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聞報導和質疑的問題頗多，由不同角度觀察，有的措詞得體，有的則令人煩惱。
      首先談談由實地採訪所描述的有關我國經濟現況，雖然在全球性通貨膨脹及經濟萎縮，以致形成一個新的
英文名詞Stagflaion（停滯膨脹）的情況下，但仍有對我國國民總生產毛額成長的適切報導。誠然，此種真象
的報導，自屬對於中華民國臺灣省辛勤和機智的男女公民高度的讚譽，同時亦就是對於與世界某些地區奴工企
業成鮮明對照的自由企業制度的高度讚譽。
      英國雖是最早主張自由企業制度的國家之一，同時並具有聰明才智的傳統，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創造和
技術知識，但它現在卻陷於財政、政治、知識和道德的劇變痛苦之中。乃使美國「時代週刊」於九月卅日一期
中，以大字標題提出民主制度是否能在英國存在的問題。它報導說：「上週大英銀行的一篇報告裡引述困擾英
國各公司的若干弱點，可能觸發一股破產的激流……倫敦金融界獲悉，英國一家著名電子和國防承造商『費蘭
提公司』（Ferranti），不能履行合約義務，並且債台高築。倫敦金融人士立即開始感到擔心，不知道下一家
遭受同一命運的公司是那一個。」
      在同一期的「時代週刊」內，又刊載了查方特勛爵（Lord Chalfont）在一次討論會中的談話，他歸納英國
所患的症狀說：「我認為政治權力已脫離了民選的立法機構。各大規模的職業工會，本屬非民選團體的典型例
子，可是在很多情況下，此種非民主的組織卻掌握了龐大的權力。它們可以使民選政府下台，它們可以打擊和
制止政府政策的實施。極端左派份子勢力的增大，使問題更為惡化，這些極端左派份子亟欲使英國現存的政治
制度發生急劇的轉變。」
      然而，亞倫•泰勒（Alan Taylor）卻為英國日益嚴重的危機和災難的徵兆，勇敢地提出辯護。他說，在拿
破崙戰爭以後，威靈頓（Wellington）認為英國已陷於毀滅的境地。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失業的人們在畢卡
迪里繁華市區遊行，打破了每家俱樂部的窗戶。當時威廉•摩里斯認為彌漫的不滿情緒，可能導致社會主義的
革命。當約瑟夫，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發動關稅改革的時候，他也認為英國已在崩潰邊緣。當麥克
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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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九三一年組織國民內閣的時候也是如此。因此泰勒辯稱：「這一切情形都將過去。」有人也可能同意泰勒
的看法。只是他所列舉的事例，並不適用於今天英國的症狀。他忘記了那個時期英國民心士氣是靠當時獨特驕
傲心理--那就是「大不列顛無日落」的驕傲心理。布林普斯上校（Colonel Blimps）和其他吉卜寧式
（Kiplingesque ）人物們，始終不懈地以此種驕傲心理自勵，並激勵所有的英國人民。當年英國人還有值得自
豪的工作道德和技藝。在第二次大戰以後，這兩種英國驕傲心理的支柱已蕩然無存。於是卡納比（Carnaby)派
一羣年輕的一代，遂使英國成為倡導過好日子（La Dolce Vita)生活方式的先驅。（譯者按：「卡納比」係倫敦
波希米亞人所聚居席爾塞亞區的街名。這條街上的人們是一九五○ 年代放蕩形骸嬉痞份子的始作俑者。）甚而
至於容我再度引述「時代週刊」所說的「英國已經儘量能夠保持它的生活水準，因為它自外國獲得了大量貸款
（約四十億美元），同時阿拉伯產油國家在倫敦各銀行的存款，估計約多達廿五億美元之多，如果英國在貸款
轉期方面開始遭受困難，或者阿拉伯國家突然提取他們的存款，則這個國家可能會瀕臨破產。」
      相反的，我國人民也像過去英國人一樣，具有工作道德和自律的美德，決無任何依賴他人或剝削其他民族
的心理。我要提出，在今天英國惶恐懊惱交集的情況相形之下，我們同胞的氣質是值得讚佩的，也是難能可貴
的。我之所以說英國處境惶恐，乃是由於它軟弱無力政策，和萎靡不振的社會風氣，它已經陷於似乎在第二次
大戰前所想像不到的低落和空虛狀態。英國的惶恐是因為過去那種純樸的品性，似乎已被破壞了—但是我希望
還不致破壞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我似乎覺得由於散漫、冷漠和麻木不仁而使英國民族的工作意志達到一蹶不振
的情況，一如在喪失大英國帝國後遭挫折之時，被某種不能超越的附生力量（Supervening Power ）所征服
。我之不憚繁瑣的談論英國，乃是因為我對它目前不幸的困境深感惋惜，我談到我國同胞，為的是要使世人瞭
解，為什麼我們能在逆境中愈挫愈強，為什麼我們能夠承受將來任何橫逆的風暴。
      說到這裏，我不禁回想約三年前的往事，當時所謂第二世界勢力夥同機會主義者偏狹的自由份子，以及偽
裝的左傾份子，終於達成了將我們排出聯合國的陰謀，他們以為這樣做法，在臺灣的我國政府與人民，一定將
變為麻木不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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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萎縮，而我們卻以事實證明這樣想法是大錯特錯的。事實是，困難正進一步促使我們加緊努力和達成任
