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知之明—尼采的「超人」理論的強烈色彩似乎又出現了！—所以他們應該跟著一個能承受短暫自我洞察的人
走，因為低劣的人已無望高昇到平凡的人們之上，更不遑侈論有片刻的自知之明了。海德推論說，有超等頭腦
的人替普通頭腦的人去思想、去指導他們，普通頭腦的人們將會更加幸福！一般人性果竟如此。這又是何等憤
世嫉俗的大儒哲學。領導階層是否這般鼓舞平凡人和奸詐之徒，以便能夠統治他們呢？
      一如我在前節裡所說的，納粹思想和共黨思想極為類似。祇是共黨的政策裝扮得更具誘惑性，而較能引
人入勝，所以較易於為普通人瞭解，並且受到它的催眠。然而共產主義的無階級觀念本身，就是一種排他的中
堅份子觀念，這種觀念祇包括一種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納粹主義是種「種族俱樂部」的思想，祇准許
有純正日爾曼血統的人，參加他們的行列。如果這種統治哲學是惟一的哲學，則所有全人類的希望，勢將永遠
交付在地獄邊緣上了。有句簡潔的中國名言，可以將這種思想形容得淋漓盡致，那就是「哀莫大於心死」。如
果國際共產主義註定世界將永恆地懷著一顆死了的的心，那又是否足以證明，「反革命」並非進步而卻是倒退
到另一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呢？
      我還要提醒你們，在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和訓冊裏，共產主義對官僚的為害之烈大張口誅筆伐之能事，然
而事實上，列寧和史達林本身就是最大的官僚，因為在世界上建立並且繁殖官僚政治最根深蒂固傳統的，正是
他們自己。另一方面，馬克斯構想中官僚的澈底消滅，可能意味著下面兩種意義之任何一種：第一就是說，人
民都受過良好訓練，他們都自然地瞭解要做些什麼，如何行動，以及共黨希望他們做些什麼，而都能在某一時
間自動地完成他們的工作，所以根本不需要簡單的協調為一種名符其實的「國家凋謝」；第二是它可能是指，
在沒有官僚政制的狀況下，會導致了澈頭澈尾的混亂，這種非官僚的概念，祇是在理論上能夠存在，因為不論
社會如何小，鞏固並調節產品消費者的供應，一定會有醜陋的官僚存在的。從這裡，我們發現了最好的例證—
俄國最知名的兩位領袖，運用口是心非的詞藻，來欺騙了俄國人民。
      共產主義在國家人格化方面，僭越地對形形色色的人類活動以及人與人問的關係，加以澈底控制。因此，
共黨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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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與行動以及理論與實踐，常常是不會也是不能一致的。蘇聯動輒譴責法西斯主義，可是共黨之狠毒卻遠非當
年法西斯義大利所可望其項背，當今俄國的窮凶極惡和貪婪無饜，則一如當年的德國。它自命為「蘇維埃聯邦
社會主義共和國」，而事實上，它既非聯邦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更不是什麼共和國。它對於民主政制，祇是
口頭禪，而在它的政治思想、制度和行為裡，卻毫無民主政制可言。它蠻不講理也教唆它的傀儡東德，稱它那
在蘇俄唆使下所構築的「柏林圍牆」為「反法西斯圍牆」，就好像西德是個法西斯國家似的。
      蘇聯在精神、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將人類的活動過份管制。蘇俄憲法在表面上是說每個人都有自由的，
都是在法律保護之下的，但是事實上，每個普通人民都不能擅越雷池一步，他們未經特准根本不能隨意旅行。
享有特權的新貴統治階級，在構成「小」貴族而也享有特權的幹部支持之下，自命為在共黨統治下人民l 新的
工人--的保護者。時間已經證明，他們為人民工作的績效究竟如何。蘇聯統治了俄國約六十年後的今天，還不
能解決他們最基本的問題--食糧。最近幾年來，俄國每年都要從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從這些它所譴責為
資本主義和壓榨社會的國家，採購它所迫切需要的小麥--這真是對俄國共產主義的極大諷刺。
      馬列主義曾經能順利地推銷，因為它將診斷上重覆發生的時代病症，拿來作為對未來的預測，很多不加思
考的人，也就認為診斷就是預斷，並且墮入說不負責諾言的領導者術中，而亦步亦趨地緊跟在他們後面走。馬
克斯和列寧對所有的人們，玩弄著這種非常普通的假定，令某些人奉為神明抹煞了有關事實正確前提，所以推
測也必然正確的。
      馬克斯和他的信徒們藉大眾傳播工具的巧妙利用，以求達成他們的特定目的，在他們的反覆攻擊計劃裏，
藉觸及社會的暴露神經，或者藉經常的責難、抨擊和詛咒，依狀況需要，迅速或者逐漸建立起在韋眾心目中的
可靠性。他們對人類精神心理方面的反覆攻擊，已經侵入了一部分脆弱的草眾。他們藉甜言蜜語和阿諛奉承，
軟化自由派中間份子，他們操蹤巧取豪奪的思想，使之指向他們所希望的方向。諸如電話、電報、無線電和電
視這些逐漸普遍的電子工具問世以後，連同廉價的報紙和廉價的煽動性讀物，已經使轉變思想的工作，遠較過
去容易得多。他們獲得成功的危險，也更接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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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公認為在它的大陸領域，擁有固有的力量和財富，它擁有使它成為今天超級大國必具的各種要素，例如
