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十二    演講

隸屬章節：演講＼中華民國二十三年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在廬山軍官團講——
要旨
    一、「智仁勇」為軍人之基本精神。
    二、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而其智的根本在合乎道義。
    三、軍人之仁，為捨身救國之大仁，為公愛而非私愛。
    四、軍人之勇，為禮義之勇，其要在長技能，明生死。
    五、信仰並力行三民主義，乃軍人精神之真實表現。
    六、軍人必有大智大仁大勇，始能完成其革命使命。
本文
    今天我要對各位講解我們軍人的精神，與革命軍人的人生觀。我們時常想到天地父母生下我們這樣一個人，究竟有什麼意義？有什麼目的？又有什麼價值？這些問題，就是：「生」的問題。「生」的反面即為「死」。我們一個人，在世界上最多活到一百年，終究要化為異物。尤其做了軍人，更容易死亡，我們死又應該有什麼意義？有什麼目的？有什麼價值？生與死又有什麼分別呢？我們軍人，如果對於這些問題不研究透徹，便不能確立一個正大光明的人生觀，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便不能打破生死關頭，就不能發生奮鬥犧牲的勇氣。到了應犧牲的時候，便貪生怕死，遲疑怯顧，耳目失了聰明，手足無所措置，結果不被敵人砲彈打死，亦必被敵人俘去，做一個階下之囚。生為何因？死有何義？自己還莫名其妙，這種無意義、無目的、無價值的人生，和禽獸草木，又有甚麼分別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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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軍人都像這樣的生來死去，試問對於國家民族，還有什麼好處？其結果，國家民族的生命，恐非斷送在我們的手中不可。所以我們自己要利用這幾十年短促的人生過程，來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建立自己永久的生命，挽救國族的危亡，完成革命的使命。而在一切努力之前，先要確立我們革命的人生觀，發揚我們軍人的革命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方可以發生革命的勇氣，來為國家民族奮鬥犧牲；國家民族，乃得有復興的希望。
    關於如何確立我們革命的人生觀，與如何發揚我們軍人的革命精神，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詞中，已經指示得很透徹。他說：革命軍人之人生的目的，在救國救民，軍人的精神，為「智仁勇」三者，而革命軍人精神所由發揚與革命人生觀之所由實現，即在信仰並實現三民主義。現在我根據總理的遺教，來向各位解釋明白。
    第一、軍人之智：總理說：「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是即為智之定義。凡遇一事，以我之聰明，我之見識，能明白了解，即時有應付方法。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非以爾詐我虞為智也。」現在一般稍有聰明有才幹的人，往往見利忘義，所謂「利令智昏」。這種智，不是我們所要求之智。我們所謂智，必依據道義，古人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在任何場合之下，做任何高官，苟與道義不合，我們寧死不為，不好有一毫苟且。所以智的根本，必植基在道義。如若不然，有聰明，有才幹，徒為濟奸作惡、危害國家社會之具。至於智的範圍，又如何呢？總理說：「智之範圍甚廣，宇宙之範圍，皆為智之範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知識要隨事物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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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即於老朽頹唐，靈明日錮。是以智之反面，則為蠢為愚。」智之一字，與我前次所講「格物致知」的知之意義，是一樣的。致知本是人的一種天性，父母生我出來，便有這種天賦的本能。古人說：「萬物皆備於我。」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其間萬事萬物，都可為我們人類聰明所利用。我們要征服自然，馭用萬物，因此天地間一切事物，都要在我們研究之列，即宇宙之範圍，皆為智的範圍。只要我們多一分研究與體察，便可多得一分知識。古人所謂「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這就是說，宇宙間所包含的道理，沒有窮盡，即無往不是可以增長我們知識的材料。反過來講，我們對於宇宙萬物，又要根據我們已有的聰明才力來利用他們，來完成我們人類完備的生活，增進我們人類社會的文明。如果利用得當，便是智者，利用不得其當，便為非智者。例如現在中國一般赤匪，東燒西殺，不但不能善為利用宇宙萬物，來增進人類生活的幸福，建設人類社會的文明，而且反其道而行，破壞宇宙間的萬物，摧殘社會的生機，毀滅固有的一切文明，非特不智，實為至愚！但是所謂宇宙，本是包括無限大的空間與無窮的時間而言。