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個時期

　　（民國二十一至三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在廣州的制共定亂，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黨，對中共顛覆本黨，假借國民革命來赤化中國之陰謀與暴行，予以致命的打擊。中共此後的蘇維埃路線，至民國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窮的絕境。於是他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指使之下，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採取中立戰術，先求政治解圍，再圖武裝發展，使其死灰得以復燃，更企圖在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以散播失敗主義來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達到莫斯科獨佔中國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對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號，及其對民主各國所用的政治攻勢和中立戰術，都是以民國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共對我國民政府所用的方法為藍圖，因此我認為這一段歷史事實，在今日尤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第二節　中東路事變與李立三路線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正是斯大林於擊敗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轉向布哈林「右派」鬥爭。為了進攻「右派」，斯大林的政策轉向左傾。在他這左傾的動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繼續其過去已告失敗的暴動政策，並且更加激化。大會決議案以「推翻國民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府」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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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路線」的根據。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軍隊侵入我東北之滿洲裡與海拉爾，壓迫東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伯力協定。蘇俄承襲帝俄時代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對中共加緊鞭策，要他們承認「革命高潮是到來了」，要他們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奪取幾個政治和工業的中心」，「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匪區內部也倣傚俄共，其政治組織叫做蘇維埃，其土地政策由農民平分土地轉向農奴式的「集體農場」。十九年（一九三○年）七月

　　二十八日，匪軍乘我們中央討伐西北叛軍的時機，乃侵入長沙，並企圖進攻武漢。莫斯科共產國際興高釆烈，炫耀其「工農兵聯合行動的勝利」。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匪軍被我們當地的部隊進剿不支，乃於八月三日從長沙潰退，同時他進攻武漢的企圖也化為烏有了。

　　李立三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勝利了，那就是斯大林的成就。現在是失敗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惡。於是這年九月以後，中共的黨乃轉入米夫（ＰａｖｅｌＭｉｆ）所領導的留俄的國際派之手。

　　第三節　從城市暴動到農村暴動

　　民國十六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指導者紐曼，亦名紐堡，乃是蘇俄的暴動專家。中共在當時的南昌暴動、汕頭暴動和廣州暴動，都是採用他俄共暴動的理論和方式來實施的。十七年以後，紐堡的「武裝暴動」（ＡＮｅｕｂｅｒｇ，ＴｈｅＡｒｍｅｄＵｐｒｉｓｉｎｇ）乃成為中共的城市暴動和農村暴動的教程。從我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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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獲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各地組織「行動委員會」煽動群眾、實行武裝暴動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據這個教程為其組織與行動的準則。

　　當時共匪對於城市，組織「赤色工會」為工人的基本組織。一方面在總工會之下，組織各種產業「同盟罷工行動委員會」，發動總同盟的政治罷工；另一方面，組織赤色先鋒隊，使其黨員受軍事訓練，準備武裝暴動。對於農村，倣傚蘇俄的貧農團（Ｋｏｍｂｙｅｄ），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當地團隊武裝，以武裝其匪黨農民隊伍，實行「農民協會專政」。然後由其所謂「工農軍事委員會」糾合城市與農村的武裝暴力，組織「工農革命軍」，來「爭取數省或一省的首先勝利」。

　　但是共匪學會了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了中國舊時流寇式的暴動方法。據共匪自己的軍事訓練教材「中國紅軍發展小史」，說明民國十六年間共軍流寇化的起源，是這樣的：

　　「井崗山是湘贛邊區的羅霄山脈。山裡原有兩股土匪，一個叫王佐，一個叫王文才。毛澤東同志的紅軍到了這裡，不能不和他們講統一戰線。」

　　此後共匪所謂「紅軍」的任務，就是殺人、放火、勒索、籌款，和煽惑群眾。而其政治綱領就是「殺地主，分田地，武裝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

　　最初在「李立三路線」之下，共匪還是相信「以城市領導農村」的原則，而其在農村中所製造的武裝暴力，仍以奪取大都市為其最後目標。這個時期，俄共的暴動方式還是占?優勢。到了十九年九月「立三路線」被清算之後，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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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亦成為共匪暴動的主要路線了。

　　不過中國農村是以家族為其基本組織之自治團體。同姓的家族以血統為其紐帶，異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聯繫，即使地主與佃農之間，世代相處，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濃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們這和平的農村中，製造鬥爭，發起暴動，若單是宣傳煽動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發生效力的，所以他們特別要採取打家、劫舍、綁票、撕票，與洗村、裹脅的流寇方式。他們在鄉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來做他的工具，使他們屠洗地主富農，殺害兒童，蹂躪婦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墳坑來活埋自己，以及實施其灌水、炙火、輪姦、剖腹等等殘忍的暴行。就是這樣，他們在群眾中造成了恐怖的環境，而其在地主與佃戶間，更製造其仇恨的心理。並在他們放火焚燒地主富農的家宅時，一面引起貧民的搶劫，製造貧富間的鬥爭；同時一面又延燒貧民的家宅，強逼他們離鄉別井，跟著其匪軍，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們要在農村家庭間，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間的鬥爭，使他的黨團在群眾中得以發展組織，而確立其控制。所以對其青年兩性生活的放蕩，特別鼓勵；所謂打倒廉恥、撲滅道德的口號，更是共匪誘惑他們破壞家庭，毀滅倫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軍每當侵入一個鄉鎮之時，他就肆行其燒殺劫掠，煽動其清算鬥爭，到了他從這一鄉鎮撤退之時，當地的壯丁被其裹脅以去，而殘存的老弱婦孺，仍受其地下組織的控制和監視，不敢與國軍交談，更不敢與國軍合作。

　　特別是其共匪所盤據的地區，他對於民眾的控制與消息的封鎖，乃是以原始的野蠻手段和現代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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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混合使用，來發揮其暴行的效用。至於他們所使用的方法，總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發生心理的變態和生理的畸形，為惟一的手段。他們這樣的刑具，據當時各地民眾向我政府所控訴的，乃有七十二種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詳舉這種惡毒穢褻，殘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刑具名稱及使用的殘酷方法。這是他們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其在各省匪區製造暴動，以及今日大陸上，在各鄉鎮中控制民眾的情景，自始至終，還是有加無已的在那裡實施。我們在這一點上，認為中共匪徒對民眾殘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只是毫無遜色，而且可說其是青出於藍，變本加厲的了。

　　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國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兩次集中兵力，圍剿湘贛山區的匪軍，都沒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無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瀋陽。於是國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調剿匪的部隊北上佈防；另一方面，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東北的機會，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動學生，集合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國民政府譭謗侮蔑，無所不至。同時更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挑撥離間，造成「非蔣下野，無法對日」的局勢，使我不能不於當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黨匪軍重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此後中共匪軍的活動，就是對準這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著著進展，無異是其雙方對國民政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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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夾擊，互相策應。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二十萬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國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佈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劃，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三省匪軍著手。十一月，國民革命軍擊潰了豫鄂皖邊區，徐向前匪部西竄川北。同時鄂西洪湖賀龍匪部亦敗竄鶴峰。但是正在國民革命軍決勝的關頭，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又侵入了榆關；三月，長城之戰繼起。國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調大軍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圍剿計劃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長城之役停戰以後，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議，訂定第五次圍剿計劃，對江西匪區，采「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正當剿匪??勝利的時候，共匪乃策動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琛等的叛變，在福州組織所謂「人民政府」。但是事變不到一月，迅歸平定，剿匪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山嶽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里，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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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贛南的所謂蘇區，外受國民革命軍的壓迫和封鎖，步步緊縮其包圍圈，而其內部農業的集體化又造成農業生產的衰落，和農業人口的減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竄與崩潰的一條路了。

　　第五節　匪軍的西竄

　　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期，共匪奉行其共產國際命令，作成決議，認定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企圖進攻長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這種軍事冒險主義究竟能否成功，俄共與中共內部屢起爭執。莫斯科派羅明納茲再度來到中國，視察匪區。羅明納茲回俄後的報告，認為中共的蘇維埃路線必歸失敗，主張中共放棄瑞金，西走四川，作長期鬥爭的打算。斯大林對他的建議沒有採納。到了二十三年，在我國民革命軍圍剿之下，八個游擊區完全瓦解，殘餘匪軍不能不化整為零，突圍流竄。於是莫斯科共產國際過去在其六次大會指使中共的武裝暴動、蘇維埃組織、「土地革命」、對中國整個的赤化計劃，至此乃告一結束。

