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在革命浪潮激盪中邁進的現代中國，這是重要的一年。在這劃時代的一年，國民革命運動在
國民黨的領導下，正式脫離意欲奴役中國的蘇俄之魔爪。
      也就在這一年，我和鮑羅廷就共產主義的本質有過幾次值得注意的談話—談話很長而又坦誠無隱回想當時
他所解說的許多細節，蘇俄採取行動的技巧，不但說明了俄共統治全球的全部藍圖，而且從目前他們的控制情
形來看，也證明了他們幾乎如願以償；有時，他們使用殘酷的武力，有時，他們又運用智巧，只有富於經驗的
眼光和成熟的判斷，方能洞悉其破壞力。
      這裏，讓我僅就蘇聯擴張地盤的成功，回想一下它成功的情形。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九日「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中的一篇文字，以圖表的方式解說一九三九年以來，「蘇俄向其全球性帝國邁進」的情形，它寫道：
      「總而言之，由莫斯科統治之蘇維埃帝國，控制、支配或強烈影響四億二千五百四十萬人—佔世界人口的
百分之十• 七。這個帝國面積九百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五十二平方英里；佔世界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八• 九。」
      一九三九年以來，蘇俄在歐洲和亞洲，已經併吞了三個國家和另外六個國家的一部分。她支配六個東歐國
家和外蒙古，並左右五個亞洲和古巴。換句話說，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五年共產主義泛濫寮國為止，
已有十七個國家赤化或正在赤化之中。
      列寧、史達林為人民謀幸福的招牌，由於不時地交替使用武力、騙術和對個人、拿眾運用狡詐的心理學，
結果獲致顯著的成功。
      一九二六年冬，家母、長姊孔祥熙夫人和我，從上海，前往漢口，去探視家兄子文和另一位家姊。漢口和
武昌是中國中部偏東的兩個相連的城市，一般通稱武漢，由於三國演義故事的流傳，這個地方在中國歷史和民
間傳說中，更負盛名。這兩座城市分別位於長江兩岸。是年，武昌成為國民政府臨時所在地，而大部份的政府
辦公處則在漢口。對於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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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出生或年紀太輕，記不得或不知道當時情景的人，容我提供一些鮑羅廷其人的背景—鮑羅廷不是他的真名
，他原姓葛魯仁柏。鮑羅廷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首席顧問，當年，越飛與國父在上海那次著名的會晤中，討論
協助中國統一，擺脫國內的軍閥禍患和治外法權的束縛，當時在華的外國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治外法權
是藉著滿清時代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得以享受特權。會後，蘇俄即派鮑羅廷前來。民國十四年，國父在北平逝
世，帶來代表蘇俄政治局和第三國際高級官員國書的鮑羅廷，在廣州成為國民政府的首席顧問，這個身份可以
說使他成為一位相當於蘇俄在中華民國的殖民地總督。
      鮑羅廷夫婦在中國期間與我家相識，假如我沒有記錯，鮑夫人跟昔日的好萊塢喜劇明星柏斯特• 奇登有親
戚關係。對當前情景不熟悉的人一定會問，為什麼來自俄國的鮑羅廷會成為國父的顧問呢？答案是，蘇俄是當
時唯一留心國父呼籲中國恢復民族地位的國家。所有其他國家對此則充耳不聞。因為我們是來自一個革命家庭
，家父係國父之親密同志，所以和鮑羅廷夫婦早已認識，不論是在國父最後臥病的北平（當時稱為北京），或
是國民革命運動和政府所在地的廣州，抑或稍後在武漢，與鮑氏夫婦均接觸頻繁，下面我要記錄一段在武漢時
代的談話。
      我們在武漢的三個月當中，國民政府的政策和第三國際政策的歧異變得最明顯。分裂的情形不久就演變成
劇烈的衝突，原因是共產黨幹部橫行霸道，他們任意逮捕，公然毆打，非法搜查逮捕，非法審判和處決地方官
員，私自建立武力，使地方政府機構失去功能。共產黨故意在國民政府管轄地區製造混亂，而在國民黨內部，
共產黨滲透的表面化，以及公然奪權，使得決裂之勢無法彌補。
      當蘇俄的軍事和政治顧問假借協助中國完成革命的旗幟，聽命於第三國際，盡其可能的秘密阻撓妨礙我們
，同時組織武裝暴動任所欲為時，公開的決裂於焉開始。第三國際之所以加速提高警覺是由於下列事實促成。
在大約九個月的時間裡，蔣總司令領導下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已從廣東省打到江蘇省—第一都市上海所在地—
擊潰佔有中國人口最稠密省份的軍閥主力部隊，而抵達南部—國民政府的未來首都。此番迅速完成任務的傑出
表現，殊難符合共產黨當時的目標。時問表的提前，使得蘇俄共產黨與其軍事顧問感到驚奇和恐慌。那些顧問
即使依照最「寬大的」估計，也未能預料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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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計劃是意圖在準備完成與時機成熟後一舉解決。因此，他們必須儘速進行，以扭轉局勢。
      即使現在，我在回想中似乎仍可看見鮑羅廷先生在不同的場合身著淡灰、藏青嗶嘰、紅底綠紫、淺褐或深
褐色的中山裝（今日大陸突然流行起來，那些極近阿諛能事之人稱其為毛裝），他在家兄子文公寓的起居室裏
來回踱步（該建築即從前漢口道勝銀行）。隨著他心情的改變，講話的語調或沉重、或輕快、或緩慢、或急促
。他左手食指和中指問夾著英製加力克或三五牌（555 ）香煙，當他提出蘇俄共產黨使全世界共產化的計劃時
，煙霧裊裊上升似乎使得他的手指薰得更黑。時常，他的右手握成拳頭靠近上衣胸扣，強調重點時，拳頭重重
而快速地往下移動，或者靈巧而迅速地重新舉起緊握的拳頭，懸在空中，好像作為時間的休止符，以準備下一
次強調重點時再往下移動。偶爾，他伸出仍夾著香烟的左手手掌，作為右手拳頭的落著點。雖然他不時坐下燃
點另一支香煙，但在作結論時，無論長短，他卻很少坐下。他連續不斷抽著煙，技巧地讓煙灰延長到幾乎要掉
到地板上，才及時地彈入放置在他踱步途中的煙灰缸內，對夾在兩指間的香煙看也不看一眼。我從這個人抽煙
的行為表現來加以描繪，是顯示出他是一個很適合向那些外派或返回世界各地不同崗位上同志演講、解說闡明
、指導、及傳播政策、戰術和策略的老手。尤有進者，在反映出他是一位慣於在秘密集會壓力下工作的人。在
不時變動的集會場所，幾乎連桌椅與煙灰缸都沒有的情形下，他仍然我行我素，抽煙不斷。這些行為型態幫助
我們洞察衡量此人。因為自幼，我就聽說以及有機會入神地觀察革命著是如何在習慣的影響下本能地行動。有
趣的是，鮑羅廷正好具有此種習性。
      鮑羅廷身材高大，獅頭、儀表堂皇，一頭整齊稍捲、深棕色、直覆頸後的長髮，留著一小撮但似若法國
將軍式濃濃的短髭，面貌剛毅端正。偶爾，一縷親切的神情掠過他的臉上，有時，他的眼睛露出肯定的神情，
支吾其詞，掩飾他的真正思想。他以不帶蘇俄腔調的美國中部口音說話，聲音低沉、清楚、從容，有如男中音
，只有在強調重點時，才將聲音減緩放低。他給人的印象是富有自制、魄力、和煽動力。但是他所表明的共產
主義的世界觀、過程與行動的計畫，卻是極盡煽動之能事，而且冷酷無情之極。無人能否認其不是精心構思、
花言巧語，一如梅菲斯托非勒斯（譯著註：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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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著浮士德中之魔鬼），對人性及人類希望，無動於衷。
      我與鮑羅廷討論問題之際，他藉著批評柏拉圖的民主政治定義為無政府狀態或多頭政治，開始暗中狡詐地
來破壞我的政治哲學與信仰。按定義而言無政府狀態意即沒有一種份子是政府的統治者。也可以說同時以很多
份子來統治的多頭政治，這統統等於是無政府狀態。因此，如果說賢明者治於人，則本身即存有矛盾。換言之
，多頭本身祇能等於無政府狀態。照柏拉圖看來，民主政治就如一件繡花罩袍，「鑲著各色各樣的東西」，「
揉雜著各種形式」，「種種政體的展覽會」。
      柏拉圖書中的理想「共和國」，稱為民主政治為除了財力政治與寡頭政治以外的第三個腐敗政治。較佳的
政治形式是共和國，民主政治乃共和政治形而下變劣的政體，最佳的政府形式則為哲人王的政府。至於亞理斯
多德，他也認為民主政治乃是走邪道的政府形式，稱之為「立憲政體」。
      本人不與政治理論家與歷史家爭論，說民主政治在希臘城邦較易實施，因為它們的人口不多，種族單純，
生活方式簡樸，又享有共同利益。在一個城邦中，人民可以在人民大會或其他會所討論他們村、鎮公務。但是
說在小天地成功的政治制度，就一定會在大世界裹失敗這也不合道理的。鮑羅廷繼續指出，西元前五百年宣告
成立的「羅馬共和」，可能也是因為它在政府行政上比較小而單純。同時，這個共和政體後期，凱撒和龐培當
權，他們竭力祇使那些按照他們指示去投票的人才能獲得賑濟品。歷史證明，他們的政治機構比起脫衛德老闆
統治紐約市期間的坦慕尼大廈來，是更為有效，更為腐敗。
      他繼續引證史例說，時常被人稱為早期民主政治的典範之一的「大憲章」，實則不過是英王約翰與叫囂頑
抗的貴族之間，在朗尼米德達成的妥協條件而已。這項條約的目的，並非企圖有利於一般英國人民，而是要加
強君主對百姓的奴役，甚至世人常常談論的議員獲得司法審判權及人身保障令，主要的用意亦是為了貴族—有
土地的階級的利益。百姓所獲得的利益乃是意外的收穫，而非明確的計畫。
      關於美國，他認為在學校所講授的美國歷史課本，充滿了厚顏無恥、支吾其辭，歪曲的事實。因為，實際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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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七七六年，在賓夕法尼亞，紐約及新澤西各州的半數美國人，皆忠於喬治三世。一四八大多數殖民
們認為獨立是長老會教徒的陰謀。
      二、迄至一七七六年，美國人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民，而在西方世界繳稅卻是最少。住在英格蘭的英國
人所繳的稅與殖民地拒絕的稅額一樣。所以殖民們聲稱他們受到虐待乃是捏造之詞，只不過是少數懷恨英格蘭
的領袖抗命的藉口而已。
      三、所謂革命戰爭，幾乎完全是在新英格蘭以外的中、南部各殖民地進行，與其謂為革命，毋寧說是一場
內戰，那裡至少有一半深願受喬治三世及英國國會的統治。
      他繼續談到更多的史實：
      課徵印花稅乃為支付駐防於新大陸的英軍經費，殖民們要求這批英軍來保護他們，以防打家劫舍的印第安
人及加拿大境內的法國人。可是這位蓄意煽動者卻稱這些暴亂為反抗暴政。保羅• 烈韋爾從岡布里騎馬至勒星
敦，警告大家，英軍即將來到，這是極富戲劇性，事實上並非如小學的教科書中所言完全成功。報導美國革命
爆發而時常引述的「槍聲震全球」，開始時只是零星的槍聲而已。著名的波士頓茶葉黨人將幾百箱茶葉由船上
投入海灣，他們插著羽毛，披著鹿皮，塗著花紋，是想把責任推在無辜的印第安人身上；派屈克•亨利那句響
亮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令人難忘，但他卻是一個做乾貨生意而獲利的商人，他覺得英國的關稅太重，
剝奪他的利潤，使他不悅，所以祖國變得令人無法容忍。專門寫小冊子的托馬斯• 潘恩，他撰寫的「常識」及
「危機」兩書，文筆火辣，足以警世，因而聞名。竟然由於缺乏常識未能辦好自己的事，而破了產。他在英格
蘭家鄉婁斯市了無成就。保皇黨人認為潘恩的本姓該姓「痛」，是個真正令人頭痛的人。他脾氣壞，極少人能
與他處得來；而且他自己的私人名譽也不太好。又據傳說，貝蒂• 羅絲曾用她的裙子製作了十三州的第一面國
旗，其實她根本就沒做。必須記住，還有許多人士積極反對獨立。賓州的約翰• 狄更生一開始就在第二屆「大
陸議會」中，向湯瑪士•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作最後的抗議。那時，簽字的人僅有約翰• 考克，我們現在見
到的，其他人士當時對獨立並無真正信心，為明哲保身保家，不如慎重將事，暫時不簽；他們在很久之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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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在這項「煽動性的文件」上簽押字。漢考克有他充分的理由反對英國皇室，因為殖民地海關扣押了一艘「自
由號」輪，在船上破獲他走私的麥地拉酒。
      至於像傑斐遜、亞當斯、麥迪遜及賓州各市議會議員等，固然照著民主政治思想所宣佈的一樣，將人人的
平等的權利說得天花亂墜，而他們自己卻是大田莊的主人，覺得繼續將黑人作為奴隸來買賣，在身心上並不矛
盾和內疚。將美國開國祖先們列為真正的大偽善者，寧非更接近事實嗎？大洋兩邊的著名歷史家已經記載，美
洲殖民地之反抗，並非由於信仰個人政治與社會平等的原則，雖然它終於具有共和政體的外觀，也因而有其一