學識技術、經濟和礦產雄厚天賦資源。可是要知道，美國固可承受大量弊損和精神衰退，不論其承受門檻有多
高，畢竟還有一定「限度」的—它決不能任令事態走一坡到任何地步，終究會超過了忍受的界限。
      專欄作家羅萬先生曾於六月九日在「紐約郵報」撰文，祝賀美國建國二百週年紀念，他文中引用芬蘭名外
交問題分析家哈勒斯提上校的話，評論在美國海軍陸戰隊裡的種族岐視現象說：「我是個軍人，我容或有種軍
事偏見，但是無需任何軍事知識，就可以看出美國傳統部隊的戰力是很低的。在一支陸軍裡，竟發生了謀殺軍
官事件，逃兵人數竟多達數以萬計，一支陸軍裡的士兵竟拒絕參加戰鬧而臨陣脫逃--像這種隨便糾集的士兵，
還能算是一支陸軍嗎？
      「我認為這不能算是陸軍；我要稱它為烏合之眾，任何人想要靠這種陸軍去保護他，那簡直是不分青紅皂
白。」
      我再告訴各位另一個一般人普遍的看法，基沃斯先生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紐約時報」的社論裏，說明
美國的外在病態。他說，過去美國人不允忍受任何任意的凌辱，它會挺身而出保衛它的權利，它在世界上受到
尊重。他接著說：
      「可是，今天可不同了，美國人再也不是受到尊重，他人都在欺負我們，我們駐在一些小國的大使和外交
官們，竟紐一故遭反美份子暗殺，而這些敵對行為，卻從不曾引起我們的報復，山姆大叔已經變成個窩囊廢了
。任何人謀殺了一個以色列人，一定會受到睚毗必報的贗懲。殺死一兩個美國人，國務院會說『 別理它，他們
祇是美國人。』
      「我們之在全世界喪失尊敬，大部份是由於我們有個怯懦的國會。在我們所選出民意代表的腦子裡，祇在
盤算一件事，那就是他們本人怎樣可以當選連任，當一個傲慢的小國掌摑我們臉上的時候，我們照例是抱頭鼠
竄地逃避。國會大員們說：『 要記住越南。』 他們應該說：『 要記住福磯河谷、約克鎮和琉璜島……』
      「我們真是丟人，竟任令黎巴嫩的不法之徒們謀殺了我們的大使和他的助理。我們甚至任令他們火燒我們
的徹僑列車，而卻毫無任何報復表示。他們不會放火燒英國人，他們非常清楚，英軍部隊會消滅他們這種沒有
國家的暴徒的。……」
      「美國國民還在其他各地遭到謀殺或綁架。我們美國的力量、道德情操和我們的國格，都已經式微了。這
不是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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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山姆大叔已經變成個忍氣吞聲的懦夫，他祇對綏靖和解感到興趣。在芝麻大巴拿馬那個高傲的馬克斯
主義軍事獨裁者，竟也擰著我們的鼻子，護罵地威脅我們，要用武力把我們轟出去。… … 」
      我之所以不憚煩瑣地引述這些，是因為讀者可以判斷這篇文章內容的真實程度。相反的，沒有蘇俄的外交
官遭到殘殺，因為第三世界和自由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以及恐怖分子們都知道，那樣他們將會激怒共黨大國，將
會引起嚴重後果。
      布查南先生曾在「紐約時報」撰文寫道：「美國知識界在心理方面的敗北，以及美國人民之日形趨向孤立
，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對於一九六○ 年代中期直到一九七○ 年代中期的美國情勢，這真是可悲的一針見
血之論。
      但是，最近卻發生了一些令人欣慰、比較光明的現象，因為一些具有高度道德和膽識的人，能再度挺身而
出慷慨陳詞，他們所提出發人深省的警告，樹立了愛國風氣的楷模。我祇需引用少數幾位人士所說的話，就足
以看出這股浪濤激盪的一斑。勒納先生在刊登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紐約郵報」的一篇文章裏，引用波荷瑞
玆刊登於「當代評論」一篇文章裏所說的話，波荷瑞玆對多方面大張筆伐，主要的貶斥對象，是那些任令美國
盟邦遭蘇俄擴張主義威脅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政客。
      「社會權力機構」這個片語的創造者費爾萊，在他有關美國的論著裡寫道：「這個西方世界寵壞了的孩子
」，一味尊崇諸如傑弗遜這些人物和杜威這位哲學家，而卻忘了諸如加勒布瑞斯、麥勒和翁耐谷這些學術大師
。他毫不諱言一項事實，那就是美國的首要知識份子們藉著「希奇古怪的主張」，正在出賣著美國。
      幾個月前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莫尼漢毅然決然地警告說，美國對它因越戰而制定的外交政策，已經喪失信
心，同時，「民主政制也正在萎謝之中」。胡克教授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提
醒我們，從戴托基維勘到李普曼，民主政制在不能遂行適時而明智的外交政策方面，已經犯了錯誤。我們應該
特別為當年左傾知識份子巨擘的李普曼先生的觀察感到悲哀。自第二次大戰以來全世界民主政制的低潮和退波
顯示，將來到某些程度時必變成涇渭不分。
      近年來，反是巴斯特納克、索忍尼辛、薩哈洛夫、辛雅夫斯基、達尼埃勒、波加第里約夫、瑞勒克、阿瑪
里克、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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