古人說：「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宇」就是整個的空間，「宙」就是整個的時間。所以我們不但以知道利用天地間之萬物為智，而且還要以知道過去未來為智；「過去」是我們智的淵源，知道過去，我們的智才有根柢，智的本身，便更可以充實。「未來」是我們智的開展，知道未來，我們的智才有新的進步，智的本身便更可以發揮效用。古人所謂「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又謂「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可見僅僅只知「現在」還不為智，且必知道過去與未來，才可稱為智者。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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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國民乃至一般軍官，不但不知道「過去」，更不知道「未來」，就是對於「現在」，也莫名其妙，不能認識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昏瞶糊塗，醉生夢死。至於外國人為什麼要來壓迫中國，侵略中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抵禦外侮？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八十年來外國人來佔據了中國一大半的土地，他還是不知道所以，總以為他自己還可以保全的。對於「現在」既然不了解，對於「過去」與「未來」更談不到了。像這樣的麻木不仁，連現在所處的時代環境都不知道的人，那裏配做救國救民的現代軍人呢？而且時代是無時無刻不在進展之中，世界人類的文明，亦無時無刻不同時相隨演進，如果我們的知識不隨時代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稍縱即逝，便要落伍，一轉瞬間，就成為腐敗老朽，要被人家來壓迫了。知的範圍既如此，智究又何從而生呢？總理說：「智何自生？有其來源，約言之，厥有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學者，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智之由於天生者，例如孝父母，知廉恥，耳能聽，目能見，饑則食，渴則飲，都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不待學習，乃生而知之。不過天賦究有厚薄，因而聰明的程度，便各有不同。其次由於力學者，因為一個人天生的知能有限，應付環境，究屬不夠，必須採納眾長，補我所短，融合多數人的聰明為聰明，接受多數人的知識為知識，以擴充智的範圍。所以愈是力學的人，其知識亦愈廣，其所成就，必較僅恃天生之智者為高，此即所謂「勤能補拙」之故。反之，天生聰明很高，如不力學，亦難有所成就。所謂「劍雖利，不礪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又謂「人材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全」，就是這個道理。再其次由於經驗者，這種智完全是自己從實際的經歷中體察而得。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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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又云：「吃一塹，長一智」。所以一個人所受的艱難磨折，所有的經驗閱歷愈多，其知識亦愈增進。受挫忍辱的時候，就是增長德業智慧的機會，而從這種機會所得來的智，較之天生與力學所得來的，更為切實可貴。總之，一個人的知識，必綜此三者而來，亦必由此三者之相互增益，然後可以成為卓越的知識。
    以上所謂的智，不過是普通一般人的智。至於軍人，因其所處的地位與所負的使命，是很特殊而且重要，所以軍人的智，也有特別的重要條件。總理說：「諸君皆為軍人，須知軍人之智，為軍人精神之一種。尤須知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第一、何謂別是非？總理說：「軍人者，為社會分功，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但如何而始能盡此衛國衛民之職務乎？其最先最要者為別是非。是非於何別之，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為是，不利於民則為非；軍人所以衛國，利於國則為是，不利於國則為非。是非不明，則已無軍人之精神，何能衛民？何能衛國？」國家人民，每年以其血汗所得，籌集鉅大的軍費，養了我們軍人，所希望於我們軍人的是保國衛民，替國家與人民來謀福利。我們軍人便應當要明白自己的責任，認清自己的途徑。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際，惟有統一意志團結精神努力於安內攘外，乃為中國軍人自救救國唯一的光明大道。古人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軍人者更須毅然以復興國家引為己任，雖赴湯蹈火，亦義不容辭，此乃為是。如果有一點自私自利、升官發財、破壞統一的思想與行動，便要使國家不能挽救，民族不能復興，四萬萬人民同歸於盡，如此禍國殃民，試問國家與人民，又何貴乎有我們軍人？