應認識 總理創造這五權憲法的本意，根據這五權憲法的精神，來貫澈我們這一革命階段反攻復國的任務，這樣方不失為一個革命黨員和 總理的真實信徒。這亦可以說是我們從政黨員今日在反共復國基地上的第一責任，更不可誤認其對抗行政部門和抨擊本黨革命組織為其實行民主的惟一職責，而使政府五院自相矛盾，形成混亂的一團。大家應知，制衡如果流於矛盾，那民主就是混亂，這就要問我們的憲法，還能在這樣兇狠無比，狡詐百出，滲透、煽惑、分化、顛覆的敵人匪諜操縱之下，保持其民族復興和國家的生存，更進而達成反攻復國的使命麼？三十六、七年間大陸上種種可悲可痛的往事，不必再說。今日是在大陸各省淪入鐵幕之後，億萬同胞引領待救之時，而臺灣基地又是站在世界反侵略的最前線，戰爭烽火的邊緣，一般從政黨員，特別是站在中央級為全黨表率的各位同志，對敵人、對時局、對我們實際的環境，還是這樣散漫恍忽，不加警惕，而自以為其所標榜的民主政治，就可以這樣維繫下去；試問以這種觀念發為政論，而這種政論，如不幸成為政府行動的方針之後，那這種政府，還能抵抗極權侵略的共產主義？還能光復大陸，奪回同胞的自由麼？不！我們決不能這樣因循怠忽，不辨是非，不明利害，人云亦云，而中無主宰的遷延下去。我們本黨為了達成反攻復國的任務，務須在今日憲政制度之下，全力支持政府，共同一致，集中一切力量，來對這萬惡共匪作戰，必須澈底消滅其共產極權暴政，爭回全國同胞的自由。因之我們一定要繼承 總理革命的遺志，恢復革命精神，貫澈五權憲法的精義，把本黨組織實踐為革命民主政黨，把我們反共革命時期的憲政，實踐為革命的戰鬥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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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革命民主政黨的第三個意義——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為了要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

    民國十三年三月， 總理演講民權主義，說：「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都是終歸失敗。」我們中國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就是在這世界潮流裡產生和發展的。
    民國十二年 總理著「中國革命史」說：「中國歷史，湯武以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著於世界。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十三年民權主義演講裡更明白指出：「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這就是說， 總理是在美法革命所激起的世界潮流裡，承襲中國文化的傳統，參以個人的創見，乃倡導國民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
    大家須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僅是在這世界革命大潮流裡產生和發展的，就是在世界上民主政治最黯淡的時期，總是站在民主國家陣營裡來作他中流砥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俄國和義德諸國，在他們的君主專制推翻之後，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主義乘機興起，東方的日本軍閥亦襲取這個法西斯極權主義。二十年間，兩大反動勢力及其影響所至，幾乎平分了世界。但是就在這民主國家步步敗退的時期，我們本黨領導國民政府站在民主陣營的前線，堅持抗戰，這一艱苦戰爭，至八年之久，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告結束，而且中國戰場的戰爭又是最後的結束。
    抗戰結束之後，蘇俄與共匪對我們中華民國，從外部施用壓力，從內部製造叛亂，企圖誘迫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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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億五千萬人口和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國家，加入蘇維埃的陣營。但是我們政府不顧一切艱危，不計一切犧牲，堅持反侵略與反極權的鬥爭。今日大陸各省雖關進鐵幕，而我們反共抗俄的青天白日旗幟，仍然繼續豎立在中華民國領土的金、馬、臺、澎之上，建立了雪恥圖強，復興民族的基礎。

