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三十五 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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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日在臺北「中國一週」

第二十三期發表——

一、反共戰爭，不是臺灣對大陸的戰爭，而是中華民族對俄帝侵略主義的戰爭。臺灣物質力量有限，我們民族精神力量無窮。
二、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
三、人類進化過程中四個待決的問題：
（一）理性如何勝過物慾？（二）意識如何克服無意識？
（三）個性如何調和群性？（四）科學如何服務人生？
四、中國哲學指導我們「窮理盡性」，以內治工夫為外修工夫的根本。
五、中國歷史上許多顯明的事例，證明侵略必敗，漢奸必亡。
（一）漢奸必亡的事例，從西晉至明代，歷歷可指。
（二）極權暴君必亡的事例，自秦皇至朱溫之流，皆不旋踵而亡。
六、朱毛匪幫集流寇漢奸的大成，以毀滅人類理性與民族精神為目的。
七、古今來凡是傀儡粉墨登場，其最後結果，必屈膝於民族大義和人類理性的前面，俯首就戮，絕無例外。
八、領悟歷史教訓，揭櫫民族大義，培養民族志氣，以爭取反共抗俄的勝利。今日我們政府是在臺灣。拿臺灣的面積和人口與大陸比較，自然是大小懸殊，眾寡難比。但是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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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們反共戰爭，不是臺灣對大陸的戰爭，而是我們中華民族對俄帝侵略主義的戰爭。臺灣的物質力量是有限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是無窮的。大陸上苦難的同胞，海外愛國的僑胞，都是我們這個精神力量的源泉。臺灣更是這個精神力量集中凝結的基點。我們為了保衛民族復興基地之臺灣，固然要估計現有的物質力量，作為政略戰略的準衡，要實事求是，要穩紮穩打，但是我們必須深切認識民族主義纔是反侵略的民族戰爭制勝的因素。今天共匪雖狃於僥倖的一時勝利，僭立政權，但是他受到我們臺灣的威脅，其嚴重性超過一般人所想像的遠得多了。因為臺灣的存在，使中國大陸的鐵幕無法完成，匪偽政權也就不能穩定。這並不是由於我們中華民國以臺灣為基地的物質力量馬上就足以反攻大陸，光復失地，而是由於我們中華民族以臺灣為標幟的精神力量，隨時都在打擊共匪，脅制共匪的精神，促進共匪的動搖和崩潰。這種民族精神的力量，要比從前剿匪的武力不知道超過幾十百倍。 總理說：「如果說到我們民族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願意。而說民族能夠生存，能夠勝利，那才願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這就是說，民族主義是基於人類理性而不可磨滅的信仰。自春秋嚴夷夏之防，立忠奸之辨，歷代的聖賢豪傑，愛國民眾，為了這一信仰而奮鬥犧牲，樹立了民族堅固不拔的基礎。侵略者武力的摧殘，文化的麻醉，漢奸們無恥的出賣，無情的斷送，對於民族精神，終竟不能消滅。而對於人類理性更是不能摧毀。這一偉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於亞洲大陸，外患內憂雖紛至沓來，而仍能危以求安，亡而復存的保證。今日我們以臺灣為基地，進行反共抗俄的戰爭，恢復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拯救大陸同胞的生活自由，所憑藉的力量，也就是這個偉大的民族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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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華民族這樣偉大的傳統精神其根源究竟建立在什麼地方？這就要研究我們中國的倫理和政治哲學思想的出發在那一點上了。大家要知道我們中國哲學思想是出發於人類的理性。說得明白些，就是要嚴辨人類與禽獸之分。因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其有理性。因為人類有理性，所以他有了生活，還要充實他生活的內容。在個人方面，不以有食果腹，有衣蔽體為止境，還要講求享樂和藝術。在社會方面，不以合群獵食、結隊禦侮為止境，還要講求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禽獸只是停留在使用爪牙羽毛，以維持他們生命的階段，而人類卻能從野蠻進入文明。 國父說：「人類求生存，社會纔有進化」，就是這個意思。
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有四個問題要待哲學家來解決：第一、人類雖有其特有的理性，但仍有與其他動物同樣的物慾。理性與物慾常在內心上交戰。必須理性勝過物慾，而指導物慾，纔能盡到為人的道理。第二、人類雖有思想，但是人類的行為還是受環境的支配和習慣的影響。必須從無意識的狀態進入有意識的境界，纔能克服環境，改變習慣，求進步，求發展。第三、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有個性也有群性，必須調和個性與群性的衝突，纔能使個人的自覺與社會的發展由相反而相成。第四、社會生活如不能隨物質生活的進步而改造，則人類不能役使外物而為外物所役，科學技術不能為人生服務，反而支配人生，戕賊人性。我們中國的哲學對於這四個問題分析得很清楚，而以發揚人類的理性，增進人類的生活，喚起民胞物與的感情，保持道德與智識的均衡和統一為其使命。
中國哲學指導我們「窮理盡性」。所謂窮理盡性，就是 國父在民族主義演講裏指示的：「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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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內發展到外，由一個人內治做起，推到天下為止。」 國父這段話，解釋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段話，是明確不過的。要知道正心誠意是內治的工夫，修身、齊家、治國是外修的工夫。中國的哲學是以內治的工夫為外修工夫的根本，要統一道德和智識，溝通文化和政治，所以大學這段話，不僅屬於道德範圍，並且屬於智識範圍。譬如齊家，在道德範圍內就講求孝弟，在智識範圍內就要整飭家規。又如治國在道德範圍內就要講求政治修養，在智識範圍內就要考究政治制度和政策。我們中國的學者，把道德範圍的內治工夫，叫做「性命之學」，把智識範圍的外修工夫叫做「經世之學」，而以兩者的均衡和統一，即「合外內之道」為學問的最高標準，也就是人類理性發展的最高境界。
西方的學者偏向智識範圍內下工夫，而中國宋明以後的學者偏向道德範圍內下工夫。這兩種偏向就是中西文化和政治不同的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就有些學者深感科學技術不能為人生服務，只是做了打仗殺人的工具。他們慨歎西方文明走上沒落的道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今日，西方的科學進步到原子能時代。而哲學家和政治家更痛感道德應該重整，精神必須動員，纔能消弭人類的災禍。中國的情形是相反的，中國國家趕不上歐美列強那樣的富強，但是我們民族有一種內蘊的精神力量，在承平的時候，一般民眾保持和平的生活，甚至不問政治，而在內外侵凌之下，卻能反抗侵略，推翻暴政，造成英勇壯烈的紀錄。歷史上許多顯明的事例，證明了沒有一個侵略者不是終於失敗的，沒有一個漢奸是得到成功的，也沒有一個極權主義暴虐的魔王，不是倒在民眾面前的。這種內蘊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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