現在還有一部分軍人之所以悍然為非、不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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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即利令智昏，是非不明之故。曾文正所謂「是非不明，節義不講，此天下所以亂也。」軍人如果不明是非，不講節義，便是造亂作惡亡國滅種的罪人，別是非之重要有如此者。第二、何謂明利害？總理說：「利害之與是非，本相因而至，利民者民亦有利於我，……害人者適以自害。……但利害務其遠者大者，勿貪其近者小者。何謂遠者大者？軍人以衛國衛民為己責，其利亦即在此。」所謂利害，有大利大害，有小利小害，有遠利遠害，有近利近害之分。大者乃指整個四萬萬人之民族國家而言，小者乃指個人或一家或一局部地方而言，遠者近者乃指所經時間的久暫及現在與將來而言。我們如果只顧個人或局部的小利近利，則必貽整個國家民族以大害遠害，結果使小我與大我同受其害，此種人即為不忠不智，乃成為國家民族的罪人。如能犧牲個人或局部的小利近利，以增進整個國家民族的大利遠利，則因大我之成功，小我亦必獲真正之福利，這種人即為大忠大智，亦即是國家民族的功臣。可是過去的中國軍人中，真正聰明的實在不多，就是到了現在，也還有人割據自私，目無中央，以個人的利害為前提，不惜破壞國家的統一，不顧民族的危亡，這種利慾薰心、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國家民族的人，不但是自取滅亡，而且要做歷史上萬古的罪人！所以軍人一定要明白大義之所在，不要以個人小的利害為中心，而要以整個國家民族大的利害為中心；真正聰明的軍人，必犧牲小我以貢獻於大我。第三、何謂識時勢？總理說：「何謂時，即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成熟則可為，且為之也易；不成熟，則不可為，且為之也難。……何謂勢，即勢力之順逆，與難易之比較是也。……故曰乘時於勢，無不成功。」孟子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也就是說，我們人要想成功立業，一定要識時勢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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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過去的軍人，如袁世凱，他總也算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是他的聰明，違背了道義，他一達到了相當的力量，便要實現他的野心來做皇帝，畢竟皇帝沒有做成，自己反而因此憂愧而死。這固然是由於他不知利害，尤其是由於不識時勢之故。他沒有檢察當時的潮流，全國國民，都已偏向共和，厭惡專制，大勢已去，他卻還要例行逆施，結果當然是自取滅亡，作了時代的犧牲者。袁世凱雖已過去了二十年，但是直到現在還有許多軍人不明白國家現在所處的時代環境，不知道全國人民都厭亂思治，痛心割裂，祈求統一。現在的時勢，已經到了非統一禦侮復興民族不足以自存的階段，可是他們卻只顧自己目前的近利小利，一聽人家說形勢便利，宜於割據，便割據起來，聽人家說宜於獨立便獨立起來，再不管國家民族如何危險，也不管輿論如何非難，與人民如何痛恨了。還有許多軍人嫖賭逍遙，昏天黑地，到現在國家民族這樣艱危，他還不能覺悟奮發；這類軍人，對於本國的時勢尚且不清，對於國際的時勢當然更非所了解。軍人是國家幹城，尚如此無知，如此不識時勢，這是何等可怕，何等痛心的一件事呢？古人云：「識時務者為俊傑。」又云：「得時者昌，失時者亡。」我們國家民族殘破衰弱的生命，在這種國際風雲險惡，大禍迫於眉睫的時候，真是一隻風雨漏舟，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軍人負有保國衛民的大責任，如果還不及時覺悟，順應時勢，共同一致，集中力量來同舟共濟，試問將來國破家亡，何能自免？恐怕到了亡國之日，大家相抱痛哭，已是枉然！時至今日，已不能再有一刻糊塗，大家要做一個識時勢的俊傑，並且要以此勸勉我們的上官，教導我們的部下！第四、何謂知彼己？ 總理說「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彼即敵人也。……只須同負革命責任，發揚革命精神，以此制敵，何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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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現在有許多軍人，不僅不知道敵方情形與力量如何，連自己的情形與力量都不明白，所以一到兩軍交戰的時候，自己毫無把握，不是逞一時血氣之勇，驕敵輕戰，便是畏首畏尾，不敢前進；結果每每因此失敗，這都是由於不明彼我的緣故。我們軍人，乃國家之所託命，責任何等重大，處在現在民族鬥爭劇烈之中，所謂「弱肉強食」的世界，我們隨時隨地應當如何自立自強？如何努力充實自己的力量，研究圖存救亡的策略？兵經有云：「微乎微乎，惟兵之知，以意測，以識悟，不如四知之兼得其實也。一曰通，二曰諜，三曰偵，四曰鄉。通知敵之計謀，諜知敵之虛實，偵知敵之動靜出沒，鄉知山川蓊翳，里道迂迴，地勢險易。知計謀，則知所破；知虛實，則知所擊；知動靜出沒，則知所乘；知山川里道，則知所行。」這就是講知彼的重要和知彼的方法，不過現代的戰爭已不是一種單純的軍事上的戰爭，而是整個國力的比較。國力的構成，除軍事外，還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種要素，所以我們不但要知道敵我軍事一方面的情形，而且更要知道敵我整個國家一切的情形，這才算「知彼知己」。能知彼知己，自己才能有充分把握，可收百戰百勝之功。總之，軍人之智，以上面所講四種為最重要，即所謂「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而四者之出發點，則為道義，合乎道義，乃得謂之大智，違乎道義，雖智亦愚。