　　徐向前部竄入川北，企圖入陝，我國民革命軍迎頭截擊，並由軍事委員會參謀團聯絡川中各軍，督率會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澤東部亦由贛南竄到貴州，企圖偷襲貴陽不成之後，潛渡大渡河，與徐向前部會合於懋功松潘一帶，兩路殘匪在毛兒蓋會議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轉入雲南。毛澤東彭德懷率部北上，展轉流竄，轉入陝北，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與高崗的老巢。其所殘餘部隊共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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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五千之數，在軍事上實已不成問題了。

　　第六節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勢

　　民國十八年蘇俄侵略者的滿洲裡事變，與二十年日本軍閥的九一八事變，明白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我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要從日俄兩個鄰國夾攻之中，打開一條血路前進。中東路事件雖以「地方事件」而暫告解決，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裝暴動策應日閥的侵略行為，仍然是這兩面夾擊的變形。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安內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謀抗日。這一決策的堅持不變，就是第五次圍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軍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圍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竄。他到了軍事已走到絕境的時候，乃假借「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口號，求作政治的解圍。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莫斯科開會。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大會上提出「統一戰線」的報告，對於中國主張建立「廣泛的抗日反帝統一戰線」。這當然是斯大林的決策，也當然成為大會的決議。中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一決議，在斯大林指使之下，執行其「統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新戰術了。

　　這時候，朱毛匪軍轉徙川黔，渺無出路。八月一日，他們從毛兒蓋發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要求組織其所謂「全國人民聯合國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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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為了解救陝北的糧荒，派劉子丹部，偽稱「紅軍抗日的先鋒」，渡河侵入晉西產糧地帶。但匪軍在同蒲路被國軍擊敗，劉子丹就殲。朱毛至此自知無力再作軍事冒險，便不能不向國府乞降，要求「停戰議和」了。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發表「九一八」四週年紀念宣言，以中立的姿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種中立團體在共產國際操縱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國各大城市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立和發展。

　　就華北來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了反對日軍在華北設立「冀察自治區」，遊行示威。這本是愛國運動，卻被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來執行其中立戰術。單在北平天津和華北各省，就有所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三十個以上的團體，出版各種報刊，千篇一律，為共產國際指使的「人民陣線」作宣傳活動，平津華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樣的不能例外。

　　「人民陣線」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開政客式的活動，挑撥地方軍與中央軍的感情，唆使地方軍，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對政府與匪軍，採取中立路線，來破壞政府剿匪安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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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陣線」的作用是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讓共匪得以生存和發展，重整武裝，準備下一次的叛亂進攻；而其所標榜的主張卻是「抗日救國」，更顯然是企圖引起中國抗日全面戰爭，使共匪在抗戰陣營的背後，擴大武裝，乘機坐大，達到其顛覆政府，控制中國的目的。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軍事上兩面作戰的危機。此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閥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接?又製造內蒙自治，製造冀東特區，並且製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國二十三年之秋，發表一本「敵乎？友乎？」的小冊，對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說明日本軍閥如不徹底覺悟悔改，停止其對華侵略，則中日兩國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且一再明白的說：「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但是日本軍閥並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繼續施用壓力，企圖孤立中國，以遂其軍事的侵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在東京發動兵變，威脅其天皇及政府。廣田內閣成立之後，把他們侵華的計劃，綜合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的三原則，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這是我們對日外交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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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斷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兩國復交。二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與李特維諾夫在日內瓦公佈中俄復交。但此後中蘇關係沒有進步，並且蘇俄侵犯我中華民國主權的行為繼續發生。二十四年三月，蘇俄不顧我國抗議，出賣中東鐵路於偽滿洲國。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一種鼓勵。到了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廣田三原則，我認為對蘇交涉應該積極進行。我外交部長張群屢次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談，覓取中蘇共同維護東亞和平的途徑。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協定是公佈了。鮑格莫洛夫企圖阻止我國民政府的抗議，竟到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佈秘密談話相要挾，我政府對於他這一無賴的插曲，置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

　　，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

　　這時候蘇俄的對外活動是兩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緩和國際間對他的防範，故他對外進行?「和平外交」。而他的國際共產黨部卻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對西方各國進行?反戰運動和顛覆工作，他的遠東政策也就是這兩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對中日衝突表現一種中立的姿態，並且對日本力謀妥協；他的共黨對中國則通過其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各種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時發起「聯俄」運動。這是我們對俄關係的一面。

　　然而當時環繞中國的國際形勢，並不是單純的日俄兩國的鬥爭。具體的說：日本要求我們與他「共同防共」，並不是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對付蘇俄。共匪及其外衛團體的聯俄運動，也不是要求中俄兩國聯合對付日本。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要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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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固然各有其獨佔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所以當時如果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廣田三原

　　則，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又或於抗戰發生以後，接受德國的調停，與日本停戰議和，則日本究竟是北進，還是南進，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抗日而聯俄，使中國重蹈十五年廣州的覆轍，則莫斯科究竟是為了獨佔中國而對日作戰，還是挾持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促使日本南進，亦是不可得而知的。總之，當時我們中國無論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禍者總是西方國家。如果這樣，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將要改變一個寫法了。

　　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並破壞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後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並在這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係。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顏惠慶為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

　　第九節　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侵佔蘆溝橋事變發生。中蘇的談判更是加緊進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其主要的條款就是：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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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它一國或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第一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議，致該侵略國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第二條）

　　我中華民國是受侵略國。我國此後與日本的「衝突全部期間」是八年，中蘇協議應該是這八年之內，兩國和平共存的準則。我們且看協議訂立後，莫斯科對於這個協議，實行到如何程度，並且看他這八年間的作為，及其所發生的事實與結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第十節　西安事變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手對蘇交涉，一面亦?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

　　民國二十年，中共特務工作領導人顧順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滬的所有機關和組織，先後被我們完全撲滅。他們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亦整個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贛南匪區，重新組織。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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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且他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它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作最後之核示。

　　在這同一時期，共黨在各省亦開始發動其「和平」宣傳攻勢，而以陝西為其第一目標，並對張學良與楊虎城積極勾結。而且張學良所部的東北軍中，發現其「抗日不剿共」的宣傳品，並有張楊皆與共黨已發生直接關係的情報，所以他們在西安竭力掩護共黨份子及其外衛組織的活動，於是「第三黨」與「救國會」公開作反動宣傳，亦毫無顧忌。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我乃親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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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坐鎮，並準備在年終召集一般將領開會，宣佈中央對剿共與抗日的方針，說明共黨和平攻勢，及其所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號的作用所在，使之不為共黨煽惑。就在這個時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暴力劫持。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楊二逆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瞭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為個人利害，或國家安危，只有立即徹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為晚。」他在這樣情勢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預定的八項條件，只說內容複雜，沒有如我所說的那樣簡單，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盡言。我就斥止他，不許其提任何政治有關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詞，半勸半求的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即親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國民政府亦不理張楊的荒謬要求，立即下令討伐。

　　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他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托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他只願與我同生死。過了三天，到了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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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於無條件的脫險回京。