套花樣。因為就基本上說，美國革命乃是較少數高貴資產階層人士的不滿，他們和相當數目附和的少數派，一
起成為領導人物。這些領導人物中，很多對民主政治的原則既無信心亦無信仰，也不喜愛其錯綜複雜的境界。
他們的態度是：任何工具，不論它是實質的，理論的，辯證的，抑或演繹的，祇要運用方便，就是一種促進生
活方式與環境的良好手段。
      這是共產主義為什麼透過偽善之殼，去觀看外界，以及它覺得十八世紀自由份子所幹的小玩意兒後來在美
國歷史教本中奉若神明，令人可笑的原因之所在。如果對美國兒童說美國自由派人士在精神上是既墮落又腐敗
的話，幾乎是不錯的。他們墮落，是因為他們曾發奇想，任意巧妙地運用種種觀念，以迎合他們當時的目的。
他們自己腐化，但為自己強辯，和推廣他們的思想。這些十八世紀的自由派，耽溺於不同程度的狂想，信口開
河製造一些理由，去攻擊或支持某一種立場，即使此舉是邪惡或者是不切實際，他們也是如此。他們的觀念往
往會和他們以前的主張自相矛盾，因而，他們本身會產生嚴重的意識型態衝突。他們深知此點，乃肆意作狡猾
的詭辯；或乾脆厚顏無恥地否認；或佯裝出於引證有誤或誤解；或採用論理學的「命題作用」，既不承認對，
也不承認錯。換句話說，即否定實質的主張—所謂實質，含有整個關連之意，因為在各種觀念的相互作用中，
爭論者能塑造、歪曲或貶抑真正的理想與遠景。但是言就等於行嗎？言能與行的有形結果相提並論嗎？
      瞧瞧，鮑羅廷上述嚴密推論的注腳是正在無情地指控美國開國元勛、十八世紀的民主政治、以及自由社會
主義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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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量。我很瞭解他那冗長的非難，是對民族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壓抑」戰術，也是老練的政治推銷術。按今
日所熟知的說法，就是以「攻心」來證明他主張的正確；他所殺述的事實，依我看來皆不新穎。鮑羅廷在另一
方面卻承認自由派參加共產主義計劃的必要性。他認為如果沒有歷史的根據，且在沒有共產黨徒的世界上的重
要地方也沒有較堅定而巨大自由派的影響與力量（當時多數人的心目中視共產主義為極端的虛無主義），如果
沒有百萬富翁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教父亞力山大• 赫普漢的說項，天降救星將庸庸的佛拉基米爾• 伊里奇（譯註
：列寧之真名）變成偉大的列寧（譯註：列寧乃其亡命時所取之名），那麼，德國參謀本部也不會把這個被放
逐者及其親信用密封的火車送返俄國，使俄國退出戰爭，並減輕帝俄一九一六年以後遭受一連串慘敗而痛恨德
國人的心情。一九一七年，德國僅在東普魯士一地，就俘虜了十萬帝俄佃農兵。這是多虧了中間派人士的爭吵
，社會主義的右派與左派和帝俄各中間派系的聯合，特別是克倫斯基的優柔寡斷與疑懼不定，以及孟什維克人
士在緊急關頭不能團結的內訌。當時，孟什維克雖稱少數派，其實是多數派；而布爾什維克名為多數派，卻是
少數派。假如孟什維克取巧猶豫，順應了當時真正潮流，則所謂「偉大的俄羅斯共產主義革命」就不會成功。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事實上是一項退卻的政策和他公開宣佈政策的一種妥協，而他卻雄辯著說，這個政策
是在於重新改組，鞏固團結，以求更大的進步，列寧曾坦率的說，真正的革命家，就是那些願意使用種種策略
，詭計，非法方法，藉口及欺騙之人。他又說，有興趣研究那一時代大勢的歷史家當然可以問：你們本是少數
（孟什維克），卻自稱布爾什維克（多數），那是怎麼回事？這是因為我們瞭解人們的心理有一種弱點，即大
家所稱的「攀附慾」，攀附勝利的一方。除了為數較少、信心堅強而明確的人士外，世上充滿了好惡相剋的人
。我們雖然就人數而言實際上是少數（孟什維克），但我們容納了那些人，便變成真正多數（布爾什維克）。
      對我們那些「十足的局外人」而言，站在獲勝一方是很重要的，但是，維持我們的共產主義原則更為重要
，我們相信，如果我們命中註定要失敗，我們也許失敗時還懷著我們整個意識型態的熱情，革命烈士就是如此
塑造的。百分之九十九的知識份子很少能夠抱有這種熱情，因此，很少為主義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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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敏於察覺和把握種種機會，以適應我們的需要。當克倫斯基領導的社會黨人放棄了令人憎惡的沙皇
秘密警察，彷彿擺脫了一種傳染病之時，列寧卻很快地伸開兩臂，將他們擁入懷抱，以供我們驅策，並且比以
前更廣泛而有效地加以利用之。沙皇以前所慳吝與小心所賦予他們的行動自由，我們放手的給了他們。再者，
凡爾賽和約簽訂之後，不准德國的魏瑪共和擁有十萬以上陸軍，而我們卻有遠見，邀請了德國參謀本部的軍官
與我們合作，與我們的軍隊在俄境舉行軍級的大規模秋季演習。我們曾派遣參謀軍官到德國接受參謀官協調訓
練。再者和約本不准在德國製造與試驗其新武器，卻在俄境採用相同天候與功效的模擬戰鬥之下，加以試驗。
我們承認德國人優於擬訂計畫、訓練與作戰，所以我們不容僧惡意識從中作梗，來影響我們的需要與目的。我
們不痛恨德國參謀本部的心理狀態，因為事實上是存在的，同時，我們需要他們，也運用他們。
      鮑羅廷還指出，在亂成一團的社會黨人隊伍裡面，在世界上已有許多離經叛道之徒。英國、法國及歐洲其
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領袖們，其黨的名稱有社會黨，基督教社會黨，過激社會黨等等，但他們皆非社會主義者。
當時英國工黨首領拉姆賽•麥唐納，一九二四年麥唐納出任首相時，非常高興的說：「明天英格蘭的所有公爵
夫人們都想要吻我」。及法國最著名社會主義的政客與領袖李昂• 布魯姆服裝、思想及生活方式，皆與道地的
資本主義者無異。他們跟上流社會相結合或交往，以被稱頌為貴族而躊躇滿志。甚至最初標榜社會主義的墨索
里尼，曾幾何時，即調轉頭來反對一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原以社會主義為中心，
孰知初期蠢動即開始顯露其決非社會主義的徵象。
      鮑羅廷雖然斥責法西斯及納粹初期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之叛徒，但他說，背離社會主義的人們也有其精明
處、且有依據的理由。因為在一九二○ 年，世界上其餘各國的社會主義，皆日漸與蘇聯的社會主義不同，麥唐
納與布魯姆那一流人及同時代的若干其他社會黨人們，連同他們領導的黨及其自己的聲譽，成功後自然不會否
認那些使他們獲得名譽、領導權及陶醉自我的政綱與主張。可是據我（仍是鮑羅廷的談話）所見與所知，社會
黨人的內心深處卻十分明白：他們標榜的社會主義終歸無法實現，且會使得他們的黨羽和勢力在其統治的國家
內逐漸而實質地萎縮減少，祇有墨索里尼，受了加利波的瞎闖的冒險主義、加富爾玲瓏的政治手腕、以及他自
己天生誇張與好鬥性格等的鼓勵，始有過大的自信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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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愛國心，決心跟空虛的社會主義完全分手，成為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必須指出，社會黨人不是唯一的犯
罪者，因為自由主義也是腐化份子，他們利用人類天生難填的慾壑，培養人類這些弱點，在選舉上加以利用，
用諾言爭取較多的選票，用較多的諾言來使自己取得權利。社會黨人用動人而又無法做到的謊言，保持「來因
河女妖」似的誘惑力，繼續不斷愚弄民眾。這就是共產主義因綠時會在各地出面矯正偽善、腐敗、以及濫用民
主的原力。
      從一九一四年，列寧在「火花」及「黎明」刊物上所寫的文章裡我們可以找到證據。他寫道：我們盼望
建立一個大俄羅斯國，有自尊心，實行共和政體，享有民主、自由及獨立，它跟鄰邦的關係將以人類平等的原
則為基礎，而非封建特權的原則。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列寧在極端積極的著作和演講中，公開命令他的黨徒
拒絕支持耳弗夫郡土及爾後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克倫斯基與列寧同一省籍。在三年的期問，列寧的想法完全
改變了。這位「偉大的極端份子」，進步的革命家，日益深信民主政治無法實行，也公開宣佈他的改變。為了
徹底糾正西方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統治下各國人民的偏差，以及普遍實行共產主義，我們的方法是向左傾的宗
教男女團體進行工作，因為他們天真，極少猜疑，最能作我們的先鋒隊。
      我們共產主義的「無神論」甚受重視。我們反對宗教，不僅因為我們是無神論者，而且因為宗教禁止人民
去做那些我們非常想要他們去做的事。俄國正教僧侶們背信，將他們從革命黨人的母親和妻子「告解」中所蒐
集的資料交給沙皇秘密警察之行為，特別令人厭惡。我們許多重要的同志皆因這些僧侶的無恥行為而被逮捕。
尤其是因為我們不為我們不信神的事而加辯護，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都反對我們。但是幸好，因為他們宗教
信仰膚淺、貪圖錢財、有教會制度的階級思想，及塵世的虛榮心，因之他們過去、現在以及將來反對我們，都
是沒有用的，而且我們將及時向內部滲透所有的宗教。總有一天，他們會變成我們能夠隨意支使的工具。我們
在對付統一的天主教時，熱誠必須相當於一個反上帝的耶穌會。至於新教，因為分成很多教派，且無像天主教
會那樣的政治上的敏感與活力，對付起來自較對付梵諦岡或麥加要容易得多，須知真正危害共產主義之處並不
是基督教裡「愛」的觀念，因為甚至教人「愛你的仇敵」亦無潛在的危險，因為人能愛人，也仍可防人。而
且我們共產黨人亦能愛人，甚至在必要時愛我們的敵人。我們認為真正的危險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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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中「寬恕」的教義。
      馬克斯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發人深省的話可能及時破壞宗教，相信民眾會將共產主義視為精神的
慰藉，來替代宗教。情緒緊張的人容易激動，因而他們從這種具有超自然能力模糊的東西中，求取精神的力量
與慰藉，而這種東西，就叫宗教。所以從我們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寬恕是一種可僧的溺愛。回教組織較為
單純，思想較為僵硬，和它鬥爭，困難較少。在將來很長的一段時期，這個宗教的影響力比較不重要。我們迫
切的問題是，必須要想出方法去對付、制壓或者暴露猶太基督教思想乃一種假冒的貨色，它是一種用來使人民
安於命運的假信仰。就政治上言，猶太基督教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支配歐洲世界的很多國家，且瀰漫兩大帝國
主義的反共堡壘--即大不列顛帝國與美利堅共和國。
      我們還必須努力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競爭本能以及誘發性的賄賂計謀。我們必須解除高度工業化與複雜
的經濟詐騙制度，如銀行、貨物貸款經紀行、儲蓄與貸款會社、證券與商品交換，郵政儲金而回復到以貨易貨
的市集社會。這種決定，聽起來也許覺得是很激烈的倒退，但我們認為要清潔民主政治的內部腐化，就必須大
方淨化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相信，像美國那種民主制度中的資本主義，僅在鼓勵人民走上更貪婪及愈欺詐的
道路。
      我們俄國的共產黨現在暸解，自從貝拉•孔領導下曇花一現的匈牙利共產黨以及德國斯巴達卡斯同盟蓬勃一
陣之後，德國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泉源。俄國最落後。事實上德國甚至在一次大戰前，其社會主義思想比
歐美任何地方都進步。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和英格蘭，在今後五十年或七十年內共產主義極難發展；由於法
蘭西人的特性，除非發生一些目前無法預測的騷亂或者是偶發的革命，在法國是更不可能。馬克斯估計共產主
義在英格蘭進行的時機業已成熟，是正確的；不僅是由於工資低微工作辛苦，勞動階級對一般情況感到絕望，
而且是因為大不列顛那些階級意識與土地意識都強烈的地主階級—貴族—擁有廣大土地。英格蘭的無產階級或
現有廣大藍領階級，對財產所有權的直覺並不強烈。否則英格蘭應該是共產主義的沃土。我們俄國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中，全國民窮財盡，精神大受挫折，繼而絕望，國內極為活躍的共產黨組織和列寧那種響亮而懷有希望
的號召，使我們成為第一個轉向共產主義的國家，俄國已不止在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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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成為世界上實踐與試驗馬克斯實用主義的先驅。
