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空談就是結果。在危急時期，我們發現自由主義者乃為不可靠的同路人，一旦形勢逆轉，即有變節的傾
向。我們的監獄裡，關滿了各色各樣的「十月逃兵」，他們祇有在理想的、安定的情況下—諸如在民主制度中
—才能發揮功能。不幸的，領導則需要堅不拔的精神，才能抵得住橫逆與危險。知識份子不堅守不屈不撓原則
者，是絕對辦不到。誠然，共黨領導需要完全不理會他人的攻擊和無的放矢的護罵。我們不怕右派、不怕自由
主義者和任何色彩知識份子的強烈批評和口頭攻擊，相反的，我們會因這些攻擊而增長力量，變得更壯大，因
為我們認為，縱使全世界不會很快，最後也會討好我們、尊敬我們。在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根本沒有堅定的目
的和堅忍的精神，因為民主制度會順從責難和受壓力所左右。若不如此，則違背民主的基本原則。
    以智慧打倒獨裁政治的馬克斯和列寧，對民主制度的理論和實際，認識最清楚；理論與實際相去甚遠。民主
制度實際上是虛構的，因為（一）政客們由於虛偽作狀，永遠是無法號召人民的；（二）公開的政治有如公開
的外交，一切均暴露於敵友之前，是無法運用的。輕率、過早或不合時宜的揭露，常會招致傷害的；（三）一
個團體—更不必說整個國家—若街知行曉一件國家秘密，而仍天真假定不會洩露簡直是一種無法令人發噱的笑
話（四）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百分之五十點一即可構成多數，也就是說百分之四十九點九的人可由違背其意志
的較多數所支配。他們在政治上不發生作用，而且處於被人遺忘的境況中；（五）與人民磋商一詞，乃是民主
政治的另一種大謊言；（六）祇有資本主義者，有組織的同業公會團體和工會，大聲嚷嚷的人，無論其祇是極
微小少數或僅有一票之多數（有如在一家有聲望報紙撰寫社論的人），自認為就是代表「輿論」。這些高唱民
主政治藉以施展其影響力和權力的少數人，才是民主國家的真正統治者。
      當政治氣象猶如英國和美國的自由，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在知識上有如山羊一般頑亢難以制馭。其他沈
迷於自由主義的人，就像鍍過金一樣，外表雖有薄薄的一層金，裡面則為破銅斕鐵，然而他們卻自認是純金製
的堅強不屈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列寧對於自由主義份子有過五年的痛苦經驗。在俄國及流亡在外期間，他對這些自由主義份子產生無窮的
厭惡、僧恨和蔑視--他在許多談話函件中曾表示其輕視的態度。我們的同志中，有許多是以病理學上的好奇心
來看自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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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常發常以為他們為格鬥對象，是十分可笑而有趣的；但祇要你牢記他們是可共安樂而不可共患難的朋友
，就不會對他們太認真。
      因此，對我們共黨同志來說，為達成我們的世界共產目標，我們不但必須堅持暴露資本主義世界的虛偽，
而且必須及時揭穿游移不定的自由主義投機份子。這些自由主義投機份子實際上是利用共產主義日漸壯大而傲
慢。在此過程中，他們剽竊了我們的思想和成就，並且代表我們行事，好像他們才是真正同情資本主義社會中
可憐的被壓迫大眾。至於反對我們者駁斥我們也是偽善者這一點，那是因為我們的主義思想基礎穩固而且切合
實際，招人之忌，為了讓人們瞭解，所以我們常常公開而率直地說，為目的不擇手段，這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如果自由主義者仍然支持我們，我們的敵人說我們是以鄭衛聲色迷惑了他們，這話難道說是公平的嗎？當自由
主義者傷害自由主義時，能責怪我們嗎？我們共產黨人明白，自由主義要想繼續生存下去—更不必說壯大發展
—則需要有受溫室保護的「安格魯撒克遜」式的法律。梭羅所著「不合作主義斗】 書，除了實際加強美國資本
主義制度外，究竟有些什麼成就？在「湖濱散記」問世後，在美國的資本主義愈益爭利和貪婪。這就是我們共
產黨人所不希望而且不允許的驕縱。對我們共產黨來說，幸運的是，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混亂—如俗語所說
的「混亂而守舊」—國度中，最能蓬勃發展。對我們來說，除了扭轉西方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所鍾愛的「
法律與秩序」的可厭口號外，沒有肥沃的土地可供革命的成長，在民主制度中的自由，或明暗的給予成功和失
敗權利，民主制度可以失敗，但共產主義不可以失敗。至於那些讚美民主的人，你可以回想一下最近葡萄牙的
經驗。一九一○ 年，葡萄牙想藉試行民主制度革新政治。從那時到現在約十五年期問，葡萄牙的經濟每下愈況
，處於崩潰狀態；在政治方面，內閣更迭達四十餘次之多。（註：實際上，一九一○ 年至一九二六年，葡萄牙
內閣更迭了四十五次，最後在一九二六年由薩拉塞執政，直到一九六八年。）
      我們對法西斯主義多有指責，稱墨索里尼為社會主義的狡獪叛徒，故墨深知為遂行有效率的統治，不得不
摒棄自由主義者所玩的空談政治。我們瞭解他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確切理由。我們祇要到義大利南部親
自目睹棲息於洞穴中的人民所處貧窮和悲慘境況，就可以知道他們實行共產主義的時期業已成熟。然而因為墨
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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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在義大利的發展將受到滯延。
      我要強調，我們不是盲從者；我們也不是嗜殺者。我們祇是為人民和為我們的黨選擇最佳的途徑。我們在
