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並不是打日本，而顯明是打中國，也就是在第二次大戰結束的中間，重新製造第三次世界戰爭的禍因了。
    （丁）俄帝陰謀最高的頂點
    回憶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在戰時首都重慶舉行的。當時不平等條約已告撤廢，對日抗戰已屆八年，最後勝利已經在望，大會付託本黨中央的使命，是戰後和平建設的方針，也就是宣言所說：「本親仁善鄰之夙旨，與我盟邦益敦睦其永久之邦交，更將歡迎各國資本技術經驗之合作，以實行我 國父實業計畫，期以互利互助，促進中國之建設，造成世界之繁榮。」三個月後，我們抗戰勝利結束，中正與中央同志，即遵循大會的決定，從俄帝侵略奸匪叛亂交相煎迫之中，為爭取和平建設的時間而努力奮鬥；然而俄帝侵略的野心與奸匪叛國的陰謀，必將在我國長期抗戰之後，國力凋敝之餘，乘機施逞，以破壞我們國家生存和人民生活，這是我們大家在抗戰勝利以後唯一的憂患。所以我在當時（抗戰結束之前），對同盟國發出警告說：「我們反黷武主義與反侵略主義的同盟諸國，必於此次大戰結束之同時，共同努力，以袪除戰爭的原因，如果戰爭的原因不能袪除，則第二次大戰之後，必有第三次大戰接踵而來，正如第二次大戰之繼續第一次大戰毫無異致。」又對我全國同胞也發出警告說：「如果我國內政能統一，國力能集中，而全國國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奮鬥，則中國的命運為獨立，為自由。否則仍如過去封建軍閥，武力割據，破壞統一，妨礙建設，則中國的命運為衰落，為滅亡，不獨要繼續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華民族世代子孫將盡為奴隸牛馬，永無翻身之日，更無復興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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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戰後情勢的發展，竟不出我們預想之外，我們中央處於這樣內憂外患交相煎迫，而國內社會經濟，在長期抗戰之後，更是百孔千瘡，隨時可以發生危險的局勢，在這種局勢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時的安定以從事復員建設。當時我個人決策，就是要求戰後確保勝利戰果，奠定國家獨立、民族復興的基礎，必須求得二十年休養生息，和平建設；只要能夠爭取這一個建設機會，那就是任何犧牲，亦是值得的。於是我們政府對俄帝乃決定忍辱談判，不惜承認外蒙獨立，作此最大犧牲，來忍痛簽訂條約和附件。無如墨蹟未乾，竟被俄帝一手毀棄，這是萬萬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這樣一個中國，就會被俄帝囫圇的永遠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們中華民國今後能夠自立自強，統一獨立的時候，那我們固有領土的外蒙古，必會歸還到其祖國懷抱裏來。這是我對外蒙古問題，最後解決的信心，是始終一貫，而沒有動搖過的。至於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由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是我個人仍願負其全責，當時我決心的根據有三點：第一、我對於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我們應該予以獨立自主的。第二、外蒙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自民國十年設立以來，事實上為俄帝所控置，我們政府對於外蒙領土，實已名存實亡了。第三、只要我們國家能夠自立自強起來，外蒙這些民族終久必會歸到其祖國懷抱裏來的，與其此時為虛名而蹈實禍，不如忍痛割棄一時，而換得國家二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那是值得的。因為割棄外蒙寒凍不毛之地，不是我們建國的致命傷，如果我們因為保存這一個外蒙的虛名，而使內外更不相安，則國家更無和平建設之望了。我主張放棄外蒙的決心，實基於此，這在現在看起來，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決非謀國之道。但我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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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蒙問題，惟有如此決策，或有確保戰果，爭取建國的機會，這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會報告的。後來到了俄帝在東北邊境集結軍隊，準備劫掠的形勢已成，實行其所謂「雅爾達密約」；就是從俄帝參加對日作戰之時起，直到了三十九年韓戰爆發，美國對華政策，都是沿襲著前面所舉的四個觀感，其對中國的危亡，必會導致侵略烽火於太平洋，將使美國本身首當其衝的關係，他們是沒有警覺到的。而我們對外交的方針，始終一貫，信賴美國，我認為並沒有錯誤。可是信賴友人，而缺乏自力更生的決心，那就是我們鑄成今日悲劇的一個大錯。所以我以為我們的失敗，並不能怨人，亦是這個道理。就是到了我們整個大陸，將要淪陷而尚未淪陷之前，美國政府打破外交慣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的時候，我們亦只有責己自反，當時我們還有一百多萬兵力，在大陸上與奸匪搏鬥，每週傷亡在七千人以上，而白皮書卻已經把我們當作「屍居餘氣」看待了。不過美國把中華民國一筆勾銷的政策宣佈以後，那亦就是俄帝對美國外交的陰謀達到其最高的頂點，而其百年以來，侵華之一貫目的，亦於是完全達成了。
    （四）追溯第二次大戰的起因
    我們還要再進一步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纔能對我們的失敗更加深一層瞭解。大家都知道九一八是中國抗戰的起點，也就是二次大戰的起點，但是九一八是那裏來的呢？
    （甲）十八年滿洲里事件為九一八的前奏
    日俄戰爭之後十二年，俄國即由舊沙皇舊貴族的手裏轉到布爾塞維克新沙皇和新貴族手裏。在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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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轉換的期間，俄帝的遠東政策在實質上並沒有改變，赤俄政府只是表面上對我國故示好感，宣布他放棄其對華一切特權，實際上民國十年他的紅軍就進佔了外蒙。十六年，他的中央政治局指定的一個委員會（包括伏洛希羅夫、齊釆林、德欽斯基，以托洛斯基為主席）又決定了把持中東鐵路恢復帝俄時代勢力範圍的政策，引起了民國十八年中東路的問題。赤俄所謂「遠東特別紅軍」增加至十萬人，同時調用「格別烏」五千人到東北來工作，在這個時期，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視日本的反應。當時日本迅速增加關東軍的勢力，其前鋒直抵長春，監視著事態的發展。赤俄立即謀取日本的諒解，悍然拒絕美國的調停，並進兵侵襲我滿洲里和海拉爾等城，壓迫我們東北邊防長官公署簽訂「伯力議定書」。這一強暴行動毫無疑義，替日本關東軍開了使用武力的先例，激勵他兩年後九一八砲擊北大營的事變。我們從這裏更可看出赤俄顯然承襲帝俄的侵略政策，沒有一點動搖或變更，而中日戰事一起，必將為赤俄所乘的危機，也就可想而知了。
    （乙）日本軍閥對戰爭的責任
    所以中正在九一八以後，一面倡導新生活運動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對抗日戰爭作精神與物質的準備，一面仍苦心孤詣，勸喻日本改變他武裝侵略政策。我曾經明白指出，中日戰爭一開，無論誰勝誰負，必將為第三者所乘，使兩國同歸於盡。直到二十三年，我發表「敵乎友乎」長篇論文，有這樣的話：「無論國民黨決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後，中國也還必然的有領導對外的一種組織。」又說：「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這句話就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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