      我們察覺到赤化歐洲英法兩大堡壘的困難，於是便策劃若干表面無害而又有力的手段，相機在這兩國的政
府與社會中推動。我們透過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友人，利用立法的路線—議會—去轉變那些國家，以花錢，
花錢，再花錢為格言，鼓勵更多的社會主義立法。以朝向我們希望的方向走。希冀能使那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陷
於入不敷出，因而本不致獲得福利的人民大眾竟大大獲得更多過份的福利。這當然將使他們更依賴政府施捨，
使可以達到三個基本目的：（一） 把我們取自富人而給予貧民的錢幣貶低；（二）製造通貨膨脹，以開拓有利
於我們所定目標的氣氛；（三）使人民依賴政府來解決問題，自己無主動精神。習於以政府為拐杖。
      在民問，我們儘可能鼓勵和協助工人們擴大工會組織，它們不必需要共黨份子參加或共黨份子推動，亦不
需要工會職員感覺到接受我們的幫助亦須盡義務。我們鼓動這些組織要求更高更高的工資與連帶福利。更少更
少的工作時問，這使一般工人絕對歡迎的。我們儘量利用時機暗中給他們財務上的援助，這樣他們才能實行罷
工，而且繼續罷工。
      經過很久的時間，根據我們與全世界自由主義者聯合的經驗，我們發現完全由於他們向各方面傳播五花八
門的見解，他們不能也不會追隨一個目標，貫澈到底。美其言，你可以稱他們想像力豐富，不過，因為主意彷
彿，他們的想法和希望是達成許多目標，便變得自相矛盾；結果，他們就自動而相互地自我毀滅。因此，我們
訓練並預先諄諄警告我們的幹部。有關自由主義分子的弱點。
      更進一步說，自由派知識份子總拚命想在個人方面出鋒頭，使其同好相形見拙。他們忍不住地揭人瘡疤，
無端指摘，吹毛求疵地非難他們的同志與同僚。更可能地是，他們錯過重大的問題，而斤斤計較不相干的雞毛
蒜皮。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們對目標一定沒有什麼重要貢獻，遑論什麼建設性和可行性的解決方案。
      我們還發現，在我們與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合作時，他們無不曲解或貶抑原來主張之效力，因為他們往往
憑一時的衝動，便想增刪事前業已獲致協議的行動計劃。不過，這也不得就因而誤解自由派的人士都是些笨拙
、浮躁和草率的人。其實他們往往是非常聰明靈巧，的確是達成世界革命所必需的先鋒掩飾隊伍。他們在以下
三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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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奠基工作；（二）清除地雷區工作；（三）普遍軟化那些對共產主義的抗力與偏見。用列寧的話來說：沒
有民主，社會主義做先鋒，共產主義就無法實現的。無產階級如果不以爭取民主作為口號，即不能完成社會主
義的革命。換言之，自由主義必須做共產主義的尖兵。克倫斯基、自由主義者、孟什維克等，在一九一七年完
成我們對內革命的最初幾個階段中，為我們所作所為，就是明證。我們深信，世界各國的自由派，現在與將來
都是繼續有用的，同時，在進行世界革命中，對我們更為有用。我（鮑羅廷自稱）個人覺得他們那種哈姆雷特
似的模擬辭句與挑戰性的智能，最有吸引力。我不像許多列寧主義者，認為他們僅善於作「高雅的冷潮熱諷」
。
      現在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確定了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目標之後，接著怎麼辦？答案是行動，隨時隨地利用
機會先煽動思想上的不滿與分裂。繼之挑起社會的大小動亂與示威，並在全國各地擴大不滿與製造紛爭。此舉
聽起來似乎是無益的和虛無主義的行動，但是必須澈底明白，「革命」的意義是要將時代巨輪旋轉三百六十度
，迴轉三百六十度到達原來的起點，在本性上是非常猛烈的。就因為十分猛烈，故而涉及到整肅整個國家和整
個社會以及由上至下的各種不同層面。「混亂」似乎是遺憾和荒謬不經的事，但它是我們革命的要素。因為「
混亂」可帶來淨化，經過「混亂」這個淨化的過程，馬克斯主義才能將秩序與公正帶進社會—一種自清的步驟
。換言之，重新建立社會新秩序，需要破壞舊秩序之自由，破除過去的偶像，取消舊傳統的習慣與成規。忘卻
過去，才能使俄羅斯變成尼采式似的超人國，亦即是俄國共產黨的超人國。當我們改造自己國家之時，要向全
世界傳播主義，派出我們的傳教士去宣揚共產主義的福音，在各國內部使人改變信仰，或要他們的人民到俄國
接受教育。這並非是說，我們不知道我們第一代的傳教士與改信共產主義的人在素質上—熱情與信心都並非是
些毫無缺點的完人，但是我們計劃很快地來加以改進。第二，我們並非不知道人類天生有幾千年自私貪婪的積
弊，思路概念化，做事方法呆滯低劣，這些都跟共產主義背道而馳。常言說得好，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人性
極不容易改造，但是我們要有極大的勇氣與耐心，保證全人類將變成共產城邦—而不是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國—
後者已證明係代表較少數人類的特權及帝國主義對被征服者的壓迫。
      我們一定會想起再次一問題：在地球上如何來實現共產主義的極樂世界？我們必須糾正人性的弱點，這些
弱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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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受欺騙，（二）溫情主義—在錯誤時刻與對錯誤事實爭執的溫情主義，（三）冷漠，（四）道德上及有
形的怯懦，（五）尋找刺激的併發症，（六）苦悶與不滿，（七）徒勞的自我縱慾，（八）競爭性的殘忍，（
九）貪婪與好奇，（十）妒忌，（十一）歸屬慾，（十二）不安與焦急，（十三）需要他人表彰其每一項成功
，（十四）優柔寡斷。以上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在一切文明、開化及半開化的社會裹，由於種種環境養成
，僅進度不同而已。這些弱點，甚至存在於世界最遠角落與叢林中食人和獵人頭的部落。我們洞悉這些底蘊，
就能透過共產主義來改正人類這些偏差。夠令人驚異的是，在這些弱點中，知識份子患得最深。然而，從更大
的意義上看，就必須談到知識份子，他們一經委身於我們，百分之九十九就有充分的理由一直委身於我們；那
就是他們心理上感到既光榮又恐懼，而不敢自省及承認他們要中途退卻，或者是他們在精神上已被共產主義所
收買。知識份子的許多其他特質中，最明顯的一種是其帶有濃厚的自我色彩。一個知識份子公開擁護一種錯誤
的觀念，姑且不談像馬克斯主義是如何有力的理論—他若承認當時未經過深思遠慮。這一事實，就等於譴責他
是一個罪大惡極的騙子、傻瓜或精神錯亂、微不足道的人。若要他爽爽快快承認他的錯誤，幾乎像酷刑他至死
一樣痛苦。一個人要是指責知識份子或者是指責自命不凡的知識份子，乃視為罪大惡極的行為。這也是知識份
子無止境地捲入許多充滿恨意的破口大罵與熱烈筆戰之原因。它敗壞了風波，惹起怨恨，而此種情形出乎意料
之外地反而時常對我們有利，目觀兩個知識份子在旁唁信作態和永不干休的爭論，彼此都使出無止盡的讒罵與
互相侮辱攻擊，是件令人感到有趣的事。
      世界上各種宗教，尤其是天主教，最先極力利用宣傳的技巧—宣傳聚會—我們把握它的最佳特點，折衷地
加以利用，擇精去腐，立即完成了我們自己的宣傳機關。宣傳像麵包與白飯同樣重要，適合人民的需要，世世
代代的人民都願受人指引、安慰和領導，我們，只有我們可提供這些需要。在民主社會中，盛行言論自由，知
識界百花齊放，色澤繽紛，疊蔭幽雅，而大都是自以為是或自我否定，固執己見，抹煞他人。他們的觀點與其
他許多小派的見解融匯起來，吞吞吐吐雜亂無章地會合成一道知識的巨流，甚至在他們知識的旅程尚未結束之
前，便已迷失在意識形態混亂的大海之中。例如，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社會革命黨人朵拉• 卡普朗企圖謀害
列寧之後，我們曾抓住機會搜索與清除很多各式各樣的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不幸，此舉在國外受人誤解，被
指為「恐怖統治」。但是按照我們的觀點，它足以提醒全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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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注意：要剷除一切反對列寧和我黨同志正在為俄國及全世界效力的份子，這是必要的手段。
      我們為了達到極力散播我黨意識形態的目的，必須仰賴世界上的新聞媒介。我們首先容忍同情者的不正確
思想、特異性及變態心理，然後逐漸帶著他們用我們的方法去思考，再迅速而又親切地利用說服、報酬等領導
他們為共同的目標和我們在一起工作。我們欣慰地已經看到歐洲與美國各地報章與廣播等大眾傳播媒介，正在
逐漸開始走上前來，「偏向我們」。有些人甚至過於激烈，這是意想不到的事。但是身為共產黨員，我們必須
澈底瞭解及提防的是他們何時開始要保護自己心愛的小利益和地盤。他們時常像瘋狗一樣張牙舞爪猛烈地防衛
自己，這種舉動在我們是禁忌的，因為它祇圖自私，形成個人的仇殺，罔顧大體。我們不願他們在我黨薰陶之
下反目。至於大多數知識份子基本上具有天生的理知誠實感，這種論調很有問題。
      我可以說，我贊同你，主知論一如今日文明世界所鼓吹與實踐的一樣，其本身是極好的，但是它具有公式
化的「自存觀念」變通無常的機會主義原則已經根深蒂固，這同馬克斯• 普列漢諾夫與列寧等講求目的與行動
主知論適成鮮明的對照。空談的社會主義者時常才氣縱橫，滔滔不絕地猛烈攻訐他人，卻拿不出結果來；而馬
克斯則是唯一的社會、經濟、政治先知，他使各部分系統與界說分明，構成一個整體，同時，指定每一部分在
整體中的作用。換句話說，唯有共產主義的理論完全包羅政治、社會現象及經濟，使其融合成一個最完整的體
系。祇有共產主義的理論認識經濟與社會改革的重要性。馬克斯的理論中所包括的一切是完整的，而他人的理
論在社會、政治、經濟三者的相互作用，充其量是支離片斷和相互排斥的。俄國馬克斯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向
列寧預示： 不論講不講明、自由、個人權利、禮儀、民主及正義的每一個原則，都應受革命的支配；我們遵循
這些路線，才能將言論變成行動。
      我在此處願意插入幾句話：當鮑羅廷繼續振振有詞地自言自語時，我內心對他未提到格萊休士•巴拜夫（
譯註：一七六○ 年—九七年），並不感到驚異。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九年的共產國際曾稱讚這位法國革命領袖為
偉大的先進，他已替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及即將來臨的世界革命奠定了基石。不是普列漢諾夫，也不是列寧
。托洛茨基讚美巴拜夫的辭句，有些我之所以記在心裡，是因為在我倉促閱讀之時，我以為托洛茨基可能是在
誇大其詞的鼓吹。可是由於鮑羅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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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提及巴拜夫，我自己在想是不是他像個老練的共黨官僚，早已感覺托洛茨基要沉沒下去，如同徐諾維也夫
• 加米涅夫及布哈林等一樣，到時被戴上「十月逃兵」（是指那些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意志動搖或被認為
意志動搖的人—他們犯了嚴重的背叛罪。）的帽子？或者是不是僅僅由於疏忽？抑或他也是企圖苟全生命的老
手呢？
      鮑羅廷繼續說列寧這位領袖不僅使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了，而且使其發生效力；同時他瞭解為了革命，得忍
受英、法、日在東線—西伯利亞—與西線的協約國軍事壓力，法國將領魏剛率領的波蘭軍隊，以及許多小戰
線的內戰，國內有塞門諾夫、柯加克、鄧尼、尤登尼奇及隆格爾的反對。此刻，他需要順應時勢並隱匿。但他
從不忘卻他要達成的最後目標。列寧在一個以農為主落後國家中的成功，跟馬克斯的預言完全相反，顯示出共
產主義是有彈性的。不像有些人描繪的僵硬。列寧所實行的延緩土地沒收和共產化的「新經濟政策」以及和同
豐國妥協的布列斯特•立托伏斯克條約就是這種彈性的最好實例。推動全世界革命的「第三國際」（成立於一
九一九年三月）為各國擬訂了各種不同的行動計劃，首先以種種手段收買知識份子來服務，收買時不完全用物
質作代價，祇使他們相信是為窮人和非特權階級工作；恭維他們的自負，替他們戴高帽子，激起他們利用共產
主義走向較好社會的理想；或者是凡屬富人，經我們善引誘勸而對他們自己的致富具有罪感者，或同情我們所
宣佈的目標而求贖罪者，我們就接受他們的幫助，我們詳細說明他們祖先剝削和剝奪窮人的方式，使得他們有
這種犯罪的感覺，一些不務正業的浪人經規勸猛醒後尤其感覺尤其痛切。我們也讓他們去探查自己的自卑感或
優越感—這兩者暗暗潛入社會各種行業與階層，例如宗教的階層與組織、大專院校、大小基金會、大眾傳播媒