　　但是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才得完全明瞭。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過當時張學良與共黨直接的接觸，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與張之關係，亦自到了相當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議的楊虎城，其與共黨勾結更深。即如今日在日內瓦代表匪偽與美國詹生大使舉行談話的王炳南，就是當時楊虎城的私人秘書，於此亦可瞭解共黨對此案的策動及其關係為如何了。又因為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秘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守軍還是張的所部）。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報館主筆，亦是我們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張季鸞，來華清池見我，談及陝北共黨勾結東北軍的不穩消息，他認為這恐是共產黨使用反間的一種手段，須加注意。我就對他說：「你是陝北人，關於你家鄉問題，自必格外關切，請問你們在延安的記者，最近有什麼重要消息麼？」他說，謠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這些無稽之談。其它就吞吐其辭，欲說復止，他只說這些謠言，不要說他，自然會止息的。我乃自動的問他說：「你所謂謠言，是否亦聽到了張漢卿與共產黨在延安面商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麼？」他忽現驚駭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他又說，他不相信這個消息會是真的。他且對我分析的說：如其他們果真是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話，那張漢卿必會坦率的報告中央，決不會越過了中央，與共黨私自勾結。所以他認為這個謠言，至少亦是共黨的反間陰謀作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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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近謠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範。我聽到他這番話，更覺此事嚴重了。他乃又繼續的談下去說：目前倒是另有一種情勢，不能不特別注意的。就是西安社會上瀰漫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氣。他此次來西安視察已有十日，感覺這個問題嚴重，比其它一切問題更為緊要。他就問我對於這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如何？我對他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後，既定的方針。但是大家應知共黨的用意，其目的並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謂『一致抗日』，不過是其過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黨真能一致抗目的問題。你們報館主筆，應該將這個意思徹底闡明給一般社會瞭解。」他說可否將你的意思，先告訴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當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級將領開會，來討論這個問題。」後來西安事變發生時候，大公報在西安上空所散發勸告張楊與東北軍的傳單，其大意就是當時我在華清池與張季鸞談話的要領。這是在西安事變約一星期以前的事。現在回憶，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變以前，對張楊進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極少數的共產分子之外，其它如公開作反動宣傳的，並不是共黨，而是其共黨的外衛組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第三黨」與「救國會」以及所謂「學生聯合會」等中立份子。可是這些中立份子，確實不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亦不要他們加入其組織，取得黨籍，只要他們採取中立態度，或以第三黨名義發言就夠了。正因為他們不是共產黨，所以都能夠明目張膽的在西安散播謠諑，煽惑軍民，並對張學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圍挑撥的伎倆，發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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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戰術，時時予張以不斷的刺激，最後張學良卒以其「剿共」與「抗日」的矛盾心理弱點，竟被他們攻心戰術所突破。但張學良並不承認他被共黨所煽動，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復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黨力量來一致抗日。從張學良自述其事變以前的經過，分析他被共匪誘惑生效的原因，並不是共黨有什麼真正伎倆，而其根本還是在我們內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發生動搖，所以他共黨才得乘機而入，針對我們的矛盾與弱點，來盡量擴大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從二十餘歲起，擔當方面軍任務以後，參加內戰，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例如於學忠原系與他對敵作戰的，但由他收編以後，乃成為他忠實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對戰很久的敵人，後來和談後，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對我中央國民革命軍亦曾對抗作戰的敵人，但一旦為了國家的統一，歸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誠的服從中央，完成了統一。因之，他認為與共匪停戰以後，亦必如過去各種內戰情形一

　　樣，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一問題上，雖已成為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盡可為良友。他且說這種錯誤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過去好些將領，犯了這個錯誤的人，亦不在少數。他又接下去說，當時對共黨實無深刻的研究，只認他們所說「停戰抗日」是出於一片愛國的誠意，那裡知道對共黨根本上認識已錯，自然亦就擬於不倫，所以其它一切推斷，亦就大錯而特錯了。

　　最後據張學良又自述其在事變期間的心境，最初發生事變之後二日內，與我數次談話所得的結果，及見我的態度與決心，無法轉移，自知其預定的計劃，已無實現希望，其內部亦發生問題，並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樣容易；而當時特別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討伐的電報，更覺情勢險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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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三日才決心派機接共黨代表來西安，商討合作，參加他們所謂東北軍、西北軍（楊虎城）與共產軍三位一體的軍事委員會。至此西安事變乃就完全變了質，而其中共本身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其外衛組織的中立主義活動，互相策應，乃構成其所謂「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作戰方式，來達到其對張楊所預期的目的。

　　（注）張楊通電所提的八項條件，就是（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七）確實遵　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這八項條件顯然就是當時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號。其實質的意義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軍事，放任共黨及其外衛團體的活動，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召開所謂黨派會議，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政府。

　　第十一節　中共問題的解決——「共赴國難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手收編共軍；其關於黨與政治的問題，由周恩來到南京續行商談，仍以四項原則為根據。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商談的結果，致電本黨三中全會，提出如下的四項原則：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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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本黨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根絕赤禍案」，針對共黨的四項原則，決定四點如下：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製，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兼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它假借名義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它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兼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

　　鬥爭。

　　全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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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我為了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於二十三日發表談話，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我發表這個談話，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它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兆。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大過，卒致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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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

　　第十二節　國府收編投誠的共軍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發佈收編投誠的共軍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三個師，其兵額是二萬人。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長官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

　　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編葉挺項英的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以葉項為副軍長，共轄四個支隊，其兵額是一萬餘人，列入第三戰鬥序列，歸顧長官祝同指揮。

　　以上所述本黨的「根絕赤禍案」，中共的四項諾言，以及共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就是抗戰時期國共「和平共存」的根據。現在我們就拿這些根據，來檢討此後共黨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樣發展和轉變的。

　　第十三節　國民參政會與抗戰建國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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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年七月，長期抗戰決策之初，中央召開牯嶺茶話會，實即為國內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集會。抗日戰事既已開始，中央復邀約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文化界領袖，成立國防參議會，為政府的咨詢機關。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設立國民參政會，由各黨派、各民族、各職業、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組織之。其第一次大會即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這一綱領確定了三民主義為救國建國最高指導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最高統帥的統一領導權。

　　這一綱領確定了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國際和平機構，促進國際合作之外交方針。

　　這一綱領確定了戰時民主制度和戰時政治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的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培養國民道德，維護中國文化的方針。

　　這一綱領更是各黨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據。

　　國民參政會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議會。每當開會時期，政府提出軍事政治報告；如有重大事件發生，政府亦隨時提出報告，徵詢大會的意見，並取得大會的支持。國民參政會的建議案雖提供政府采擇或參考，但其重大的決議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佈實施。

　　一般人常以為國際共產黨反對議會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實際上，在這抗戰期間，中共所堅持的戰略原則及其最後目的，雖為「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但是他亦與其它政黨一樣，仍然指派代表來參加國民參政會。我們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間，四屆國民參政會裡，共黨的議會戰術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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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國民參政會當做宣傳講台，使一般國民相信共黨是堅決抗日的，共軍是勇敢作戰的；

　　（二）聯合各黨派無黨派一部份參政員，以中立的姿態，在共黨對政府作鬥爭，及共軍與國軍衝突時，轉嫁其責任於政府；

　　（三）在他的宣傳不能發生效果，或一般參政員不予以支持時，共黨即拒絕出席，或中途退席，來破壞或阻礙大會的進行。

　　但是國民參政會仍然得到一般國民的信任。抗戰建國綱領更是全國國民在抗戰中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準繩。

　　我國民政府對於這個議會始終是尊重的，對於這個綱領始終是信守的。

　　第十四節　抗戰初期毛澤東的姿態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其要點如下：

　　（一）「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這一決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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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

　　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戰前途及中共的路線」的決議，又確定其工作方針如下：

　　（一）「擴大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秘密變為公開，由局部變為全面，為黨（即共黨）取得合法的平等競爭的地位。」

　　（二）「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盡量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為將來爭取政權的基礎。」

　　這就是中共在抗戰過程中的路線。此後八年之間，他的行動，當然是跟著這一路線。但是他還有一個更高的指導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領斯大林。而且蘇俄的利益始終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後的行動，得到確切的證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時期。斯大林對我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事張衝破例接見時，表示：「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卓越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

　　二十七年，日德義三國締結同盟已具體化。莫斯科對於我們中國對日抗戰，認為可解其東顧之憂。莫斯科這時對中國抗戰的長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軍企圖進攻武漢之時，蘇俄與中國的密切友誼，及其對抗戰的援助，都是基於他這一希望。而中共對政府的態度不過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斯大林來函對中國抗戰的必勝，表示其「堅決信念」。九月間，中共所謂「中央六次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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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開會。周恩來不待會畢，即攜毛澤東函到武漢來見我。其中說道：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

