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時代教育界的一員，負有延續併發揚中國學術文化與民族生命的責任，我們究竟應該採取那一種哲學，才於我們國家民族與學生群眾有益，而那一種學問對於我們國家民族與學生群眾是有害的，如果我們的抉擇錯誤，將那種有害無益的學說盲目抄來，傳布社會，那無論你立說如何新奇，都是有害無益！本來一功學問尤其是哲學是有世界性的，無分於中西，也無分乎古今，要在取精用宏，而不可拘泥膠著的，但哲學之所以可貴與其力量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有窮究宇宙調理萬物的精神，尤其對於人生的究極，與解決人生一切問題，更非哲學不可。凡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與民族之所以必有其獨立的哲學，就是因為他有他獨立的天性與精神的緣故。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哲學，或有了獨立的哲學而不能發揚光大甚至湮沒不彰，那這個國家，必無以生存於世界，終久要被人家滅亡！我們中國近百年來國家社會之所以衰弱不振，推本窮源，民族哲學之式微與學術思想之不競，由是影響到教育之廢弛失敗與人心之萎靡紛亂，要為一最大的原因。即如本席上次所說的，我們現在要提倡民權與民主思想，如果我們將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與盧梭的民約論兩相比較，就可以知道我們中國政治哲學比之十八九世紀的西洋政治哲學，要切實而偉大，而且在黃梨洲以前我們中國歷代還有許多闡揚民治理論的政治哲學，如稍加整理闡述，就可以發現他是有原理有方法，本末兼賅，體用俱備，可作研究民主制度的基本理論的。但我們一般研究政治哲學的人，就只知道後出的盧梭的民約論，而不知道在盧梭以前一百年，還有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恐怕更有許多研究政治的人，根本上沒有注重我們中國周秦以來的政治哲學，而其所一心崇拜的，乃祗知道十八世紀以來的西洋政治哲學，這樣忽視我國固有的哲學思想，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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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視他自己的民族，如何還能配得上講民族獨立，民權平等呢！
    各位要知道：一國哲學之盛衰，簡直是關係於其國家之興亡與民族之消長，我們現在要求國家獨立與民族復興，必要使哲學先能復興和獨立起來，否則，無論你國家怎樣強大，都要歸於失敗。試看歐洲，在中古時代，由於學術的沒落與教會的腐敗，就產生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時代，但到了他文藝復興時期，求知的風氣，蓬勃發揚，錮蔽的心靈，得到解放，希臘羅馬時代的哲學，因普遍研究而日益光大，人類的理性重復覺醒，各科的學術次第昌明，就奠立了現代歐洲文明的基礎。我們細讀西洋歷史，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文藝復興運動，完全是一個學術運動，而溯其研究的主流，更可以說是哲學復興運動。有了文藝復興，才產生近代歐洲光輝燦爛的文明，如果沒有這次文藝復興運動，那現代歐洲文明與民族精神，就必無從產生，就是英美各國，也必不能產生今日這樣完美的政治和文化。又如德國當初原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處處要受人家的欺侮壓迫，但到康德、菲希特、謝林一班哲學家出來，在眾醉獨醒的環境中，不顧社會的冷淡，不顧反對派的阻撓，祗是孜孜兀兀，以悲天憫人，救國自救的熱誠發揚他們的學說與精神，喚醒了德意志民族的意志與理性，確定了真善美的最高境界，提倡自我創造，鼓勵人們為不朽的事業奮鬥，而以求得國家社會全體的自由為最高真理，於是德國民族纔能完全復興起來。假使德國當初沒有十八世紀末葉與十九世紀初年哲學的興起，則今日亦必沒有他民族復興運動的成功，或許他現在還在受著人家的侵略壓迫而得不到獨立！所以我常說，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處在內外情勢壓迫之下，要想復興起來，必須先有哲學作基礎，必須他的哲學先要能夠獨立發揚起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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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令他們軍事與經濟的力量稍微貧弱一點，亦必可以逐漸強盛復興。總之，立國不能沒有哲學，而革命要能成功，更不能離開哲學，哲學之重要與其力量之偉大，我們真不能不視他為一切學問之首要！

