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民革命第一戰役——北伐戰爭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俄共阻止我們的北伐，十六年北伐軍事到達長江流域，俄共更進而破壞我們的北伐，所以十五年廣州定亂與十六年全面清黨，乃是我們國民革命北伐成功的兩個關鍵。如果沒有十五年的廣州定亂，根本就沒有北伐出師的可能。若是沒有十六年的全面清黨，那更是沒有北伐成功的歷史了。為什麼俄共對我們北伐戰爭，定要這樣事前阻止，並且中途破壞呢？我在第一編中，業已分別說明其實際的經歷，本章只就我們北伐的戰爭思想和戰略原則上，重加考察。

　　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無論財力、兵力，和武器實力，都不及北洋軍閥十分之一，而其所以克敵制勝，仍能在此三年之內，獲得最後統一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我們的北伐乃是革命戰爭，發揮了國民戰爭的精神。（注七）當時中國是在一個社會變動和民族覺悟的時期，北洋軍閥在社會和政治上，都是違反國民心理和時代的需要，所以他們雖有優勢的財力、兵力，和舊殖民地主義的後援，仍不能抵抗我國民革命軍，而在軍事戰場上宣告失敗。

　　我們的革命方略，是在軍事力量到達長江流域之後，以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方針，求全國的統一；並在軍閥割據一經掃除之後，立即從革命破壞轉入革命建設的階段。我們對外以外交談判方式來撤廢不平等條約，對內以社會民生建設來建立統一的基礎。所以北伐完成以後，我們國民政府即著手建設，於是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六年之間，雖遭受下共匪與日本不斷的侵略和破壞，而在政治、經濟、財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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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交通、教育各種事業上，建設的成績仍得創造了中國的新紀錄。

　　當時俄共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只圖利用其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來發展其共產主義的侵略陰謀。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所以中國國民黨始終警戒?他要在反舊殖民地主義的鬥爭過程之中，投入新殖民地主義的陷阱。因此，俄共要在本黨中央還是局限於廣州的時期，奪取我們的政權為其反革命的基地，然後由他共黨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利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滲透全國社會各階層，來進行其階級戰爭，把我們整個國家轉向蘇俄而為其亞洲的第一個附庸。所以我們必須突破這限於廣州一隅的危局，實行出師北伐，使國家對內的統一，成為國家對外獨立的基礎。

　　於是我們在北伐之前，乃有戡定中山艦事變，以及在北伐的中途，更要全面清黨，肅清了共產份子，防制下階級戰爭，並粉碎了他挑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上海、漢口各地與列強的衝突，為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建立東亞新殖民地的陰謀，於是國民革命第一期的北伐戰爭，纔能達到最後的成功。這兩大事件，乃成為我們北伐戰爭成敗的關鍵。

　　二、國民革命第二戰役——長江剿匪戰爭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三○——一九三四年），我們國民政府對中共匪軍，實施了五次圍剿，第一編中，已略有敘述。我在這裡要指出的一點，就是我們剿匪戰爭的思想，乃是本於民族革命的國民戰爭的思想，這一戰爭思想，在第五次圍剿之中，表現得最清楚，執行得最徹底，所以這次圍剿就能達到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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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時期，中共匪軍竄擾湘、贛、浙、閩、鄂、豫、皖七省，開闢了他八個蘇維埃游擊區，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實行他「戰略的持久戰，和戰術的速決戰，平時分兵以發動群眾，戰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包圍殲滅敵人」的原則。無論他自稱其這一「革命戰爭的軍事路線」如何「正確」，而在實質上，不過是俄國式的武裝暴動和游擊戰法，與中國舊時流寇式的裹脅群眾，望屋而食的流動戰法，在其「絕對戰爭」思想之下，綜合運用而已。

　　當時我們國民政府，正是在日軍與共匪兩面作戰之中。日軍每次的侵略軍事，常給予匪軍以突破國軍的包圍，而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日軍與共匪兩面夾擊的形勢，使我們國軍的戰爭，更限制於被動的地位，於是第一次至第四次，連續三年的圍剿，都未能收得預期的成效。二十二年十月，乃在南昌召集前方高級將領顧祝同、蔣鼎文、陳誠、薛岳、孫連仲等，開剿匪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中，遵照政府「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之下，確定了第五次圍剿的計劃，採取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並確

　　立了「戰略取攻勢，與戰術取守勢」的原則。我們在軍事上實施步步為營，節節築路，劃區兜剿，分進合擊的戰法，來打擊共匪的人海戰術與游擊戰術。尤其是在政治和社會上，凡是及齡的壯丁，不分農、工、商、學，皆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一致參加剿共工作和防奸清匪的保甲組織。在經濟與交通上，對匪區徹底封鎖，杜絕消息，不使其有向外鑽隙，超越滲透，和發展其宣傳與組織的間隙，更不使其獲有外援接濟的機會，以充實其戰力。因為在這樣政治、社會、經濟、交通的條件互相配合之下，國軍的艦艇、飛機和重武器，都能充分發揮其效用，使共匪破壞我交通，截斷我後方，孤立我據點，腰擊我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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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圍點打援」、「猛攻速決」等等一切的戰術，喪失其效用，皆不能阻礙我國民革命軍進剿的計劃。於是第五次圍剿，乃繼北伐之役，而完成了肅清長江七省匪區的大小巢穴，徹底粉碎了共匪蘇維埃傀儡組織，而貫徹了當時「安內攘外」的政策。

　　三、國民革命第三戰役——抗日戰爭

　　時代精神在我們國民革命中所發生的力量，以及其在我們戰爭思想中所佔有的地位，更不是舊殖民地主義者所能認識。這一事實，可以日本軍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毫無瞭解，而招致失敗為例，來加以說明。

　　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日本軍閥把我們的國民革命戰爭，仍看做北京政府時代的北洋軍閥內哄，認為我們國民政府，無論如何不能越過黃河以北，統一中國。所以他在我們革命軍進入黃河流域的山東省區時，他就借口保僑，出兵青島、濟南，無端挑釁，橫阻我軍北進。後來我們國民革命軍，竟於當年收復整個東北，完全統一了中國，這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到了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清剿共匪，進行建設，對於日本，不

　　惜委曲忍痛，暫維和平。二十三年，我發表「敵乎？友乎？」的小冊，促使日本軍閥覺悟。二十四年十一月，我對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外交報告，決定對日的方針，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仍然期待日本軍閥能夠放棄其軍事侵華政策。到了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我在廬山談話會中明白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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