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精神健全、心智成熟、博學聰穎的人，如何能接受這個前提，說人性本願為卑賤、安於屈從、毫無發揮其意
志的希望、安於作為新共黨寡頭政治的奴隸。
      我由於曾經受過開朗的教育，並具有渴求知問之好，使得我能夠相當容忍地聽取偏鋒邪道騙人之說，正如
列寧得意的說—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以後在「蘇答玆卡雅真理報」及「真理報」上所說—在傳播毒素方面已贏得
勝利，有時，令人難以保持嚴肅的態度；對辯解者的頑固不得不一笑置之。有時，由於他不斷喋喋不休的攻訐
民主政治，使我感到脈搏逐漸加快。至於鮑羅廷對美國的有意玷辱，揭曉美國開國元勛和常人一樣是有缺點的
。其中大部分的事實，我早已知道，故我亦不感到意外，且我認為重要的是，儘管他們有許多缺點，但畢竟是
民主政治的先進—促進人類尊嚴和自由觀念的成功者。且他們對某些方面已有一定的貢獻。
      這些談話，開始純粹是以探討殖民主義消逝後，中國在世界上的未來地位，以及俄國在其扶助弱小國家使
之掙脫帝國主義壓迫所採取利他行動的真正動機為原議。在我們談話過程中，我能看出鮑羅廷的談話具有一個
目的，其外表固有耐人尋味處，但其內涵更具有重大意義。
      真的，我對他對我說的話，感到不安。因為他所告訴我的一切，如果在任何地方施行，都會被譴責為不人
道、殘酷和暴虐，我心中所想的是，他告訴我的一切是否能夠為中國人接受，作為全國必須經歷的必要嚴酷試
鍊，以期最後安享馬克斯所謂「國家逐漸凋萎」的「理想世界」？這數次議論使我感到困擾，因為俄國共產主
義聲言解決人類栓桔所採取的方式是違背天良的毀滅性途徑，是將這些人類問題隱藏在周密的極大謊言之中，
並根據預設的前提，顛倒是非。這使我想起美國西部眾所周知賣藥者所謂的「推銷騙局」—他們在賣蛇油或百
靈特效藥品時，無不保證這些藥品都是萬應靈丹。
      現在回想起來，在聽取共產黨第三國際推進工作計劃之時，任何冷靜知性的興趣，都是非常具有更認識的
價值：第一，我從更較「通常可靠方面」，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陰謀獲得較多實際的瞭解。這也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必須自問，我們是否想要蘇維埃式的帝國主義來替代我們曾所設法擺脫的英國和法國及其他形式
的西方帝國主義；第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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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聽取了一位在中國的共產黨國際高階層負責人士，對於「拯救我們以及其餘人類」的方法所作的註解。使我
深深感覺到這種帝國主義比我們歷史上所忍受的帝國主義更有野心、更狡獪、更陰險、更殘酷。
      五十年已經過去了。由義大利柏林格、法國馬歇及仍在流亡的西班牙共產頭目卡里洛等所領導的歐洲共產
黨宣稱，「邁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唯一聰明途徑，乃是採取漸進式的多黨和進步的制度。」對某些人來說
，這意味蘇俄終於會被摒棄。蘇酋布里玆湟夫在東柏林召開的共黨高階層會議中，對此歷時已久的歐洲共黨的
異端，假裝表示讓步。然而我們祇要稍事回憶即可想起，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俄羅斯共黨帝國在世界地
理上的擴展愈益增大。這也就是說，它現已奄有更多的人力可供驅使。蘇俄今天在世界上就人力和影響力而言
，無論明的或暗的，均較擴張主義的沙皇時代巨大。然而，仍無法饜足共黨的政治和領土野心。
      伊凡斯和諾瓦克各專欄作家於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在紐約郵報報導稱，蘇俄艦隊司令高希柯夫—現代蘇俄海
軍之父—在「國家的海權」一文中預測，蘇俄將在世界海洋有效運用其海軍力量，「以利共產主義的建立。」
布里玆涇夫在對法國總統戴斯亭•季斯卡敬酒時，更明確且巧妙的表示，他說，「國際緊張情勢的緩和，絕無
法消除思想的鬥爭。」如翻譯成他前任黑魯雪夫所講的話，那就是：「不要以為我們已經忘了馬克斯、恩格斯
和列寧，在蝦子學會吹哨之前，我們是忘不了他們的。」
      任何人閱讀這份我附加註解的回憶，都有充份理由提出下列的問題：因為鮑氏任何會議都是談話式的，為
什麼這份回憶不是這種體裁？我的理由是三方面的：
      第一，這次會談發生在差不多五十年前，這次會談的發生，一方面是由於我的質詢，另一面則是鮑羅廷有
意「推銷」共產主義。本來我們對任何種類的帝國主義就有反感，而俄國的「第三國際」，由於它的偽裝，以
及它對人類生活的殘暴不仁，使我們覺得更加可僧。「第三國際」所披上帝國主義的外衣色彩較淡艷，剪裁較
為稱身。他們所運用的方法，比這些年來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所實施毫無粉飾的砲艇政策或者嚴厲而殘暴的方
法，要更為高明詭譎。如果認為民主政制在很多方面是偽善的，那麼當狼披上羊皮的時候，則又是何等的盜名
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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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這次會談不是屬於問答方式的會議，而是大部份由兩個人所做表面上意見相投的談話，家姊孔夫人
