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改變其對我們的觀念時，而我們本黨同志對於大陸上這樣如火如荼的反共革命運動，反而看得非常淡漠，似乎是於大家並無重大關涉的樣子。而且其注意力反而集中對內，他們的言論行動，幾乎專向其自己的黨部和政府，來發揮其民主權威，爭取其自由的行動，其勢洶洶，誓不兩立。而對於其對岸大陸不共戴天之仇的報復任務和反攻復國的目標，澹然若忘，甚至發表其反攻無望的謬論，無異替匪諜對我們來進行他心戰工作，不恤重演三十九年以前慘敗的悲劇。這豈是我們今日在臺同志，所應有的言行，及其所應取的態度麼？

    大家應知大陸同胞和我們同志們，正在不顧生死，前仆後繼的這樣對匪作猛烈的鬥爭，而共匪殘忍的報復，又是一百五十萬知識青年的「洗腦」，和三百萬公教人員的「下放」。這一著自將使這廣大的反共勢力，更在廣大的農村里面，遍撒革命的火種。像這樣的大規模的大事件，正在匪區裏一步一步進行著，而我們在臺灣的民主人士和若干黨員，竟不能發生一點同仇敵愾的意志，激起一點報仇雪恥的情緒；這也就難怪八全大會的決議與宣言，值不得其注意，更遑論其負責實踐了。
    我們對於臺灣基地軍事的反攻，與大陸上反共革命的運動，當然要努力造成其主觀與客觀應備的條件，講求其策動的方法與發動的時機。但是這反攻與革命兩種行動的性能是有分別的。反攻軍事行動要有充分準備，要有勝利的公算，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反之，革命運動不是僅靠物力的充實，而是要精神的團結，亦不是專靠強大的武力，而是要靠堅決的信心。所以我們臺灣對大陸的反攻與在大陸上革命的結合，乃是全民族的物質與精神、軍事與政治、武力與人心的集中，而必須以革命民主政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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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織的中心。我們可以說要促成反共革命的一切應備的條件，乃是要以革命的組織與反共的信心為基礎；再以主動的精神，配合國內國外的形勢來創造反攻時機。因之反攻與革命的配合方法，應以軍事、政治與群眾反共運動以及黨的革命組織，為其反攻復國的要務。黨外人士以及一部分黨員往往批評我們的反共鬥爭，以組織對組織的方法，認為是以共產黨對共產黨一樣，這個批評是絕對幼稚而錯誤的。當茲科學時代，不但是革命工作，就是普通的事業，亦不能不靠組織來取得發展和成功的。何況共匪有其特殊的組織和殘忍的紀律，若我們對他鬥爭，徒以一盤散沙，各自為戰，那麼無異以烏合之眾，來同節制之師對戰，亦就不待接戰而已知其絕無倖勝之理。這是有組織與無組織之分，誰勝誰敗，無待多言。不過我們反共鬥爭的組織，乃是革命和民主組織，來對共匪極權的暴力的組織，其組織的性質乃是完全不同的。這是大家對我們反共革命組織，應該要有澈底認識，不可聽共黨同路人反宣傳，來解除我們自己組織的武裝，使你束手就擒，來達到他不戰而誘降的目的。
    我不擬在此地與各位同志詳細研究反攻與革命配合的方法。我要喚起各位同志認識敵人破壞我們反攻與革命配合的方法。今日有些黨員，不僅不認識敵人破壞我們革命與反攻的方法，甚至直接間接充任敵人破壞我們革命與反攻的工具，而自以為他是民主自由的鬥士。像這種黨員，與其說是可痛，不如說是可悲。
    在過去對匪三十餘年的長期鬥爭中，本黨從重重恥辱和無數痛苦的經驗裏，得到很多寶貴的教訓。而且共匪及其國際同路人今日對付我們政府和本黨的一些鬥爭方法，並無多大新的變更，亦不過如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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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製造矛盾，從事分化等方式，使我們自啟內訌無形潰敗而已。他們這些老方法，都是我們在過去多年間所曾經承受過的教訓。而且這些自稱為民主自由的鬥士們，並不是新的黨員，其中且有二、三十年黨齡，而具有對匪鬥爭經驗的，亦不在少數。