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的要隱蔽其共產主義的一切真相，使他們這些民族，都不覺得共產主義對他們有什麼危險或不利的地方。即使他們對當地的共產黨的破壞其經濟，摧殘其文化的行動有所不滿，但蘇俄並不承認是與他有什麼關係，這亦就是他今年所以要解散其共產國際情報局的一個最大原因。因之，蘇俄對於東方民族，只有利用其固有文化，來反抗西方舊殖民地主義，而決不表示其有任何輕侮的態度。同時他對於東方各國現有的經濟與生活，亦並沒有直接加以剝削，而且只是為其經濟與生活現狀大抱不平，來支持其反舊殖民地主義的鬥爭。但是任何一個民族，如果一朝淪入其共產帝國鐵幕之內，那就是要實行其列寧的第二答案，非在其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即其所謂「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公式之下，完全變成為斯拉夫的奴隸不可了。（注二）

　　至於今日共產鐵幕外的東方民族，其急迫的要求，第一是政治獨立，第二是經濟解放與生活自由，第三是他們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之下，有強烈的民族文化意識，潛在於其民族感情之中，而力求保衛其固有文化。第二次大戰之後，西方國家對於其東方的殖民地大部分的放棄，使其在政治上皆能成為獨立國家。當然這是舊殖民地主義者，對亞洲政策的重大進步。但是他們對於其舊殖民地的觀念仍在留著，亦就如前段所說的，他們對其舊殖民地在政治上雖承認其獨立，但在經濟上仍想保持其特權，在文化上更

　　於漠不關心之中，流露其西方文化的優越感。於是這個舊觀念，就成為他們對東方政策的障礙，因為有了這些障礙，所以使東方民族與西方國家的矛盾，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於是東方民族並不因其政治的獨立，而解除其往昔被壓迫被剝削的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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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之，俄共的統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戰術，乃得以投其所好，乘機施逞，使東方民族的心目中，認為中立就是獨立，而又得到蘇俄的援助，與中共的支持，在「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地主義」的口號之下，放手對西方國家作堅強的鬥爭。而在鬥爭中，民族主義的感情，愈加激昂，更顧不到將來有什麼關進鐵幕的後果。我要在此提出一個蘇俄在中國事實的先例，當民國十三年夏秋之間，我們　國父在廣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穩定期間，就有香港銀行的買辦陳廉伯，籌集大量武器和金錢，接濟廣州反動商團，企圖叛亂，來顛覆我們革命基地，蘇俄乃自動提議願以無代價的供給我們軍械。後來反動商團實行武裝叛亂時，蘇俄武器亦正在這個時候運到了廣州。第一批步槍八千枝，隨後第二批包括野炮六門，步槍三千枝以及其它機關鎗手榴彈等，共計總數為三千噸，這是蘇俄與我們第一次和平共存時期在廣州所供給我們武器的總數。後來在二十六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蘇俄根據易貨協議，至三十年春季為止，供給我們大小各種飛機八百四十九架，還有其它高射炮，七六口徑野炮等少數武器，這是蘇俄在我們抗日戰役中以易貨的代價所接濟的東西。當然，這對於我們當時孤軍苦鬥，單獨抗戰的四年期間，是有其相當效力的。但是我們在這北伐和抗戰兩大戰役中，接受了蘇俄這些武器的援助，其結果究竟如何？實際的經歷告訴我們：蘇俄與我們中國在這兩次和平共存期間的援助，亦就是他的第五縱隊——中共對我們這北伐和抗戰的戰役中，進行其政治滲透和武裝顛覆陰謀的媒介。他對我們的滲透和顛覆工作，乃是與其對我們和平共存時期中的援助，同時開始。他決不讓我們從反舊殖民地主義的鬥爭中獲得獨立自由，他是要乘我們反殖民地主義的鬥爭中，擴張他第五縱隊——中共的勢力，來顛覆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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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奴役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中國在其和平共存中所得到的教訓。這一教訓，使我們對於今日蘇俄中共對中東和南亞的整個陰謀，看了格外寒心，我希望亞洲和中東的非共國家，對我這一段現實的經歷，乃能有所瞭解，而知所警惕。

　　今日蘇俄對中東和南亞的非共國家，提出軍事和經濟援助，同時中共，在其俄帝指使之下，口口聲聲都是「和平共存五原則」，尤其是所謂「互尊主權」、「互不干涉內政」，更未曾暴露其共產侵略主義的猙獰面目。於是俄共新殖民地主義乃乘機向這橫亙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廣大地區，進行其政治經濟的滲透。而「和平」與「中立」的口號，乃構成這一道橋樑，竟使東方民族一方面纔脫離舊殖民地主義殘餘的勢力，而一方面又走到共產帝國鐵幕的邊緣，墮入其新殖民地主義的深淵，亦不知自悟了。

　　以上的說明，乃是根據共產主義在我中國進展的過程，亦是我們在大陸上所親歷的教訓，並且體認俄共三十年來，在亞洲侵略行動的辯證規律中所得結論。恐怕西方國家和東方民族，到今天都還不甚瞭解這些歷史的事實吧？

　　（丙）東方民族的敵人是誰？——西方國家與東方民族如何協力互助來抵抗其共同敵人。

　　今日俄共的迂迴戰略，把他的侵略的鋒鋩，從中國大陸轉到南亞和中東。這一廣大地區的非共國家，成為冷戰的對象，而共產集團乃是這一冷戰的主體。共產集團進行冷戰的目的，就是要轉移中東民族主義到共產集團的那一邊，改變侵略者與反侵略者雙方實力的對比，並且改變其亞洲和中東戰場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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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

　　大家知道蘇俄乃是西方國家在亞洲和中東的敵人，因為他利用東方民族主義來打擊西方國家。但在實際上，蘇俄亦是東方民族的真正敵人，因為他要驅逐西方勢力於中東之外，纔能對東方民族施行其「和平轉變」的政治戰術，和各個擊破的軍事戰術，來完成其在亞非新殖民地的鐵幕奴役政策。這就是說，西方國家與東方民族的共同敵人乃是蘇俄。但是他們雙方卻在這個共同敵人的「和平共存」與中立戰術的安排之下，互相鬥爭。這亦就是今日中東危機之所在，而實為自由世界反共戰爭中，所應首先解決的根本問題。

　　因此我們認為西方國家對於東方民族，乃有重新研究其整個亞洲政策的必要。

　　如前所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共產鐵幕以外的東方民族，已經多數得到他政治獨立，現在不過要求其經濟的解放和主權完整。而在共產鐵幕以內的東方民族，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歸還其統一的祖國，解放其被奴役的生活。這鐵幕外的民族主義運動，與鐵幕內的反共革命運動，實為自由世界中反共產反侵略的最大潛力，而且這也正是東方時代精神的焦點。西方國家今日如能協助東方民族主義，解放其被奴役的同胞，共同一致，來抵制俄共新殖民地主義，則其為時尚未為晚。否則無論其為舊殖民地內被經濟剝削的民族，或是新殖民地內被極權奴役的人民，亦無論其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主義或自由社會主義，以及民族獨立主義，皆將在共產的世界革命及其階級專政之下，同歸於盡而已。西方的政治家倘能言念及此，自當寒心戒懼，積極奮勉，來袪除其過去殖民主義、自私主義的舊思想、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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