　　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

　　「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是「兩黨長期合作」，閉口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的口吻，反使我發生疑慮。而且他所謂「長期合作」，另有其實質的要求。周恩來這時向我們本黨建議四點：（一）是停止兩黨的鬥爭；（二）是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籍。於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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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間的慘痛經驗，是不再上當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對著民族抗戰所激發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以及全體民眾心理與輿情壓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諾言，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抗戰來努力。

　　第十五節　斯大林的轉變

　　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為了安撫希特勒，而舉行慕尼黑會議。這個會議助長了納粹德國的氣焰，歐洲局勢已臨到爆炸的邊緣。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斯大林突然在俄共第十八次黨大會發表演說，指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進到第二年，這個戰爭從上海到直布羅陀，捲入了五億人民。」他強調蘇俄今後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並且說蘇俄為了和平而努力與一切國家保持和平，與鄰邦建立親切的友誼。這一演說就是斯大林從「統一戰線」轉變為「保衛祖國」的信號。

　　斯大林這一演說，顯然鼓勵了納粹主義的侵略行為。三月十四日，希特勒分裂捷克，接?就把捷克整個併吞了。斯大林此後與德國秘密交涉，同時仍然公開與英法談判。我們國民政府當然希望蘇俄與英法的談判成功，來阻止歐洲的烽火。這時立法院院長孫科在莫斯科，於六月十六日與蘇俄訂立商約，他向斯大林轉達我的一封信。我在這封信裡對英蘇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斯大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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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與歐洲諸國的談判，如果這談判可得圓滿的結果——並非不可能——那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步驟，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也可以聯合起來。現在時機已到，使這種集團可以成功。」

　　這一段話的意義是含混的。他所謂「與歐洲諸國談判」與「愛好和平國家的聯合」，可以解釋為英美法蘇的聯合，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一種聯合，但是他這句話也可以解釋為德日義蘇的聯合，那就是日本軍閥與德國納粹所希望的了。

　　斯大林這時還不希望我們發生過大的懷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說道：

　　「因為兩年戰爭，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開始慌張，不深加考慮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蘇以及外蒙共和國。這實際已是日本力量是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種行動將使大家一致對付他。蘇聯已給日本以應得的反擊，英美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加害日本。我們不懷疑日本在很短的將來，會得到中國的一個一百倍的打擊。」

　　他這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我們抗戰表示好感，並且標榜其俄日在我們東北諾門罕衝突的戰役，來證明蘇俄亦從事反日鬥爭。（注）但是他提到日本攻擊「蘇聯和外蒙共和國」，這裡面就伏?一個蘇日談判的根源，並且牴觸我中華民國對外蒙的主權。

　　八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竟公開與希特勒訂立蘇德互助協定，促成了歐洲戰爭。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與日本訂立了蘇日中立協議。

　　（注）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日俄兩軍在我東北與蒙古邊界上之諾門罕，發生激戰。這一戰事延續至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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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兩方才成立停戰協議，並且俄國與偽滿洲國開始談判「勘界協議」，至二十九年六月八日，「勘界協議」成立。

　　第十六節　中共的轉變——第一次商談

　　國際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進行的。此時，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俄，竟一轉而與納粹主義的德國訂立互助協議，促使其對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於是國際的共產黨，不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並且要在「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之下，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互相策應，來破壞西文國家備戰和作戰的工作。中共此時亦跟隨莫斯科而採取如下的步驟：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讚揚蘇德協定是蘇俄外交政策的勝利。九月一日，毛澤東在新華日報發表談話，以為「這個協議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

　　了義、德、日、反共集團對於蘇俄的包圍，鞏固了蘇德兩國的和平，保障了蘇俄社會主義建設更加進步。」到了歐戰爆發之後，中共更公開指斥其為帝國主義戰爭。九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延安演講「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明白指出「不論是德、義、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一個反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組織革命戰爭」。所以中共在這個時期，公開反對美英「帝國主義」，攻擊我們國民政府與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發起其聯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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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企圖將抗日的民族戰爭，轉變為其所謂「革命戰爭」即內戰。

　　（二）在軍事行動上，中共的「七分發展」，乃更趨於表面化，而在其實質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國際反戰運動的一個支流。同時，毛澤東更企圖從此實現他在抗戰初期所預定的「三階段論」

　　之第三階段計劃。（注）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改名）進入山西。此後即自由行動，最先建立晉冀察軍區及晉冀豫軍區，並繼續進入冀魯豫平原，更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及中央抗日游擊部隊，將其收編，以擴充其實力。其進入冀中的呂正操部，在博野一帶圍攻中央的抗日民軍張蔭梧部。進入冀魯邊區的邢仁甫部，在鹽山襲擊中央的第五十三游擊支隊，殺害其司令孫仲文。劉伯誠徐向前部在冀中魯西收繳團隊槍枝，攻擊河北山東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三月以後，中共的態度更是惡化。他組織了陝甘寧邊區，成立特區政府，又在鎮原寧縣一帶策畫暴動。其「山東縱隊」進入蘇北，肆行暴動。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團軍更成立「五台晉冀察綏邊區政府」，又在晉南煽動韓鈞部隊叛變。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見周恩來葉劍英，規誡共軍，應信守諾言，服從政府命令，執行國家法令，解決各地的糾紛。二十九年一月，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共軍參謀長葉劍英提示：中共違令擴充之部隊及軍區應加糾正。但共黨的要求是十八集團軍的兵額擴充為三軍九師；其「陝甘寧邊區」不僅保持，且再加擴展。商談乃陷於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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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鍾麟部及朱懷冰部，為共軍所迫，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晉西北之趙承綬部，河東之王靖國部，均為共軍所襲擊，全省局勢更趨混亂。山東方面，魯西之孫良誠高樹勳各部亦為共軍所迫，退至黃河以北。共軍更從魯西向豫東皖北伸展，企圖與江南向北移動之新四軍打成一氣。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統帥部為消弭各地衝突，作成提示案，由何總長應欽與周恩來葉劍英商談同意，交周恩來於二十四日到陝北交朱德彭德懷等遵行。我統帥部同時命令各部隊避免與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衝突。提示案之要點如下：

　　（一）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此時准其包括十八縣），改稱為「陝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但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二）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境。將冀察戰區取消，其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為戰區司令長官，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命令，指揮作戰；

　　（三）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奉令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規定地區之內；

　　（四）第十八集團軍准編為三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另再增兩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為兩個師。

　　（注）參看本章第十四節，第九六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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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節　新四軍事件

　　各地軍隊對於統帥部的避免衝突令，雖一體服從，但十八集團軍對於提示並不遵守。這年（二十九年）八月，魯西共軍向魯南進攻山東省政府所在地之魯村。省府主席沈鴻烈為避免衝突，撤出魯村。同時新四軍又乘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在江北正與日軍激戰之時，他乃渡江襲擊江蘇省政府作戰基地之如皋泰興一帶，韓德勤的部隊受了重大損害，但為避免衝突，撤至東台。新四軍繼續進攻，復陷東台。

　　統帥部鑒於共軍在魯蘇各地造成的嚴重局勢，乃於十月十九日，由何總長以皓電重新布達這個提示案，限新四軍於十一月底以前，開赴提示案指定的黃河以北作戰境內作戰。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對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下令，將黃河以南的十八集團軍，於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長江以南的新四軍，於十二月卅一日以前，移至江北，並於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

　　新四軍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圖進兵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帶。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圍攻中央的第四十師於三溪。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將叛軍解散。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拿獲，交軍法審判。

　　第十八節　蘇日中立協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於訪德之後，訪問莫斯科。蘇俄外交部次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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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七日對我駐俄大使說：「斯大林接見松岡，是純禮貌問題。」四月十一日，駐華之俄大使潘友新對我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松岡是照例招待。」但是蘇日中立協議竟於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佈了。

　　這一協定，日本承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亦承認所謂「滿洲國」，不僅妨害中華民國領土主權，而且是更進一步粉碎了「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與中蘇互不侵犯的協定。我們只要看他共產集團的首腦部——莫斯科破壞國際條約到了這個地步，而其中共對於他的一切諾言是怎樣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十九節　德俄戰爭與中共的態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戰爭爆發，迫使斯大林再轉變。在斯大林轉變時，毛澤東也就隨著轉變。中共此後對於國民政府，保持著一段平穩的態勢。