    今日本黨之中，有自稱其為「民主人士」，自認其是迎合世界潮流的「進步分子」，而對於我們總理所手創的革命主義和傳統的革命精神，以及立國的基本原則——三民主義，在他們看來，似乎皆已經是背時落伍的東西，所以往往拿「世界潮流」這個名詞來譏評本黨和指責我們政府。在他們的口頭和筆下，本黨的組織和紀律，政府的反共和反攻的措施，一舉一動，都是違反世界潮流；只有他們才知道什麼是世界潮流，也只有他們能代表世界潮流，本黨應該聽任他們口誅筆伐。世界潮流，是不是如此呢？我們既投身為國民黨員，許身國民革命，就應該深切加以認識。大家須知：只有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是世界民主潮流在東方的支柱。倘使中國沒有辛亥革命，締造中華民國；沒有北伐，完成全國統一；沒有抗戰，爭取獨立自由；那麼亞洲和世界歷史，必然要改換一個寫法。
    再具體些說，北伐時期，本黨如果完全接受莫斯科的領導和中共匪徒的劫持，而沒有堅決的全面清黨，中華民國早在三十年前已經變成蘇俄的附庸。抗戰之前，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堅持三民主義的最高指導原則，由國民政府依據這最高指導原則，控制國家的全局，那就必然演成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交爭的混亂局勢。如果本黨真是像國際共黨同路人所指斥的法西斯，那也必然與日本同謀，加入軸心集團，對西方民主國家作戰。又在抗戰勝利之後，本黨如果接受蘇俄的調停，與共匪和「民主同盟」組成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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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府，那就不僅將大陸各省關入鐵幕，並且不會留下今日的金、馬、臺、澎作為我們民族復興和反攻復國的基地。總之，這三十年來，要是本黨不能堅持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轉而跟著布爾雪維克或法西斯的潮流去漂蕩，那就是聽任北伐操之於共匪，抗戰屬之於軸心，戰後更為波蘭與捷克之續。但是本黨摒棄了這些反動潮流，而乃毅然決然的堅持其革命主義和立國的原則，無論其在任何侮辱毀謗與艱險困阨的逆境之中，總是堅決的站在民主陣營的最前線，作民主自由在東方的堅強堡壘。因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接受任何「反民主」與「不自由」的指責，更無須畏懼什麼「違反世界潮流」的譏評。六十年來的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就是我們對這些指責和譏評明白確切的答覆。

    我們全黨同志都應該秉承我們 總理所手創的三民主義，堅持我們國民革命的傳統精神，無論黨內黨外所謂「民主人士」，及其國際共黨同路人如何誣蔑我們政府及本黨「不民主」、「不自由」，我們絕不會受其威脅，更不能動搖我們為了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而革命的堅強信心。我們大家更應該記住總理在民國八年雙十節所昭示的：「民國由革命而來，則凡今日承認民國者，必當服膺於革命主義，黽勉力行，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國家，以貽我中華民族子孫萬年之業」。我們今日在反共革命時期中，更應該三復斯言。
    我們瞭解這三項意義，就可看清「革命」與「民主」並不是互相排斥，或互相對立的兩個觀念或兩個制度。沒有本黨領導國民革命，就無從產生中華民國；沒有本黨堅持國民革命，亦就無法保存今日的中華民國，更沒有今日的民主憲政，那麼反攻復國的任務，亦更無從談起。我們今日在臺灣，如不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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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反攻復國為第一任務，則所謂民主自由以及憲政制度，乃徒供共匪乘虛滲透，以資其顛覆國家與篡劫政府的工具而已。

    四、八全大會交給我們的任務與反動派破壞我國革命反攻準備的事實

    前面已經說明了「革命民主政黨」的三項意義，亦就可明瞭革命民主政黨的性質所在。現在還要說明本黨應怎樣遵循八全大會所決定的方針，完成其反攻復國的使命。
    去年雙十節我們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正是蘇俄帝國主義放射他第一顆人造衛星之後，宣佈他的洲際飛彈試驗成功的時候。接著他們就在莫斯科除了舉行其「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之外，又召開他們世界共產黨大會和鐵幕後面十二國共產黨會議。我們當時亦曾預想俄共總會在其紀念會以前，製造幾件驚人的動作，以施展他對自由世界新的政治攻勢，來重振其共產國際組織，克服所謂「國家共產主義」在共產集團內部所造成的危機。但是料不到他居然能發射人造衛星，作這種科學上的示威，竟使自由世界發生這樣新的恐怖。
    我們知道，全球的核子戰爭雖不至輕易爆發，而世界大戰在不久的將來，是決難避免的。我們估計國際局部戰爭，在東方，在中東，隨時可以發生。我們看得清楚，國際共黨對自由世界各國的政治滲透，乃至武裝顛覆必將加強進行。同時我們更可確信共產主義鐵幕後面，一般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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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革命運動，不是極權專制暴力所能消滅，且將愈遭迫害而愈益發展。所以我們八全大會必要在這一世界局勢轉紐的時機開會，對於我們反攻復國與革命建國的路線，重新能作一個正確的決定。