體的報紙、出版社、廣播電台、雜誌、畫廊、劇場、電影院、講壇等，最重要的是進入各種工會……一言蔽之
，就是所有的視聽媒體—使他們憬悟自己以前的罪惡行徑。上述一切方法須有若干明確的目標，第一，配合當
時我們所襄助的任何論點與主張，去激起必要的想像與憤慨；第二，淆亂事實、形勢及事故，做到以上二點我
們才能為他們決定誰是誰非、決定何者為我黨之需要，何者不是所需要者。最重要的是遴選條件是，他們必須
為優秀的戰士。還有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灌輸各種報章、雜誌及廣播電台的新聞評論員正確的觀念，使之稍
左才別緻，愈左則愈別緻；獻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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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知道，凡屬徹底的共黨左派就應表現出英雄的氣概。如果你注意到我們中國與俄國許多房舍外牆上的宣傳
畫，其中所描繪的士兵、工人及農民，無一不是膂力茁壯、肩膀寬潤、頭額巨大、目光炯炯。這是賦予他們比
實際上印象更為深刻的神態，來影響一般的男女。
      我們又察覺，人都希望認同。批評者指摘他人，栽誣他人，就即刻覺得自己是沒有那些過失，幾乎是十全
十美比別人臻全臻美，自況沒有犯他所指摘那個人的錯誤。我們就利用這種人性的弱點，進而讓這位批評者批
評他人，再漸漸將批評指向這位批評者，慢慢或突然引導他走向自我批評—你也可以說這是自我鞭笞的道路。
這確實是一種很好的方法，來保持我黨同志的正直與嚴密，慢慢培養幹部們的謙遜，並抑制暴亂之徒。
      在美國，成文憲法第一次修正案，保障了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而英國則根據傳統予以言論保障—英倫海
德公園任何人都可演說，反對政府和現存的法令。照偏重知識的人士和知識份子看來，長篇大論地講個喋喋不
休就是在發洩他們過剩的精力，以示渴慕或不滿而已。但是依我看來，必須認清，激動情緒是很不智的事。必
須用各種方法壓制情緒，我們以前走這條路是成功了，所以我們躭憂任何足以煽動我們本國人民的事件。
      為了我們次一目標，去完成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首先必須拆毀大不列顛帝國，解放全世界一切殖民
地的人民。大不列顛是個殖民強權，大都以較溫和手段與詭計分解實行統治。他們似有統治的天賦才能，懂得
政治上某些地方不干涉主義、詭詐手腕和中庸之道。大不列顛曾經培養了足夠有遠見有才幹的人士統治了將近
五個世紀，成就非凡，但是它基本的內在弱點是地理上的孤立。它本身國土狹小，僅是由北海幾個島嶼組成，
在這種條件限制之下來統治巨大帝國，好像狗的短尾在搖動狗的全身。俄國願意印度獲得自由，倒不是因為我
們祇希望它變成另一個共產國家，而是我們認為它在戰爭發生時人力不應被英國所利用，到工廠或造船廠等地
工作；不過我們不認可英國利用印度兵來防衛它的帝國。非洲大陸應獲得自由，不應由英、法為主以及歐洲一
些小國家來加以分贓。比利時與葡萄牙，佔有很廣大的非洲領土，為求自己富足，而剝奪那些不屬於它們的礦
產與天然財富；而且她們的能力也不足以將其明智地加以利用。非洲應按各部落的希望成立許多國家，才會達
到各土著部落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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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有進者，那些歐洲剝削者用武力取得所聚積的一切財富，不僅未提高非洲本地人的生活，基本上除了少
數從事剝削的公司及其食客之外，英、法、比、葡的人民並未獲得利益。有些財富自然會漏下一點到較低階層
，但大致說來，這些「甜頭」都到了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手裡。我說過，要使世界獲得極大進步的首要工作，
是拆除大不列顛帝國把印度當作「苦力」奴隸、以及在亞洲其他區的殖民地主義。然後將它趕出它殘酷掠奪的
非洲。一俟大不列顛的殖民帝國被剝去後，法國的殖民權利即將迅速萎縮。有許多部落，不同的方言，互異的
傳統、仇恨和次文化的非洲不應該也不至於祇因有一個人造的大不列顛帝國，成為坐享分紅，剝削赤貧而度著
奢侈生活的來源—所謂「人造的」，意即沒有內在的本能和財力維持她的帝國。英國提倡社會主義者應為其覺
醒預作準備。同時，對這些被壓迫人民脫離英國殖民主義的大時代，蘇聯亦將提供眾多的資助。回顧過去，誰
都看得見第三國際小心研究計劃把非洲切成很多暴躁而小的國家，以為是要引起很多部族的政治慾望，但實際
上是使共產黨便於控制，將來更易歸隊。
      現在再回到鮑羅廷：但是為了使世界革命到達極舉和最有意義的結果，我們必須把美國稱為資本主義及自
由企業的最強堡壘—換言之，也就是我們達到世界共產主義所要克服的最大障礙。
      法國是共產主義比較麻煩的障礙。因為基本上來說，法國人是以自我為中心，團體精神太差，他們對世界
的看法，如果不是過於偏頗，就是流於憤世嫉俗，法國人天生貪戀財貨—不論是動產或不動產，極希望自己擁
有各種物質的東西，不管是黃金或白銀，可是使用起來卻很儉省與謹慎。法國人很愛逃稅。事實上此舉在法國
全國極為盛行。逃稅為榮的觀念完全悖背了法國人的法國榮譽感。且法國的詩歌、文學及歷史皆歌頌法國之光
榮，炫耀其傳統偉大人物—如聖女貞德，羅蓋特• 德• 里耳和拿破崙，為其核心教育。
      由於有節儉與儲蓄的習慣，法國已由其勞工階級—不論是白領抑或藍領—形成一個很大的有高度財產意識
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因此法國變成共產主義國家較英國為困難，因為中、下階級的英國人似乎沒有到法
國人那種貪婪無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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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要想促成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工作就更為困難—所謂「一個真難解決的問題」—難處是在於
小資產階級和中上階級的比例上，比較富有，且此階級人數又多，生活水準也在日益增高。在我們尚無能力最
後消滅這種資產階級有害的資本主義制度之前，有毒的自由企業體系以及人人祇要有運氣和有頭腦就能爬上成
功之途的幻想，都會帶給我們無法估量的困難。所幸美國不是一個單純種族的國家。人們到美國去，大都是因
為傳說那裡黃金遍地。由於富庶及自命純潔，乃稱它為機會之邦。不錯，那是給投機取巧與寡廉鮮恥之徒的機
會。例如，柯斯托在小大角河的最後一戰，使人覺得他和他的騎兵是被酋長西亭• 鮑爾的印第安人屠殺，因執
行綏靖蘇玆部落劫掠行為所致。事實上那是白人侵佔黑山中印第安人保留地的直接結果，而這保留地是美國政
府與印地安人訂約認可予以保證的。白人違約的原因是黃金。是因為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內的山區發現了金礦，
所以才構成衝突。美國的歷史典籍卻謊言辯護其對印第安人厚遇，土人負義，故給他們一次教訓。
      白人卑鄙行徑，資產階級的偏狹頑固，都是高級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心理，這些實例不勝枚舉。他們
的共同罪過是貪婪—此點乃是他們活動時每一動機的一切出發點之試金石。美國如果不是有計劃地對墨西哥進
行帝國主義的擴張，則加利一福尼亞州的大部分地區恐怕仍然是屬於墨西哥。大凡提到德克薩斯州，大家總會
記起桑姆• 休士頓將軍，及聖約翰山，桑達• 安納將軍等一連串的人事。假如有人和墨西哥人和美國真正專攻歷
史學家談話，他們會同意加利福尼亞，至少包括洛杉磯的南加利福尼亞，確是屬於墨西哥。
      美國因為日趨富庶，中產階級的人數日趨眾多，此乃資產階級思想與生活方式的泉源與堡壘，我們必須消
除它，要它順從共產主義。祇有到那時候，共產主義才不會受到美國資產階級精神的不良影響。
      我（鮑羅廷）以前已經說過，由於人性的許多缺點係由資本主義培養、鼓勵，且永久成為人類的苦難，於
是馬克斯出來消除這種重大的災禍。馬克斯已經為一般人民設計和主張一種政府制度與生活之道，將一切設備
，一切財富集中在國家手中，再由國家加以分配，人人均分。為了達到此種平等，政府應該是這種均等政策的
訓導者與執行者。不怕也不偏袒。為了顧及其他無法避免的後果，必須要維持嚴格的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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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縱然如此，我們共產黨人也是十分現實的，深深瞭解優越的生活狀況仍限於物質之稀罕。所以祇能配
給有功的人—我們管理方面的幹部保留了合宜的一份。恰巧我們革命運動的幹部與領袖們一定要有較好的生活
，才使得他們能為無產階級辛勤工作。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是另外一個階級，例如像是寄生蟲和壓迫者的無所事
事的貴族—社會的吸血蟲。其理由是，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富裕的貴族階級既然可以享受國家的脂膏，則我
們共黨幹部也應有良好的生活，他們才能一代一代地為共產社會的福利而工作。祇有我們才是為了一般人民的
共同利益而努力。
      再則，不幸的是，重要任務和責任應該而且祇能由一個人數極少的小集團—領導階層和幹部—擔負：決不
能如同虛偽的民主政治騙局標榜分由民眾共同擔負。而且，我們一定要徹底褐露多數人統治的錯誤觀念。自古
以來，除了我們所知道民主政治試驗失敗的希臘小城邦外，世界有何國家係由多數人統治？誠然，關於表面上
假裝由多數人統治，實則由虛偽的少數人統治的事例不勝枚舉。所以為達到使一個國家成為幸福的共產國家目
標，必須採取下列步驟。
      我們共產黨人必須起一種影響作用：
      （一） 在一個國家內造成不滿的情緒和意識。
      （二）允許我們所謂的「煽動份子」故意洩露機密，以建立信任，俾利共產主義的進展。
      （三）允許在需要和可能時，掩飾我們真正的目的。
      （四）策劃反共行為和行動，甚至達到造成犧牲的程度；並對我們的同志灌輸其隨時可為主義而犧牲的壯
志，俾使我們的權利結構能從敵對之內部擴展。
      （五）儘可能透過權利集團和社會制度，在我們敵對的國家傳播並建立同情和人道觀念，旨在使其於數年
或數十年內漸趨一哀微。
      （六）儘可能隨時隨地揭露一個國家的弱點、貪贓枉法與侵佔公家財產等情事。
      （七）儘力利用一個地區內所存文化與社會上的矛盾；諸如方言、風俗的差異以及種族的偏見。
      （八）製造或儘量利用政治上的醜聞，同時予以揭發，以破壞大眾對知名人士或政權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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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揭露社會醜聞，以證明政客和無所事事的豪富，是依賴辛勞的無產階級而生存的寄生蟲。
      （十）加強、煽動並影響政治、社會或決策階層的溫情思想。
      （十一）透過在少數民族之問積極份子的擴大活動，造成輿論。首先利用謠言和謊言，俾在各少數民族問
產生不安定的焦慮；再利用散發小冊、示威、寫作、戲劇、廣播及其他手段，以挑起固有的矛盾。總之，提高
並明確地指出各少數民族和各種情況中極為疑惑、不安、無法解決的感覺。
      （十二）使不合理的明顯錯誤成為合理，或索性一再不承認錯誤。正如俗語所說，大謊言—如宗教—也會
變成大真理，這不是因為我們共產黨人習於推諉或精於說謊，而因為這是為了要達成更高一層的道德和目標，
我們擔當不起承認錯誤的後果，因為承認錯誤有損信任，我們何必要承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常將我們崇高目標
，向資本主義的民主世界作不當的、錯誤的或愚蠢的演繹所造成的那種錯覺？在一個民主國家裡，無論其民
主的程度如何，對於反對和擁護一種政治上的政策，一旦被認為錯誤時，除非構成玩忽的行為，不必由某人或
某些人負責。對我們來說，我們無法容忍反對我們的政策者；我們也不會寬容執行錯誤的政策者。凡一項錯誤
的政策，即意味著對一項問題的正確分析，完全缺乏了解而導致錯誤的途逕。因此，即表示對問題的研究，不
夠審慎、不夠留意，而且究討時間不足，這都是不負責的行為。我們不袒護也不允許有不負責任的行為。由於
這種政策，我們能根絕同志們嚴重的不負責任的決策和行為，並使我們的同志更努力、更誠實。
      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及學人們，均可用為促進我們信仰和目標的現成工具，從我們所談到和聽
到的，今代所有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者，無不剽竊我們的理論和仿倣我們。但他們卻曲解或抹殺了這些理論的
本質。這是由於作為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者，玩弄原則和理論。所以他們信仰首尾不能一致。他們的前提和結
論難免相互矛盾：因此，常常經不起不斷的分析，在我們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所經歷三十年（鮑羅廷係
