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附錄

　　論到造成事變以迄今日不能打開僵局的原因，日本方面的錯誤，較之中國方面的錯誤當然更多。日本方面首先對中國的認識陷於根本上的錯誤。基於此種根本錯誤的認識，而下判斷作打算，於是有種種計慮上的錯誤，現在且說日本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一）對中國目前國情認識的錯誤——我前文曾說日本沒有方法消滅中國的存在，其最重要的理由，即中國現在方在革命期間，在革命未成期間的國家，與通常已有強固而確定的組織的國家完全不同。日本人以通常國家視方在革命中的中國，與中國人以通常國家，視軍權支配下特殊的日本，其錯誤正復相等。在通常已有固定組織的國家，誰都知道其要素為「土地人民與主權（或政府）」，但近世革命的史例，已昭示我們在革命期中的國家，與通常國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則為「主義、領袖與群眾」。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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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要素，論群眾，則中國有廣大的人口，而因外侮的緊迫造成了許多民族意識堅強的愛國之士；論主義，則中國近七八年來三民主義畢竟已成為舉國一致的國是，中國人容有不滿意於國民黨當局的措施，但絕少有反對三民主義者，中國的智識階級，現在已公認唯有鞭策國民黨努力自愛，中國始可以對外，而自九一八以來，在事實上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可以提挈全國國民的黨及其事實上的領袖。所以只要主義普遍深入，領袖健全存在，群眾一致擁護，一時政府的成敗或土地的得失，轉成為次要問題。中國國民政府現在本自命為臨時革命政府，而非革命完成後的政府，所以我上文說，佔領了中國首都，不能制中國的死命，如果不能消滅他的領袖，則領袖之所在，即中國政府與國力中心之所在。日本人以為軍事行動繼續進行，國土日蹙，中國便不能生存，豈知革命期中之國家，不可以尋常國家相視。中國國民黨嘗鼓勵國民，「已失之東北四省應認為一九二○年以前俄國之西北利亞」，我不是黨員，對此語不願下判斷，但中國尚為革命期中之國家，則為不爭之事實。由此以言，如領袖依然存在的時候，日本人決沒有徹底消滅中國的把握，只可惜日本的中國通，對於中國事情，平時一切調查觀察，異常精密周到，而獨忽略此重要之一?。

　　（二）對中國歷史時代認識的錯誤——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國的歷史，以為漢族為主的中國，在六百餘年前可以亡於蒙古人，在三百餘年前亡於滿洲人，何嘗不可於今日亡於日本人之統治，此又為一種觀察之錯誤。因在宋或明末時代，中國人民除少數儒者外，幾直不知有更易朝，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一回事，但在二十餘年前推翻滿清的時候，則不僅革命先覺起而奔走，也有多數民眾參加其間，滿清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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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頁〕治的推翻，是同盟會「軀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所號召，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劃一顯明的時期，與從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後，至少人民已瞭解民族主義的意義，至於今日全國在學的大中小學生一千二百萬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識的，加以前清以來，凡是識字的成年國民，以總人口百分之十計算，也有四千八百萬人，皆知道亡國是怎樣一回事。就以日本吞併台灣朝鮮為例，在三四十年前，或者中國多數國民尚不知台灣朝鮮與中國有怎樣關係，因而不感痛癢的，在今日有許多地方，即在田夫野老，也知道東北四省被佔的事實，這不是任何力量，這是時代變遷的結果。即使以六千萬人來說，其數量也已與日本總人口數相近，日本的武力雖強，終不能除盡此六千萬具有充分民族意識的國民，而使全中國帖然服從日本作順民，所以拿宋明亡國史例來推斷今日之中國，實又是一種錯誤。再則日本人觀察中國歷史，往往祇從壞的方面去找中國的缺點，而不從好的方面去研究中國民族的特性。中國歷代以來所以能屢蹶屢興，不受制於外族，就因為中國有見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傳的所謂天地間之正氣。這種精神和正氣，在危亡末運之際，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為來表現，而歷代師儒遺民著書倡導，播之歌謠戲劇，成為中國主要的社會教育，這一種遞相傳授的教育，根基異常深厚，幾乎中國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帶些這種教育影響的。即如近代中國的主要人物中，也還有常常引用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以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等說法，作為砥礪志節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應該祇看見宋明亡國時的情形，而不看見元末清末中國民族再起時的情形，不應祇看見宋朝的秦檜張邦昌而不看見岳武穆與文文山，不應祇看見明末的洪承疇吳三桂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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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頁〕看見史可法鄭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國時代，日本一般後起的中國通，更不應祇看見袁世凱等帝制自私的軍閥行徑，而忽視了孫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國的犧牲精神。要知道這種精神和正氣，向來瀰漫於中國民族之間，更加以近代民族主義的灌輸，使這種精神更有所寄托而為更大的發揮，所以觀察中國民族，決不能以少數無恥軍閥官僚作代表，而以為一概可以威脅利誘的。這一層意義，在日本新進的「中國通」，實在太不瞭解，但日本現存的老師宿儒中間，還不少通曉東洋史實，瞭解中國民族的老輩，倘以此義相質，一定許作者之言為不謬。

　　（三）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日本方面還有兩種錯誤的見解，其一以為中國國民黨是發動排日勢力的中心，其二以為非打倒中國國民黨則中日問題無法解決，日本不能安枕，這又是根本的錯誤。我在本文開始時已說明：在中國，講明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的道理，要算國民黨　孫中山先生為最徹底。依理而論，日本在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時機，正是清算兩國過去不快之關係，而徹底更新國交的絕好機會。在民國十六年以後的國民黨，明白放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從國民黨歷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觀，實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平心而論，一個擁有百萬以上黨員的黨，其黨內各個份子行動之不能絕對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國皆然，伴於中日感情之惡化，國民黨員與一般國民懷抱同樣對日怨望之心理，當然不免，但國民黨的幹部人員，自孫中山先生以下，與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誼交往與智識交換的，不在少數。所以在中國言，能理解東亞存亡關鍵，能理解日本並能理解中日應平等提攜而不該交惡以兩敗的，國民黨向來的理論是比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論，日本試一翻閱一九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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