折衷方面非常開明。但我們共產黨人不允許在我們革命陣營中，有游移不定的情事和兩種相反的論調。我們的
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終必普及於全世界的主義；而資本主義正日趨式微，並且由於其激烈的競爭和有自相殘
殺的傾向，最後的覆亡指日可期。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不瞭解某些人是不容易受欺騙、心智不成熟、不懂政治
而且不易受到操縱的。而我們的責任是，準備領導他們邁向幸福的人生。
      除人民的紀律外，事實上在我們的革命中，有時我們很會利用所謂足智多謀的知識份子與民眾接近。他們
具有各種不同的背景—從最左派屠格涅夫的虛無主義者到護憲的保皇黨人士，或者是從前澈底地極右派的保皇
黨人。
      在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共產黨人向來不是中立派，雖然我們為達成目標所作的努力中，我們也許採取曲
折路線，但我們始終在前進。我們對是非有嚴格的標準。我們透過邏輯，散佈和宣傳我們單以政治學說即可贏
得世界的觀念。我們網羅無經驗但熱心、具有勤勞精神與富於旺盛企圖心和不畏困難的青年。他們對我們極有
價值，因為他們始終像精選的種籽，在收成時必有豐富的產量。他們本能地瞭解，我們認識最清楚，我們能為
他們的一切著想，同時他們唯有和我們禍福與共，才能循著康莊大道邁進。他們圓滿達成我們共同的目標後，
當可獲得最大的報酬。
      毋庸諱言，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其中原因之一是，由於世界各地警察均採取鎮壓措施，我們才想奮起抵
抗暴虐的政府。的確，反鎮壓是和一般人切身有關的事。我們無神論的真正動機是崇高的。這是因為「寬恕」
這兩個字的緣故。基督的「寬恕」教義—做得少、但說得多，且看來毫無害處的是傳播共產主義的唯一最大敵
對。我們也愛那些遵從我們主義和教條的人。但寬恕不只是愛；它包含愛、希望、信心、仁慈及人類懺悔的其
他一切缺點；因此，由於寬恕永遠困擾著一個人的存在，所以它不能造就真正新的、完美的共產黨人。寬恕已
經證明是代表遲鈍、懶散思想和妥協的現成藉口，而這些恰巧也包含在孔子學說「忠恕」之中。它反對並否定
我們所要灌輸人民的一切思想。孱弱的胚芽必須予以迅速、澈底整肅—大部分予以毀滅—如此，模範人的塑造
，才能迅速進行而無障礙。列寧曾經昭示我們：我們心裏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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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目標；我們希望在半個世紀內改變大部分世界—即使不能於不知不覺中逐漸改變整個世界；可能時。儘量
減少流血事件。到那時候，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如不是全部消滅，也是大部分受到腐蝕，我們就可解決這種腐
敗制度的最後基地—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敵美國。鑒於我們當前的這項艱鉅任務，蘇俄已著手幫助中國，俾使我
們兩國人民共同合作，完成世界革命。（原文如此！)
      關於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我們欣然同意其中之一—民生主義。至於其他兩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權主
義，與馬克斯列寧教條不合。因為民族主義喚起民族感情及對故土和祖國的情感，而我們是主張國際無產階級
主義—打破狹窄的民族國家觀念而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孫逸仙博士的民族主義所主張的愛國觀念，與無產階級
國際主義恰巧相反。
      主張民族主義就是存心主張分離。關於權利歸於人民的原則，我（鮑羅廷）再回頭談到我原先所提醒注意
到的希臘的城邦政治。那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的夢想。唯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是有效的手段；田為它使共
產主義加惠於蘇俄人民。不過，也許（鮑羅廷還說）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一時對中國的統一有所裨助，因為
受學者領導的中國人民，自從被西方式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奴役以來，對治外法權和外國的控制感到沮喪與恥
辱。中國人民由於身受貪污腐化與愚昧的中央、省及地方政府之害，而且歷經無數次鉅大破壞性的動亂和西方
帝國主義的侮辱，所以急於求變他這和蘇俄在落伍的沙皇政權統治下由於另一種腐化的原因而急於求變的情形
一樣。中國的革命是空前未有的、令人振奮的、轟轟烈烈的，同時，並沒有真正被人民所全部瞭解。中國人民
跟隨革命，但未能真正瞭解革命，正同蘇俄農民不瞭解我們的革命一樣。一個小的共產黨—我們的黨—造成了
蘇俄今天的局面，也將開拓蘇俄未來的前途。
      以上是一九二六年與鮑羅廷談話中所談到第三國際最初為中國而訂，並提供世界其他國家遵循的行動計劃
中重要的部分。
      不用說，我的本性和直覺，事實上，就是我這個人以及我的信念與鮑羅廷所說的一切，正好是背道而馳。
他所提的建議大部分是怪誕不經，其理由更是荒謬絕倫。如果認為民主制度具有缺點，不是健全的治國制度，
那麼共產主義所表現的更是虛幻不實，不合道理。共產主義乃是要人類走向絕望的道路。許多年來我常常想到
，一個像鮑羅廷以及像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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