自一八八七年五月列寧長兄亞歷山大• 烏里揚諾夫被處絞刑後算起）的革命經驗中，除了極少數的無政府主義
者祇知道憑著偶而投擲炸彈和行刺作為抗議的手段之外，缺乏據以執行的綿密行動計劃，自由主義者僅尚空談
。他們大多處於頹喪狀態，因為對他們來說，空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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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空談就是結果。在危急時期，我們發現自由主義者乃為不可靠的同路人，一旦形勢逆轉，即有變節的傾
向。我們的監獄裡，關滿了各色各樣的「十月逃兵」，他們祇有在理想的、安定的情況下—諸如在民主制度中
—才能發揮功能。不幸的，領導則需要堅不拔的精神，才能抵得住橫逆與危險。知識份子不堅守不屈不撓原則
者，是絕對辦不到。誠然，共黨領導需要完全不理會他人的攻擊和無的放矢的護罵。我們不怕右派、不怕自由
主義者和任何色彩知識份子的強烈批評和口頭攻擊，相反的，我們會因這些攻擊而增長力量，變得更壯大，因
為我們認為，縱使全世界不會很快，最後也會討好我們、尊敬我們。在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根本沒有堅定的目
的和堅忍的精神，因為民主制度會順從責難和受壓力所左右。若不如此，則違背民主的基本原則。
    以智慧打倒獨裁政治的馬克斯和列寧，對民主制度的理論和實際，認識最清楚；理論與實際相去甚遠。民主
制度實際上是虛構的，因為（一）政客們由於虛偽作狀，永遠是無法號召人民的；（二）公開的政治有如公開
的外交，一切均暴露於敵友之前，是無法運用的。輕率、過早或不合時宜的揭露，常會招致傷害的；（三）一
個團體—更不必說整個國家—若街知行曉一件國家秘密，而仍天真假定不會洩露簡直是一種無法令人發噱的笑
話（四）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百分之五十點一即可構成多數，也就是說百分之四十九點九的人可由違背其意志
的較多數所支配。他們在政治上不發生作用，而且處於被人遺忘的境況中；（五）與人民磋商一詞，乃是民主
政治的另一種大謊言；（六）祇有資本主義者，有組織的同業公會團體和工會，大聲嚷嚷的人，無論其祇是極
微小少數或僅有一票之多數（有如在一家有聲望報紙撰寫社論的人），自認為就是代表「輿論」。這些高唱民
主政治藉以施展其影響力和權力的少數人，才是民主國家的真正統治者。
      當政治氣象猶如英國和美國的自由，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在知識上有如山羊一般頑亢難以制馭。其他沈
迷於自由主義的人，就像鍍過金一樣，外表雖有薄薄的一層金，裡面則為破銅斕鐵，然而他們卻自認是純金製
的堅強不屈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列寧對於自由主義份子有過五年的痛苦經驗。在俄國及流亡在外期間，他對這些自由主義份子產生無窮的
厭惡、僧恨和蔑視--他在許多談話函件中曾表示其輕視的態度。我們的同志中，有許多是以病理學上的好奇心
來看自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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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常發常以為他們為格鬥對象，是十分可笑而有趣的；但祇要你牢記他們是可共安樂而不可共患難的朋友
，就不會對他們太認真。
      因此，對我們共黨同志來說，為達成我們的世界共產目標，我們不但必須堅持暴露資本主義世界的虛偽，
而且必須及時揭穿游移不定的自由主義投機份子。這些自由主義投機份子實際上是利用共產主義日漸壯大而傲
慢。在此過程中，他們剽竊了我們的思想和成就，並且代表我們行事，好像他們才是真正同情資本主義社會中
可憐的被壓迫大眾。至於反對我們者駁斥我們也是偽善者這一點，那是因為我們的主義思想基礎穩固而且切合
實際，招人之忌，為了讓人們瞭解，所以我們常常公開而率直地說，為目的不擇手段，這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如果自由主義者仍然支持我們，我們的敵人說我們是以鄭衛聲色迷惑了他們，這話難道說是公平的嗎？當自由
主義者傷害自由主義時，能責怪我們嗎？我們共產黨人明白，自由主義要想繼續生存下去—更不必說壯大發展
—則需要有受溫室保護的「安格魯撒克遜」式的法律。梭羅所著「不合作主義斗】 書，除了實際加強美國資本
主義制度外，究竟有些什麼成就？在「湖濱散記」問世後，在美國的資本主義愈益爭利和貪婪。這就是我們共
產黨人所不希望而且不允許的驕縱。對我們共產黨來說，幸運的是，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混亂—如俗語所說
的「混亂而守舊」—國度中，最能蓬勃發展。對我們來說，除了扭轉西方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所鍾愛的「
法律與秩序」的可厭口號外，沒有肥沃的土地可供革命的成長，在民主制度中的自由，或明暗的給予成功和失
敗權利，民主制度可以失敗，但共產主義不可以失敗。至於那些讚美民主的人，你可以回想一下最近葡萄牙的
經驗。一九一○ 年，葡萄牙想藉試行民主制度革新政治。從那時到現在約十五年期問，葡萄牙的經濟每下愈況
，處於崩潰狀態；在政治方面，內閣更迭達四十餘次之多。（註：實際上，一九一○ 年至一九二六年，葡萄牙
內閣更迭了四十五次，最後在一九二六年由薩拉塞執政，直到一九六八年。）
      我們對法西斯主義多有指責，稱墨索里尼為社會主義的狡獪叛徒，故墨深知為遂行有效率的統治，不得不
摒棄自由主義者所玩的空談政治。我們瞭解他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確切理由。我們祇要到義大利南部親
自目睹棲息於洞穴中的人民所處貧窮和悲慘境況，就可以知道他們實行共產主義的時期業已成熟。然而因為墨
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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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在義大利的發展將受到滯延。
      我要強調，我們不是盲從者；我們也不是嗜殺者。我們祇是為人民和為我們的黨選擇最佳的途徑。我們在
折衷方面非常開明。但我們共產黨人不允許在我們革命陣營中，有游移不定的情事和兩種相反的論調。我們的
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終必普及於全世界的主義；而資本主義正日趨式微，並且由於其激烈的競爭和有自相殘
殺的傾向，最後的覆亡指日可期。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不瞭解某些人是不容易受欺騙、心智不成熟、不懂政治
而且不易受到操縱的。而我們的責任是，準備領導他們邁向幸福的人生。
      除人民的紀律外，事實上在我們的革命中，有時我們很會利用所謂足智多謀的知識份子與民眾接近。他們
具有各種不同的背景—從最左派屠格涅夫的虛無主義者到護憲的保皇黨人士，或者是從前澈底地極右派的保皇
黨人。
      在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共產黨人向來不是中立派，雖然我們為達成目標所作的努力中，我們也許採取曲
折路線，但我們始終在前進。我們對是非有嚴格的標準。我們透過邏輯，散佈和宣傳我們單以政治學說即可贏
得世界的觀念。我們網羅無經驗但熱心、具有勤勞精神與富於旺盛企圖心和不畏困難的青年。他們對我們極有
價值，因為他們始終像精選的種籽，在收成時必有豐富的產量。他們本能地瞭解，我們認識最清楚，我們能為
他們的一切著想，同時他們唯有和我們禍福與共，才能循著康莊大道邁進。他們圓滿達成我們共同的目標後，
當可獲得最大的報酬。
      毋庸諱言，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其中原因之一是，由於世界各地警察均採取鎮壓措施，我們才想奮起抵
抗暴虐的政府。的確，反鎮壓是和一般人切身有關的事。我們無神論的真正動機是崇高的。這是因為「寬恕」
這兩個字的緣故。基督的「寬恕」教義—做得少、但說得多，且看來毫無害處的是傳播共產主義的唯一最大敵
對。我們也愛那些遵從我們主義和教條的人。但寬恕不只是愛；它包含愛、希望、信心、仁慈及人類懺悔的其
他一切缺點；因此，由於寬恕永遠困擾著一個人的存在，所以它不能造就真正新的、完美的共產黨人。寬恕已
經證明是代表遲鈍、懶散思想和妥協的現成藉口，而這些恰巧也包含在孔子學說「忠恕」之中。它反對並否定
我們所要灌輸人民的一切思想。孱弱的胚芽必須予以迅速、澈底整肅—大部分予以毀滅—如此，模範人的塑造
，才能迅速進行而無障礙。列寧曾經昭示我們：我們心裏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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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目標；我們希望在半個世紀內改變大部分世界—即使不能於不知不覺中逐漸改變整個世界；可能時。儘量
減少流血事件。到那時候，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如不是全部消滅，也是大部分受到腐蝕，我們就可解決這種腐
敗制度的最後基地—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敵美國。鑒於我們當前的這項艱鉅任務，蘇俄已著手幫助中國，俾使我
們兩國人民共同合作，完成世界革命。（原文如此！)
      關於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我們欣然同意其中之一—民生主義。至於其他兩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權主
義，與馬克斯列寧教條不合。因為民族主義喚起民族感情及對故土和祖國的情感，而我們是主張國際無產階級
主義—打破狹窄的民族國家觀念而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孫逸仙博士的民族主義所主張的愛國觀念，與無產階級
國際主義恰巧相反。
      主張民族主義就是存心主張分離。關於權利歸於人民的原則，我（鮑羅廷）再回頭談到我原先所提醒注意
到的希臘的城邦政治。那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的夢想。唯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是有效的手段；田為它使共
產主義加惠於蘇俄人民。不過，也許（鮑羅廷還說）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一時對中國的統一有所裨助，因為
受學者領導的中國人民，自從被西方式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奴役以來，對治外法權和外國的控制感到沮喪與恥
辱。中國人民由於身受貪污腐化與愚昧的中央、省及地方政府之害，而且歷經無數次鉅大破壞性的動亂和西方
帝國主義的侮辱，所以急於求變他這和蘇俄在落伍的沙皇政權統治下由於另一種腐化的原因而急於求變的情形
一樣。中國的革命是空前未有的、令人振奮的、轟轟烈烈的，同時，並沒有真正被人民所全部瞭解。中國人民
跟隨革命，但未能真正瞭解革命，正同蘇俄農民不瞭解我們的革命一樣。一個小的共產黨—我們的黨—造成了
蘇俄今天的局面，也將開拓蘇俄未來的前途。
      以上是一九二六年與鮑羅廷談話中所談到第三國際最初為中國而訂，並提供世界其他國家遵循的行動計劃
中重要的部分。
      不用說，我的本性和直覺，事實上，就是我這個人以及我的信念與鮑羅廷所說的一切，正好是背道而馳。
他所提的建議大部分是怪誕不經，其理由更是荒謬絕倫。如果認為民主制度具有缺點，不是健全的治國制度，
那麼共產主義所表現的更是虛幻不實，不合道理。共產主義乃是要人類走向絕望的道路。許多年來我常常想到
，一個像鮑羅廷以及像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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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精神健全、心智成熟、博學聰穎的人，如何能接受這個前提，說人性本願為卑賤、安於屈從、毫無發揮其意
志的希望、安於作為新共黨寡頭政治的奴隸。
      我由於曾經受過開朗的教育，並具有渴求知問之好，使得我能夠相當容忍地聽取偏鋒邪道騙人之說，正如
列寧得意的說—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以後在「蘇答玆卡雅真理報」及「真理報」上所說—在傳播毒素方面已贏得
勝利，有時，令人難以保持嚴肅的態度；對辯解者的頑固不得不一笑置之。有時，由於他不斷喋喋不休的攻訐
民主政治，使我感到脈搏逐漸加快。至於鮑羅廷對美國的有意玷辱，揭曉美國開國元勛和常人一樣是有缺點的
。其中大部分的事實，我早已知道，故我亦不感到意外，且我認為重要的是，儘管他們有許多缺點，但畢竟是
民主政治的先進—促進人類尊嚴和自由觀念的成功者。且他們對某些方面已有一定的貢獻。
