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偽之辨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最近新聞報導和質疑的問題頗多,由不同角度觀察,有的措詞得體,有的則令人煩惱。
      首先談談由實地採訪所描述的有關我國經濟現況,雖然在全球性通貨膨脹及經濟萎縮,以致形成一個新的
英文名詞Stagflaion(停滯膨脹)的情況下,但仍有對我國國民總生產毛額成長的適切報導。誠然,此種真象
的報導,自屬對於中華民國臺灣省辛勤和機智的男女公民高度的讚譽,同時亦就是對於與世界某些地區奴工企
業成鮮明對照的自由企業制度的高度讚譽。
      英國雖是最早主張自由企業制度的國家之一,同時並具有聰明才智的傳統,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創造和
技術知識,但它現在卻陷於財政、政治、知識和道德的劇變痛苦之中。乃使美國「時代週刊」於九月卅日一期
中,以大字標題提出民主制度是否能在英國存在的問題。它報導說:「上週大英銀行的一篇報告裡引述困擾英
國各公司的若干弱點,可能觸發一股破產的激流……倫敦金融界獲悉,英國一家著名電子和國防承造商『費蘭
提公司』(Ferranti),不能履行合約義務,並且債台高築。倫敦金融人士立即開始感到擔心,不知道下一家
遭受同一命運的公司是那一個。」
      在同一期的「時代週刊」內,又刊載了查方特勛爵(Lord Chalfont)在一次討論會中的談話,他歸納英國
所患的症狀說:「我認為政治權力已脫離了民選的立法機構。各大規模的職業工會,本屬非民選團體的典型例
子,可是在很多情況下,此種非民主的組織卻掌握了龐大的權力。它們可以使民選政府下台,它們可以打擊和
制止政府政策的實施。極端左派份子勢力的增大,使問題更為惡化,這些極端左派份子亟欲使英國現存的政治
制度發生急劇的轉變。」
      然而,亞倫•泰勒(Alan Taylor)卻為英國日益嚴重的危機和災難的徵兆,勇敢地提出辯護。他說,在拿
破崙戰爭以後,威靈頓(Wellington)認為英國已陷於毀滅的境地。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失業的人們在畢卡
迪里繁華市區遊行,打破了每家俱樂部的窗戶。當時威廉•摩里斯認為彌漫的不滿情緒,可能導致社會主義的
革命。當約瑟夫,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發動關稅改革的時候,他也認為英國已在崩潰邊緣。當麥克
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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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九三一年組織國民內閣的時候也是如此。因此泰勒辯稱:「這一切情形都將過去。」有人也可能同意泰勒
的看法。只是他所列舉的事例,並不適用於今天英國的症狀。他忘記了那個時期英國民心士氣是靠當時獨特驕
傲心理--那就是「大不列顛無日落」的驕傲心理。布林普斯上校(Colonel Blimps)和其他吉卜寧式
(Kiplingesque )人物們,始終不懈地以此種驕傲心理自勵,並激勵所有的英國人民。當年英國人還有值得自
豪的工作道德和技藝。在第二次大戰以後,這兩種英國驕傲心理的支柱已蕩然無存。於是卡納比(Carnaby)派
一羣年輕的一代,遂使英國成為倡導過好日子(La Dolce Vita)生活方式的先驅。(譯者按:「卡納比」係倫敦
波希米亞人所聚居席爾塞亞區的街名。這條街上的人們是一九五○ 年代放蕩形骸嬉痞份子的始作俑者。)甚而
至於容我再度引述「時代週刊」所說的「英國已經儘量能夠保持它的生活水準,因為它自外國獲得了大量貸款
(約四十億美元),同時阿拉伯產油國家在倫敦各銀行的存款,估計約多達廿五億美元之多,如果英國在貸款
轉期方面開始遭受困難,或者阿拉伯國家突然提取他們的存款,則這個國家可能會瀕臨破產。」
      相反的,我國人民也像過去英國人一樣,具有工作道德和自律的美德,決無任何依賴他人或剝削其他民族
的心理。我要提出,在今天英國惶恐懊惱交集的情況相形之下,我們同胞的氣質是值得讚佩的,也是難能可貴
的。我之所以說英國處境惶恐,乃是由於它軟弱無力政策,和萎靡不振的社會風氣,它已經陷於似乎在第二次
大戰前所想像不到的低落和空虛狀態。英國的惶恐是因為過去那種純樸的品性,似乎已被破壞了—但是我希望
還不致破壞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我似乎覺得由於散漫、冷漠和麻木不仁而使英國民族的工作意志達到一蹶不振
的情況,一如在喪失大英國帝國後遭挫折之時,被某種不能超越的附生力量(Supervening Power )所征服
。我之不憚繁瑣的談論英國,乃是因為我對它目前不幸的困境深感惋惜,我談到我國同胞,為的是要使世人瞭
解,為什麼我們能在逆境中愈挫愈強,為什麼我們能夠承受將來任何橫逆的風暴。
      說到這裏,我不禁回想約三年前的往事,當時所謂第二世界勢力夥同機會主義者偏狹的自由份子,以及偽
裝的左傾份子,終於達成了將我們排出聯合國的陰謀,他們以為這樣做法,在臺灣的我國政府與人民,一定將
變為麻木不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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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萎縮,而我們卻以事實證明這樣想法是大錯特錯的。事實是,困難正進一步促使我們加緊努力和達成任