    第二、軍人之仁：總理說：「仁與智不同，於何見之？所貴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謂之智，仁則不問利害如何，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仁與智之差別若此，定義即由之而生。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據余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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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敢云適當。博愛者，為公愛而非私愛。即為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與愛妻子愛財寶者有別。以其所愛在大，非婦人之仁可比，故謂之博愛。能博愛即謂之仁。」愛的範圍，本有廣義與狹義之別，愛世界，愛人民，愛國家，乃為廣義的；愛個人與家庭，乃為狹義之愛，因此， 總理又將博愛分為救世、救人、救國三種之仁。他說：「何為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耶穌教，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何為救人？即慈善家之仁，此以樂善好施博施濟眾為事，……謂捨財以救人。何為救國？即志士愛國之仁，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專為國家出死力，犧牲性命，在所不計。故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是必弱。試以日本為例，其初甚弱小，自戰勝俄國後，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其故安在？即在於日本人之愛國心。愛國心於何見之？當旅順之役，日本欲封鎖海口。阻遏俄兵出路，須炸沉多少船艦。然此為九死一生之事，故日本之司令官，不欲以命令行之，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即可。而其結果報名者，竟達數千，乃用拈籌之法，以定取捨。傳聞當時有籌數雷同之甲乙二人，互爭前往，其不得往者竟蹈海而死，以表決心。由是軍心大為感動，日終勝俄。此所謂捨生以救國，志士之仁也。」又謂「軍人之仁，果何如耶？其目的在於救國。」故軍人所愛者，廣而大。惟其所愛者廣而大，則對於小愛的犧牲亦所不惜。故古來一般仁人志士，毀家紓難，大義滅親而不反顧，一以達到其大愛為目的，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就是博愛精神的充分表現。曾文正公引西銘曰：「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我們任何一個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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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溯流，都是同一祖宗所生。——即黃帝之子孫，所以我們的國家與民族，不過是家族的放大，因為國族的人，都是父子兄弟一般，應當有互相愛護的義務。如果有不利於國家社會者，我們都應當起來消滅他。我們既然做了國家的軍人，當然要格外的仁民愛物，保衛國家。還有，一個獨立國家，必具土地、人民、主權三種要素；如只有土地而無人民，則土地無用；如只有人民而無土地，則人民無所寄託；如只有土地與人民，而無統治權力所由發出的中央政府，亦不能成為一個國家。所以土地、人民、主權是構成國家不可少的基本條件。因此軍人愛國的具體目的，即在於愛領土、愛人民和愛政府。如果國家的領土，被人家侵略割佔而不能收復，對於人民不能愛護周至，甚至任意壓迫，無所忌憚，或是對於中央政府不能竭誠擁護，甚至公然脫離中央破壞統一，這都是自私自利、賣國殃民的敗類，不但不配做軍人，而且簡直是國家的蟊賊，千古的罪人！現在本委員長，受了中央政府的命令，既任了全國最高統帥，全國的軍人，只要是有愛國救國之仁的，當然要服從我最高統帥的命令。如果我所設施作為的，合乎道義，都是為國家為民族的，你們當然要絕對服從我的命令，為國家為民族來奮鬥犧牲。這並不是擁護我個人，而是擁護國家民族的利益。亦不是服從我個人，而是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反之，如果我之設施作為，違背道義，有一點自私自利，如同過去的軍閥，不以國家和民族為念，或如袁世凱以帝制自私，那末，你們不但不應該擁護我，並且應該起來反對打倒我。所以軍人之仁，固然應該擁護政府，而擁護政府的具體宗旨，就是要擁護中央政府的威權，服從他上官的命令。