      這些談話，開始純粹是以探討殖民主義消逝後，中國在世界上的未來地位，以及俄國在其扶助弱小國家使
之掙脫帝國主義壓迫所採取利他行動的真正動機為原議。在我們談話過程中，我能看出鮑羅廷的談話具有一個
目的，其外表固有耐人尋味處，但其內涵更具有重大意義。
      真的，我對他對我說的話，感到不安。因為他所告訴我的一切，如果在任何地方施行，都會被譴責為不人
道、殘酷和暴虐，我心中所想的是，他告訴我的一切是否能夠為中國人接受，作為全國必須經歷的必要嚴酷試
鍊，以期最後安享馬克斯所謂「國家逐漸凋萎」的「理想世界」？這數次議論使我感到困擾，因為俄國共產主
義聲言解決人類栓桔所採取的方式是違背天良的毀滅性途徑，是將這些人類問題隱藏在周密的極大謊言之中，
並根據預設的前提，顛倒是非。這使我想起美國西部眾所周知賣藥者所謂的「推銷騙局」—他們在賣蛇油或百
靈特效藥品時，無不保證這些藥品都是萬應靈丹。
      現在回想起來，在聽取共產黨第三國際推進工作計劃之時，任何冷靜知性的興趣，都是非常具有更認識的
價值：第一，我從更較「通常可靠方面」，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陰謀獲得較多實際的瞭解。這也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必須自問，我們是否想要蘇維埃式的帝國主義來替代我們曾所設法擺脫的英國和法國及其他形式
的西方帝國主義；第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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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聽取了一位在中國的共產黨國際高階層負責人士，對於「拯救我們以及其餘人類」的方法所作的註解。使我
深深感覺到這種帝國主義比我們歷史上所忍受的帝國主義更有野心、更狡獪、更陰險、更殘酷。
      五十年已經過去了。由義大利柏林格、法國馬歇及仍在流亡的西班牙共產頭目卡里洛等所領導的歐洲共產
黨宣稱，「邁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唯一聰明途徑，乃是採取漸進式的多黨和進步的制度。」對某些人來說
，這意味蘇俄終於會被摒棄。蘇酋布里玆湟夫在東柏林召開的共黨高階層會議中，對此歷時已久的歐洲共黨的
異端，假裝表示讓步。然而我們祇要稍事回憶即可想起，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俄羅斯共黨帝國在世界地
理上的擴展愈益增大。這也就是說，它現已奄有更多的人力可供驅使。蘇俄今天在世界上就人力和影響力而言
，無論明的或暗的，均較擴張主義的沙皇時代巨大。然而，仍無法饜足共黨的政治和領土野心。
      伊凡斯和諾瓦克各專欄作家於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在紐約郵報報導稱，蘇俄艦隊司令高希柯夫—現代蘇俄海
軍之父—在「國家的海權」一文中預測，蘇俄將在世界海洋有效運用其海軍力量，「以利共產主義的建立。」
布里玆涇夫在對法國總統戴斯亭•季斯卡敬酒時，更明確且巧妙的表示，他說，「國際緊張情勢的緩和，絕無
法消除思想的鬥爭。」如翻譯成他前任黑魯雪夫所講的話，那就是：「不要以為我們已經忘了馬克斯、恩格斯
和列寧，在蝦子學會吹哨之前，我們是忘不了他們的。」
      任何人閱讀這份我附加註解的回憶，都有充份理由提出下列的問題：因為鮑氏任何會議都是談話式的，為
什麼這份回憶不是這種體裁？我的理由是三方面的：
      第一，這次會談發生在差不多五十年前，這次會談的發生，一方面是由於我的質詢，另一面則是鮑羅廷有
意「推銷」共產主義。本來我們對任何種類的帝國主義就有反感，而俄國的「第三國際」，由於它的偽裝，以
及它對人類生活的殘暴不仁，使我們覺得更加可僧。「第三國際」所披上帝國主義的外衣色彩較淡艷，剪裁較
為稱身。他們所運用的方法，比這些年來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所實施毫無粉飾的砲艇政策或者嚴厲而殘暴的方
法，要更為高明詭譎。如果認為民主政制在很多方面是偽善的，那麼當狼披上羊皮的時候，則又是何等的盜名
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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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這次會談不是屬於問答方式的會議，而是大部份由兩個人所做表面上意見相投的談話，家姊孔夫人
坐在一旁靜聽我們交談，問或發表一些意見（限於時問與篇幅，我無法將家姊所說的話納入本文。）而家兄子
文則沓沓來往於他的書房和客廳之問，每當他忙中得閒時，他就加入旁聽，我們三人在思想上根本是南轅北轍
；一個的目標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所揭櫫的優好生活，另一個則是共產主義對未來幸福畫餅充飢曖昧不明的
承諾。我們在會談當時，並不曾作任何記錄。祇是我在每次會談之後，作了些提要式的註釋，有些日子的會談
摘要比較詳盡，有時則由於事忙而較為簡略。我是用扼要方式，就我所認為有醒目性的會談內容寫下這些摘要
的—故祇記下當天我所認為突出的、廣泛的、傲慢的、虛偽的、粗野的或者不人道的論點，或者我所認為武斷
歸納的是非價值觀念，以及不合邏輯的邏輯。
      第三，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我可以說，我不能記憶起這一連串的問與答在時問上的正確順序。借助於我
的札記摘要，裡面間或記有直接引語和一些提示，助我回憶起很多會談內容，而將一些記憶猶存的各項要點
，忠實地加以重新組合供給讀者。如果我有錯誤。那倒不是錯在言過其實，而是錯在輕描淡寫了共黨漠視人類
生活，以及「第三國際」赤化世界的狂熱。
      讀者也許會感到詫異，為什麼直到現在，在過了這樣久長的一段時問以後，纔執筆寫下這次會談的經過。
這也有三個原因：第一，我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認識當年鮑羅廷先生的人已經不多。曾經聽到過他
就蘇聯對中國和世界的希望，不透過譯員而直接用英語交談，因為當時有關人士彼此之間還沒有共同的語言的
橋樑使雙方可傾所欲言，容或少之又少；至於在「對立陣營」裡曾聽到過他這種議論的人，更是少得不在話
下。第二，從歷史的間隔來評估共產主義的實際行為，我們會感到自一九一七年以來蘇俄的共產哲學與行動，
和鮑羅廷在一九二六年所扼要傳述的，幾乎毫無二致。第三，對於那些可能會問我，為什麼不將「第三國際」
彌漫世界藍圖早日公諸世問，尤其因為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就共產主義的各種危險，從事研究、寫作和演講，
我更應該早就揭發蘇俄這種企圖。我的答覆非常簡單：我那些會談的札記，是和許多其他文件保存在一起的，
直到最近我才找到這些文件。
      忽東忽西不停的行動和經常忙於應付各種日常問題的人，以及要不斷注意當前和當代事務的人，浩瀚的文
件和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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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夠人宵旰辛勞的。那些札記固然相當簡略，可是如果沒有這種札記，我卻不可能將一些有關的解說資料，
忠實而精確地加以綜合歸納。而即使所用的詞彙和語氣，是出自答覆者：我還是避免直接引用我在札記裡所
記下來的直接語氣。
      還有，為了保持鮑羅廷先生的正確估計和持平態度，我必須說他是個才氣縱橫、深思（但卻並不熟慮）而
受過優秀自修教育的人，而並不像列寧所批評史達林或者史薇拉娜筆下所刻畫她的父親史達林那一種粗魯而毫
無教養的人。鮑羅廷非常能幹、敏捷而冷酷，如果用今天尖誚的字眼，則「在他的血管裡，是流著冰水的」。
他能蠻不在乎冷酷無情地看著殘酷、不法和墮落現象。他泰然自若地扮演著「第三國際」的佼佼角色。
      鮑羅廷代表莫斯科方面執行他那邪惡的使命之已告失敗，是一項不可辯爭的事實，然而如果認為這是由於
他個人在領導方面的失敗，則是極端單純而天真的想法。他是個非常複雜的人。「第三國際」遠在莫斯科衡量
應如何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以及應如何推翻國民黨，是取自藉各城市裡已被共黨滲透的工會和工人的奪權技
倆—也就是共黨於一九一七年和爾後歲月裡在俄國所走的正統路線。這種策略之所以失敗，是由於我們當時能
及時切除了這塊癌症，防止了它的蔓延滋長。
      為對一九二六年的狀況獲得較清晰的概念，我可告訴各位當年彌漫在漢口的氣氛。當我們在武漢這兩個城
市逗留的時候，我們住在位於從前俄國租界中央銀行大樓家兄的公寓裡，那楝建築物是帝俄時代「道勝銀行」
的故址。每個星期，共產黨把持下工會所控制的工人都不斷的示威遊行，他們輪次高呼著打倒某些人、某些傳
統或道德，或者打倒帝國主義—通常是打倒英國帝國主義—的口號，工人和穿著深藍色制服的受過軍訓的工人
糾察隊，封鎖交通或者保護行進中的示威遊行隊伍。一連幾個小時，當每個遊行行列在一個手提擴音器領袖領
導下經過我們所住那楝建築物之時，可以聽到幾千人震耳欲聾的喊聲愈來愈大，號聲、鼓聲、鑼聲和鐃聲交織
而成的噪音，震天價地響著。那時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各個地區，以及在還不會攻克的軍閥控制下的各城市裹
，工會都由共產黨明目張膽或暗中操縱。他們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大陸中部各省，擅自執行法庭任務，控制了
各地方政府，隨意更換或者干擾各縣縣長或區長。任何人祇要回想很多書裡所描述一七九三年「巴黎公社」的
混亂狀態，當不難想像到一九二六年中國東部、中部和南部各省的混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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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羅廷當年自「第三國際」接受的命令，是在矇矇然秘密狀況下，逐漸浸蝕消滅國民黨，並且接管在國民
政府控制下的行政權。令他們最感震驚的，是非他們始料所及的革命軍進展神速，在蔣總司令統率下革命軍的
前進速度，遠較他們判斷完成擊敗軍閥部隊所需的最少限時問要迅速。這種狀況震驚了對狀況判斷一向引以自
豪的俄國軍事顧問團和政治顧問們。甚至在俄國本身，連在政委完全控制下的蘇俄海軍，也都發生了變故；在
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掌握最高大權整整三年以後的一九二一年二月問，在克隆斯達海軍基地爆發了海
軍叛變，流了很多血，歷經了很大困難，纔予以鎮壓敉平。在克隆斯達發生了叛變，在中國也發生了反俄羅斯
帝國主義的鬧爭，這些都是鑿鑿事實。
      因此，國軍快速的進展令托洛茨基和拉戴克等俄國首要大感不安，並且令莫斯科方面深為困擾。他們趕忙
訓令鮑羅廷，加速共黨接管的時間表。要他將原先和國民黨攜手合作笑容可掬的面具早日卸除。當我們到達漢
口的時候，事態也正演變到了這個關頭。由於鮑羅廷所深知的微妙原因，他對於和我們家人暢談共產主義以及
中國在這項「革命大業」中所擔任的角色有深深的認識。他時常說，宋家人應該更深入更多地參予這項「革命
大業」，並且藉對「主義」提供我們的服務與能力，在政府裡負擔積極的角色。他談到某些婦女在「俄國大革
命」中如何充任要職，如何著有貢獻。他特別提到庫魯斯卡雅（註：常經習稱為納德雅，是列寧的妻子）、伊
萊拉• 斯姐梭娃（在斯維德洛夫接手前，迄任俄共黨書記。後成為列寧的主要助手）、奧爾加•卡門隍夫（為托
洛茨基的妹妹）亞歷山地拉• 庫倫泰、維拉• 彭希• 布魯維謝斯（為俄共一九○ 三年分裂後，在日內瓦構成列寧
的布爾雪維克派廿二名核心份子之一），歐琪尼亞• 蘇門遜（為列寧與德國人之問的連絡人）、伊乃薩•阿爾曼
德（為法國人。她精通五國語文，曾邊譯列寧的作品多種，大部分由俄文譯為法文及德文。她並且被列寧派遣
自瑞士前往不同地點，擔任秘密任務），以及許多其他蘇俄「革命」女士的名字。
      鮑羅廷滔滔不絕地反覆告訴我們，說是世界上如何缺乏正確的革命精神和才能。他知道我對工廠工人的生
活狀況極感興趣。我曾經用很多時間，考察了上海的許多工廠，對於在所謂「公共租界」（但主要是由英人管
理）各工廠裡女工和童工工作時間之長（每班十二小時），以及工作環境之壞，感到非常不滿。工廠的衛生狀
況之劣是駭人聽聞的，當女工們工作的時候，她們嬰兒就躺在廠房的通道裡。紗廠裡女工的雙手往往是紫紅色
，經常被敞開大桶中的水蒸汽燙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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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泡。
      公共租界市政府聘請我出任「女工童工委員會委員」。他在我們談話中談到工人改革命題的時候，常常揮
舞著手臂，作著「沒有用，沒有用」的姿勢。他認為，在民主制度之下，不論制定什麼汰律，都會很容易地失
敗或被其他法律所抵銷。說改革祇是浪費時間。最好的治本之道是實施共產主義。他希望我運用我的能力，接
觸並且喚醒較多的人民，教他們信奉平等的社會主義—這是他對馬列主義委婉的稱謂。他除對我們說教之外，
自然還和家兄子文保持密切的工作關係，鍥而不捨地向他嘮叨，告訴他留住財政部長的重要性。他的理由是在