務的意志—看起來很奇怪,因為這一切都是受在共產主義咒詛的自由企業制度內完成的。因此,當我看到一九
七四年九月卅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週刊」時,我懷著一種可笑而卻帶著輕蔑的心情。該刊寫道,聯合國發言人
振振有詞的說:「聯合國的政策不許陳列非屬聯合國會員的禮品。」但是「新聞週刊」又說:那塊刻有一段孔
子名言長六呎寬三呎的綠色大理石嵌碑,據說是聯合國秘書長秉承黃華的命令拆除的,因為「那是蔣介石的遺
留象徵。」所以必須予以拆除。好像是折除了這塊石碑,中共就可以使中華民國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消失於無形
。這齣鬧劇最滑稽的一面,就是聯合國竟秉承一個「會員國」代表—黃華—的命令行事,以秘書長的地位而竟
卑屈的聽命於黃華,曲意奉承的說:「照辦,先生!」並從黃某的表情察言觀色,揣摩黃某的指示,幹著正式
打雜的工作,甚至設計一套官式的遁詞,奉命唯謹的行事,上演一齣荒謬而笨拙的鬧劇,拆除了前任秘書長代
表聯合國接受的一塊石碑,想想看,以聯合國秘書長的地位而言,這該是多麼的羞辱啊!有心的人無疑的會同
情華德翰先生(Herr Kurt Waldheim ) ,中國有一句寓言正適於形容當前的尷尬情況,這就是「打腫臉充胖
子」。
      我不知道中共如何能用這種方式來抹煞歷史。他們是否認為拆除掉一塊石碑,就可以從人類歷史中刪除中
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國的事實?他們是否認為他們可以像在中國大陸一樣,隨便竄改歷史呢?他們是否認為模
仿焚書坑儒使人民無知、並杜絕理想宣揚的秦始皇,就真的能夠建立像希特勒所誇耀「千年第三帝國」的千年
暴政統治呢?或者,他們是否懷有窮兇極惡的鬼胎,像周恩來在去年十月一日所說為了使中共能以「第三世界
」領導者的姿態自居,成為全球顛覆、叛亂和邪惡的根源,以便一講他們大有斬獲,所以才不要以孔子為表徵
的「天下為公」的觀念呢?
      在看到有關聯合國石碑的新聞以後,我又想起了聯合國那種無原則的偽善、無情和背道的作風。在翻開雜
誌的首頁,有兩幅由盧里(Lurie )所作的漫畫,第一幅描述華德翰必恭必敬的立正站著。手持巴拿馬草帽置
於胸前,臉上顯露一副相當自滿而期待的表情,守看一名穿著制服的工人,將聯合國旗幟昇上旗杆。第二幅是
一面破爛的聯合國旗幟,旗上寫有「N 」字。其中一部分是用一塊像拾破爛者袋裡拿出來的舊布貼補著,在
這幅破斕旗幟下面是華德翰,他一手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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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帽子作懇求施捨狀,他的頭歪向一邊,另一隻手則叉在腰問,臉部顯露一副似哀求、似嘲笑而又似侷限不安
的神情,望著這幅難看的旗幟。這是一幅對今天聯合國多麼生動而逼真的寫照!中共政權最近發現,貝多芬和
孔子都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叛徒,我們不知道,這位聯合國秘書長對此作何感想,他在發覺自己置身於這種悲喜
劇和歷史性荒唐處境的時候,又是否有一種自憐之感湧上心頭。
      自從聯合國最初揭業崇高的理想與原則以來,不久內部就發生了內訌。這些年來我常常想,「聯合國」的
命名根本是一種大錯特錯,是名不符實的,以這個國際組織所採取的大部份行動而論,應該稱之為「不合國」
才對。因為這樣,聯合國才可以成為發表各種無法協調對立歧見的辯論場所。聯合國唯一存在的理由,是雙方
或多方面可以公平地發表意見,除非爭論者認為時機對他們本身有利,彼此間決不能解決任何歧見,也解決不
了任何問題。我的說法並非出於取笑的態度,而是抱著誠實無欺的心情去分析問題。第二次大戰前的「國際聯
賬」,是名符其實的國際組織。顧名思義至少可以明白看出它是一種某集團或國家集團聯盟的組織。第二次大
戰後的聯合國,或者是有意或無意地希望達到遠超越其集體意志與主張的壯志雄心。換句話說,建立持久和平
與正義的觀念化理想,遠超過了時代的現實。自由世界徒勞無功而短視的苟安政策,本有機會為較好的世界謀
求和平。但政治家的才能都和這些政策極不相稱,因為他們背棄了某些永恆不變的原則。
      米爾頓(Milton 英國詩人)在他雙目失明之時,寫了「失去的樂園」(Paradise Lost)這部至情流露的詩
集。今天我們又如何能以感情和文字,表達我們對失去的世界和平--真正持續和平--機會深感遺憾的心情呢?
我所說的「持續和平」並非康德(Kant)所謂的「永恆和平」,而是一種合理並能實現的和平。我於一九四三
年在美國發表的一次演說裡,曾指出「德羅斯邦邦聯」(Confederation of Delos )的失敗,提醒我的聽眾
要注意其陷阱。現在我們還要指出「國際聯盟」的必然失敗,是由於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開始他們有計畫
逐步侵略中國的嚴重時期,國聯所表現的狹隘的自私心理,以及侷限於眼前利益的淺短眼光,或者對於日本侵
略行動全然無動於衷。日本在所謂「田中奏摺」中,早就擬具了這種有計畫的侵略行動,可是大部份人卻認為
,那是中國政府捏造的欺騙世人的說法。當日本擴展主義被放任至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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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於 2015-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