當然他們在今日，仍自稱其是反共的，他亦不信仰共產主義，更不是匪黨的黨徒；他有自己的信仰，而且一腔熱忱為了他自己的信仰，來和他自己的黨進行鬥爭。但是可惜他的信仰，在實質上，乃是三十多年來，俄共及其中共匪徒所利用的政治心理滲透戰的口號和公式。我不責備黨外任何人士反對本黨。我所痛心的，只是本黨的黨員，尤其是中央五院的黨員，也隨聲附和，竟把敵人侵略我們國家，滅亡我們民族，奴役我們的同胞，污辱我們本黨，破壞我們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舊口號和舊公式，當做他自己的新思想和新信仰，趾高氣揚，以反黨為自由，以脫黨為民主。這在抗戰勝利結束之後，民國三十八年以前，還可說是他們沒有受過共匪欺騙的經驗，不知道其悲慘的後果，乃不足為怪。但今天是在大陸淪陷之後，又經過了八年艱險困阨，忍受了無窮恥辱苦痛的反共鬥爭，而再要演成大陸上這種現象，這就不能不認為可痛和可悲了。

    像這種可痛的事情，窮究到底，還是由於共產主義在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和作風上散佈的流毒太深刻，及其所使用的方法與手段太巧妙了。從民國九年中共匪黨建立組織以來，除了民國十六年到二十三年那一階段，他揭開了共產主義與蘇維埃的本來面目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偽裝民主，假借自由，來欺騙社會大眾，分化本黨組織，破壞我們的國民革命。到了民國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之間，他那「民主自由」的整套手段，很巧妙很純熟的全面施展出來；雖然他這整套手段是孤立本黨分化本黨，顛覆我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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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取我們國家的政治陰謀，可是他的巧妙手法，蒙蔽了這些是非不分、利害不明的民主人士的眼睛，亦眩惑了本黨一些敵我不分，順逆莫辨的黨員，甚至投降靠攏而恬然不以為恥。到了民國三十九年，整個中國大陸關進鐵幕之後，共匪這一整套民主鬥爭方式已經失去了使用價值，而轉入一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新階段了；但是他這一條舊路，仍然留在本黨內外曾受蒙蔽和眩惑的人們的思想和作風上。這些人們也許是虔心誠意追求民主自由，也許要保持其所謂「獨立自主」的精神，對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始終處於敵對或中立旁觀的地位。這種態度，如果他不是本黨的黨員，我們並不為怪；即使他反對我們本黨，或不與我們合作，只要其居心純正，用心無他，和反共立場堅定的，我們自然是還要諒解他，對於其學術地位與政治品格，更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但是其中亦有若干投機政客，他所有的思想，所用的手段及其所取的方式，總還脫不了過去在大陸所謂「政治協商」、「國共和談」與「聯合政府」的範圍。
    說到此地，我不能不將這幾年以來，共匪對本黨鬥爭所進行的陰謀，以及他對一般民主人士統一戰線的方法及其心理作戰的效用略加說明。
    最近三年以來，共匪自認其挑撥中美的陰謀已經無效，故其自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之間，轉而企圖策進「國共和談」的老調，總想引誘本黨重入他「和平共存」的圈套。我在這裏要插入一句與本文不甚相干的話，提起大家注意。就是共匪這一和平攻勢，雖不能動搖本黨反共革命的基礎，卻在海外一般民主人士的中間，發生了相當的作用。前年十一月，共匪忽然大規模紀念 國父的誕辰，重新高唱「新民主主義」來附會三民主義。去年年初，又發動其「大鳴大放」，好像匪區裏面已有其民主自由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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