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十年四月，蘇俄與日本訂立中立協議，（注四）鼓勵日本的侵略，同時違反「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和「中俄互不侵犯協議」，事實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經喪失其根據。

　　（四）中俄復交之後，蘇俄派駐中國的使館和領事館，以及其貿易機構，就是他部署其間諜組織，和指揮中共匪徒，顛覆我國家的機關。西北的國際交通路線，為莫斯科與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蘇俄領事館不僅成為中共對日軍特務機關的聯絡處，並且代表莫斯科給予汪偽組織以鼓勵和支持。蘇俄駐迪化的領事館更是製造新疆一切事變和糾紛的指揮台。（注五）

　　由此可見我們對俄復交，對於我們抗戰，不獨無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償失。而抗戰前後十四年的經歷，可以說明當時一般人以為「只有聯俄纔能抗日」的見解，完全是一種幻覺，也說明了我政府為了抗日而對俄復交，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注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八節，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頁。

　　（注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八節，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頁。

　　（注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九節，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頁。

　　（注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八節，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頁。

　　（注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至九九二頁。

　　（乙）收編共軍

　　民國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對俄復交，到了二十三年剿匪勝利之後，亦即著手於中共問題的政治解決。（注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之後，更進而收編共軍。（注二）這一政策固然是我們受了日本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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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侵華戰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們誤認中共「團結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勝過一切」的自信太過，而予以接受。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戰的時機，反得襲擊我抗日部隊，擴張其武裝暴力，到了我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他更傳播失敗主義，企圖與日軍夾擊我後方，而顛覆我政府。（注三）

　　這一事實，說明了我們收編共軍，並容許共黨與其它政黨以同等地位來參加抗戰，對於我們抗戰，是無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證明，九一八以後，一般人所謂「抗日不反共」的論調，完全是中了共匪及其外衛「人民陣線」虛偽宣傳的流毒。而我政府對共黨談判和對共軍收編，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根本錯誤。

　　（注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注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二節，第九六五頁。

　　（注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頁。

　　（丙）對東北問題的處置

　　二十一年，我們對俄復交，可以說是引致蘇俄進入太平洋的導火線。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間，蘇俄對東北問題既顯然違約背信，我們亦決定了停止接收東北的計劃，最後又復動搖，仍然與他商談，並繼續進行接收，（注）更是我們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東北土地是我中華民國的領土，人民是我中華民國的國民，資源是我們國家建設所不可缺乏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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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收復東北的主權這一立場是不可動搖的。但是東北的安危，換句話說，就是東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個國際安全有關的問題。當時中國既不能單獨解決，也非直接對俄談判所能解決，則我們應該採取停止接收的決策，一面將我們的部隊集中平津，堅守榆關而以錦州為前進據點；一面將東北問題提出聯合國公斷，同時公諸世界輿論，課蘇俄以應負之責任。如此則我政府在關內有充分的實力，戡定中共的叛亂，控制華北的全局，而以東北問題提出國際交涉，暴露蘇俄獨佔東北的狂暴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的野心計劃。

　　然而我們決策之後，卻受了國內和國際各種牽制，不能堅持到底，而又轉向蘇俄直接談判，同時更將我們國軍精銳的主力調赴東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調度自如，爭取主動；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

　　（注）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丁）對停戰協議的方針

　　三十五年一月，停戰協議簽訂了，而政治協商會議也開會了。這中間，中美雙方堅持一個正確的方針，就是東北問題不列入政治協商的範圍，而「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不受停戰協議的影響」。（注一）我們的立場是這樣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東北是為了恢復中國在東北領土的主權，而莫斯科也承認東北沒有共軍，因此不應受停戰協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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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政府為了接收東北主權而對蘇俄交涉，乃是根據中俄條約及其附件。這是國際外交問題而不是國內政治問題，因此不應列入政治協商的範圍。

　　但是，蘇俄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與其外衛之民主同盟，要把東北接收主權問題轉變為國共問題，而進行軍事調處，而且主張其由「美蘇調停」；同時要把東北的國際問題轉變為國內政治問題，而進行政治協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認中共在東北的非法行動和非法的事實。所以中共為了蘇俄對東北問題的陰謀策略，乃在熱察冀魯各地以及蘇北，發動其全面攻擊，（注二）致令三人小組不得不繼續與其商談東北的軍事調處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終拒絕政治協商會議或其綜合小組討論這個東北問題。

　　所以當時中共對政府的爭執，實際的焦點乃是東北問題。政府認為接收東北，已非中俄兩國雙方所能解決，更不能作為國內政治問題，而中共硬要將其轉變為國內政治問題。中共利用關內的武裝叛亂來迫使政府對東北問題的讓步，而政府也只有決心阻止他這一企圖的實現。當時政府如其對外關係不太過顧慮，以致處處陷於被動，而能積極的集中力量，執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戰協議，對於共軍違背協議的軍事行動，加以嚴厲的制裁，雖發展為全面戰爭，亦所不顧，那還是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至於東北主

　　權接收問題，我政府本已決心如前節所述，提交聯合國解決，而不使其與關內的軍事問題，互相牽制。不幸我們的決心不夠，而對於這一個最重大的東北問題，在當初的決策，又因對外的國際關係而中途動搖，不能貫徹到底，遂使我們遭受這種軍事上無可挽回的失敗。

　　（注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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