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附錄

　　

　　論到造成事變以迄今日不能打開僵局的原因，日本方面的錯誤，較之中國方面的錯誤當然更多。日本方面首先對中國的認識陷於根本上的錯誤。基於此種根本錯誤的認識，而下判斷作打算，於是有種種計慮上的錯誤，現在且說日本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一）對中國目前國情認識的錯誤——我前文曾說日本沒有方法消滅中國的存在，其最重要的理由，即中國現在方在革命期間，在革命未成期間的國家，與通常已有強固而確定的組織的國家完全不同。日本人以通常國家視方在革命中的中國，與中國人以通常國家，視軍權支配下特殊的日本，其錯誤正復相等。在通常已有固定組織的國家，誰都知道其要素為「土地人民與主權（或政府）」，但近世革命的史例，已昭示我們在革命期中的國家，與通常國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則為「主義、領袖與群眾」。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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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要素，論群眾，則中國有廣大的人口，而因外侮的緊迫造成了許多民族意識堅強的愛國之士；論主義，則中國近七八年來三民主義畢竟已成為舉國一致的國是，中國人容有不滿意於國民黨當局的措施，但絕少有反對三民主義者，中國的智識階級，現在已公認唯有鞭策國民黨努力自愛，中國始可以對外，而自九一八以來，在事實上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可以提挈全國國民的黨及其事實上的領袖。所以只要主義普遍深入，領袖健全存在，群眾一致擁護，一時政府的成敗或土地的得失，轉成為次要問題。中國國民政府現在本自命為臨時革命政府，而非革命完成後的政府，所以我上文說，佔領了中國首都，不能制中國的死命，如果不能消滅他的領袖，則領袖之所在，即中國政府與國力中心之所在。日本人以為軍事行動繼續進行，國土日蹙，中國便不能生存，豈知革命期中之國家，不可以尋常國家相視。中國國民黨嘗鼓勵國民，「已失之東北四省應認為一九二○年以前俄國之西北利亞」，我不是黨員，對此語不願下判斷，但中國尚為革命期中之國家，則為不爭之事實。由此以言，如領袖依然存在的時候，日本人決沒有徹底消滅中國的把握，只可惜日本的中國通，對於中國事情，平時一切調查觀察，異常精密周到，而獨忽略此重要之一?。

　　（二）對中國歷史時代認識的錯誤——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國的歷史，以為漢族為主的中國，在六百餘年前可以亡於蒙古人，在三百餘年前亡於滿洲人，何嘗不可於今日亡於日本人之統治，此又為一種觀察之錯誤。因在宋或明末時代，中國人民除少數儒者外，幾直不知有更易朝，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一回事，但在二十餘年前推翻滿清的時候，則不僅革命先覺起而奔走，也有多數民眾參加其間，滿清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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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頁〕治的推翻，是同盟會「軀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所號召，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劃一顯明的時期，與從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後，至少人民已瞭解民族主義的意義，至於今日全國在學的大中小學生一千二百萬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識的，加以前清以來，凡是識字的成年國民，以總人口百分之十計算，也有四千八百萬人，皆知道亡國是怎樣一回事。就以日本吞併台灣朝鮮為例，在三四十年前，或者中國多數國民尚不知台灣朝鮮與中國有怎樣關係，因而不感痛癢的，在今日有許多地方，即在田夫野老，也知道東北四省被佔的事實，這不是任何力量，這是時代變遷的結果。即使以六千萬人來說，其數量也已與日本總人口數相近，日本的武力雖強，終不能除盡此六千萬具有充分民族意識的國民，而使全中國帖然服從日本作順民，所以拿宋明亡國史例來推斷今日之中國，實又是一種錯誤。再則日本人觀察中國歷史，往往祇從壞的方面去找中國的缺點，而不從好的方面去研究中國民族的特性。中國歷代以來所以能屢蹶屢興，不受制於外族，就因為中國有見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傳的所謂天地間之正氣。這種精神和正氣，在危亡末運之際，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為來表現，而歷代師儒遺民著書倡導，播之歌謠戲劇，成為中國主要的社會教育，這一種遞相傳授的教育，根基異常深厚，幾乎中國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帶些這種教育影響的。即如近代中國的主要人物中，也還有常常引用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以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等說法，作為砥礪志節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應該祇看見宋明亡國時的情形，而不看見元末清末中國民族再起時的情形，不應祇看見宋朝的秦檜張邦昌而不看見岳武穆與文文山，不應祇看見明末的洪承疇吳三桂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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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頁〕看見史可法鄭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國時代，日本一般後起的中國通，更不應祇看見袁世凱等帝制自私的軍閥行徑，而忽視了孫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國的犧牲精神。要知道這種精神和正氣，向來瀰漫於中國民族之間，更加以近代民族主義的灌輸，使這種精神更有所寄托而為更大的發揮，所以觀察中國民族，決不能以少數無恥軍閥官僚作代表，而以為一概可以威脅利誘的。這一層意義，在日本新進的「中國通」，實在太不瞭解，但日本現存的老師宿儒中間，還不少通曉東洋史實，瞭解中國民族的老輩，倘以此義相質，一定許作者之言為不謬。