    八全大會決定了些什麼呢？大會對於黨的組織，要求其更趨民主，同時亦更要求加強其革命的、戰鬥的精神。我們可以說，大會修訂的黨章，把革命民主政黨的組織原則和方式，表現得更是明確了。但是我們革命民主政黨在這一階段內的中心任務，及其所決定的基本戰略，而為我全黨黨員所應一致實踐和共同努力的，就是我們駐臺國軍反攻大陸，與大陸反共革命抗暴運動的內外策應，協力發動，來達成反攻復國的目的。這是八全大會對本黨定下的惟一明確的路線，亦是今後國民革命惟一成功的道路。今日我們沒有別的疑問，祗問本黨的革命精神、組織、紀律和行動，以及一般黨員，特別是我們從政同志和一般幹部的意識信念和決心，是不是能夠共同負責，一致興起，來領導全國民眾，完成這一艱險而偉大的任務？
    現在我要將國際上對我們反攻復國的觀念再向大家報告一下。當我們在三十九年由大陸撤退來臺之初，國際上有些人看我們反攻復國是一個幻想，絕無可能的事。一直到民國四十五年秋季，自匈牙利革命發生之後，國際人士對我們反攻大陸的觀念，方有改變，以為只要大陸上能有像匈牙利一樣反共革命的行動發生，那我們乘機反攻是很有希望的。後來過了半年，即在去年五、六月間，大陸匪區一般知識分子反共的言論，和北平武漢各地學生青年反共的行動，復使國際觀念大為改變；而其視線，乃就集中於我們政府對大陸將要採取怎樣的行動，他們更與從前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很奇怪的，就是國際上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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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改變其對我們的觀念時，而我們本黨同志對於大陸上這樣如火如荼的反共革命運動，反而看得非常淡漠，似乎是於大家並無重大關涉的樣子。而且其注意力反而集中對內，他們的言論行動，幾乎專向其自己的黨部和政府，來發揮其民主權威，爭取其自由的行動，其勢洶洶，誓不兩立。而對於其對岸大陸不共戴天之仇的報復任務和反攻復國的目標，澹然若忘，甚至發表其反攻無望的謬論，無異替匪諜對我們來進行他心戰工作，不恤重演三十九年以前慘敗的悲劇。這豈是我們今日在臺同志，所應有的言行，及其所應取的態度麼？

    大家應知大陸同胞和我們同志們，正在不顧生死，前仆後繼的這樣對匪作猛烈的鬥爭，而共匪殘忍的報復，又是一百五十萬知識青年的「洗腦」，和三百萬公教人員的「下放」。這一著自將使這廣大的反共勢力，更在廣大的農村里面，遍撒革命的火種。像這樣的大規模的大事件，正在匪區裏一步一步進行著，而我們在臺灣的民主人士和若干黨員，竟不能發生一點同仇敵愾的意志，激起一點報仇雪恥的情緒；這也就難怪八全大會的決議與宣言，值不得其注意，更遑論其負責實踐了。
    我們對於臺灣基地軍事的反攻，與大陸上反共革命的運動，當然要努力造成其主觀與客觀應備的條件，講求其策動的方法與發動的時機。但是這反攻與革命兩種行動的性能是有分別的。反攻軍事行動要有充分準備，要有勝利的公算，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反之，革命運動不是僅靠物力的充實，而是要精神的團結，亦不是專靠強大的武力，而是要靠堅決的信心。