務的意志—看起來很奇怪，因為這一切都是受在共產主義咒詛的自由企業制度內完成的。因此，當我看到一九
七四年九月卅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週刊」時，我懷著一種可笑而卻帶著輕蔑的心情。該刊寫道，聯合國發言人
振振有詞的說：「聯合國的政策不許陳列非屬聯合國會員的禮品。」但是「新聞週刊」又說：那塊刻有一段孔
子名言長六呎寬三呎的綠色大理石嵌碑，據說是聯合國秘書長秉承黃華的命令拆除的，因為「那是蔣介石的遺
留象徵。」所以必須予以拆除。好像是折除了這塊石碑，中共就可以使中華民國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消失於無形
。這齣鬧劇最滑稽的一面，就是聯合國竟秉承一個「會員國」代表—黃華—的命令行事，以秘書長的地位而竟
卑屈的聽命於黃華，曲意奉承的說：「照辦，先生！」並從黃某的表情察言觀色，揣摩黃某的指示，幹著正式
打雜的工作，甚至設計一套官式的遁詞，奉命唯謹的行事，上演一齣荒謬而笨拙的鬧劇，拆除了前任秘書長代
表聯合國接受的一塊石碑，想想看，以聯合國秘書長的地位而言，這該是多麼的羞辱啊！有心的人無疑的會同
情華德翰先生（Herr Kurt Waldheim ) ，中國有一句寓言正適於形容當前的尷尬情況，這就是「打腫臉充胖
子」。
      我不知道中共如何能用這種方式來抹煞歷史。他們是否認為拆除掉一塊石碑，就可以從人類歷史中刪除中
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國的事實？他們是否認為他們可以像在中國大陸一樣，隨便竄改歷史呢？他們是否認為模
仿焚書坑儒使人民無知、並杜絕理想宣揚的秦始皇，就真的能夠建立像希特勒所誇耀「千年第三帝國」的千年
暴政統治呢？或者，他們是否懷有窮兇極惡的鬼胎，像周恩來在去年十月一日所說為了使中共能以「第三世界
」領導者的姿態自居，成為全球顛覆、叛亂和邪惡的根源，以便一講他們大有斬獲，所以才不要以孔子為表徵
的「天下為公」的觀念呢？
      在看到有關聯合國石碑的新聞以後，我又想起了聯合國那種無原則的偽善、無情和背道的作風。在翻開雜
誌的首頁，有兩幅由盧里（Lurie ）所作的漫畫，第一幅描述華德翰必恭必敬的立正站著。手持巴拿馬草帽置
於胸前，臉上顯露一副相當自滿而期待的表情，守看一名穿著制服的工人，將聯合國旗幟昇上旗杆。第二幅是
一面破爛的聯合國旗幟，旗上寫有「N 」字。其中一部分是用一塊像拾破爛者袋裡拿出來的舊布貼補著，在
這幅破斕旗幟下面是華德翰，他一手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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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帽子作懇求施捨狀，他的頭歪向一邊，另一隻手則叉在腰問，臉部顯露一副似哀求、似嘲笑而又似侷限不安
的神情，望著這幅難看的旗幟。這是一幅對今天聯合國多麼生動而逼真的寫照！中共政權最近發現，貝多芬和
孔子都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叛徒，我們不知道，這位聯合國秘書長對此作何感想，他在發覺自己置身於這種悲喜
劇和歷史性荒唐處境的時候，又是否有一種自憐之感湧上心頭。
      自從聯合國最初揭業崇高的理想與原則以來，不久內部就發生了內訌。這些年來我常常想，「聯合國」的
命名根本是一種大錯特錯，是名不符實的，以這個國際組織所採取的大部份行動而論，應該稱之為「不合國」
才對。因為這樣，聯合國才可以成為發表各種無法協調對立歧見的辯論場所。聯合國唯一存在的理由，是雙方
或多方面可以公平地發表意見，除非爭論者認為時機對他們本身有利，彼此間決不能解決任何歧見，也解決不
了任何問題。我的說法並非出於取笑的態度，而是抱著誠實無欺的心情去分析問題。第二次大戰前的「國際聯
賬」，是名符其實的國際組織。顧名思義至少可以明白看出它是一種某集團或國家集團聯盟的組織。第二次大
戰後的聯合國，或者是有意或無意地希望達到遠超越其集體意志與主張的壯志雄心。換句話說，建立持久和平
與正義的觀念化理想，遠超過了時代的現實。自由世界徒勞無功而短視的苟安政策，本有機會為較好的世界謀
求和平。但政治家的才能都和這些政策極不相稱，因為他們背棄了某些永恆不變的原則。
      米爾頓（Milton 英國詩人）在他雙目失明之時，寫了「失去的樂園」（Paradise Lost)這部至情流露的詩
集。今天我們又如何能以感情和文字，表達我們對失去的世界和平--真正持續和平--機會深感遺憾的心情呢？
我所說的「持續和平」並非康德（Kant）所謂的「永恆和平」，而是一種合理並能實現的和平。我於一九四三
年在美國發表的一次演說裡，曾指出「德羅斯邦邦聯」（Confederation of Delos ）的失敗，提醒我的聽眾
要注意其陷阱。現在我們還要指出「國際聯盟」的必然失敗，是由於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開始他們有計畫
逐步侵略中國的嚴重時期，國聯所表現的狹隘的自私心理，以及侷限於眼前利益的淺短眼光，或者對於日本侵
略行動全然無動於衷。日本在所謂「田中奏摺」中，早就擬具了這種有計畫的侵略行動，可是大部份人卻認為
，那是中國政府捏造的欺騙世人的說法。當日本擴展主義被放任至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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