坐在一旁靜聽我們交談，問或發表一些意見（限於時問與篇幅，我無法將家姊所說的話納入本文。）而家兄子
文則沓沓來往於他的書房和客廳之問，每當他忙中得閒時，他就加入旁聽，我們三人在思想上根本是南轅北轍
；一個的目標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所揭櫫的優好生活，另一個則是共產主義對未來幸福畫餅充飢曖昧不明的
承諾。我們在會談當時，並不曾作任何記錄。祇是我在每次會談之後，作了些提要式的註釋，有些日子的會談
摘要比較詳盡，有時則由於事忙而較為簡略。我是用扼要方式，就我所認為有醒目性的會談內容寫下這些摘要
的—故祇記下當天我所認為突出的、廣泛的、傲慢的、虛偽的、粗野的或者不人道的論點，或者我所認為武斷
歸納的是非價值觀念，以及不合邏輯的邏輯。
      第三，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我可以說，我不能記憶起這一連串的問與答在時問上的正確順序。借助於我
的札記摘要，裡面間或記有直接引語和一些提示，助我回憶起很多會談內容，而將一些記憶猶存的各項要點
，忠實地加以重新組合供給讀者。如果我有錯誤。那倒不是錯在言過其實，而是錯在輕描淡寫了共黨漠視人類
生活，以及「第三國際」赤化世界的狂熱。
      讀者也許會感到詫異，為什麼直到現在，在過了這樣久長的一段時問以後，纔執筆寫下這次會談的經過。
這也有三個原因：第一，我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認識當年鮑羅廷先生的人已經不多。曾經聽到過他
就蘇聯對中國和世界的希望，不透過譯員而直接用英語交談，因為當時有關人士彼此之間還沒有共同的語言的
橋樑使雙方可傾所欲言，容或少之又少；至於在「對立陣營」裡曾聽到過他這種議論的人，更是少得不在話
下。第二，從歷史的間隔來評估共產主義的實際行為，我們會感到自一九一七年以來蘇俄的共產哲學與行動，
和鮑羅廷在一九二六年所扼要傳述的，幾乎毫無二致。第三，對於那些可能會問我，為什麼不將「第三國際」
彌漫世界藍圖早日公諸世問，尤其因為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就共產主義的各種危險，從事研究、寫作和演講，
我更應該早就揭發蘇俄這種企圖。我的答覆非常簡單：我那些會談的札記，是和許多其他文件保存在一起的，
直到最近我才找到這些文件。
      忽東忽西不停的行動和經常忙於應付各種日常問題的人，以及要不斷注意當前和當代事務的人，浩瀚的文
件和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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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夠人宵旰辛勞的。那些札記固然相當簡略，可是如果沒有這種札記，我卻不可能將一些有關的解說資料，
忠實而精確地加以綜合歸納。而即使所用的詞彙和語氣，是出自答覆者：我還是避免直接引用我在札記裡所
記下來的直接語氣。
      還有，為了保持鮑羅廷先生的正確估計和持平態度，我必須說他是個才氣縱橫、深思（但卻並不熟慮）而
受過優秀自修教育的人，而並不像列寧所批評史達林或者史薇拉娜筆下所刻畫她的父親史達林那一種粗魯而毫
無教養的人。鮑羅廷非常能幹、敏捷而冷酷，如果用今天尖誚的字眼，則「在他的血管裡，是流著冰水的」。
他能蠻不在乎冷酷無情地看著殘酷、不法和墮落現象。他泰然自若地扮演著「第三國際」的佼佼角色。
      鮑羅廷代表莫斯科方面執行他那邪惡的使命之已告失敗，是一項不可辯爭的事實，然而如果認為這是由於
他個人在領導方面的失敗，則是極端單純而天真的想法。他是個非常複雜的人。「第三國際」遠在莫斯科衡量
應如何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以及應如何推翻國民黨，是取自藉各城市裡已被共黨滲透的工會和工人的奪權技
倆—也就是共黨於一九一七年和爾後歲月裡在俄國所走的正統路線。這種策略之所以失敗，是由於我們當時能
及時切除了這塊癌症，防止了它的蔓延滋長。
      為對一九二六年的狀況獲得較清晰的概念，我可告訴各位當年彌漫在漢口的氣氛。當我們在武漢這兩個城
市逗留的時候，我們住在位於從前俄國租界中央銀行大樓家兄的公寓裡，那楝建築物是帝俄時代「道勝銀行」
的故址。每個星期，共產黨把持下工會所控制的工人都不斷的示威遊行，他們輪次高呼著打倒某些人、某些傳
統或道德，或者打倒帝國主義—通常是打倒英國帝國主義—的口號，工人和穿著深藍色制服的受過軍訓的工人
糾察隊，封鎖交通或者保護行進中的示威遊行隊伍。一連幾個小時，當每個遊行行列在一個手提擴音器領袖領
導下經過我們所住那楝建築物之時，可以聽到幾千人震耳欲聾的喊聲愈來愈大，號聲、鼓聲、鑼聲和鐃聲交織
而成的噪音，震天價地響著。那時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各個地區，以及在還不會攻克的軍閥控制下的各城市裹
，工會都由共產黨明目張膽或暗中操縱。他們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大陸中部各省，擅自執行法庭任務，控制了
各地方政府，隨意更換或者干擾各縣縣長或區長。任何人祇要回想很多書裡所描述一七九三年「巴黎公社」的
混亂狀態，當不難想像到一九二六年中國東部、中部和南部各省的混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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