所以我們臺灣對大陸的反攻與在大陸上革命的結合，乃是全民族的物質與精神、軍事與政治、武力與人心的集中，而必須以革命民主政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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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織的中心。我們可以說要促成反共革命的一切應備的條件，乃是要以革命的組織與反共的信心為基礎；再以主動的精神，配合國內國外的形勢來創造反攻時機。因之反攻與革命的配合方法，應以軍事、政治與群眾反共運動以及黨的革命組織，為其反攻復國的要務。黨外人士以及一部分黨員往往批評我們的反共鬥爭，以組織對組織的方法，認為是以共產黨對共產黨一樣，這個批評是絕對幼稚而錯誤的。當茲科學時代，不但是革命工作，就是普通的事業，亦不能不靠組織來取得發展和成功的。何況共匪有其特殊的組織和殘忍的紀律，若我們對他鬥爭，徒以一盤散沙，各自為戰，那麼無異以烏合之眾，來同節制之師對戰，亦就不待接戰而已知其絕無倖勝之理。這是有組織與無組織之分，誰勝誰敗，無待多言。不過我們反共鬥爭的組織，乃是革命和民主組織，來對共匪極權的暴力的組織，其組織的性質乃是完全不同的。這是大家對我們反共革命組織，應該要有澈底認識，不可聽共黨同路人反宣傳，來解除我們自己組織的武裝，使你束手就擒，來達到他不戰而誘降的目的。
    我不擬在此地與各位同志詳細研究反攻與革命配合的方法。我要喚起各位同志認識敵人破壞我們反攻與革命配合的方法。今日有些黨員，不僅不認識敵人破壞我們革命與反攻的方法，甚至直接間接充任敵人破壞我們革命與反攻的工具，而自以為他是民主自由的鬥士。像這種黨員，與其說是可痛，不如說是可悲。
    在過去對匪三十餘年的長期鬥爭中，本黨從重重恥辱和無數痛苦的經驗裏，得到很多寶貴的教訓。而且共匪及其國際同路人今日對付我們政府和本黨的一些鬥爭方法，並無多大新的變更，亦不過如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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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製造矛盾，從事分化等方式，使我們自啟內訌無形潰敗而已。他們這些老方法，都是我們在過去多年間所曾經承受過的教訓。而且這些自稱為民主自由的鬥士們，並不是新的黨員，其中且有二、三十年黨齡，而具有對匪鬥爭經驗的，亦不在少數。當然他們在今日，仍自稱其是反共的，他亦不信仰共產主義，更不是匪黨的黨徒；他有自己的信仰，而且一腔熱忱為了他自己的信仰，來和他自己的黨進行鬥爭。但是可惜他的信仰，在實質上，乃是三十多年來，俄共及其中共匪徒所利用的政治心理滲透戰的口號和公式。我不責備黨外任何人士反對本黨。我所痛心的，只是本黨的黨員，尤其是中央五院的黨員，也隨聲附和，竟把敵人侵略我們國家，滅亡我們民族，奴役我們的同胞，污辱我們本黨，破壞我們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舊口號和舊公式，當做他自己的新思想和新信仰，趾高氣揚，以反黨為自由，以脫黨為民主。這在抗戰勝利結束之後，民國三十八年以前，還可說是他們沒有受過共匪欺騙的經驗，不知道其悲慘的後果，乃不足為怪。但今天是在大陸淪陷之後，又經過了八年艱險困阨，忍受了無窮恥辱苦痛的反共鬥爭，而再要演成大陸上這種現象，這就不能不認為可痛和可悲了。

