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二月，朱毛為了解救陝北的糧荒，派劉子丹部，偽稱「紅軍抗日的先鋒」，渡河侵入晉西產糧地帶。但匪軍在同蒲路被國軍擊敗，劉子丹就殲。朱毛至此自知無力再作軍事冒險，便不能不向國府乞降，要求「停戰議和」了。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發表「九一八」四週年紀念宣言，以中立的姿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種中立團體在共產國際操縱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國各大城市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立和發展。

　　就華北來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了反對日軍在華北設立「冀察自治區」，遊行示威。這本是愛國運動，卻被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來執行其中立戰術。單在北平天津和華北各省，就有所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三十個以上的團體，出版各種報刊，千篇一律，為共產國際指使的「人民陣線」作宣傳活動，平津華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樣的不能例外。

　　「人民陣線」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開政客式的活動，挑撥地方軍與中央軍的感情，唆使地方軍，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對政府與匪軍，採取中立路線，來破壞政府剿匪安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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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陣線」的作用是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讓共匪得以生存和發展，重整武裝，準備下一次的叛亂進攻；而其所標榜的主張卻是「抗日救國」，更顯然是企圖引起中國抗日全面戰爭，使共匪在抗戰陣營的背後，擴大武裝，乘機坐大，達到其顛覆政府，控制中國的目的。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軍事上兩面作戰的危機。此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閥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接?又製造內蒙自治，製造冀東特區，並且製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國二十三年之秋，發表一本「敵乎？友乎？」的小冊，對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說明日本軍閥如不徹底覺悟悔改，停止其對華侵略，則中日兩國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且一再明白的說：「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但是日本軍閥並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繼續施用壓力，企圖孤立中國，以遂其軍事的侵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在東京發動兵變，威脅其天皇及政府。廣田內閣成立之後，把他們侵華的計劃，綜合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的三原則，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這是我們對日外交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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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斷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兩國復交。二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與李特維諾夫在日內瓦公佈中俄復交。但此後中蘇關係沒有進步，並且蘇俄侵犯我中華民國主權的行為繼續發生。二十四年三月，蘇俄不顧我國抗議，出賣中東鐵路於偽滿洲國。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一種鼓勵。到了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廣田三原則，我認為對蘇交涉應該積極進行。我外交部長張群屢次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談，覓取中蘇共同維護東亞和平的途徑。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協定是公佈了。鮑格莫洛夫企圖阻止我國民政府的抗議，竟到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佈秘密談話相要挾，我政府對於他這一無賴的插曲，置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

　　，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

　　這時候蘇俄的對外活動是兩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緩和國際間對他的防範，故他對外進行?「和平外交」。而他的國際共產黨部卻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對西方各國進行?反戰運動和顛覆工作，他的遠東政策也就是這兩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對中日衝突表現一種中立的姿態，並且對日本力謀妥協；他的共黨對中國則通過其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各種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時發起「聯俄」運動。這是我們對俄關係的一面。

　　然而當時環繞中國的國際形勢，並不是單純的日俄兩國的鬥爭。具體的說：日本要求我們與他「共同防共」，並不是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對付蘇俄。共匪及其外衛團體的聯俄運動，也不是要求中俄兩國聯合對付日本。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要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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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固然各有其獨佔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所以當時如果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廣田三原

　　則，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又或於抗戰發生以後，接受德國的調停，與日本停戰議和，則日本究竟是北進，還是南進，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抗日而聯俄，使中國重蹈十五年廣州的覆轍，則莫斯科究竟是為了獨佔中國而對日作戰，還是挾持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促使日本南進，亦是不可得而知的。總之，當時我們中國無論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禍者總是西方國家。如果這樣，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將要改變一個寫法了。

　　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並破壞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後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並在這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係。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顏惠慶為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

　　第九節　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侵佔蘆溝橋事變發生。中蘇的談判更是加緊進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其主要的條款就是：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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