　　（三）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日本方面還有兩種錯誤的見解，其一以為中國國民黨是發動排日勢力的中心，其二以為非打倒中國國民黨則中日問題無法解決，日本不能安枕，這又是根本的錯誤。我在本文開始時已說明：在中國，講明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的道理，要算國民黨　孫中山先生為最徹底。依理而論，日本在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時機，正是清算兩國過去不快之關係，而徹底更新國交的絕好機會。在民國十六年以後的國民黨，明白放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從國民黨歷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觀，實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平心而論，一個擁有百萬以上黨員的黨，其黨內各個份子行動之不能絕對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國皆然，伴於中日感情之惡化，國民黨員與一般國民懷抱同樣對日怨望之心理，當然不免，但國民黨的幹部人員，自孫中山先生以下，與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誼交往與智識交換的，不在少數。所以在中國言，能理解東亞存亡關鍵，能理解日本並能理解中日應平等提攜而不該交惡以兩敗的，國民黨向來的理論是比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論，日本試一翻閱一九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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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對華輸出貿易額，並檢取一九三二年以後各年的對華貿易額，而視其消長之數，即可見日本對華貿易數量顯出逐漸恢復的趨勢，（日貨輸華的數目，僅從海關統計，不能完全表現）即為國民黨當局不願兩國關係更趨緊張的政策的反映。中國現在正有一部分國民對國民黨此種緩和政策，深致其不滿。余

　　敢言國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兩國關係益見緊張，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經濟上之損失，必將不可以計數，所以日本如認國民黨為策動排日中心，斷然為一種錯誤。因此中國國民對日感情之惡化，一步一步都是日本自己所造成，決非國民黨宣傳鼓勵之所能致，若謂日本不自動改善對中國之政策，而祇以排除國民黨為消弭反日氣勢之手段，則我敢代表非中國國民黨員之一般國民，直認日本此種觀察為謬誤。日本近來的用意，不知真如其表面所云為消除排日而要打倒國民黨呢？抑或認定國民黨為使日本不能絕對支配中國之障礙而要打倒國民黨呢？無論由何種方面說，中國國民黨在此十年以內是沒有一種力量所能推翻的。試看在九一八以前，中國國內，還不少有反對國民黨與蔣氏的呼聲，而自日本侵佔東北以後，外侮日深，國民黨之根基反愈見鞏固，至今反對國民黨與蔣氏之言論行動，轉見其減少，國民黨內部之支離破裂雖依然深刻，而國民則因日本傾力欲打擊國民黨，反從而表示其同情與愛護，這豈不是一個極明顯的例證？且中國國民黨之能存在於中國，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換言之，其存在的根據不全在於其本身，而無寧謂寄於客觀之形勢。國民黨內部之一盤散沙，無可為諱，其組織與精神，違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甚至於各爭意氣，自相殘害，即其內在的矛盾，實屬不勝枚舉，但外人欲以皮相之觀察而斷定其運命，則為不切於事理。試觀民國二年以來北方軍閥迭次假助外國最強的力量以謀消滅國民黨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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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至，而每次壓迫的結果，轉使國民黨的勢力益見擴張，雖以最陰鷙的第三國際共產黨，亦不能達到消滅國民黨的目的。民國十五年三月以後，蘇俄鮑羅廷且自謂沒有看清楚國民黨內有如此堅強的人格，至於今日，則更非任何外力所得而推翻。因國民黨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於三種的因素：一為歷史的使命，有中國如此之歷史，即必然有中國國民黨。二為時代的使命，在今日的世界與時代，就必然在中國有擔負時代使命的國民黨。三為民眾的心理，因中國處於如此情況之下，民族意識就自然要求有一個領導中心的力量和組織。所以無論國民黨決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後，中國也還必然有領導民族對外的一種組織，無論國民黨的領袖不能消滅，即使消滅以後，也還必有第二第三的或者更為堅強有力的領袖繼之而興。由此推論，如日本尚有此種誤解，以為祇須推倒中國國民黨或打擊其領袖而使之沒落，則中國即無對外之中心勢力，此實倒果為因之論。即如日本人之意，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將不勝外力之壓迫而崩倒，然國民黨目前之困境，為以一種革命的組織而正面當國家之難關，受了政治責任上的牽制與束縛，遂到處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態，一旦不居於政府地位，顧忌一空，行動自如，則其對外的力量必較居於政府地位時為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且國民黨既居在野地位以後，其百餘萬黨員及所能支配之軍事力量，被迫而取不顧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難想像其結果為如何。所以日本如真為其本國利害?想，此種謬誤，應當要根本糾正。