　　三十一年八月，德軍深入蘇俄的高加索，進逼伏爾加河。九月，德軍直迫斯大林格勒，由十月到十一月，俄軍與德軍就在城裡逐屋作戰。十月十三日，毛澤東派林彪到西安來見我。林彪陳述意見，極力表示中共擁護抗戰建國，及其「精誠合作，永遠團結」的誠意。他對我陳述，有如下的要點：

　　「毛澤東一再告學生，今後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此種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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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全黨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斯列寧與斯大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彼等所主張與實行者，決不能依樣行之於中國。

　　「即如　孫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所指示革命救國之方略，與中央對於抗戰建國所決定之方針，凡此規定，中共均無異議。

　　「目前因為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期無違國民之公意，而共趨團結抗戰與統一建國之鵠的，此則中共所盼於　委座領導之下，奠立穩固基礎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澤東這一態度仍然是莫斯科對華政策的反映。也就是這年十月，潘友新回俄述職。他返任時，攜來斯大林十二月十一日函，斯大林和平共存的表示，顯然就是毛澤東和平共存的意見的藍本。這封信的要點如下：

　　「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在艱苦嘗試過程中，處處表現。將來必能堅而且篤，久而不渝。

　　「在戰爭完全勝利之後，此種友誼，必能奠定兩國人民合作之基礎，樹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第二十節　蘇俄侵略外蒙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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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蘇俄乘德蘇戰爭的時機，進一步併吞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梁海，本節略述蘇俄侵略我外蒙古的經過，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的步驟。

　　民國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發表宣言，明白表示蘇俄放棄其在蒙古的特權。但是民國十年，西伯利亞俄軍即借口追擊白黨，侵入外蒙。這年七月，俄軍進入庫倫，即由俄共所製造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設立其所謂「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國十年八月，西伯利亞俄軍侵佔我外蒙所屬一部之唐努烏梁海。蘇俄政府即製造其「土文獨立國」，並公佈其俄式「憲法」，乃成為蘇俄的第一個附庸。

　　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成立，其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俄政府並承諾兩國將來商定有關蘇俄由外蒙古撤退其駐軍的問題。

　　但是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式的「人民代表大會」，公佈其俄式「憲法」，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將「解決中俄懸案大綱」的條款，一筆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為蘇俄的第二個附庸。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軍侵入蘇俄。土文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式的「呼魯丹」大會，宣佈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蘇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請願」，併入蘇俄領土。至三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才正式宣佈其為蘇俄的一個自治區。於是唐努烏梁海乃從蘇俄的一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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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轉變成為蘇俄赤色版圖的一個自治區。這一轉變，也就是此後蘇俄處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歷史先例。（注）

　　（注）蘇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烏梁海，並為其一州，實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時期，帝俄策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佈成立所謂「大蒙古帝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帝俄公佈其所謂「俄蒙協約」，並由其駐華大使要求中國承認其協約有效。民國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與帝俄訂

　　立「中俄協定」，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民國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與俄蒙簽訂「中俄蒙條約」，規定外蒙為中國領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而實際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獨佔貿易與建設鐵路的特權。同時復將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古分離，而納入帝俄的版圖，直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稱為唐努土文。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爆發。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願，重回中華民國的懷抱。但蘇俄仍襲取帝俄的傳統手段，捲土重來。

　　第二十一節　新疆歸向中央

　　蘇俄併吞我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的同時，新疆脫離蘇俄的控制，而歸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盤據東北，窺伺冀察的時期，也正是蘇俄侵入新疆，操縱行政，掠奪資源的時期。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蘇俄策動新疆政變，以盛世才為督辦。蘇俄對新疆的軍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說是步步加緊。

　　二十三年一月，馬仲英部隊圍攻迪化，蘇俄派遣紅軍侵入新疆，助盛攻馬。這就是他對新疆的初步軍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蘇俄以防止日本侵略為借口，派遣正規軍「紅軍第八團」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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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於是蘇俄對新疆的軍事控制計劃，及其隔絕中央與封鎖新疆的企圖，完全實現了。

　　蘇俄對新疆的侵略，是軍事與經濟並進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蘇俄假借「蘇新貿易公司」名義，與盛世才訂立五百萬金盧布借款合同，中國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獲效果。二十七年，蘇俄引誘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產黨。此後蘇俄對新控制更為加強。全省各機關密佈蘇俄人員。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十一月，蘇俄乘德蘇協議之後，歐戰方殷之際，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簽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托詞開採錫礦，將新疆全省隨地設置鐵路、公路、電話、電台，及測量、探礦、建築、居住，與駐紮武裝守衛等權，一律歸於蘇俄，其期限為五十年。此無異是蘇俄併吞全新野心的一個鐵證。

　　前面（注）說到毛澤東殘部，於二十四年八月，從川北向西北流竄，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圖從新疆取得蘇俄的支持。後來因為他在陝甘邊境被我國民革命軍中途阻截，才轉往陝北，依附劉子丹和高崗的土共。

　　新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久已列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亞洲心臟部的戰略基地，只有完全隸屬於我中華民國主權之下，才有貢獻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我國民政府雖在這抗戰期間，全副力量都用到對日作戰，而對於我大西北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仍盡力保持，決不許蘇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國際路線，與蘇俄打成一片，來改變整個亞洲的形勢，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蘇俄對新疆壓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脅。三十一年四月間，蘇俄在新疆的領事及特工人員共同製造政變，企圖推翻盛世才，來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我在是年八月間，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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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陝甘寧青各省，並派蔣夫人同朱紹良將軍飛往新疆省會之迪化，慰勞當地軍民，乃與盛世才商決保全國家領土主權，與還政於中央問題。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機，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輸誠了。此時蘇俄聞訊，立派其外交次長趕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蘇俄所作

　　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之諾言，並以此相要挾，未得結果，悵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軍政各機關主管長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復工作，大體就緒，乃由我中央要求蘇俄將其駐哈密之紅軍第八團，及在迪化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廠之駐軍及其它機關，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與主權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蘇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軍進駐哈密。此正蘇俄宣告第三國際解散的時候，也正是蘇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國家強作笑貌的時候。

　　但是斯大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勢已不可挽回，乃令蘇俄大使潘友新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遞一個節略，指責盛世才對俄的措施為「非法的及仇視的行為」，另外他把「盛蘇密約」交給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壞中央對盛世才的信任，同時製造盛世才對中央的疑懼。但是這個密約，盛世才在決定歸順中央的時候，已經全部報告了，所以他這種反間計不曾得手，徒然顯出他自己邪惡的無賴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復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動蘇俄與新疆阿爾泰山區域的哈薩克遊牧民族，發生邊界上的武裝衝突，來尋找他侵略的借口，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間，蘇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員，又發動其挑撥反間的慣技，從事活躍，幾釀政變。但是中央立即採取寬大政策，公正處理，旋即平定；並調盛世才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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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將新疆軍政事權直接聽命中央，納入常軌。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蘇俄認為其在迪化，已無隙可乘，乃只有利用其潛伏在伊犁之俄諜及共產分子，給以大量軍械，突襲伊寧城市，成立偽「東土耳其斯坦

　　共和國」，嗣後並攻陷我飛機場軍事據點。三十四年迪化蘇俄總領事館人員，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態和方法，促使伊犁叛黨對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決。省府為謀取暫時的平定，乃允其叛黨首領，加入省府，任為副主席。在中央以為此一寬大之處置，可以化除當地反側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的陰謀，自有其一貫的步驟。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戰局不利之際，這一「聯合政府」中所收容之分子，遂首先策動叛變，推翻中央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維吾爾族的麥斯武德。我們必須指出：這第一個俄共所倡導的小型「聯合政府」，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們在其附庸國家所設聯合政府之典型。

　　（注）本章第五節，第九四九頁。

　　第二十二節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英在華特權的撤銷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同時進攻菲律賓、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造成了中美並肩作戰的形勢，也注定了日本侵略主義失敗的命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華民國與美、英、蘇等二十六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並表示共同作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一共同宣言簽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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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全世界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同盟和一個前途。而我們中華民國的任務，不僅是與同盟國共同「解決日本事件」，並且要與同盟國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這年十月九日，美、英兩國政府分別向我國駐美英的大使館表示，兩國政府為了加強其對中國盟友的友誼與合作，決定放棄其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並將於最近期內，向我國提出新約的草案。次日為我中華民國國慶節，美、英兩國政府復同時就此一決定發表聲明。

