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二十七   演講
隸屬章節：演講＼中華民國四十九年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一日
對本黨八屆三中全會及評議委員第五次會議講——

要旨
    壹、我們的信心與警惕
    貳、黨的新生之啟導
        一、革命情感
        二、革命理性
        三、革命紀律
        四、黨不容衰頹老大
    參﹑黨的基本工作
        一、黨員應限期重新登記
        二、建立幹部制度
        三、黨的組織應取法軍事戰鬥組織的精神
        四、加強心理建設
    肆、對全會中心議題的指示
        一、九全代會延期召集案
        二、促進反共愛國人士團結案
    伍、對從政黨員工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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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權的精神——在互助合作而非制衡對立
        二、有關立法工作方面——強調政黨政治的精神
        三、有關司法工作方面——立法委員不應執行律師業務
        四、有關監察工作方面——復國時期廉能政府的準備工作
        五、有關考試工作方面——考試與任用問題、新陳代謝問題
        六、有關行政工作方面——教育問題、內政問題（臺灣省地方自治之試行）
        七、減少五權間的爭執
    陸、我們在世界反共戰爭中的關鍵地位
        一、中國是亞洲民主潮流中的主流
        二、我們一貫的立場
        三、長期間接戰鬥的關鍵
        四、掌握黨和國家的新生
本文

    壹、我們的信心與警惕

    本黨八屆第三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和評議委員第五次會議，同時舉行。自二中全會至今，已歷時一年，就是臨全大會，開過以後，也將近半年了。在這段時間裡，不論黨務、軍事、內政、外交、社會各方面，都有很多的進展，如完成中央與地方各項重要選舉，積極支援復興重建，以及加強三軍戰力，加速經濟發展……這些成就，更是特別顯著；可以說我們臺、澎、金、馬反攻復國基地，經過了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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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與政府的苦心經營，和軍民的奮發創造，不但始終屹立不搖，而且正是日新月盛，這都是各同志共同親手創造出來的新生力和新形勢。
    就在這半年當中，奸偽匪共的危機，更加暴露；赫、毛矛盾鬥爭，也在日甚一日；匪黨內部，都充滿了「大反復」和「大浪頭」的末日的恐懼，它是已經深陷於進一步就必掀起世界大戰，退一步就要觸發民眾普遍的革命抗暴運動之絕境的邊緣。在這種舉國人心，向背順逆，至為明顯，而敵我力量，盈虛消長，亦至為尖銳的形勢當中，我們更有信心把握其一切主動的最後決勝的條件了。當然大家也還要以「行百裏者半九十」和「十年成之不足，一旦毀之有餘」的古訓，來互相戒懼警惕，苦撐堅忍。我今天可以向大家重申信心，奸匪遠則五年，近則三年，它是一定要崩潰滅亡的！不過這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我們反攻復興的基本力量，能夠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精強壯大，亦就是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能夠發憤振作，發揮自己的潛力，並發揮全黨各同志的潛力，團結一致，互助互諒，來結成一個力足以承擔復國建國大責重擔的戰鬥體。惟有以我們臺、澎、金、馬的反攻力量為中心，才能鼓舞大陸億萬同胞革命抗暴的力量，也才能結集一切海內海外反共愛國志士仁人的力量。所以這要盡其在我；而亦操之在我；易言之，這就是要取決於本黨自身的是否合作無間，堅強有力，取決於大家是否能夠在已有的陣基上更加奮起，更加精進，達成共同的任務。
    現在有一點不能不使人憂慮的，就是我深深感覺到自臨全大會以來，黨的同志，精神頹唐，心理偏差，行動態度反常，只見權利，不知責任，只爭意氣，不顧大體，到處都顯得不能適合我們革命復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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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管工作上實際上有怎樣程度的進步，都不足以彌補抵銷這種精神上的消沉、和心理上散漫無紀的現象。我以為從大陸播遷來臺，起初五年，無論本黨同志，和社會上的知識份子，都能夠同仇敵愾，團結一致，所以任何壓迫橫逆之來，我們都可以克服它，而且越是困難，越加表現了我們團結奮起「外禦其侮」的精神。但是最近五年，由於政治經濟漸趨安定，乃反而導致了大家恩仇相報、忿爭執持的心理，馴至於豆萁相爭，冰炭不容。而本黨幹部，更是忘卻其過去大陸上覆巢毀卵之慘痛，糢糊了一向所念念不忘的反攻復國的目標，這就是我所引以為深憂大懼的一點。本來我們承接了民族的優良傳統文化，抱持著三民主義的真理信仰，高舉億萬同胞向義歸心的精神標竿，這種精神戰力，實在是無與倫比的。所可惜的乃是我們不能夠充份發揮這種力量，甚至於還要自己斫喪自己、自己抵銷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本黨同志，特別是黨的中央，所無以自解的地方。現在不但是國際間正有一股所謂「中立」的、所謂「和平共存」的姑息妥協的逆流在衝激盪漾，就是在國內，也正有一些反對本黨、反對政府的份子，在有形無形，直接間接中，給匪共鋪路。所以本屆全會，務必以反攻前夕檢查戰備，生死禍福，決於俄頃一樣的心情，來痛切檢討，徹底改正，決不能再如以往一樣來粉飾敷衍了。今天不僅是對奸匪內部以及國際形勢的關係要檢討，對我們自己的戰鬥力、建設力、尤其是革命的精神力，更加要注重檢討。評議委員都是黨的先進同志，尤其切望你們對此詳加評論，積極啟導，來提振全黨革命復國的精神力量。