　　（四）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對於人物的觀察和分析能力之強，這是日本人所向西方人自豪的。但對於中國主要人物，吾人殊未見日本人能認識正確。即以日本外交時報等刊物屢次對於蔣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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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評為例，在日本人的評論中，常以與中國過去人物如袁世凱李鴻章相提並論，這真是擬於不倫。袁世凱及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此處不必加以討論，但蔣氏與袁李所處的時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國以三十年為一世），無論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環境不同，即其所處之時代，尤絕對不同，袁李兩氏是帝制時代或科舉時代出身的，蔣氏自幼年時代，即已參加革命組織，以後三十餘年間，在人生可型性最豐富的期間。始終不曾離開革命的事業，其教育其思想可說一手由孫中山先生所陶鑄，其生涯始終沒有脫離過革命的環境。吾人不認世界有所謂超人，每個人都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蔣氏之為蔣氏，完全是在革命環境中成長出來，可說其血液其腦筋中沒有一點前期帝制時代的意識習性之遺留，蔣氏與袁李之間的距離，可說是一個近代民國與幾百年前專制國家間的距離一樣，是屬於完全不同之兩個時代兩種型式的，今以蔣氏與袁李兩氏並論，以袁李的習性與識解來推斷蔣氏，真如中國古語所稱「老子與韓非同傳」一樣的滑稽。我所以斷言日本人對蔣氏實在沒有認識清楚，因為沒有認清時代與人物，遂欲以從前所施於帝制時代遺留人物的方法，施之於現在，而希望得到同樣的效果，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我在此處且舉一例，我非中國國民黨黨員，當然不知國民黨的對外方略的內容與底蘊，但知國黨之所謂對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貫的策略的。當濟南事件以後，曾聞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責問當時的軍事統帥蔣介石「既要死守濟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棄濟南，何以又留一團兵力來死守濟南城，而最後又命其退出？」蔣氏答稱「這就是我們革命軍的戰略，第一當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是日本兵力強佔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第二是要顧到革命的全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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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制北伐的進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國軍隊，不作無意義的犧牲，只要濟南抵抗三天之後，日本強佔行為已暴露全世界，則目的已達，所以到後來仍命死守的一團冒險撤出，且使外間知我們要以一團人的力量，來對抗福田整個的一師團的兵力。」吾人觀察蔣氏對日本用兵，自上海、長城戰役，以至最後退出密雲之抗戰，可說都是濟南事件以來之一貫精神，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軍力量所在之地，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日本欲以垂手而得瀋陽的先例，應用到全中國，到底為不可能。我們一再研究蔣氏對日本外交方針，回想到他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間所發表的意見書，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張對日本外交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他這個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極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始終不變的。然而這種政策並不是徹底的，國內當時亦有人極端反對，但由今追昔，不能不說這個政策比較是無法之法，因為國力兵力絕不相等的國家，只可用這個政策和戰略與之相周旋。日本如明白這個道理，應知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脅中國而得到屈服的結果，可說是不能達到目的。此並非革命當局有如何突過前人的本領，就因為時代不同，從前帝制時代或軍閥時代，遇到危險時期，就因為當局者有保全自身利益名位的觀念，不能不畏怯而屈服，現在中國革命期內民族意識的高漲，已絕不容當局有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與國同殉」與「死而後已」的觀念，還有什麼畏怯顧慮的地方？中國方面採取這種「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戰略與方針到底，相持不下的結果，也必使日本同歸於盡。