但是服從他上官，要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要以中央的命令為基點。這就是說，我們所服從的上官，一定要是忠於國家、本於法令、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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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義。因為我們是國家的軍人，只知忠於國家，為整個國家全體人民而犧牲，絕對不能做軍閥的工具，供那個私人的利用來破壞國家，為害人民。但是上官之為公或是為私，為國家人民，還是為他個人，我們怎樣來辨別呢？這就有賴於軍人之智。所謂軍人要別是非，明利害，就是這個道理。
    總理又說：「軍人不思救國救民則已，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負此責任，則非徒託空言，須有一定之主義，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觀前此革命先烈，前仆後起，視死如歸，則為主義而犧牲者。」三民主義，是我們軍人救國救民、利國福民的最高原則，亦即是博愛大仁的精神之所由產生與發揚光大。我們要爭取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唯一的道路，在努力於三民主義的實現。我們軍人的目的，既在救國救民，復興民族，便要在政府與統帥領導之下來為三民主義而犧牲，達到我們的大仁。總之，軍人之仁，乃是愛整個國家民族全體人民之大仁。我們要以道義之智為礎，辨別是非，判明利害，在三民主義之下，確定達於大仁的道路，完成自己所負的使命。
    第三、軍人之勇： 總理說：「軍人之精神，為智仁勇三者。既有智與仁矣，無勇以濟之，仍未完備。茲述軍人之勇，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古來之言勇者，不一其說。一往無前謂之勇，臨事不避謂之勇。余以為最流通之用語。『不怕』二字，實即勇之定義最簡括而最確切者。孔子有言：『勇者不懼。』可見不懼，即為勇之特徵。孟施舍古之勇士、其言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由是以觀，不怕即勇之定義，決無可疑。但軍人之勇，須為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否則逞一時之意氣，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我們由此知道勇的意義，簡切的說，就是不怕。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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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危險困難、不畏葸，不規避，以全力赴之，以實心應之，必可打破危險，克服困難，達到自己的任務。所以孟施舍自己說，他取勝的要訣，便只有「不怕」兩字。不過軍人之勇，必須有一定的道義、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方法，所謂「有勇知方」。否則，誤用其勇，不但個人無好結果，國家社會都要蒙其大害。古人所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這裏所謂君子小人，是指有地位者與無地位者而言。可見無論君子之勇，小人之勇，必要合乎道義，否則權位高者可以流為亂，而普通平民可以陷於盜。所以我們軍人之勇，必須為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如此之勇，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才有效果。因為智與仁之有無與大小的不同，勇亦有性質不同的幾種。 總理說：「勇之種類不一，有獉狉之勇，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是也；有血氣之勇，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有無知之勇，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凡此數者，皆為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為世界上之大勇。古人有言：『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即恐輕用其勇，誤用其勇，徒成為游勇之勇。」所謂大勇乃繫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的勇，即發於孟子所謂集義而生之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者。所謂小勇，乃繫無主義、無目的、無知識之勇。大勇之勇，乃為為國家、為人民、而奮鬥犧牲之勇，成則利國福民，不成則成仁取義，其為光榮，乃為無上之光榮，其為價值，乃為無上之價值。小勇之勇，乃為個人或一部分人的利害所激發出來的勇，這種勇實際上不能算勇。所謂「違勇陵弱非勇」，「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人情所不能忍，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我們身為國家軍人，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以大仁為依歸，斷非小勇足以濟其事，必賴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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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足以達到目的。我們既然有了三民主義，便有中心的信仰，在中心信仰之下，必能共同一致鼓舞最大的智仁之勇。
