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最大病根之所在。
    在近代史中，日本的伊藤博文，曾經有一段話「評論中國清廷政情」說：
    「明治十九、二十年之際（約為前清光緒十二、三年），因中日在高麗駐兵衝突，其武人的領袖黑田清隆，一方面憤日兵在漢城的被清兵所迫而退，一方面以為中國自中法為越南戰爭失敗割土以後（光緒十年），將勵精圖治，就主張先發制人，對中國宣戰」。
    那時首相伊藤對中國的評議，實值得我們回憶，伊藤說：
    「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國庫尚短一千萬元左右，若遽與中國朝鮮交戰，款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至云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為變更，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中法戰爭）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為，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光緒六年伊犁問題）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權大官，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典要。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造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至黑田云：我國非開闢新地，實難自強，亦係確論，惟現時則不可妄動」。
    又有一位英國學者陶納，曾經於民國二十年二十一年，先後來華考察，他在一篇「中國的政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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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教育」中，亦曾經率直地說：
    「中國的文官，知道西洋的政治學說，較多於西洋實際行政，而知道西洋又多於中國。一個外國旅行者，在中國最感奇異的是他所認識的中國人，最不知道的國家，就是他們自己的中國。學政治的知道海牙法庭及美國大理院如何行使職權，比知道中國城市村莊如何辦理地方公事還清楚；學經濟的知道西方的工業資本界及機械農業，比知道門前手工業及郊外農夫的農業還要多」。
    又說：
    「好像中國近代政治的改革，僅限於上層的政府；至於下層，舊的惡習完全保存，此外又加上了一些新的惡習」。
    又說：
    「中國人相信紙上寫了字就是作了一件事，已成牢不可破的習慣；結果中國的政治以發表宣言為始。在西洋人們有時只講辦法不講目的，中國人則只講目的不講辦法。中國人會議了又會議，起草了計劃以後，還得草擬計劃，報告以後，還得報告，紙張堆積如山，但全無辦事的力量和機械。好像一個機器出了毛病，大家不去修理，反坐下寫一篇機器出毛病論；並通過一個議案，要機器明天行走，這就是中國文學政治」。
    由以上幾段客觀的觀察和議論，就可以找出我們現代知識階級和教育界的病根：
    第一、是專務空言。所謂空言為的是好高，也為的是塞責，要能認真去做，言顧行，行顧言，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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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所以說「以後不必望天，應該看看自己腳下的地」；然而，我們卻是空言的多，腳踏實地去篤實踐履的少。
    第二、是因循苟且。一時受過刺激，似乎奮發有為，但待其事稍定，則又因循敷衍，又睡覺矣。即大敵當前，只要敵人一時不動，則以為莫予毒也；敵人一有內訌，則尤其欣欣然，以為敵人血肉潰爛，不亡何待？卻不知自己去尋找出一條真實奮發、制敵死命的路子。
    第三、是保守落伍。誠如伊藤所云：「中國執權者，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典要」。一切墨守成規，了不知向前推進。而現在我們幹部的腹中經濟，就尤其是既無一本線裝書，好據為治國典要，所學的外國皮毛，也並不知分寸，不知深入，不知結合中國的實際環境去創造一個適合中國需要的組織與制度，而只知抄襲外國，以為時髦。這種抄襲的時髦，實在也就正是一種保守落伍的劣根性。
    第四、是牽制掣肘。伊藤博文說的：「至云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何以不必慮呢？因為中國「稍為變更，則言官肆口參之」；「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我們的民意代表同志，在播遷來臺的起初幾年，也確實很少「參更變之事」，但事稍定，大家也就跟著的要爭盡言責了。本來言官盡言，這是好事，但言官如不從大體處著想，不以國家民族的長計遠圖為務，不責當事者以長計遠圖，而只唯斤斤於某事於某法無據，某事與某法相戾，只一意於爭權，而根本昧於協力，則「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此豈民意之所望？又豈良知之所許？我可以說，此種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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掣肘的根性不除，則國家復興，絕對無望？
    第五、是打圈旋磨。大家做任何一件事，都不肯毅然決然負起責任來做，而做也很難期其徹底，所以陶納譏刺我們「中國人會議了又會議，起草了計劃以後，還得起草計劃，報告以後還是報告」，他無以名之，名之為「中國的文學政治」。實在就以往我們黨與政各方面的會議來說，也都是千篇一律照樣有報告，有提案，有政綱政策，有審查檢討，有決議宣言，但是照樣朗讀一遍，發言一番，還要字斟句酌，修了又修，改了又改，這樣議案是確定下來了，會議到最後也「圓滿」完成了，而其中有很多議案，可也就跟著束之高閣，尤其是複雜不易解決的問題為然。過了一個時期之後，如有人問他前次決議和命令如何解決？其實行和解決程度如何？則支吾其詞，不敢肯定作答。其實大家從不注意這些，所以到頭來就一無著落，一定要等到下一次再開會，想起找幾個什麼議題好的時候，才可能被從「高閣」的檔案裏，找出來做個參考，再改頭換面的「錫以嘉名」，重新作為一個中心議題提了出來。像這樣的會議，這樣的議題，對我們的黨，對我們的革命，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人民，會產生什麼益處呢？會議如此，其他一切，亦無不可以作如是觀。我們各級黨、政、軍人員，尤其是各級幹部，這樣只知做官，而不知做事的習性，還能望其革命成功麼？你說這可悲不可悲呢？
    伊藤博文形容中國人又睡覺矣， 總理更時常責備黨的同志，說大家的「腦筋都在睡覺」，現在試看一般同志，是不是腦筋還在睡覺？不然何至既不知其恥辱之切，也不知其病根之深呢？就是有一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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