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族」與「堂堂華夏，不齒于列強」並提，引為有志之士的最羞恥痛心之事！我們中國的衣冠，當然不是前清的紅頂花翎，馬蹄袖子等等。講過去的，就是滿清以前所用的盔甲蟒袍朝冠之類；你看在舊戲劇所表現的中華民族的衣冠，何等堂皇！講現在的，就是我們中華民國所規定的各種制服，即如我們大家現在身上所穿的衣服，頭上所戴的帽子，就是國家的制服。所以我們軍人大家要曉得自己所穿戴的衣冠，即是國家民族的代表，不好有一點糟蹋，有一點被人家輕視！如果我們的言語舉止態度，有一點不好，被人家看輕，有一點敗壞軍風紀，就是愧對我們所穿的軍服和所戴的軍帽，失了軍人的人格，也就是玷辱了我們的國家民族！這是做軍人最要緊的道理，無論那一個軍人，都應該隨時省察警心惕厲的。但是現在一般中國人的精神態度言語舉止不失軍人的體態，究有幾個呢？究有幾人能夠穿了軍服，戴了軍帽，無愧色，能不失掉制服的尊嚴，玷辱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我們今後一定要知道衣冠不整，則軍人的威貌不揚，威貌不揚，則士氣不振，士氣不振則軍事必至頹喪，什麼人都要來隨便欺侮了！我們現在既要做一個保國衛民的革命軍人，從此以後，就要隨時隨地切實檢查，必須衣冠整潔，舉動嚴肅，使人一見而起敬畏之心！這是附帶講的一點意思，大家要特別注意。
    現在我們仍舊繼續來講明總理初期革命的宗旨。興中會宣言最後有扼要的幾句話說：「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矣！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幾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這是講自從鴉片之役，英法聯軍之役，中法之役以後，國勢日弱，列強已不斷的向中國侵略，國家已處於非常險惡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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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隨時為列強瓜分而亡國的危險。凡是有良心血性的人，應當要一齊奮起，大聲疾呼來喚醒全國的同胞共同一致來救國救民，打破險惡的環境，復興我們中華民族，使我們以後世世代代的子孫，不致永遠淪為異族的奴隸！這幾句話就是總理初期革命的主旨。而在甲午以後國家的危亡，情勢的急迫，要十百倍於以前；所以一般人革命的情緒，極端熱烈，而總理在乙未年首先發難，殆為勢所必然，民族革命的運動，亦從此愈益普遍發展，屢蹶屢起，中經九次的失敗，直到辛亥起義，推翻了滿清，建立了民國，才達到第一步的目的，袪除了滿清的壓迫！但列強的侵略壓迫，依然與日俱進，到現在可說亡國滅種的大禍，真已迫在眉睫，如果我們再不能奮發努力來救國救民，不僅我們自己要做一個亡國的千古罪人，而且要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就是我們以後世世代代的子子孫孫，也沒有生存的餘地，要作外國人的奴隸！所以總理最初的革命，其事雖已距今四十年，其宗旨與精神之所在，到現在還是光明偉大，活躍常新，為我們現在革命的圭臬！我們現在革命軍的目的，也就是和總理最初革命的宗旨一個樣，要「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這是我們今天紀念總理首次革命的時候，所應當要認識清楚的。
    現在再來講總理首次革命經過情形。本來在起義之前總理設乾亨行於香港為總部，設農學會於廣州為機關，事先籌劃一切，各方面都已經準備得非常周密，甚至滿清政府方面，也有一個水師統帶陳奎光誠心跟總理來革命。當時革命的隊伍，準備九月九日在廣州首先發難，並分三路同時進攻廣州，一路由西江的肇慶發動，一路由東江的汕頭發動，同時進逼廣州，而總理自己再在香港組織一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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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秘密相率來省首先發難，想一舉佔領廣州，以為革命根據地。