    像這種可痛的事情，窮究到底，還是由於共產主義在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和作風上散佈的流毒太深刻，及其所使用的方法與手段太巧妙了。從民國九年中共匪黨建立組織以來，除了民國十六年到二十三年那一階段，他揭開了共產主義與蘇維埃的本來面目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偽裝民主，假借自由，來欺騙社會大眾，分化本黨組織，破壞我們的國民革命。到了民國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之間，他那「民主自由」的整套手段，很巧妙很純熟的全面施展出來；雖然他這整套手段是孤立本黨分化本黨，顛覆我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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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取我們國家的政治陰謀，可是他的巧妙手法，蒙蔽了這些是非不分、利害不明的民主人士的眼睛，亦眩惑了本黨一些敵我不分，順逆莫辨的黨員，甚至投降靠攏而恬然不以為恥。到了民國三十九年，整個中國大陸關進鐵幕之後，共匪這一整套民主鬥爭方式已經失去了使用價值，而轉入一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新階段了；但是他這一條舊路，仍然留在本黨內外曾受蒙蔽和眩惑的人們的思想和作風上。這些人們也許是虔心誠意追求民主自由，也許要保持其所謂「獨立自主」的精神，對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始終處於敵對或中立旁觀的地位。這種態度，如果他不是本黨的黨員，我們並不為怪；即使他反對我們本黨，或不與我們合作，只要其居心純正，用心無他，和反共立場堅定的，我們自然是還要諒解他，對於其學術地位與政治品格，更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但是其中亦有若干投機政客，他所有的思想，所用的手段及其所取的方式，總還脫不了過去在大陸所謂「政治協商」、「國共和談」與「聯合政府」的範圍。
    說到此地，我不能不將這幾年以來，共匪對本黨鬥爭所進行的陰謀，以及他對一般民主人士統一戰線的方法及其心理作戰的效用略加說明。
    最近三年以來，共匪自認其挑撥中美的陰謀已經無效，故其自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之間，轉而企圖策進「國共和談」的老調，總想引誘本黨重入他「和平共存」的圈套。我在這裏要插入一句與本文不甚相干的話，提起大家注意。就是共匪這一和平攻勢，雖不能動搖本黨反共革命的基礎，卻在海外一般民主人士的中間，發生了相當的作用。前年十一月，共匪忽然大規模紀念 國父的誕辰，重新高唱「新民主主義」來附會三民主義。去年年初，又發動其「大鳴大放」，好像匪區裏面已有其民主自由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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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了解共匪這一舉動，在表面上他製造這樣民主自由的氣氛，似乎是只企圖引誘本黨重蹈他「和談」的陷阱，而實際上他仍然要招致鐵幕外面一般民主人士，為他作架橋的工具。而其最大的鼓勵，就是使他們重溫其「政治協商」和「聯合政府」的舊夢。當然本黨洞燭其這套奸計，只有一笑置之，毫不予以理睬。但海外一部分民主人士果因此引起了特殊興趣，反在側面為共匪竭力推動「國共和談」，而且對我們提出其「積極」的建議，認為我們對共匪置之不理，殊為失策。我乃警告他們說：反共救國是我們惟一的共同目標，我們不可違背這個原則，而反走上救共亡國的方面。這是我對他們很誠懇的一個反響，不料這一點就引起了他們不快的心理，竟表示其與我們「不合作」的態度。
    自從我去年六月「蘇俄在中國」著作出版以後，同時由「中央社」聲明這一著作出版，乃無異對共匪數年來無恥「和謠」的一個總答覆，至此共匪的「和謠」乃澈底粉碎，不得不自認其此一奸計已完全失敗。所以去年六月以後，共匪亦就改變其「大放大鳴」的號召，轉而發動其「反右派」的鬥爭了。雖然如此，他對於海外的民主人士，還是施展其積極滲透，並策動其在臺灣提出「反對黨」的號召。這當然又是共匪往日「民主同盟」的慣技，亦就是他「統戰」的基本戰術，至少可使反共心理發生了影響。萬不料這些民主人士乃會重蹈其過去覆轍，而毫不醒悟，這豈不可歎？
    由於民主人士積極推動這一幕「國共和談」一舉來看，又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這些民主人士當時所主張召開「反共救國會議」的用意，實令人發生一種疑慮。這種疑慮或許是多餘的，也不一定正確，但我們對於其為匪推動「和談」運動無法不抱杞憂。後果所及，必將動搖我們反共復國的國策，故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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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將昔日「國共和談」的後果，及其共匪今日所要策動「國共和談」的內容予以澈底揭破。他們的內容是什麼？第一步就是要以「反共救國會議」為其契機，而成立其變相的「政治協商會議」；這個變相「協商會議」的結果，最後勢非要約共匪參加在內不可。第二步就是以這變相的「協商會議」的方式，來組織其「聯合政府」；而最後一步亦就必然要毀棄今日中華民國憲法，取消今日民主憲政，而將我們今日在臺這惟一的反攻復國基地與全部軍民斷送給共匪，以實現共匪所謂「人民共和國」來統治全國的幻夢。這種亡國滅種的陰謀，如果得以實現，豈不啻陷害我們整個黨國於萬劫不復之境！
    不過我以為這種後果，並非現在這些民主人士預想所及的，更不是過去希望召開反共救國會議的一般純潔心理所想像得到的，但是這的確是共匪三年來，對海外人士所策動的統戰工作中，最主要的一個陰謀。因為這是我們本黨反共革命的成敗關頭，所以不能不向這些醉心於「和談」「協商」的民主人士提出嚴正的警告。但是我們對於聯合政府的態度，是有其既定政策，並不是一概拒絕的。我們所反對的，乃是反對他以「反共救國會議」為契機，以「政治協商」為條件，而實現其「國共和談」與「聯合政府」的陰謀。這樣他們所組成的聯合政府，自然就是共黨所謂各黨派「互相監督」「永久合作」「和平共存」的「聯合政府」，我們對於這共黨參加在內的捷克波蘭式的聯合政府，那就絕無協商的餘地了。只要其不是共匪及其同路人所參加的聯合政府，那是十年以來我們在南京就早已實現了的，而且今日政府仍是保持這個性質。因此只要大家誠信相孚，堅決反共，不受共匪任何影響的各黨人士，我們仍是歡迎其參加政府，而決不拒絕的。這是最近三年來本黨對共匪作生死存亡鬥爭，和對黨外人士抒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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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經過的實際情形，特向各位同志提出報告，希望本黨同志今後對黨外人士所謂「民主自由」的一般觀念，與共匪所謂「國共和談」的主要陰謀及其失敗的經過概要，能夠有一個切實了解。

     五、黨員重新登記的意義與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