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士誤信我政府只有這政治解決的一條出路，並且竟使我政府內部對剿共戡亂的政策為之根本動搖，乃不得不與共匪進行政治協商與和平談判，於是就造成了不戰不和，邊打邊談之局，而最後結果只有讓他

　　單獨使用武力，來推翻政府，乃使大陸各省淪入蘇俄帝國主義的鐵幕。（注）所以我們對國際反共的宣傳沒有力量，就是我們反共宣傳失敗的第三個缺點。

　　（注）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八節，第一○五三至一○五五頁。

　　（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

　　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對於他鬥爭的目標，不是控制就是毀滅；對於他接觸的群眾，不是壓迫就是利用。所有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和平談判、政治協商乃至白紙黑字的條款與協議，都是他一時的鬥爭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為了準備暴力，為了他最後決戰。用我國的習語來說：共黨的性格完全是「陰性」的。他們的行動是陰狠的，他的一切手段，都是陰險的。你如不消滅他，則他終必要消滅你的。但是我們解決匪黨和匪軍問題的時候，常為內政外交乃至心理的條件所限制，使我們意志不能集中，手段亦不夠徹底，所以要招致這樣失敗的結果。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一、我們是以有限戰爭對共黨的無限戰爭。

　　克勞塞維茨所謂「無限戰爭」的觀念，（注一）發展為莫斯科及其國際共產黨的總體戰。俄共與其第五縱隊之中共對我們中國的侵略戰，在本質上就是無限戰爭的總體戰。

　　我們在反共鬥爭中，常受國內國外現實環境的牽制，和民族精神及文化傳統的影響，而只能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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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只有民國二十三年第五次圍剿，是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的各種力量，結成統合戰力，纔能獲得全面的勝利。（注二）到了民國三十六年，國內政治與社會都受到共匪的組織滲透，致使失敗主義瀰漫

　　全國，民族精神幾乎消失殆盡，以致動員遭遇阻礙，教育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不能穩定，尤其是通貨膨脹，金融混亂，再加以國際宣傳攻勢的包圍，國際陰謀的壓力，士氣人心完全動搖，社會基礎全部瓦解，只有軍隊單獨對匪作戰，而其戰鬥意志亦受到民族失敗主義的影響。（注三）這種有限戰爭，決不能對付共匪無限制使用暴力的總體戰，而注定其必歸失敗的。

　　二、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

　　我們中國是亞洲一個大國，有其悠久的歷史，高尚的文化，和民族固有的愛好和平崇尚信義的德性。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承接民族歷史文化的傳統，適應當代的世界潮流，從君主專制之下為人民爭自由，從帝國主義侵略與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為國家求平等。經半世紀的艱苦奮鬥，乃使三民主義在國民中間，有堅定的信仰；國民革命，在社會中間，得到普遍的擁護。因此　國父對於革命建國的成功，始終懷抱?堅強的信心。我個人亦復如此。

　　民國十二年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早已指出其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注四）　國父於容共之後，雖親見當時中共領袖陳獨秀及其跨黨份子小丑跳梁的惡劣行為，仍然自信他們中共不能對中國有什麼危害，更不信俄共能赤化中國。我個人游俄回國之後，雖抱定反共的決心，亦由於同樣的自信太過，竟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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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民國十六年清黨至民國二十三年圍剿成功，我們的政策始終是剿撫兼施。只要在軍事上擊潰其主力，在政治上破壞其組織，我們常用民族感情和國家觀念去感化他們，希望他們轉變過來，為救國建國來效力。因而我們對其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追剿，而對共黨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注五）

　　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匪軍盤踞延安，其實力不過五千人。當時我們在日本侵華戰事迫於眉睫之際，乃放鬆他一著，與他進行政治的談判。此後抗戰期間，我們一方面堅持對「特區」的警戒與隔離，尤其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國際路線。（注六）然而另一方面又與他進行了五次商談，總以為抗戰進行之中，無論共黨如何背信食言，陰謀煽亂，而在此民族精神、國家意識與社會公論之下，始終有就範之可能。（注七）到了抗戰勝利之後，國家需要建設，人民渴望復員，而不平等條約已告撤銷，國家獨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觀念的一個中國人，必然是效忠國家，不敢再存這樣喪心病狂的出賣民族的企圖。所以我們政府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並接受盟國的調處，而與共黨進行和平商談。（注八）從今日回溯當時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獸性與暴行，因而對待他都是以寬大為懷，而不用徹底的手段，於是又授予共黨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陰謀，得以死灰復燃，竟為我整個中國大陸招致今日這樣空前的災禍！

　　三、我們對共黨防範較嚴，而對其外衛組織及同路人過於輕忽。

　　共產黨雖具備一個黨的形式，而在其本質上不是一個普通政黨。他的黨之核心乃是一個陰謀暴動的組織。他的黨之周圍，乃有多數外圍與群眾組織。他從群眾組織中訓練幹部、吸收黨員，更以其幹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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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組織群眾，來製造其武裝暴動。所以無論他怎樣高唱「和平共存」的口號，宣傳其「和平合作」的

　　政策，而實際上，他不僅隨時準備武裝暴動，並且隨時可作武裝叛亂。

　　共黨的外衛團體和外衛份子，有各種組織方式，亦有其各種的用途。最顯著的就是共黨沒有合法地位而無法公開活動的時候，他指使左派分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來活動。即令共黨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開活動時，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對他敵人的後方或側面，迂迴襲擊。所謂中立主義的活動，也不過是這種外衛團體的各個份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偽裝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敵友不分的政客們，替他共黨間接作戰而已。

　　今日我們檢討過去反共鬥爭的一個錯誤，就是防制共黨不能如防制共軍那樣嚴峻，而對待其外衛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共黨一樣的重視。所以我們能夠屢次擊敗匪軍，而未能消滅共黨的組織；我們能破壞有形的共黨，而未能制止無形的共黨外衛的活動。實際上，只要是左派份子和中立團體能夠活動，則共黨組織就有其潛伏和發展的基礎。只要是其外衛組織能夠發展，則其武裝暴動就有其製造和擴充的根源。所以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共黨及匪軍雖經多次被我擊滅乃至敗亡，而他仍然猶能借屍還魂，貽害國家。這就是我們只防制有形的共黨組織，而忽視無形的共黨活動的一個重大錯誤。

　　四、我們的國民心理不夠健全，而精神動員未能貫徹到底。

　　中國百年來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以致一般國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我們國民革命救亡圖存的運動，首先的一個根本工作就是心理建設。九一八以後，我們發起新生活運動，在實質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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