　　我在戰時首都重慶各界慶祝國慶紀念大會上，宣佈這個消息，並且說明：「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除，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亦完全實現。我全國同胞從今日起，應格外奮勉，自強自立，人人要做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民，始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家，期無愧為同盟國的一員。」這時我全國國民，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國必成的熱望。

　　但是莫斯科對中國的政策卻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俄共希望中國長期抗戰，阻止日本的北進。中共更要在長期抗戰過程中，發展他的武力，擴大他的地盤，達到他分裂中國和征服中國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參加華盛頓同盟宣言以後，斯大林就要打算怎樣破壞中國抗戰勝利的成果，阻止我們獨立統一而強大的中華民國的復興。毛澤東也就要替莫斯科這一全面轉變作準備。而其首先的一著，要使美英兩國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的重大步驟，不影響中國國民，使其發生任何親西方的傾向。莫斯科及其國際共產黨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蘇俄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引起中國國民對俄的好感，乃成為中共組織建立與發展的契機。而美英兩國在中國抗戰艱苦的時期，作如此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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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佈，這在俄共對我們中國正在進行及將要進行的野心企圖，不只是對其政治陰謀上一大阻力，而亦對於其歷來虛偽宣傳上一大諷刺。所以俄共與中共從此集其全力，要在國際間，破壞我們國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譽；並在中國國民中間，破壞我西方盟友對我國的友誼，與平等新約的重大影響。而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他們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內，及其在各國使節中間，多方揚言中國政府已與日本秘密進行單獨停戰交涉的反宣傳。此其目的，全在影響美國使其對我政府斷絕援助，促成我抗戰軍事早日崩潰，以達到其顛覆政府之陰謀。

　　但是中國全體國民都珍視盟國美英這一歷史性的友好行動，而且竭誠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對於他們這些反宣傳，都認為是謊謬怪誕，更知其用心叵測，故在社會上並沒有發生絲毫影響。不過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惡意宣傳，卻指摘這一平等新約的行動，是美英「對中國統治階級的安撫政策」，是「為了阻止國民政府向日本投降」，並且是「為了增高國民政府的威望，幫助他戰後對於全國的控制」。這一派的國際共黨同路人的論調，可以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作為他們的代表。

　　（注）這當然是對於我們國民政府有意的譭謗，同時也是對於我們盟國歪曲的誣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與中英平等新約公佈。我全國各界人士熱烈討論戰後建設的各種問題。我政府確立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方針。我更提出戰後十年建設計劃，要求全國國民集中其意志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並準備抗戰勝利之後，善用獨立自由的地位，歡迎國際資本與技術的合作，建設中國為統一民主的現代國家。這一要求，得到全國國民一致的支持，卻受到國際共黨惡毒的攻擊。當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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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如能在抗戰勝利之後，以獨立完整的主權，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則，與西方盟友合作，來開發我國家豐

　　富的資源，提高我國民生活的水平，建設中華民國為現代的民主國家，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自是我們全國國民所企及的。這一計劃卻是莫斯科及其侵華工具中共黨徒所不能容忍，而必須加以阻撓和破壞的。

　　（注）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對於盟國撤廢其在華特權之誣篾，乃有露骨的敘述。

　　（ＬｓｒａｅｌＥｐ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ｐ?３４１－３４３）

　　第二十三節　第二次商談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軍驅德軍於斯大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軍開始肅清高加索區的德軍。就在這個時候，中共的態度又轉強橫。江蘇山東的共軍乃重新起而襲擊各地的中央抗日部隊。

　　其在長江北岸新四軍殘部，復乘我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率部與日軍正在激戰之際，他們就在我江北作戰基地之漣水，襲擊中央軍的預備隊一一二師。同時十八集團軍亦在山東方面襲擊中央所指派的於學忠部隊。

　　而其周恩來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晉謁何總長時，亦提出四項新的要求，即（一）共黨取得合法地位；（二）其軍隊希望編為四軍十二師；（三）其陝北邊區改為行政區，其它各區另行改組；（四）黃河以南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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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入中央指定之作戰區域，請俟戰後。何總長重申二十九年皓電提示的原則。周恩來表示其對原則業已

　　接受，但對開拔的時間與軍隊的數量，要求重新商談。

　　這次商談，周林顯然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因而沒有得到具體結果。

　　第二十四節　中共全面轉變的準備——整風運動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這整風運動乃是中共準備全面叛變的基本工作。在這抗戰期間，民族意識發展到最高潮。中共要背叛國家，要破壞抗戰，要反抗我們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必須從他每一個黨徒的思想中，毀滅其民族性；為了毀滅民族性，必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風運動，在其所謂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清算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自我批評」和檢討之下，對於民族思想與自由思想，痛下攻擊，而

　　其對於黨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階級性克復民族性」，乃至「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在整風運動中，王實味說了一句話：「斯大林偉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嚴厲的檢討，最後是失蹤了。這「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風運動的第一個宗旨。

　　中共這次的整風開會，參加的幹部前後總計三萬人。自三十一年二月毛澤東的「整頓三風報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中間還舉行了四個月的「高級幹部會議」，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建立「毛澤東的一元領導」，就是整風運動的第二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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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俄布爾雪維克以其自己的模型，來製造各國共產黨。所謂「毛澤東主義」就是斯大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的一元領導」也就是斯大林個人獨裁的中國型。自斯大林格勒之戰以後，斯大林更加徹底使馬克斯主義俄羅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廢棄了的帝俄時代一些偶像重新標榜起來。例如彼得大帝、古圖佐夫（Ｋｕｔｕｚｏｖ）、沙伏洛大（Ｓｕｖｏｒｏｖ）、米寧（Ｍｉｎｉｎ）、波茲哈斯基（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這些俄羅斯民族戰爭的人物，至此都成為民族英雄，而斯大林亦儼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產主義也就成為大斯拉夫主義的外衣。中共為什麼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為什麼要建立「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顯然出自斯大林的指使，要共黨杷權力集中於毛澤東一人之手，好叫他翻雲覆雨，賣國害民，不僅要將現在四億五千為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並使我中華民族滅絕人性，世世充當他大斯拉夫的奴隸牛馬，而不復自覺其為黃帝子孫。這就是他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及其實質之所在。

　　第二十五節　共產國際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使全世界為之震動。我亦信以為這是俄共對美國精誠合作的表現，而決不是偽裝的姿態。因為我相信，如果像共產國際這樣各國共黨的司令台，並且是他們共同信仰的中心，而斯大林竟將其撤銷，這還不是真實的而是偽裝的話，那就是他對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產，此後就沒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為了。所以我當時曾對羅斯福總統說：「這是你美國外交在這第二次大戰中最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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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在表面上，是針對?德日義三國反共盟約，而促進世界反軸心的民主戰線之團結。但在實際上，這仍然是斯大林的政治戰術與宣傳手法，也就是他在斯大林格勒之戰得到勝利之後，對世界施展其國際陰謀的張本。因為共產國際既已「解散」之後，各國共黨在莫斯科的戰略計劃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陰謀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負任何政治責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通過其統一戰線以後的決議，共產國際系統之下的勞工國際、青年國際以及婦女國際這一類的組織，逐漸改變為區域組織並改變其名稱，以便利其在外衛群眾中發展。直至此時，共產國際本身亦轉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佈其解散，完全是斯大林當時運用其「統一戰線」策略的一個政治戰術與宣傳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戰略計劃之中，我們中國仍然是他的第一個目標。他為了開始對這一目標進行攻擊，首先就要隱蔽莫斯科與中共的直接隸屬關係。於是延安的整風運動，提出了「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指出「毛澤東思想」，認為他就是「中國的馬克斯主義」，這一著亦是為共產國際的「解散」作準備。所以中共的整風運動是從三十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為止，而共產國際也就在這年五月宣佈「解散」了。

