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諸如日本、南韓和新加坡等國成功的條件，我們除了科學基礎不如日本之外，其他實無一不及他們，而且我們還有六十年的革命經驗，與三民主義的精神指標，以及傳統文化的精神憑藉，照說，我們的成就，更當超越他們，而不只囿於目前的成就而已！

    我常說，今天的時代，不僅是「科學的群眾時代」，而且是「充滿希望和危機的時代」，因為在此世界各國競爭進步的時刻，在此奸匪敵人對我極盡其窺伺打擊之能事的時刻，如其我們能夠在科學化現代化上，銳意求新，鍥而不舍，尤其能夠超越敵人瘋狂掙扎的「進步」，那麼這個時代，就是我們「充滿希望的時代」；反之，就是一個「充滿危機的必然來臨的時代」——也就是我們自己所造成的落伍淘汰、百身莫贖的時代！

貳、現代化行政的功能和責任

    何以說大家不知道追求科學的精神，運用科學的方法，提高行政的效率和功能？以黨政軍一般顯著的現象來印證，即可知大家最缺乏積極研究、努力發展、與主動負責的精神，因此亦即不知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為何物。
    在主動負責、積極求新的精神而外，還要特別強調的，是協調聯繫、合作互助的精神。

    本來政府各部會、各司署、各科股的組織，是依其職掌權責，各有專司的，但其精神與目標，則原是同條共貫，整體而不可分，此亦猶如人體的組織，外而有手、足、耳、目等器官，內而有神經、呼吸

--------------------------------------------------P.441--------------------------------------------------

消化等系統，各有其作用，各有其功能，不僅缺一不可，而且必須經由同一的指揮作用，同時運行，同時發生功效。
    而況人體整合的運行，還會產生一種自強不息的生命的衝力，使之成長壯大，所以政府各部門組織亦必需如同人體的生理組織一樣，有其整然的自動互助的能力，更要經由各部門的協調合作，以產生其生機活力。所以現代化國家，其行政工作範圍，愈屬於技術性及專門化的業務，則其「聯合工作」，亦必愈為詳確，以求其職責分明，無可旁貸與推諉。自從行為科學發達以後，現代學者，就都認為由於社會和科學的發展，政府只維持秩序，保護人民，已不足視為已竭盡其政府的職責，所以必須統合政府整個的力量，一切為人民著想，認為「服務最多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管理有效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的最大責任在於促使國家與社會全面的整體的發展」。
    但是衡之我們一般機關，其最缺乏的，就是這種有機的科際整合、協調聯繫的科學辦事精神和科學辦事方法。所謂科際整合，即在其本身崗位之外，必須和其他各個部門，各種計劃，各種工作，各種情報資料，相互聯繫，相互協調，相互應用。反之，則機關性質相同工作之矛盾與衝突、預算之繁複與浪費、計劃之偏失與武斷、督導考核之不實與不公，皆將由此而生，此種只見之於落後國家的現象，在我們卻仍然不免於所在多有，如此復何望其能科學化、現代化呢？
    所以今後黨政軍主管同志，務必以主動負責、積極求新、協調聯繫、互助合作的原理和方法，切實研究，來教育自己，並訓練所屬。而各機關、學校、部隊，無論縱的系統或橫的組織，其各司署科股，

--------------------------------------------------P.442--------------------------------------------------

每週皆應有一至二次工作檢討會議，此一會議的目的，一則在加強各單位之協調聯繫，一則在促進工作之革新精進。而主管對於會議，尤當注意：
    ——不可使之流於形式，而必須先有目標和構想，對於會中所須討論研究的問題，應有充分的準備，也就是要能體察、瞭解，獲致具體的結論；
    ——會議的結果，務期其確能實學實用，改進工作方法，吸收新的知識和新的技能，並將其討論研究結論，分送有關單位，觀摩參考；
    ——在會議中，主管對部屬在發言時之思考力、判斷力、與理解力，應詳為觀察記錄，以為考核之依據，此亦即寓考核於會議之意。
    再說，我們一般幹部，所以既不知主動的研究發展，復不知積極的協調合作，養成一種樂於保守、而艱於進取的閉鎖性的心理，正是如前面所說的，是有其歷史的因素的。記得在北伐統一時期，政府積極從事民生建設，特別著重財經的整理和改革，當時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我告訴他，應該聘請中外專家，來為我們財政經濟政策與方法，作客觀的研究建議，他卻認為外國人所知道的，我們也都知道，於是我這一意見遂即作罷。其實我當時的原意，乃在於聘請中外專家擔任顧問，由於他們學術經驗，針對當時實際狀況，以其客觀立場的觀察，提出其較為超然的進步的建議，或有助於打破我們千百年憚於改革的積習。
    我們研讀歷史，就不能不使人深慨於制度改革之不易！我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語其影響之大且遠

--------------------------------------------------P.443--------------------------------------------------

者，如秦之商鞅，宋之王安石，其變法之心甚苦，其遭受的阻力與責難，雖千載以下，仍不免令人惋惜！
    大家知道，商鞅變法的主張，是要「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的。他堅持棄井田而開阡陌，予民以制產之自由，使地盡為田，田皆賦稅，並利用鄰國的資本，以增殖其國內的富源，他這種使土地無尺寸之荒遺，使農民競爭以趨業，而且不惜運用外資外力的政策，乃為當時秦國邊鄙瘠壤之所必需，他並且主張「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於是就奠定了秦國的法治基礎；他主張「農富其國」，進而使「民勇者戰勝」，於是就又奠定了其富國強兵的基礎，但是商鞅雖「挺身以肩任國事」，卻不能不「抗群洶之廷議，逆一國之輿論」，其後且卒以身殉。
    而王安石的「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變法，尤其不失為中國近代政治的嚆矢與濫觴，其新政之重要者，如「保甲法」、「保馬法」、「市易法」，如「方田均稅法」、「青苗法」、「募役法」，如改革教育，與改革科舉考試，就都可以說「其條目斑斑可考，其本意無一不出於利民」。然而反對新政者，群起攻訐，認為新政既行，「人情惶惑」，說他「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特別是劾其「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王安石改革之議，卒之隳敗，而宋之積弱，遂亦不復可救。自王安石以後，改革的餘響微瀾，雖仍時有所聞，如明季的張居正，清季的曾國藩、左宗棠，以及魏源、馮桂芬諸人，亦每以改革自任，但皆不復前賢規模，而且旋起旋僕，已無救於國艱民瘼。

--------------------------------------------------P.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