國民政府掌握了上海以及在可見未來中國統一的狀況之下，國民政府（鮑羅廷指的是在武漢的政府）迫切需要
一些具有現代頭腦，瞭解西方思想，並且能應付上海這個財經中心複雜情勢以及在其他各方面的高手。他藉親
自觀察、來自漢口銀行界的報告、以及外國銀行界的批判。認為宋子文將是國民政府有史以來最得力的財政部
長。他一再強調，任何政府最重要的數機構，是財政、武裝部隊和行政人員。他和我們作廣泛討論，表示他對
中國缺乏財政人才和各種人才而關心。直到幾個月以後，當投機主義者汪精衛由國外特地前往漢口，和鮑羅廷
以及中共合作，發現共黨是陰謀於利用他和唐生智將軍之後便將他們「剔除」，這時莫斯科對鮑羅廷瘋狂震驚
的警告加速他們赤化中國時間表的舉措，終於真相大白。汪精衛以及唐生智（鮑羅廷原寄望利用唐的部隊可以
支持他的陰謀）和「第三國際」的蜜月很快地便由發酸而終告結束。在同一時期裡，共黨加速的步調漸形猖獗
。共黨在他們控制下幾省裡的不法法庭，開始審判並處決當地的地主階級，以及諸如湖南長沙深受尊重的學者
葉德輝等學術界人士（以及無數的其他人士）。葉氏在備受苦刑折磨之餘，終於被共黨殺害，因為他膽敢義正
辭嚴地譴責共黨，他斥責他們是最卑劣的禽獸。「公審」地主和官員甚至他們自己近親和諸如他們母親等直系
親屬（我們中國人的孝道，是特別以母親為對象）的暴行，終於激起了人民公憤，如果有人懷疑這類事竟會發
生在五十年前已開明的世界，我則要提醒他們，所有這些暴行，曾再度發生於一九五○ 年到七○ 年代，當共
黨竊據大陸時，他們甚至教唆兒童們向共黨當局密告檢舉他們的長輩和雙親。
      我記得在和鮑羅廷的會談中，曾經對他的直率感到驚訝。我想到一個嚴正而有力的問題，向他提出：為什
麼他（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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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廷）不僅就他對共產主義的看法和想法，如此毫無保留地坦白道出，同時還透露了俄共政治局和「第三國際
」征服世界黑暗而愚昧的計劃？他否認這種計劃是愚昧而黑暗。他說，相反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曾經而
且還將為全人類帶中來一種無比的幸福。他曾一再反覆地說，共黨的基本信念是：人類的根本需要是填飽肚皮
、職業保障、輔導和獲得精神上的天堂—所有這些甚至精神上的需要，共產黨都可以給他們。他強調說，歷史
證明對抗饑餓的鬧爭，是人類最大的鬧爭。祇有煽動叛亂的人和狡黠的訟棍們，才為了利己的卑下的目的，煞
費心機地利用政治民主的空洞詞藻，硬說自由才是人類所渴望的食糧。民眾並不需要宗教的符咒和魔術，因為
宗教是迷信，是毫無實質或智慧基礎的。祇有真正的歷史學士能領會到過去，而知識份子則歪曲事實，炫耀他
們的辯才，以佐證他們可隨時玩弄或者擁護某種主義，即有所乘。
      談到共黨征服世界野心的真象之時，他的答覆是坦率不諱的。他說：
      第一、我們共產黨從不試圖隱匿我們世界革命的號召。如果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者不肯相信我們時常公開
所說的一切，或者曲解我們所說的，咎不在我。
      第二、我們認為，對於某些和我們並沒有共同信仰的聽明人，在最高政策方面不欺騙是一種「必要的政策
」，也是良好的策略。因為將我們的目標加以「偽裝」，即或可成功於一時，終必將促使人們更大力地反感。
我們祇對一般民眾隱匿我們的目標，因為他們內心不願或者根本不能瞭解政治的各種錯綜復雜因素。所以我們
不使他們有這種重荷，是比較仁慈的。所有這些人民所需要的，祇是些刺激性的簡單口號和予以攻擊的目標。
此外，假如我們掩飾高級政策，或每天的政策千變萬化，我們將會喪失敵人和同志對我們的尊重和信心。
      第三、根據我們屢試不爽的經驗，每當我們赤裸的揭露我們的希望和目標的時候，我們發現一些非共黨知
識份子們，除非他們是徹頭徹尾反共者，每每都同情我們，且他們常常能藉此比很多我們同志要好的口才，輕
而易舉地排除我們所遭遇的各種困難和窒礙。雖然如此，我們對自己人的經常告誡，是認清他們在主義和智慧
方面的雙重性，以及我們所瞧不起者的終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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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對於很多共產黨員所稱「古拉希」（意即什錦肉）的知識份子的行為和觀念，認為相當有趣，或莫測高
深。他貶抑這些知識份子的為人，認為他們是智識領域裡的孤兒，因為左派既不要他們，右派又厭惡他們，
然而他們卻偽裝和俄國共產主義一鼻子出氣，甚至是頑抗右翼的有力圖士，就好們他們是真正和共黨一體，但
是實際上他們卻又受到左翼的譴責。曾經有人稱他們是「知識世界的陰陽人」。他們一方面默默地吞著羞辱的
眼淚，而同時卻罷出一副傲慢式沾沾自喜的樣子。這就是他們可悲的苦境。
      對於非共黨份子，我們容或可以瞭解和洞察大部分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自找的不值得的屈辱。近年來義大
利評論家齊雅若蒙特曾撰文描述在義大利知識份子心目中的共產主義說：共產主義為知識份子提供了一種毋需
經任何觀念測驗或考驗的社會良知的代用品，一種新的「一致主義」，一種為「進步」—也就是無產階級的歷
史—服務的途徑，然而卻絲毫不變更他們的原來生活及思想方式。知識份子的自由份子一如吹毛求疵、紙上談
兵的戰略家，渴望自己成為左傾份子，引用列寧曾說的話蔽之，他們希望能不經烈火—共黨烈火—煎熬考驗，
成為左傾份子和時髦人物。
      在共黨對人類缺點的理解範圍內，沒有一個公式可據以滿足某種需要後而不跟蹤產生另一個需要。除非另
一種需要或若干需要即將來臨，則這種滿足便會造成一種自我擊敗的矛盾性失望。這種微妙的曖昧氣氛以及對
人類不信任的看法，支配了列寧和史達林的整個思想，現在則已變成為共黨世界一種普遍的沈默恐怖症。在俄
國，在共黨壓迫下的匈牙利、波蘭、捷克、東德、北韓、高棉、寮國、越南和中國大陸，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
悲哀的現象。我們看到在鐵幕後面，每當發生抗暴或者不滿的時候，都是發生同一形態可悲的現象，然而過度
高壓的統治，經常是用「永遠對帝國主義提高警覺」，對西方帝國資本主義者特務煽動者提高警覺這類動聽的
口號移轉目標。還有一種有趣的現象，是蘇俄永遠自命為被侵略者而非侵略者。還有一種奇怪的或者見怪不怪
的現象，則是共黨心目中的人類，相當類似納粹對人類的看法。馬丁• 海德傑常被認為有理解力（但卻並非常
是樂觀的）的著作家在他著作「生命和時代」付梓問世的時候，曾經受到納粹的讚揚，他在這部書裡寫道：「
羣眾」太沈浸於日常生活的瑣事，所以註定了是平凡的人，而將永不會瞭解他們生命的根源。很少人能承受甚
至極短暫的自我洞察，從而使他的生命有所改善。海德傑這位實體思想家說，由於很少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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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之明—尼采的「超人」理論的強烈色彩似乎又出現了！—所以他們應該跟著一個能承受短暫自我洞察的人
走，因為低劣的人已無望高昇到平凡的人們之上，更不遑侈論有片刻的自知之明了。海德推論說，有超等頭腦
的人替普通頭腦的人去思想、去指導他們，普通頭腦的人們將會更加幸福！一般人性果竟如此。這又是何等憤
世嫉俗的大儒哲學。領導階層是否這般鼓舞平凡人和奸詐之徒，以便能夠統治他們呢？
      一如我在前節裡所說的，納粹思想和共黨思想極為類似。祇是共黨的政策裝扮得更具誘惑性，而較能引
人入勝，所以較易於為普通人瞭解，並且受到它的催眠。然而共產主義的無階級觀念本身，就是一種排他的中
堅份子觀念，這種觀念祇包括一種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納粹主義是種「種族俱樂部」的思想，祇准許
有純正日爾曼血統的人，參加他們的行列。如果這種統治哲學是惟一的哲學，則所有全人類的希望，勢將永遠
交付在地獄邊緣上了。有句簡潔的中國名言，可以將這種思想形容得淋漓盡致，那就是「哀莫大於心死」。如
果國際共產主義註定世界將永恆地懷著一顆死了的的心，那又是否足以證明，「反革命」並非進步而卻是倒退
到另一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呢？
      我還要提醒你們，在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和訓冊裏，共產主義對官僚的為害之烈大張口誅筆伐之能事，然
而事實上，列寧和史達林本身就是最大的官僚，因為在世界上建立並且繁殖官僚政治最根深蒂固傳統的，正是
他們自己。另一方面，馬克斯構想中官僚的澈底消滅，可能意味著下面兩種意義之任何一種：第一就是說，人
民都受過良好訓練，他們都自然地瞭解要做些什麼，如何行動，以及共黨希望他們做些什麼，而都能在某一時
間自動地完成他們的工作，所以根本不需要簡單的協調為一種名符其實的「國家凋謝」；第二是它可能是指，
在沒有官僚政制的狀況下，會導致了澈頭澈尾的混亂，這種非官僚的概念，祇是在理論上能夠存在，因為不論
社會如何小，鞏固並調節產品消費者的供應，一定會有醜陋的官僚存在的。從這裡，我們發現了最好的例證—
俄國最知名的兩位領袖，運用口是心非的詞藻，來欺騙了俄國人民。
      共產主義在國家人格化方面，僭越地對形形色色的人類活動以及人與人問的關係，加以澈底控制。因此，
共黨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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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與行動以及理論與實踐，常常是不會也是不能一致的。蘇聯動輒譴責法西斯主義，可是共黨之狠毒卻遠非當
年法西斯義大利所可望其項背，當今俄國的窮凶極惡和貪婪無饜，則一如當年的德國。它自命為「蘇維埃聯邦
社會主義共和國」，而事實上，它既非聯邦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更不是什麼共和國。它對於民主政制，祇是
口頭禪，而在它的政治思想、制度和行為裡，卻毫無民主政制可言。它蠻不講理也教唆它的傀儡東德，稱它那
在蘇俄唆使下所構築的「柏林圍牆」為「反法西斯圍牆」，就好像西德是個法西斯國家似的。
      蘇聯在精神、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將人類的活動過份管制。蘇俄憲法在表面上是說每個人都有自由的，
都是在法律保護之下的，但是事實上，每個普通人民都不能擅越雷池一步，他們未經特准根本不能隨意旅行。
享有特權的新貴統治階級，在構成「小」貴族而也享有特權的幹部支持之下，自命為在共黨統治下人民l 新的
工人--的保護者。時間已經證明，他們為人民工作的績效究竟如何。蘇聯統治了俄國約六十年後的今天，還不
能解決他們最基本的問題--食糧。最近幾年來，俄國每年都要從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從這些它所譴責為
資本主義和壓榨社會的國家，採購它所迫切需要的小麥--這真是對俄國共產主義的極大諷刺。
      馬列主義曾經能順利地推銷，因為它將診斷上重覆發生的時代病症，拿來作為對未來的預測，很多不加思
考的人，也就認為診斷就是預斷，並且墮入說不負責諾言的領導者術中，而亦步亦趨地緊跟在他們後面走。馬
克斯和列寧對所有的人們，玩弄著這種非常普通的假定，令某些人奉為神明抹煞了有關事實正確前提，所以推
測也必然正確的。
      馬克斯和他的信徒們藉大眾傳播工具的巧妙利用，以求達成他們的特定目的，在他們的反覆攻擊計劃裏，
藉觸及社會的暴露神經，或者藉經常的責難、抨擊和詛咒，依狀況需要，迅速或者逐漸建立起在韋眾心目中的
可靠性。他們對人類精神心理方面的反覆攻擊，已經侵入了一部分脆弱的草眾。他們藉甜言蜜語和阿諛奉承，
軟化自由派中間份子，他們操蹤巧取豪奪的思想，使之指向他們所希望的方向。諸如電話、電報、無線電和電
視這些逐漸普遍的電子工具問世以後，連同廉價的報紙和廉價的煽動性讀物，已經使轉變思想的工作，遠較過
去容易得多。他們獲得成功的危險，也更接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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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公認為在它的大陸領域，擁有固有的力量和財富，它擁有使它成為今天超級大國必具的各種要素，例如
學識技術、經濟和礦產雄厚天賦資源。可是要知道，美國固可承受大量弊損和精神衰退，不論其承受門檻有多
高，畢竟還有一定「限度」的—它決不能任令事態走一坡到任何地步，終究會超過了忍受的界限。
      專欄作家羅萬先生曾於六月九日在「紐約郵報」撰文，祝賀美國建國二百週年紀念，他文中引用芬蘭名外
交問題分析家哈勒斯提上校的話，評論在美國海軍陸戰隊裡的種族岐視現象說：「我是個軍人，我容或有種軍
事偏見，但是無需任何軍事知識，就可以看出美國傳統部隊的戰力是很低的。在一支陸軍裡，竟發生了謀殺軍
官事件，逃兵人數竟多達數以萬計，一支陸軍裡的士兵竟拒絕參加戰鬧而臨陣脫逃--像這種隨便糾集的士兵，
還能算是一支陸軍嗎？
      「我認為這不能算是陸軍；我要稱它為烏合之眾，任何人想要靠這種陸軍去保護他，那簡直是不分青紅皂