    至於我們中國，歷代都有哲學運動，而且中國的哲學，真正是自成獨立一派，為世界哲學之一大主流，在世界哲學史上，獨標異彩。我們中國每當國家垂危民族衰敗的時候，必有大哲學家與大教育家產生出來，以為思想革命的前導，從事復興圖強的運動。此不必遠稽上古，即如宋明末年，學者的興起與哲學的昌明，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不過我們中國一般人士向來對於哲學不如西洋人之有興趣與重視，所以每當一個大哲學家出世以後，對於他的學說，僅僅和他接觸往還的極少數幾個學者與知識份子信奉他，學習他，而一般社會人士與民眾，都不知道重視，而且當政的既不予以贊助獎進，使他們的學說能夠建立起來，甚至還要反對他排斥他，近世以來，我們中國的哲學之所以不能發達進步，因而影響到國家民族不能獲得永久的獨立自由，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我們如再考察中國的歷史，更可以知道哲學之隆替，影響於民族之盛衰，真是歷歷不爽。即如宋代哲學已很發達，我們中國獨立一貫有系統的哲學，在宋代的時候，本來就可以建立起來，只因當時一般人士沒有注重哲學的風尚，沒有研究哲學的興趣，缺乏哲學與民族關係的認識，更缺乏哲學與人生實際關係的認識，不能將一代宗師大儒的學說，繼續發揮，廣為闡揚，證之於事功，驗之於德業，末流所趨，有的視哲學為消遣品，有的視哲學為逃避人生責任的護身符，馴至談空說玄，無補世教，或是尋章摘句，玩弄文字，或流於虛無，或失之瑣碎，宋代的哲學，就消沉下去了；而宋代的國家，亦就因此由衰弱而滅亡了。到了明代，中國哲學，更是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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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比宋代哲學更要進步，也是因為當時政府不知道提倡，一般學術界與社會人士，或則囿於門戶之見，自相詆毀，或則不知繼續研究，任其湮沒，於是盡管有精深宏偉的學說，灼見真知的大儒，都與國計民生和民族文化相隔離，雖有少數志士仁人，也祗好抱殘守闕，以待後學，結果哲學思想成為絕響，明朝終不免於滅亡！明亡以後，我們中國的哲學，在清廷箝制籠絡的雙重政策之下，雖然不能公開的繼續發揚，但是明末遺老大儒的流風遺澤，在學術界和社會上仍舊保存了不絕如縷的一脈，民族大義，在私家著作和口耳相傳中間，還是保持勿墜；到了清末，反清復明的思想，已潛熾於社會，而本黨革命的精神與革命的事業，又繼承明代的哲學而產生。我們追溯 總理創立三民主義與知難行易學說，他這個革命的哲學，從何而來呢？總理曾說明他自己的革命思想基礎，是繼承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正統思想，而加以發揚光大的。可見他的革命哲學，是由中國固有的哲學而來的，是集三代以來中國固有哲學之大成的。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雖然與明代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不相同，與商代傳說知易行難的學說極端相反，但就知行哲學演進的歷史來看，則推本窮源，王陽明的學說是淵源於「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哲學，我們 總理的學說，又是對王氏「知行合一」的哲學，作更進一步的發明。因為有了 總理知難行易哲學的啟示，所以纔有今天我們革命事業的成就。所以明代雖亡，我們國民革命的事業，即繼之而起。再就本團長個人的哲學思想來講，我最初就很得益於王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心傳，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最歡喜讀的第一本書就是鄒容的革命軍，第二部書就是王陽明的傳習錄，第三部書就是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第一本書是啟發民族大義，確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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