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各方面，亦莫不皆然。只有這樣，大家對國防大計，都具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學習，共同的作法，最後才可望做到「攜手若使一人」的合作無間，以從事總體戰爭的地步。

   （三）構成並發展政治與軍事，政略與戰略統一的和諧的精神

    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常常產生一種政略與戰略各不相容，和政治首領與軍事首領各不相下的現象。原因是政治首領只顧講政略，軍事首領只顧講戰略。政治首領說戰略要尊重政略，軍人應該要聽從政治家的指揮。軍事首領則說，政治家不懂軍事，軍人怎麼能聽從政治家的指揮，如果聽從他們的話，一定要打敗仗；只要政略不牽制戰略，戰爭一定勝利，戰爭勝利了，就一切政略都可以成功。這種兩不相容的一偏之見，以二次大戰期中日本軍人干政，和德國政治首領盲目指揮軍事，為最顯著的例子。以往日本軍人，認為政略應該隨戰略以為轉移，不顧政治影響如何，一味以武力侵霸為主，所以結果要遭受那樣嚴重的慘敗。相反的，像德國的希特勒，則是以政治首領的地位，卻要「強不知以為知」的指揮作戰，遂致造成不可挽回的軍事上的錯誤，而卒遭整個覆敗。體認了這種教訓，即可知在現代國防思想中——特別是在總體戰爭中，非樹立一個足以協調政治軍事的矛盾，統一政略戰略的關係的共通精神規範不可。並當依此規範，在理論上、學術上、方法上、習性上、使之逐漸體察習行，然後才能在其觀念中，塑造一個合理的概念，而不至於再執其所偏、矜其所能了！但我以為這個共通的精神規範的形成，還必須特別注意以下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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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戰略之決定，當以政治目的為基礎，並以政略原則為依歸。

    二、戰略方面，雖非軍事領袖能夠單獨負責決定，但在戰術方面軍人自有其廣大的活動天地。故政治領袖應力避干涉其軍事上戰術性的行動。
    三、政治領袖，因其須負指導戰爭之責，並須與軍事領袖共同處理戰略問題，故須對於戰爭原則，應有更多的了解，並須對領導戰爭有更多的活力。但對於作戰上，卻應竭力避免事先的和不必要的干涉與限制，這就是所謂「閫以外者，將軍制之」。
    四、戰略的運用，乃為智慧和判斷力的領導；而戰術的基礎，則必須由經驗及其專門的技能磨練得來；故軍事領袖必須從特殊的研究和經驗中，去獲得這種智慧和技能。同時他又必須具有對戰爭熟慮斷行的能力，故不僅應精通他軍事的本行，更要具有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上的一般識力；無論如何，他在戰略的領域中，應具有與政治領袖合作的資格和精神。
    如果能以上面這幾種精義，浹洽於共通規範之中，使大家了然於自己的分際與責任，亦能克盡其範圍以內的責任，且又能克服其本位主義的觀念，那對政治軍事上的主要矛盾，和政略戰略上的主從關係，必能使之和諧圓滿的達成。且亦必能使此後政治和軍事之爭，政略和戰略之爭，消失於無形了。這是國防研究院又一個特性和目的。

    第三、國防研究上幾個中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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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了以上各點之後，大家應該可以明辨了反攻復國的戰爭思想，和我們目前國防意義；也不難判別政治與軍事、政略與戰略之間的關鍵何在了。但我仍以為大家在深入體察研究，遇到精神與物質、計劃與實行、科學與哲學、理論與經驗、戰略與政略等一連串問題的時候，恐仍不免各執一偏，爭議紛紜。現在要特別為大家對上面這幾個中心問題，提供一個看法，作為平衡研究、思維、觀念的準則。

   （一）精神與物資

    國父說：「精神與物質相輔為用……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自予視之，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論到物質與精神，對於戰爭的關係，拿破崙也認為「戰爭成功，四分之三，依於精神要素；依物質而決定者，不過四分之一耳。」而法國的杜匹克則更加重對於精神效用的強調，他說「在戰鬥中，即使有兩種以上的物質兵力參戰，然實際上祗有兩種精神上的兵力在參戰。」但無論如何說法，我們仍然可以確認：一、精神與物質實相輔為用，但此乃為精神乘物質，而非精神加物質；二、精神的效用，大於物質的效用；並惟有精神力，才能擴大物質力之效用，補充物質力之不足。至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很明白的，物質的作用，在能為精神之憑藉，此如一刀在手，徒眾震慴，這就是精神憑藉物質所發生的功效。精神的作用，則在能以極少量的物質，甚至於僅有牙齒和拳頭，亦能發揮其使敵人懾服的威力，所謂「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就是精神力所產生的最大作用。所以徒恃物質者為懦夫，徒恃精神者亦不過為血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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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耳。但是「精神的效用，大於物質的效用」，絕不是輕視物質力的意思。相反的，在今天反共抗俄戰爭中，乃必須以精神力來發揮物質力，須多算精算，使一物發生二物三物以至於十物的功用。但這種多算精算，不是說必須要有多少倍兵力，多少倍火力，才能壓制多少敵人的說法；而乃是要以最小量的兵力與火力，憑藉精神力的高度發揮，來對付強敵以獲得殲滅戰和消耗戰的效果。此外，則是更要大家能運用諸種手段，在戰場前面，迅速擴大自己的物力圈，和精神圈，並使自己的兵力，由小轉大，由寡轉眾，由弱轉強，而迫使敵人的物質力分散消失，敵人的精神力崩潰就殲。

   （二）計畫與實行

    古人認為「戰者戰計，爭者爭謀，舍計謀而鬥力，則斯下矣。」又認為「以力勝者愚，以謀勝者智，以血勝者下，以略勝者上。」所以研究作戰以計劃為最要著。但計劃與實行間的步調，往往不容易齊一協調，有時計劃自計劃，而實行自實行，馴至計劃脫離了實行，實行違反了計劃。這道理自然是計劃缺乏可行性與應變性，而行動方面亦往往無視於計劃之貫徹，其結果則只有「打糊塗仗」的一途了。揭喧子說「行計務實施，立謀慮中變」，又說「兵必活而後動，計必活而後行」。由此可以了解計劃必富有「彈性」和「應變性」，然後乃能從預為「利害、險易、突變」的想定中，把握其循環無端的機勢，則其所為計劃，縱遇任何突變和逆轉情況，亦必能實行了。此外，還有一個應該注意的要領，就是拿破侖說的「計劃不可僅依我軍之單一理想，必須預測敵人所能為之一切手段，並制定打破其各種手段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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