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他宣傳煽動群眾的一個根本方法。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我們仍然接受他停戰乞降的要求，並且對

　　共匪局部開放其宣傳與組織的自由。我們在政治和社會上，一經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給予他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尤其是民國十三年和三十五年之後，本黨兩度陷於動搖分化的困境。這更是由於本黨組織不夠嚴密，警覺不夠提高，而使共匪在此反共策略矛盾之中，有其可乘之隙，乃是我們一個重大的錯誤。

　　二、我們應該防範共匪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的轉變作用。三十年來，共匪依附國民革命而破壞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抗戰而破壞北伐抗戰，其所用的戰術，對於一般群眾就是「轉變經濟鬥爭為政治鬥爭」，和「轉變其合法運動為非法鬥爭」；而其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就是其所謂「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和「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我們對於他這種辯證法的質變戰術，不僅目睹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防範得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黨黨員，還有參加反共鬥爭為時甚久的份子，仍然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甚且捨己從人，隨聲附和，對於我們反共的組織和宣傳，指為不民主；對於我們反共的措施和法令，斥為不自由；反而對於共匪的「新民主主義」，誤認其為民主思想；對於他的「統一戰線」，誤認其為民主運動；對於他的中立主義，誤認其為自由主義，對於他的「聯合政府」，誤認其為民主政治。殊不知這一切都是莫斯科征服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國版。依照莫斯科的公式，共匪所謂「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中立主義」與「聯合政府」，不過是他運用辯證法的否定律，來顛覆我們國家的一個戰略階段中的組織形態與戰鬥口號。到了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質變為「人民民主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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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再質變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成為蘇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這種轉變，到今日固已成為一種最明顯的事實，但在當時，一般人對共匪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竟使其陰謀詭計得以施逞，而整個中國大陸就是這樣演成了空前的浩劫。這是反共鬥爭中最大的缺點。

　　（注）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乙）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夠充實

　　由民國十六年清黨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圍剿的勝利，匪黨及匪軍已走到完全絕滅的境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我政府對於中共問題，如抱定決心，以軍事來解決，乃自有成功的把握。但是當匪黨及匪軍已告失敗，窮無所歸的時期，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製造下列幾個論點，向社會上及政府中普遍散佈。而我們的宣傳不能主動，理論亦缺少戰鬥性，所以無法突破這國際政治心理攻勢，亦不能伸張民族正氣和國際正義，致令我們政府，受了國際上與社會上種種現實的牽制，雖屢次下定決心，而又復隨時動搖，不能堅持到底。茲舉當時共匪宣傳的論點如下：

　　一、第一個論點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民主政治捲入兩道逆流而幾於潰敗。這兩道逆流，就是蘇俄的共產主義與德義的法西斯主義。他們都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亦同為民主政治的敵人。但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指使各國共黨，力求其與社會黨乃至民主黨派結成「統一戰線」，而以「反法西斯主義」為其共同目標。於是世界各民主國家，在共黨及其同路人宣傳煽動之下，造成「對法西斯的恐怖」，同時更造成一個「假邏輯」，就是「反共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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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在這一種氣氛之中，我們雖仍咬緊牙根，貫徹了「安內攘外」的政策；但在匪軍潰敗之後，我們仍不能不對共黨問題，尋求政治解決的途徑。後來抗戰結束了，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傳的攻勢，環攻我國民政府為法西斯，其目的仍然是牽制我們的反共鬥爭，使我們不能不與共黨以對等的地位而進行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這兩個實例，說明了我們宣傳的失敗，乃是我們對反共過程中自認為重大的缺點。

　　二、第二個論點是「共產黨可能消滅，共產主義不能消滅」。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黨認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是他的思想武器。他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證明共產主義自原始社會已經存在，更要證明現代社會必然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共黨依據這個論點，在他潰滅的時期，就發出「共產黨可以消滅，而共產主義不會消滅」的「理論」。

　　當然，在馬克斯列寧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均產和共產的思想，但是我們必須分辨，那種思想是基於人道主義的一種社會理想。而今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與此完全不同，可說他是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思想系統，並且是國際共產黨製造仇恨和製造鬥爭的行動方針。而自俄國蘇維埃政府實行其所謂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之後，這種共產主義又是什麼？他是殘忍慘酷的暴君極權主義，他是大斯拉夫主義詐騙人類，征服世界的魔術圈套。這種共產主義是與馬克斯列寧以前的均產和共產思想

　　完全相反的，而且他並不是單純的社會思想，而為蘇俄帝國集團侵略政治的一種武器。因此，只要蘇俄共產帝國主義集團存在一天，人類社會就不應該容許這冒用社會主義的名義來實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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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產主義存在。

　　但在我們二十四年剿匪成功，以及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們的宣傳亦不能打破這共產黨可滅而共產主義不滅的論點，致使其廣為傳播，不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並且動搖了社會上對我們徹底解決中共的信心。這是我們反共宣傳失敗的第二個缺點。

　　三、他第三個論點是「共黨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而必需求政治解決」。這是我們抗戰結束之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國際社會普遍散佈的一個論點，照他們的說法，軍事方法只能解決共軍而不能解決共黨，並且國民政府如用軍事方法解決共軍，必使國家財政艱難，人民生活困苦，而共產主義及共黨組織必將更為發展，最後的失敗者仍然是國民政府的本身。所以，國內外一般人士都誤信這「剿共即是造共」的口號，來反對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而我們的宣傳，又不能突破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這個政治心理攻勢，於是我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與共黨和平談判和政治協商了。

　　其實，莫斯科所規定而為共匪所堅持的信條是「中國革命的特點，是革命的武裝，打擊武裝的反革命」。這就是說，共匪對國民政府的鬥爭，必須以武力對抗武力。共匪自己知道，只要他解除了武裝，他就喪失其存在的根據。因此，我們為了解決中共及其匪軍，固然必須統合軍事與政治的力量，擊敗他的武裝部隊，同時毀滅他的政治組織。但是如果我們只用政治方法而不用軍事方法，那就只有聽任他以武裝叛亂來助長他政治的攻勢，並以其政治攻勢來準備其暴力決戰了。

　　抗戰結束之後，這一「共黨問題只可政治解決而非軍事所能解決」的論點，不僅使一般社會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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