    軍人之勇，如何才能發生出來呢？ 總理說：「軍人之勇，一長技能，二明生死。」所謂技能，總理又分為五種：第一、「命中」：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完全以能殺敵與否為斷，故命中為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即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此次歐戰發生，每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為幾萬萬也。其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數十萬萬者，然以其效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如果我們瞄準準確，射擊很能命中，那麼我們就可以百發百中，彈無虛發，自然就有作戰的把握；有了把握，自然就有勇氣，不為敵人所威脅了。尤其是因為外國的科學進步，工業發達，兵器子彈充足，他們可以隨便消費；而我們則不然，科學落後，經濟衰敗，兵器子彈，非常缺乏，我們軍人格外不要浪費一顆子彈，務使每一彈發出去，都得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我們對於技能的熟練，就特別要緊。我們雖然科學不如人，器械沒有人的精良，但是如果我們技能練得很好，我們的步槍，就可以打敗敵人的砲兵，我們的刀棍，就可以打敗敵人的步兵。我曾經有兩句話，傳授一般學生和部下，就是說「精良的兵器，不如嫻熟的技能」。這句話怎樣講呢？因為大砲飛機的破壞力，固然很厲害，但是如果射不準確，或是投彈不得法，還是沒有效果，任他整千整萬的射擊或爆炸，都不能打死我們，雖有大砲飛機也等於沒有。反過來說，若是我們的槍，瞄準射擊練得很精確，反而可以特別發揚火力，打死敵人，就是大刀長棒，如果操得很靈活，自然也比不能命中的槍，還有用得多。所以我們有五顆子彈，便可以打死五個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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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萬顆便可以打死一萬個敵人，敵人儘管來，我們儘管打，敵人的數目，總多不過我們的子彈的數目！所以只要我們有嫻熟的技能，並不定要最新最良的武器。只要有步槍刀棒，也自然勇氣百倍，那裏會害怕呢？因此精練射擊，熟習武藝，是軍人養勇的第一要件。第二、「隱伏」：「何謂隱伏？即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繫利用地形，為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即知，故須藉地形以為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其首，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則從容窺探其舉動。即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無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卻相暗合，故隱伏亦為技能之一。」隱伏之法，即現在我們軍隊中所教利用地形地物的方法。這是減小自己犧牲，發揚自己火力的最重要的一種技能。第三、「耐勞」：「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常聞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只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如一行動，易為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為安全也。』」此尚有實例可證，前此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剩四人，逃在山中，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為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在有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寧有幸耶？」我們軍人的本事，完全在於克復困難。