　　（五）忽略中國國民心理的錯誤——由日本近來對中國所取的種種步驟而言，不能不說「相煎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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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知太疏」。日本人一面造成中國國民黨絕不能與日本妥協的錯誤的前提，因而認為唯有消滅中國民族，日本纔可以安枕，而且認為消滅中國，非出以極毒辣之手段，使萬劫不能翻身不可。關於第一點，我敢斷言中日之間並沒有絕對不能轉圜的情形，此不必遠征其它，即就中國對於英國來說，中國國民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當然要竭力掙扎以求得真正之獨立平等的，英國為帝國主義領袖的國家，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又是由對英鴉片戰爭而起，英國其始以殺人的毒物害我，其繼以不能擺脫的鎖煉困我，這是中國國民深入骨髓的仇恨。若說中國國民自二十一條以來對日交惡有十餘年的歷史，那麼對英交惡就有八十餘年的歷史，但是在今日中國，可以說反英的感情並不如何濃厚，這固然因為英國近來已改變鴉片政策，最大原則由於英國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沒有土地野心，所經營的祇在商業經濟方面，所以祇要許多不平等條約得以更正，中國是願與英國為經濟的互利而與之友好的。日本人祇要認識此一點，便知道中國沒有百世不可解的仇恨觀念，而好惡友敵，完全可以事實相轉移。日本如真能放棄土地侵略的行為，中國對西方各國，尚且願引為朋友，何況同洲同種之日本？但日本為東方民族，應明瞭東方心理，東方人的特性，尤其是中國人，就是重感情，重氣節禮貌與道義，今日本以佔領中國土地極端傷損中國感情與尊嚴，復為防制中國復仇而施以違反道義的行為，中國即欲與日本提攜，亦何能忍受此種屈辱形態下之提攜？日本人唯其對中日關係看得太悲觀，以為絕無挽回希望，所以日本為猜防中國，要置之死地而後快。在這個方針之下，日本人一方面則用種種方法使中國疲於奔命，不但使用兵力，而且直接間接放任莠民擾亂中國各地的法律秩序，破壞中國的善良風俗，以制中國目前之死命；在另一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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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用極殘忍方法，企圖殘害並斷絕中國民族將來之生命，中國各地海洛英的販賣，多由日本商民經營，至少日本官憲是放任的。中國受鴉片之害，民族健康已受斲喪，至今對英國，雖恢復感情，但此一仇恨，百世亦難磨滅其痕跡。日本現在踵行其事，毒害愈烈，將使中國世世子孫永難忘卻。日本為消滅中國復興力量，現在並且假手於各地無知漢奸或軍閥官僚，來仇視並加害於中國知識分子，不知中國知識分子永難除盡，而日本此日利用最下等的漢奸，此等漢奸將來亦即為日本之大患，出爾反爾，其道正復相同。且日本所深惡者為共產黨之方法，所標榜者為東方民族之特性，現在日本常常想利用中國過去的無聊軍閥官僚，在各地造成日本式的政治，或成為日本傀儡的政權，此事正令中國人民回想從前第三國際，想在武漢、廣州造成俄國式政治的情形，畢竟廣州或武漢至今尚存有這類外力強造的政治痕跡沒有？還不是因為民眾共憤，起而驅除，歸於曇花一現？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國家意識的國民，最難忍受的行為，即為欲消滅其民族性與歷史文化。東方民族為講道義的民族，東方人應尊重東方的習慣思想，凡是違反道義，出以暴力強制而近於虛偽殘酷的辦法，都不是東方人所能容忍的辦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國種下世代的深仇，我以為應平心自反。

　　總之，日本的錯誤，在乎以通常國家視革命期中的中國，在乎誤認二十世紀為十八、九世紀而依然採用前世紀的手段或傳統政策，在誤認革命勢力而視同帝制時代之遺留，在以對待官僚政治的手段而對付革命策略，而不悟日本之武力壓迫，只能脅制無知識之官僚軍閥，而不能屈服民族主義正在發達之國民。在另一方面，對於兩國關係的惡劣又認為太悲觀，而不悟迷途未遠，只要拋棄武力與土地侵略，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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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家間與人民間關係之好轉，實大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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