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接近中國西北邊境的俄羅斯帝國內部發生了革命。在俄國革命過程中，列寧領導布爾雪維克政變的成功，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標榜，馬克斯共產主義的號召，使世界為之震驚。

　　大戰結束之後，西歐列強都轉向中國，企圖恢復他們的特權。蘇維埃俄國卻單獨對中國作友好的表示。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釆林（Ｇ?Ｖ?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對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提出報告，說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Ｌｅｏ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簽署的宣言，就是根據齊釆林這個報告。其中有一段說：「蘇維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補償，而交還中東鐵路，以及一切採礦權、伐木、開採金礦、及其它為沙皇政府、俄國軍人、商人和資本家從中國取得的權利。」

　　這是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東方最先嘗試的第一次笑臉外交。他這個笑臉外交所發表的宣言，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偉大的宣言。他這一個宣言真是使中國全體國民感覺俄國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制滅亡，和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立。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蘇維埃俄國是首先自動撤廢了，故其對中國影響之大，而其所收穫之富，亦是史無前例的。但在實際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三月才到達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才派越飛（ＡｄｏｌｆＪｏｆｆｅ）來和北京政府談判。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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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派加拉罕來繼續談判。他們在談判中間，屢次食言翻案，最顯著的一著，就是否認宣言中關於中東鐵路無償交還中國的一段。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才得簽訂。

　　這一長期談判所達到的中俄條約，從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就是蘇俄與我國「和平共存」黑字寫在白紙上的第一個根據。

　　第四節　共產國際製造中國支部

　　莫斯科的對華外交計劃是兩面的。在一方面，蘇維埃政府的外交部，與北京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到中國來組織其中國支部之中國共產黨。蘇俄對中國的交涉，雖極盡其反覆之能事，但是中國國民心理從蘇俄笑臉外交所得的印象，卻被共產國際利用，來推銷他共產主義，製造中國共產黨。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春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長胡定斯基（即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到中國來，與李大釗及陳獨秀等籌備中國共產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莫斯科再派荷蘭人馬林（Ｍａｒｉｎｇ又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來參加指導。這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者侵華工具中共匪黨的起源。在當時，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結合，接受馬克斯的教條，具有親俄的感情，向勞工運動發展其組織。但是莫斯科並不聽任中共自然發展，還要繼續加工，揉造其為陰謀暴動的間諜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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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中共的「聯合戰線」

　　早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寧亡命在布魯塞爾。當時社會主義的「人民報」發表我們　國父孫先生宣示「中國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國目標之論文。列寧乃在「火星報」發表其「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論文，把國民革命比之於俄國民粹主義，並且說這是「亞洲的資產階級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到了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七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訂定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其第八條指使各國共黨「從殖民地驅逐帝國主義」，並且「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煽動其武裝部隊，反對其對殖民地的壓迫」。同時，列寧在大會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規定了共黨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策略。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更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目標。

　　民國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中國國民黨組織聯合戰線。在他的宣言裡，有如下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為工人與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裡，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品。……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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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的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說，中共目前與國民黨合作，組成聯合戰線，並且使他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但是中共必須保持獨立組織，不做國民黨的附屬品，並且防制國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中，以「農民革命」來造成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注）列寧「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選集（英文本）第四冊，三○七頁。

　　第六節　國父聯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為了進行這一秘密計劃，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馬林特到桂林謁見　國父，提出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合作的建議。

　　馬林為了取得　國父的同意，向　國父陳述蘇俄並不實行共產主義，而改取新經濟政策。當時國父致廖仲愷等的電報說道：「俄國經濟狀況，尚未具實行共產的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劃，相差無幾，至為欣慰。」

　　到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　國父離粵赴滬。十二月，越飛到上海謁見　國父，商談中俄兩黨合作問題。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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