如果沒有克復困難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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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便沒有戰鬥力。我常常和一般官兵講：我們和敵人打戰，就是打時間。誰能迅赴事機，先發制人，誰能忍苦耐勞，支持到最後五分鐘，就是誰勝。還有，我們軍人要能勝過敵人，就先要鬥爭過自然界；換句話說，就是要「征服自然」；再具體的說，就是要克服「日光、空氣、水」。這句話怎樣講呢？因為這三件東西，雖是個個人生活上一刻不可少，但是又為一般人所怕。譬如太陽晒得利害，就要躲避；氣候熱了，就要找陰涼地方去歇息；氣候冷了，就要穿起很多的衣服，躲在屋子裏烤火；下雨下雪，就怕濕怕冷，什麼事都不敢出外去做。這種軍人，對於這些寒暑雨雪的苦，都不能忍受，怎樣還可以去上火線和敵人拼命呢？我們和敵人打仗，並不是選定天高氣清，風和日暖的時候才打的，而是在任何情況季候之下，都是打仗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愈是氣候惡劣的時候，愈是我們應當利用氣候的良好時機。我們在行軍作戰時，或是跋涉冰天雪地之間，或是馳驅酷暑惡瘴之地，或是趁雨雪露營，或晝夜趲程行軍，寒不得衣，飢不得食，渴不得水，在這種勞苦情形之中，格外可以顯示出軍人的戰鬥力。如果軍人平時不磨練這種耐勞吃苦的本事，根本就不能上戰場；即或上了戰場，也不過替敵人運送槍械，自己免不了做一個俘虜。曾文正公說的好：「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饑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饑耐寒者，吾輩當共習勤勞，始之以惕厲，繼之以痛懲。」我們軍人，要平時竭盡方法，以養成堅苦卓絕的精神，鍛鍊銅筋鐵骨的體魄，臨事之際，才能克服困難，達到我們的任務，因此耐勞忍苦，也是我們軍人一種最重要的技能。第四、「走路」：「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尚未有完全鐵路；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只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之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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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而腳力自健。」我們中國在目前除少數鐵道河道可供運輸外，差不多行軍都要靠兩隻腳走路。尤其是山高嶺險道路崎嶇的地方，非格外練成爬山走路的本領不可。如果沒有這種本領，而要和敵人打仗，便不啻坐以待斃，非全軍覆滅不可。現在赤匪在贛南之所以敢於負隅，也就是他們長於爬山越嶺，行動飄忽的緣故。但是自我去年對於一般剿匪部隊，加以爬山跑步和強行軍的訓練之後，我們也有了敵人這種技能，一樣的會爬山越嶺，一樣的行動迅速，神妙莫測，所以我們到現在能夠撲滅土匪。再則在歷史上所講的，如馬援之征交趾，鄧艾之縋兵陰平道，拿破崙之越過阿爾卑斯山，他們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得力於走路的本領。可見我們軍人，一定要能夠走人家所不能走的路，無論是很高的山，很峻峭的險道，很深很廣的河港，我們都要能夠跋涉，並且還要迅速，不但在白晝時要能夠如此，就是在夜間亦復要能如此。如此方能不為地形所限，道路所拘，才可以打敗敵人，建立殊功。第五、「吃麤」：「何謂能吃麤？遊勇所恃之糧食，即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帶十觔，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饑，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倘能如游勇之吃麤，則於行軍極為簡便，既免飛芻挽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這種吃麤的本領，也是耐苦的一種，對於軍事有很大的便益，我們當行軍作戰的時候，不好有一分一秒時間放過，在戰事急迫之際，根本也不容許有從容吃飯的機會。必須於平時能養成吃麤的習慣，於戰時只要攜帶乾糧，就不饑餓，所以吃麤也是我們軍人應有的一種技能。

    其次，軍人之勇，又在明生死。 總理說：「軍人之勇，於技能以外，更有明生死之必要，不明生死，則不能發揚勇氣。所謂勇，即不怕二字。然暴虎馮河，人之所能；獨至於死，則未有不怕者。以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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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惡死，人之常情也。研究此問題，為哲學上問題。人生不過百年，百年之後，尚能生存否耶？無論如何，莫不有一死。死既終不可避，則當乘此時機，建設革命事業。若僅貪圖俄頃之富貴，苟且偷活，於世何裨！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所則重，不得其所則輕。吾人生今日之世界，為革命世界，可謂生得其時，予我以建功立名之良好機會。