在九月初間，所有的準備，都已齊全，只待手槍運到，在廣州一般同志，就可以起事。不料在九月初有一個革命黨的敗類朱祺，做了當時滿清政府的偵探，事先向當地政府告密，說孫某人糾合一般人要革命發難，某天有許多槍枝運到廣州，就要起事。當時廣東督撫譚鍾麟還不相信，他說：「孫某人是學醫的人，現在創辦農學會，未必會作亂」，因此並不十分注意。不幸當時在香港方面革命黨人活動的情形，又被滿清政府的偵探曉得了，立即報告省方，於是在廣州所有的機關，統統被政府破獲，並且捕去陸皓東程奎光等數人；東江西江兩路的革命軍，亦因而被阻不能前進；而藏在水門汀箱子裏面從香港運來的六百多條手槍，也被廣東海關搜去。那時總理知道事機已洩，東西兩軍既被阻，省垣機關又已破獲，單靠香港方面的一般同志，決不能成功：為愛護同志，保全革命實力起見，立即打密電去阻止香港方面的敢死隊，叫他們不要進攻，以免徒然犧牲！不料他們適在電到前數小時已經乘輪出發，直撲廣州，因為政府已得消息，船既到岸，就被南海縣知縣李徵庸截緝，捕去朱貴全、邱四，和其他的黨徒七十餘人。而此次革命，到此已完全失敗。但更有應當特別提到的，就是：當時陸皓東在總理領導之下，是負主要責任的人，滿清政府捉到之後，就百般拷打，想要他將革命黨活動的情形都供出來；但是無論怎樣嚴刑苦打，陸皓東始終沒有供出一個同志，講出一個機關。自己直認革命，索紙寫供詞，有云：「今日非覆滅滿清，決不足以光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覆滅滿清。……事雖未成，此心甚慰。我可殺，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到九月二十一日，和朱貴全邱四同時就義。程奎光在獄中病死，其餘黨徒或囚或釋。至於總理也直到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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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時候，還留在廣州城內，到後來才同未死的幾位同志由河南到順德，經新會然後到香港。到香港的時候，清政府已移交港督請來引渡，經總理的先生康得黎薦律師為總經辯護，說他是政治犯，不能引渡，結果才免了危險，但是仍舊被香港政府驅逐出境。到了日本，也不便停住，於是再到檀香山，徐圖再舉。這就是總理第一次起義所經過的大概情形。這一次革命雖然失敗，但是一般先烈、尤其是陸皓東先生死事之烈、和總理履險如夷臨難不苟的情形，很可以表現革命黨人的人格，和犧牲的精神，足以振起民族精神，而鼓舞群倫，造成時勢。陸皓東先生就是本黨第一位為國家為民族為主義而犧牲，殺身以成仁的先烈！至他的墳墓還在廣州郊外，為後人所景仰，其革命的精神，和當時興中會的革命運動，一方面占革命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一方面還留到現在，正待我們來發揚光大！其次，我們曉得當時一方面清廷昏懦，致國家民族，覆亡無日，一方面人心閉塞，全國最大多數的民眾，還在酣夢之中，雖有總理和其他少數先覺，苦心孤詣，來鼓吹革命，但能懂得革命大義的人，仍然寥寥無幾，但在這種困難危險的環境之中，革命領袖發於救國之大仁，奮其革命之大勇，終能本著大無畏的精神，以極少數人的冒險犯難，在南方重鎮的廣州，霹靂一聲，起義革命，震動清廷，激揚民氣，就此武裝革命運動，勢如怒潮澎湃，由珠江流域而長江流域，直達黃河流域，到了辛亥年武漢起義，能一舉而成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功！由此可見：我們只要能本著　總理和一般先烈大無畏的精神，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去不斷的奮鬥，革命未有不能成功的道理！同時更可見：我們「革命在精神而不在物質」，不在物質的力量多大，而在革命精神強固！不一定要有怎樣大的實力，只要有非常的革命精神，就可以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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