　　自此時起，在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宣傳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產黨，不再是蘇俄的工具，而是中國農民的「民主黨派」和「土地改革者」。自此時起，莫斯科與延安就開始對我國民政府毫無忌憚的作猛烈的政治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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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共產黨接著亦改名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以掩蔽其蘇俄間諜的本質。但莫斯科賦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美國輿論和政府中，直接破壞中華民國政府的信譽，與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間接為中共宣傳其抗戰努力，實力強大，和「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描寫陝北匪區的「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幾乎是烏托邦的理想實現了。

　　第二十六節　羅果夫通訊——「兩個」中國之說的由來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Ｒｏｇｏｖ）批評中國政府的長篇通訊，詆毀我政府裡面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阻止軍事改革和工業建設，削弱戰鬥力。並且說「他們挑撥各種衝突與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動」。他在通訊中明白指出中國將發生「內戰」，導致美國朝野誤信中國國民黨內，真有一班製造內戰的「頑固派」。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積極為中共全面轉變時作宣傳的準備。於是美共的機關報「工人日報」及其它二三報紙轉載羅果夫的通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社」更引用這篇通訊，說是「同盟國家的輿論，猛烈攻擊重慶當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學會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Ｔ. Ａ. Ｂｉｓｓｏｎ）「中國在聯合作戰中的地位」，更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指中共匪區是「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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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國際社會中所流行的「兩個中國」的論調，也就是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重彈。

　　自此以後，國際共產黨努力在美國輿論及其對華外交上打擊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譽。一切「貪污」、「無能、」「反動」、「獨裁」的名詞，反覆積累，加以我中華民國國家、政府和我個人，其目的全在破壞中美兩國的關係，使中國陷於孤立，並乘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使抗戰歸於流產，其政權由中共取而代之。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圖，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第二十七節　日蘇瓜分中國的藍圖和兩個戰爭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革命之後，列寧乘德軍的神秘棚車，穿過德軍的前哨，回到俄國，策劃改變。「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寧立即發佈兩道命令：一道是土地歸於農民：一道是對德表示和議。這一種利用失敗主義來取得政權的陰謀故智，中共於民國三十二年整風運動結束之後，即企圖其在中國照樣實施。

　　遠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湘滬戰爭爆發之後，蘇俄駐上海的總領事館由虹口遷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蘇德協定激起了歐洲戰爭，俄總領事館又由法租界遷回日軍事區虹口的原有館址。此後日本軍部特務機關與俄領館之間，聯繫日密，亦並不因蘇德戰爭而有所間斷。其實當時南京汪偽政權之成立，乃是受到蘇俄的鼓勵。因為俄總領事透過日軍特務機關，表示莫斯科對汪偽組織，將於適當時間予以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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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與蘇俄秘密諒解的基礎，就是兩國瓜分中國領土的計劃。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日本參謀本部駐在上海的特務機關，立即與汪兆銘積極進行其「組府」的談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說明了日本軍閥與俄共分割中國的全盤企圖。他們在北方以東北偽滿洲國為其大陸政策的根據地，而割取其所謂「蒙疆自治區域」及「華北緊密協力地帶」，包括山西、河北與山東各省；對華中，以吳越平原為根據地，沿長江而上，直達宜昌；在華南，以台灣與海南島為其海洋政策的

　　根據地，而以福建廣東為其外緣。至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之大西北區域，則承認其為蘇俄的勢力範圍。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為蘇方所諒解的條件。當時我獲得這個情報，並不為奇。我相信蘇俄之志，決不在此，日本軍閥出此一著，徒見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年）一月，「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來，而日蘇瓜分中國的陰謀乃大白於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蘇中立協定」不過是這個野心計劃的一角。上海蘇俄總領事對汪偽組織的支持，更是不成問題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戰，三十三年平漢路南段之戰，中共將我國國軍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計劃，透過日軍特務機關交給日軍。中共企圖誘導日軍深入中國抗戰大後方之華西，使共軍得以乘機突破國軍的封鎖線，向西北擴張其地盤，並且再進一步，與日軍夾擊我川黔抗戰根據地。所以國際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的全面宣傳攻擊，其幕後還有全面軍事攻勢，著著進行。

　　在中共與日軍呼應的時候，蘇俄亦與日軍侵華戰事相呼應。三十三年三月，日軍對華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蔓延粵漢路。其時陝北共軍集中兵力，企圖乘此時機，侵入甘肅，打通延安與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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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路線。蘇俄駐迪化的總領事館也就在這一年內，策動新疆一聯串的事變。（注）

　　這是中俄及國共「和平共存」中的一個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對華直接而公開的戰爭，與蘇俄對華間接而無形的戰爭，這兩個戰爭合流的一個事實及其內容。

　　（注）本章第二十一節，第九七九頁。

　　第二十八節　第三次商談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蘇俄對德軍的夏季攻勢，恢復了俄境以內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國的最後失敗已見端倪。斯大林對戰後世界的全盤的計劃，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確立。他拒絕參加開羅會議。他於這年十二月，懷抱?整套陰謀，到德黑蘭與美英首長舉行會議。在歐洲方面，他擊敗了丘吉爾所主張的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的提議，促成了盟國在法國登陸的計劃。這是斯大林世界戰略第一回合的勝利，注定了戰後東歐淪亡的命運。

　　三十三年一月，俄軍解了列寧格勒之圍。二月至三月，俄軍收復了畿夫，從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進，並擊退了克里米亞的德軍。在這個時期，中共對我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當然也更進一步的積極展開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談，中共的要求，愈談愈高，最後更完全變質。從這一談判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全面政治鬥爭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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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與政府代表王世傑等會談中，提出十七條，其內容還是與過去兩次要求，相差不遠。關於軍事問題，中共要求四軍十二師之數，於戰後轉移至指定的防地。關於邊區，要求改為行政區，隸屬行政院，不受陝西省政府指導。關於黨的問題，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此外則首次提出「撤除陝甘寧邊區軍事封鎖」。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十二條，乃將歷次商談的內容，幾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條件如下：

　　一、關於共軍數目，改變為要求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二、關於陝甘寧邊區改組行政區，改變為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並承認其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三、關於移防問題，改變為「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

　　中共關於邊區問題，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請政府公平分配於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二、「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取消對於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此次更提出「關於全國政治」的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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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這次商談，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變，其所提條件一次比一次苛刻，當然得不到何種結果。

　　第二十九節　史迪威事件——中共對魏德邁將軍的排斥

　　我對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中共關於盟國軍援的分配及邊區封鎖之解除兩點。這兩點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癥結。

　　史迪威將軍到中國工作，在緬北作戰，我時時感懷他的勞績，對於他平時的各種建議，亦無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緬戰場的時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愛國民主黨派」，同時誣蔑我個人是頑固和反動法西斯的時期。他也是受了這種宣傳的影響之一人。他誤信中共部隊可以服從他的指揮。他向我要求把國軍和共軍同等裝備起來，將共軍開出邊區作戰，同時也將晉、陝兩省被共軍牽制而防備其叛亂的國軍，開出作戰。可惜他對於共黨的陰謀毫無瞭解。他不知道過去中共在莫

　　斯科指使之下，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事實。他也沒有預想共軍得到裝備，開出「邊區」之後，將取何種手段來破壞抗戰，顛覆政府。史迪威將軍後來對我的爭執，完全是共黨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兩國軍隊在中緬戰場上的合作，幾乎因此而完全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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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我對史迪威將軍最大的遺憾，就是在他來華服務之初，不管他對我所說的話，信與不信，我應該把俄共對中國革命與抗戰的陰謀及其目的，以及經過事實，明白告訴他，使他事前能夠瞭解和預防。但是我以為自己與他初次共事，互信的關係並未完全建立，所以沒有向他切實說明。惟有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是我的一個錯誤。這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邁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Ｃ. 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繼史迪威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官兼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來華就職之後，純粹盡心於軍事的反攻，而中共問題則由赫爾利大使接洽和處理。（注）

