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對華輸出貿易額，並檢取一九三二年以後各年的對華貿易額，而視其消長之數，即可見日本對華貿易數量顯出逐漸恢復的趨勢，（日貨輸華的數目，僅從海關統計，不能完全表現）即為國民黨當局不願兩國關係更趨緊張的政策的反映。中國現在正有一部分國民對國民黨此種緩和政策，深致其不滿。余

　　敢言國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兩國關係益見緊張，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經濟上之損失，必將不可以計數，所以日本如認國民黨為策動排日中心，斷然為一種錯誤。因此中國國民對日感情之惡化，一步一步都是日本自己所造成，決非國民黨宣傳鼓勵之所能致，若謂日本不自動改善對中國之政策，而祇以排除國民黨為消弭反日氣勢之手段，則我敢代表非中國國民黨員之一般國民，直認日本此種觀察為謬誤。日本近來的用意，不知真如其表面所云為消除排日而要打倒國民黨呢？抑或認定國民黨為使日本不能絕對支配中國之障礙而要打倒國民黨呢？無論由何種方面說，中國國民黨在此十年以內是沒有一種力量所能推翻的。試看在九一八以前，中國國內，還不少有反對國民黨與蔣氏的呼聲，而自日本侵佔東北以後，外侮日深，國民黨之根基反愈見鞏固，至今反對國民黨與蔣氏之言論行動，轉見其減少，國民黨內部之支離破裂雖依然深刻，而國民則因日本傾力欲打擊國民黨，反從而表示其同情與愛護，這豈不是一個極明顯的例證？且中國國民黨之能存在於中國，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換言之，其存在的根據不全在於其本身，而無寧謂寄於客觀之形勢。國民黨內部之一盤散沙，無可為諱，其組織與精神，違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甚至於各爭意氣，自相殘害，即其內在的矛盾，實屬不勝枚舉，但外人欲以皮相之觀察而斷定其運命，則為不切於事理。試觀民國二年以來北方軍閥迭次假助外國最強的力量以謀消滅國民黨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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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至，而每次壓迫的結果，轉使國民黨的勢力益見擴張，雖以最陰鷙的第三國際共產黨，亦不能達到消滅國民黨的目的。民國十五年三月以後，蘇俄鮑羅廷且自謂沒有看清楚國民黨內有如此堅強的人格，至於今日，則更非任何外力所得而推翻。因國民黨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於三種的因素：一為歷史的使命，有中國如此之歷史，即必然有中國國民黨。二為時代的使命，在今日的世界與時代，就必然在中國有擔負時代使命的國民黨。三為民眾的心理，因中國處於如此情況之下，民族意識就自然要求有一個領導中心的力量和組織。所以無論國民黨決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後，中國也還必然有領導民族對外的一種組織，無論國民黨的領袖不能消滅，即使消滅以後，也還必有第二第三的或者更為堅強有力的領袖繼之而興。由此推論，如日本尚有此種誤解，以為祇須推倒中國國民黨或打擊其領袖而使之沒落，則中國即無對外之中心勢力，此實倒果為因之論。即如日本人之意，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將不勝外力之壓迫而崩倒，然國民黨目前之困境，為以一種革命的組織而正面當國家之難關，受了政治責任上的牽制與束縛，遂到處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態，一旦不居於政府地位，顧忌一空，行動自如，則其對外的力量必較居於政府地位時為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且國民黨既居在野地位以後，其百餘萬黨員及所能支配之軍事力量，被迫而取不顧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難想像其結果為如何。所以日本如真為其本國利害?想，此種謬誤，應當要根本糾正。

　　（四）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對於人物的觀察和分析能力之強，這是日本人所向西方人自豪的。但對於中國主要人物，吾人殊未見日本人能認識正確。即以日本外交時報等刊物屢次對於蔣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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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評為例，在日本人的評論中，常以與中國過去人物如袁世凱李鴻章相提並論，這真是擬於不倫。袁世凱及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此處不必加以討論，但蔣氏與袁李所處的時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國以三十年為一世），無論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環境不同，即其所處之時代，尤絕對不同，袁李兩氏是帝制時代或科舉時代出身的，蔣氏自幼年時代，即已參加革命組織，以後三十餘年間，在人生可型性最豐富的期間。始終不曾離開革命的事業，其教育其思想可說一手由孫中山先生所陶鑄，其生涯始終沒有脫離過革命的環境。吾人不認世界有所謂超人，每個人都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蔣氏之為蔣氏，完全是在革命環境中成長出來，可說其血液其腦筋中沒有一點前期帝制時代的意識習性之遺留，蔣氏與袁李之間的距離，可說是一個近代民國與幾百年前專制國家間的距離一樣，是屬於完全不同之兩個時代兩種型式的，今以蔣氏與袁李兩氏並論，以袁李的習性與識解來推斷蔣氏，真如中國古語所稱「老子與韓非同傳」一樣的滑稽。我所以斷言日本人對蔣氏實在沒有認識清楚，因為沒有認清時代與人物，遂欲以從前所施於帝制時代遺留人物的方法，施之於現在，而希望得到同樣的效果，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我在此處且舉一例，我非中國國民黨黨員，當然不知國民黨的對外方略的內容與底蘊，但知國黨之所謂對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貫的策略的。當濟南事件以後，曾聞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責問當時的軍事統帥蔣介石「既要死守濟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棄濟南，何以又留一團兵力來死守濟南城，而最後又命其退出？」蔣氏答稱「這就是我們革命軍的戰略，第一當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是日本兵力強佔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第二是要顧到革命的全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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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制北伐的進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國軍隊，不作無意義的犧牲，只要濟南抵抗三天之後，日本強佔行為已暴露全世界，則目的已達，所以到後來仍命死守的一團冒險撤出，且使外間知我們要以一團人的力量，來對抗福田整個的一師團的兵力。」吾人觀察蔣氏對日本用兵，自上海、長城戰役，以至最後退出密雲之抗戰，可說都是濟南事件以來之一貫精神，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軍力量所在之地，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日本欲以垂手而得瀋陽的先例，應用到全中國，到底為不可能。我們一再研究蔣氏對日本外交方針，回想到他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間所發表的意見書，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張對日本外交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他這個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極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始終不變的。然而這種政策並不是徹底的，國內當時亦有人極端反對，但由今追昔，不能不說這個政策比較是無法之法，因為國力兵力絕不相等的國家，只可用這個政策和戰略與之相周旋。日本如明白這個道理，應知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脅中國而得到屈服的結果，可說是不能達到目的。此並非革命當局有如何突過前人的本領，就因為時代不同，從前帝制時代或軍閥時代，遇到危險時期，就因為當局者有保全自身利益名位的觀念，不能不畏怯而屈服，現在中國革命期內民族意識的高漲，已絕不容當局有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與國同殉」與「死而後已」的觀念，還有什麼畏怯顧慮的地方？中國方面採取這種「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戰略與方針到底，相持不下的結果，也必使日本同歸於盡。

　　（五）忽略中國國民心理的錯誤——由日本近來對中國所取的種種步驟而言，不能不說「相煎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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