夫湯武革命，孔子且艷稱之，彼不過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則為人民革命，平等革命，乃前不及見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見，後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羨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為革命而生，其死也，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於此時者！諸君試觀黃花岡烈士，從容就義，殺身以成其仁，當日雖為革命而犧牲，至今浩氣常存，極歷史上之光榮，名且不朽。然猶曰為革命失敗而死也；若此次革命乃必成之功業，又何憚而不為？又何死之可怕？今日集此一堂者，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上，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終不免一死。死於牖下，與死於疆場，孰為榮譽？是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者，舍生而取義也』。故為革命而死者，為成仁，為取義；非若庸庸碌碌之輩，終日醉生夢死，無所表見，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諸君既為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為軍人。須知軍人之為國效死，死重於泰山，我死則國生。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則能鼓其勇氣，以從事於革命事業，為革命軍人，革命成功，可立而待，將來之幸福，且無窮極，以吾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諸君幸共勉之！」總理這段話，就是提示我們打破生死關頭的大道理，也就是指示我們所應有的一種革命的人生觀。我們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過數十寒暑，真所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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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最多百年終不免於一死，若果生而碌碌，死不得其所，便與草木同腐，湮沒無聞，試問這種人生有什麼益處？對於國家對於社會有何裨補？豈不是天地父母枉生了我們嗎？何況我們國家民族所受的恥辱，所遇的危險，已無以復加。我們「生而辱，不如死而榮」，與其偷生受辱，何如為復興民族而死於疆場？而且我們軍人本來負有特殊重大的革命救國的責任。為國捐軀，乃義之所在。能成功，則復興民族，造出莊嚴華麗的新國家；不成功，則同拚一死，以殉光輝的革命主義，成為殺身成仁的志士，留下千古不磨的美名！而踏著我們血路繼之而起者，還有我們的一般部下和子孫，如此前仆後繼，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如此而死，死才重於泰山。如果苟且偷生，老死牖下，或為盜匪為叛逆而死，死必輕於鴻毛，甚至成為千古的罪人，為天下後世所唾罵！故軍人必明生死之辨，然後能發揮軍人之大勇，有此大勇，然後有最大的決心，蹈仁赴義，捨命不渝，完成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我相信我們每個人，只要在我們總理系統之下，擁護中央，為革命主義而犧牲，其英名與精神必可附於總理系統之下，在正人正氣之列，彪炳千古，萬世不朽。如此，軍人一生一死，乃有極大之價值，上可以對得起父母和國家，下可以無愧於部下和後世子孫。
總而言之，我們軍人的精神，不外智仁勇三者，智仁勇的意義及其達成之道，我們今天已經從我們總理遺教軍人精神教育中領略得很透徹了。我們要救國救民，一定要有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發揚這種精神，然後可以確立革命的人生觀，不為偷生怕死的庸人，和禍國殃民的罪人，一定能夠為國家為民族和為主義而犧牲，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發揚我們生命的光輝，復興我們的國家與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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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我要附帶說明的，就是軍人精神教育這一部書，是民國十一年一月，總理在桂林講的。當時因為時代環境不同，所以訓詞中有許多地方，是罵北京政府和一般北洋軍閥的，我們現在讀這篇文字，對於這一點，要認清楚，不必如此忌諱或自慊。大家要記得， 總理一切的言論，始終是站在國民革命的立場，本著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的道理來講的，一字一句都是我們革命黨員革命軍人所應過細研讀，透徹了解。尤其是軍人精神教育一書，實為我革命軍人之經典，希望各位更加要細心研究，並且要以身作則拿來教導一般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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