　　但是魏德邁將軍對於中共問題，仍然繼續研究其實情，把握其焦點之所在，並且赫爾利大使就其對共商談所得的經驗，和史迪威將軍在華任職的經過事實，予以分析，作為左證。所以魏德邁將軍深切瞭解中共的陰謀，而毫未受其任何宣傳與包圍的影響。他與赫爾利大使二人，在華任職期間，對我中國軍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無間，而其成績亦更是優越顯著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邁將軍為了策劃全面的反攻，巡視華北，遍歷陝西綏遠的前線。他途經延安，卻拒絕了中共的邀請，沒有在延安下機訪問朱毛。因為共黨最恨的是瞭解他的陰謀詭計的人，魏德邁將軍就是瞭解共黨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對他懷恨在心，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也就譭謗他，反對他在華任職。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國在中國調解國共，統編共軍的時期，而魏德邁將軍亦就不能不調任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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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了。

　　（注）赫爾利將軍初以美國總統特使來華。三十三年十月，羅斯福總統任命其為駐華大使，三十四年一月八日，呈遞國書。

　　第三十節　中共的軍費和政治資本

　　（一）軍費轉作政治活動

　　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指責國民政府歧視十八集團軍，不按照他擴充的兵員給予待遇，並且不給以國軍同等的待遇。實際上，國民政府所核准為第十八集團軍，其所編成的三軍六個師及五個補充團，即是依照國軍同等的待遇，按期發給軍費的。但是中共從國民政府所領取的軍費，並沒有用到他的軍隊，卻在就地津貼其外衛團體和文化機構，用作破壞國家統一，分裂抗戰陣營的組織、宣傳、滲透與顛覆工作的政治作戰經費。如重慶新華日報，各地的生活書店，以及群眾雜誌、解放週刊，延安的抗日大學、陝北公學等，都是由我國民政府發給他十八集團軍的軍費來支用的。而其各地共軍的糧餉，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區」和「邊區」民眾，以及就地用土改鬥爭與制販嗎啡等各種稅捐征發而來的。

　　（二）走私為其經費來源

　　中共的政治作戰經費第二個來源，是日軍佔領區與自由區之間的走私貿易。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封鎖日軍佔領區，中共卻由五條路線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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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路線是由包頭經綏德入陝北，再由陝北往隴東寧夏。如綏德的「抗敵商店」與延安的「光華商店」，就是買賣日貨的總機關；

　　第二條路線是陝北邊區沿黃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團軍駐防的渡口，都有日貨運入河西，向陝西的中部及陝南傾銷；

　　第三條路線是從濟南向西，到豫北與晉南；

　　第四條路線是從蕪湖向西，到皖西與鄂贛一帶；

　　第五條路線是從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帶。

　　中共走私貿易所籌得的利潤，就地使用其為對自由區作宣傳戰、組織戰和顛覆工作的經費。

　　（三）推銷鴉片與私發偽鈔

　　中共走私之中，破壞國民政府禁令，危害國民健康的一種貿易，就是推銷鴉片。鴉片的來源有二：

　　第一是從日軍佔領區特別是熱河等產煙地區，經十八集團軍駐守的道路與渡口，向自由區傾銷，中共收取過境稅，每兩鴉片要繳納法幣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陝甘寧特區之內，指使農民種植罌粟。至成熟時，中共派人收取煙土。依土地的肥瘠，或與農戶三七分，或與農戶四六分。其農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價收購。

　　中共由其「特區」向自由區運銷鴉片的路線有二：一條是由特區運至宜川韓城；一條是由「特區」運至耀縣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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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傾銷所得的法幣，一部分用作他「特區」擅自私發偽鈔的準備金；一部分就地撥充其對自由區滲透顛覆與組織宣傳的經費。

　　上述的事實，可以說明中共指責國民政府對其十八集團軍不發軍費以及剋扣軍費，乃是他完全偽造的謊言了。

　　第三十一節　第四次商談

　　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從第三次商談以後，更加積極展開，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無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斷的邀約美國特使赫爾利將軍親赴延安，商談要務。赫爾利將軍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飛往延安。十日赫爾利將軍偕周恩來飛回重慶，攜有毛澤東與赫爾利共同簽署的「協議」。這一協議顯示了什麼是中共的政治條件：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一致合作，以期統一中國所有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二、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代表，立即宣佈一新民主政策，規定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業之改革，並使其發生實效。軍事委員會應同時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組織之。

　　三、聯合國民政府擁護　孫總理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實施各項政策，以資促成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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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主，樹立正義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之自由，兩種權利，實行有效。

　　四、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令。

　　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之合法地位。

　　這一「協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來，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所最愛聽的名詞，並且把「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等西方國家所感覺其為冠冕堂皇的字句，亦全盤托了出來，而要求其訂為條款。當然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失為國共和平合作的一個很進步的方案，但是實際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滅亡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戰術。我們今天是在波蘭被賣和捷克政變之後，自然是已經熟悉「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的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向國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我們還沒有看見他統制東歐的這一個公式，我們只是拿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國共合作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處理。我決定對這個協議中「聯合政府」一點，拒絕同意之外，其它各項盡可一一商談。但是周恩來回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謂中共中央對所商各條都不同意。

　　第三十二節　第五次商談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來到重慶。這次商談，完全是他一種政治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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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勢，其所提出的口號就是「聯合政府」。其所擺出的面貌亦愈變猙獰。而他在此次宣傳攻勢之中，不但公然詆毀政府，而且公然誣蔑赫爾利大使。因馬赫爾利大使曾經聲明：「美國不以武器支助中國擁有

　　武力之政黨」，所以他到了最後亦成為中共攻擊的對象。

　　這樣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談，自然無法得到結果，至五月遂告停頓。

　　第三十三節　憲政實施的決定

　　我們中國國民黨秉承　國父孫先生的遺教，國民革命的目的，對外求國家的獨立平等，對內為建設民主政治，實行民生主義。本黨的訓政，乃是從軍政到憲政的過渡階段。如果沒有對日抗戰的發生，早在民國二十六年，國民大會即已召開，民主憲法早已實施。當抗戰之初，本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會議舉行於武漢，發表宣言，預期抗戰勝利之後，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間，抗戰雖極艱苦，而勝利已經在望。我戰時首都重慶對戰後建設計劃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中共惟恐我國民政府獲致勝利的果實，所以他在此時破壞抗戰、顛覆政府的陰謀，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我為了完成民主政治，準備戰後建設，決定提早實施憲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對憲政實施協進會演說，宣佈政府準備於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制頒憲法。七月七日，國民參政會開會，討論召開國民大會的議案。但是中共對於這一決定民主政治進行步驟的會議，反而拒絕出席，並且另籌召開其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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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節　中蘇談判中之共黨企圖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的雅爾塔會議中，斯大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勝利。關於波蘭問題、德國佔領問題，以及聯合國憲章上的否決權問題，都是斯大林佔了優勢。特別是我中華民國在外蒙的主權與東北的主權行政完整，竟成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犧牲品。同時，斯大林對我中華民國的整個陰謀策劃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國的任務，是繼續擴大其「反華倒蔣」的宣傳活動；同時中共及其外衛黨派在中國的任務，是政治顛覆和軍事變亂。此後的事實都是確切的證明。

　　這年六月，正是中蘇談判互助同盟條約的時候，陝北的共匪煽動淳化保安團隊，佔據縣城，與當地國軍衝突。同時浙東、浙西與綏南、綏北等地匪軍到處襲擊國軍。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機大肆宣傳，反誣蔑國民政府「發動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停止以軍火援華。美共與中共執行斯大林所賦予的任務，這還不過是一個開端。

　　第三十五節　第二個時期的結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時期，中俄兩國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發展，及其所得的結局。他們在全面抗戰之前，中共對我政府輸誠求和時所表現的馴服態度與卑恭的笑臉，以及其在抗戰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項諾言，毛澤東所謂「永遠團結，精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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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統一」等謊話，到了抗戰末期，乃就轉變為其全面的武裝叛亂與顛覆國家的張本。這時候，中共何嘗不想蹈襲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敗主義顛覆其臨時政府的故智，來奪取我國家的政權。但是我全國國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終是集中的。國民政府對於戰局的控制，始終是穩固的。而且我國民革命軍對於共軍的防範，始終未稍鬆懈，再加以抗戰勝利之提早來臨，未曾給予中共以顛覆政府的機會。但是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對於我中華民國從外部征服與從內部顛覆的整個計劃，到了抗戰初告結束之時，便全面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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