白。」
      我再告訴各位另一個一般人普遍的看法，基沃斯先生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紐約時報」的社論裏，說明
美國的外在病態。他說，過去美國人不允忍受任何任意的凌辱，它會挺身而出保衛它的權利，它在世界上受到
尊重。他接著說：
      「可是，今天可不同了，美國人再也不是受到尊重，他人都在欺負我們，我們駐在一些小國的大使和外交
官們，竟紐一故遭反美份子暗殺，而這些敵對行為，卻從不曾引起我們的報復，山姆大叔已經變成個窩囊廢了
。任何人謀殺了一個以色列人，一定會受到睚毗必報的贗懲。殺死一兩個美國人，國務院會說『 別理它，他們
祇是美國人。』
      「我們之在全世界喪失尊敬，大部份是由於我們有個怯懦的國會。在我們所選出民意代表的腦子裡，祇在
盤算一件事，那就是他們本人怎樣可以當選連任，當一個傲慢的小國掌摑我們臉上的時候，我們照例是抱頭鼠
竄地逃避。國會大員們說：『 要記住越南。』 他們應該說：『 要記住福磯河谷、約克鎮和琉璜島……』
      「我們真是丟人，竟任令黎巴嫩的不法之徒們謀殺了我們的大使和他的助理。我們甚至任令他們火燒我們
的徹僑列車，而卻毫無任何報復表示。他們不會放火燒英國人，他們非常清楚，英軍部隊會消滅他們這種沒有
國家的暴徒的。……」
      「美國國民還在其他各地遭到謀殺或綁架。我們美國的力量、道德情操和我們的國格，都已經式微了。這
不是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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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山姆大叔已經變成個忍氣吞聲的懦夫，他祇對綏靖和解感到興趣。在芝麻大巴拿馬那個高傲的馬克斯
主義軍事獨裁者，竟也擰著我們的鼻子，護罵地威脅我們，要用武力把我們轟出去。… … 」
      我之所以不憚煩瑣地引述這些，是因為讀者可以判斷這篇文章內容的真實程度。相反的，沒有蘇俄的外交
官遭到殘殺，因為第三世界和自由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以及恐怖分子們都知道，那樣他們將會激怒共黨大國，將
會引起嚴重後果。
      布查南先生曾在「紐約時報」撰文寫道：「美國知識界在心理方面的敗北，以及美國人民之日形趨向孤立
，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對於一九六○ 年代中期直到一九七○ 年代中期的美國情勢，這真是可悲的一針見
血之論。
      但是，最近卻發生了一些令人欣慰、比較光明的現象，因為一些具有高度道德和膽識的人，能再度挺身而
出慷慨陳詞，他們所提出發人深省的警告，樹立了愛國風氣的楷模。我祇需引用少數幾位人士所說的話，就足
以看出這股浪濤激盪的一斑。勒納先生在刊登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紐約郵報」的一篇文章裏，引用波荷瑞
玆刊登於「當代評論」一篇文章裏所說的話，波荷瑞玆對多方面大張筆伐，主要的貶斥對象，是那些任令美國
盟邦遭蘇俄擴張主義威脅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政客。
      「社會權力機構」這個片語的創造者費爾萊，在他有關美國的論著裡寫道：「這個西方世界寵壞了的孩子
」，一味尊崇諸如傑弗遜這些人物和杜威這位哲學家，而卻忘了諸如加勒布瑞斯、麥勒和翁耐谷這些學術大師
。他毫不諱言一項事實，那就是美國的首要知識份子們藉著「希奇古怪的主張」，正在出賣著美國。
      幾個月前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莫尼漢毅然決然地警告說，美國對它因越戰而制定的外交政策，已經喪失信
心，同時，「民主政制也正在萎謝之中」。胡克教授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提
醒我們，從戴托基維勘到李普曼，民主政制在不能遂行適時而明智的外交政策方面，已經犯了錯誤。我們應該
特別為當年左傾知識份子巨擘的李普曼先生的觀察感到悲哀。自第二次大戰以來全世界民主政制的低潮和退波
顯示，將來到某些程度時必變成涇渭不分。
      近年來，反是巴斯特納克、索忍尼辛、薩哈洛夫、辛雅夫斯基、達尼埃勒、波加第里約夫、瑞勒克、阿瑪
里克、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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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玆伊姆和馬克斯莫夫，以及在俄國境內的其他「薩密玆達特」作家們，大膽再度證明了人類的自由精神能在
某一段時期內降低，可是決不會永遠被消滅掉。
      每當和鮑羅廷先生長談，我提出質問或者表示不同意的時候，他便詳加說明，對於我對「第三國際」縝密
擬定的計劃的看法，則採取二分法的觀點。他認為，這些計劃不僅適用於中國，同時也適用於全世界。他為了
使他的觀點盡量成為對「革命志士」們具有權威性的客觀教訓，他反覆闡釋列寧的教條，表示真正的「革命志
士」，是願意採用所有的各種謀略、卑鄙，以及矇混和欺騙的仗倆，而且共黨為達成目的是不擇手段的。因為
在隨著重大劇變而來的機會空隙中，共黨的「革命志士」們必須準備並力事掌握、導引和充份利用事態所帶來
的一切重大機會。列寧在他的著作裡，一再有力而反覆地告誡，要清除遲疑和精神抑制。列寧的哲學不諱是口
是心非的、暴力的和破壞的務實主義哲學。然而，可譏的是，共產主義卻隱藏在它本身不道德的動機後面，反
過來用道德批判譴責民主政制。
      尤其重要的是，共產主義竟全然不顧人類尊嚴和生命，卑劣而明目張膽地詆譏被認定的人類價值。「格別
烏」「GPU 」—俄國的秘密警察，現在改稱「NKVD 」，也就在這種膽怯的犬儒思想之下，成為職業性的「
靈魂調查者」，以暴虐手段濫殺無辜，在史達林統治下僅僅在蘇俄陸、海軍裏慘遭他們屠戮的，就達三萬人之
多。據報，史達林在一九三七年上了納粹德國秘密警察「格殺打撲」的大當，認為紅軍將領們正在醞釀推翻他
的一次政變陰謀。納粹製造了一些文件透給史達林，誇耀當世的「格別烏」，竟栽在「格殺打撲」手裏。德國
參謀本部和希特勒要俄國在希特勒入侵俄國以前，剔除掉一些富有經驗的將校，史達林這位經常為了怕政變而
戰慄不安的暴君，也就吞下了德國所投下的釣餌。
      杜哈捷夫斯基元帥以及雅基爾、柯爾克、艾德曼是馳名的「內戰英雄」，全都經頒授過「紅旗勳章」、菲
勒德曼、普瑞瑪柯夫、普特納和烏波瑞維謝這幾位大將，全部，全都是史達林在對抗托洛茨基鬧爭中的功臣，
而全都在沒有證人或辯護人的狀況下，草草秘密審判，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很快地悉數加以處決。從前曾以加侖
這個化名，於我北伐期間在中國馳名服務過的布魯轍將軍也被槍決了。他是在蘇俄遠東軍總司令任內，以遭史
達林懷疑和日本勾結這種莫須有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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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被殺的。
      至於共黨派到中國的知名人物們，越飛和羅明納玆l 史達林的心腹，經派到中國擔任特務工作—回國後都
自殺了，名外交官加拉罕從不曾參與任何反史派系，也橫遭史達林處死。「第三國際」少數倖存要員之一的鮑
羅廷，在回國一時期之後也宣告失蹤。因犯了所謂「職業性過失」而被處決的，多達數萬人。我姑且舉例說明
，使讀者對於所謂「職業性過失」的含義有個概念。一九三九年奉我們政府派遣前往俄國的孫科博士曾向史達
林打聽一九三七年奉召回國前蘇俄駐華大使波戈莫洛夫的下落。史達林念念有詞地將這個名字重覆了好幾次，
好像是在回想似的。直到孫博士提醒他波戈莫洛夫是什麼人，史達林臉上突然綻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他用漠
然的腔調回答道：啊！他已經被槍決了！孫科博士問他為什麼，他答稱因為波戈莫洛夫說，中國不肯和日本人
開戰。共黨之極善於自相殘殺，由此可見一斑！史達林的行為，令我不禁想到劉少奇、彭真和陳伯達這些人的
名字。
      這種野蠻方法，同樣地應用於刺戟生產；當時莫洛托夫曾提出報告，說是在布爾雪維克接管以後，俄國的
食糧、鋼鐵和生鐵產量，已經降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準以下的時候，使史達林說出了這樣的警句：「流
血是醫治政治的必需部份」。因為史達林的設想，是嚴厲方式的懲罰，是鼓舞工業領導人員的最好辦法。這又
是多麼可怕而兇殘的方法！我再就令人匪夷所思的俄共暴力與愚蠢行為，使各位獲得某種概念。「格別烏」在
烏克蘭的首腦波里斯基估計，在一九三○ 年代，僅僅在烏克蘭就死了八百到九百萬人，至於在烏拉爾、外伏爾
加和東部西伯利亞之有無數人死於饑餓，自然是不在話下。
      在各集中營裡，人命像蒼蠅一般地不值一文，人們像狗一般地被拷打，人們像奴隸一般地工作，這便是在
史達林統治下俄國的「無階級社會」的天堂，可是，除去極少數的人之外，大部分在自由世界的自由派知識份
子，這些年來都保持著一種深沉且非難的緘默，只有他們的良知最清楚為什麼。
      第一世界大戰之後首任捷克總統馬薩里克，他非常瞭解共產主義，曾經說過：「布爾什維克的半個文化，
比完全沒有文化還要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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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哲學是一種〔 並曰若庫拉斯哲學〕 （普若庫拉斯特斯是古代希臘的強盜，他常常將捕來的人放在鐵
床，几是身材比床長的削足，比床短的則強行拉到和床一樣長。），也就是人民意向必須適合統治政權的好惡
，經常接受監督，說得好聽些，是為人民著想的「組織生活」，針對著一個口是心非的共產政權嚷著「國家凋
萎」之騙局口號。
      史達林認為，他可似藉飢餓以及遍設在俄國的古拉格草島集中營和集體處決，來消滅反抗異己者，並且在
他的鑄模裡，塑鑄與過去豪無關連的新的史達林派的一代青少年。新史達林派青少年這種駭人聽聞的新觀念，
來自蘇俄國會一九三六年的統計報告，報告裡說，自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來，新出生的人口佔俄國總人口的百
分之四十三。這也就是說，每年有將近三百萬的新生人口—相當芬蘭的全部人口數字—可以塑鑄成偉大史達林
所定模的俄國人。
      但是，可歎得很！「極端主義者」史達林藉他那特殊有計劃滅種辦法翳除老一代俄國人這種創新的邪惡觀
念，卻產生了兩種令他失望恰好相反型態的俄國人。第一種產品的「蘇俄青少年」，是對外面世界真相盲然毫
無所知的，愚鈍的，貪婪的，妄自尊大的，在言詞方面像鸚鵡一樣的摹倣語言，在他們的腦子裏，滿裝著一些
被填進去封乾了的口號。
      第二種產品是虛偽蘇俄青少年，他們是不真心遵從、對現狀不滿、而卻隱匿他們對政治真正意見、逃避官
方影響力而卻保持著鸚鵡式一套口頭禪的人。這兩種型態都不能滿足史達林製造「新蘇維埃人〕 的美夢。因為
把有思想的青少年和應聲模仿的青少年，灌注原始的詭辯，計劃性的愚蠢，以及呆板的團體生活，他們都變成
了呆板的木人，於是，飽滿的人類精神，創新的觀念，以及淵博的思想和多采多姿的才華，都要一一加以抑制
，而將未來世代的俄國人，製造成各種機械人。
      再談到美國的理想，實在是最大的諷刺和悲劇。想當年他們的祖先從歐洲逃到新大陸，主要的是在尋求個
人與思想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而他們的子孫卻毫不經心地在減滅他們祖先在貧困焦慮中付出極高代價，
歷盡千辛萬苦得來的那些自由。這個「巨無霸大國」不合常理的自毀行為，到底是為什麼，實在令人百思不得
其解。
      我在一年半以前，曾以沉重心情發表過一篇題名「不要說它—但是我們要說」的文章，針砭我們這個時代
的各種病態州我對於近偺著倉油世只約鑿麗氣氣）賓在不能視若無親心很多外諷然曾經道出地們對單田世界裹
尤以美國喪失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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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慮之情。但是他們的聲音究嫌偏低。我此時必須說，這種喪失信念，並非僅限於東南亞各國，因為在民主
國家行列裏，準備將自由世界的支持者交給可怕的塔庇安山山巖（譯按：古羅馬拋擲罪犯的所在）的國家，實
在太多了。
      十八世紀愛爾蘭詩人兼作家葉慈的這首六步格詩，是六十和七十年代最好的寫照：
      「事物皆分崩；中樞不堪守；
      「混亂稱當世…… 
      「善者吝悔罪；惡者慾橫流。」
      從中國「以眾人望，人則易從」這一警句說明人與人關係的格言可以窺見，祇有令人欽佩，人們纔肯心甘
情願地接受領導。而共產主義所表現的，恰巧相反。
      不論民主政制如何呈現疵痕和笨拙，它還是人類和人類進步的精髓，用十九世紀名政論家巴琪沃特的話來
說，畢竟還是「討論的政體」。亦即說是眾志成城的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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