    貳、黨的新生之啟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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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個革命民主的政黨，革命的力量，是由「情」「理」「法」——亦即情感、理性、紀律三者匯合而成的。這是我們革命信心的根源，也是革命黨人歷經千磨百折，而愈戰愈奮的憑藉。所以我們今日檢討黨的闕失，就要以這三者來作為大家共同躬行踐履和衡量探究的標準。

    所謂「情」是包括革命情感與革命黨德的。簡單的說，這就是我們　總理所講的「以黨為家」和「同志愛」的意義。可是今天黨所最感欠缺的，即在這一個基本問題的上面。語其病因，我以為是在於黨員心理起了偏差，所以發生不平衡的現象，而這心理之所以會不平衡，其原因甚多。或是由於反攻行動未能開始，所以一般人不免由等待而轉為鬱結躁急；又因為現實生活的關係，亦即逐漸由較量轉為忿恚；更因為國際局勢的混亂，和黨外反動份子的挑撥與刺激，因此就更要由疑慮轉為頹唐，乃至喪失了信心。表面看起來，這些都可能是心理不平衡的原因，然究其實際，真正的病根，還是在我們對革命的自信自立的精神，缺乏修養，因而造成了「私」「偏」「欺」「疑」心理上的不平衡而發生出來的。本來我們革命黨員，事繁任重，又時時生活在誹謗、刺激的橫逆之中，偶然情感的衝突和心理偏差，乃是在所難免的；但如其是陷於長時間的不平衡，或遇事都發生偏激疑忌，那一切思想行動，就要失去其穩定的控制力，而矛盾衝突，就會相因而至。而且大家還應該警惕，奸匪是慣常工於製造其「敵體」內部的偏差、忿懣、和猜忌與不滿足的心理，使之感情衝動，無法自制；它就是要在這種情形之下，來進行其挑撥分化的故技，如果稍一不慎，就會於不知不覺中，墮入它的陷阱裡去。假使大家既不能給同志以互相規勸的誠意，而又不能接受同志互助合作的信心，反而彼此排抵，互相傾軋，不恤在黨內反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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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甚至侮辱自己的黨，以抬高其個人的民主身份，這樣還如何能防制奸匪的滲透顛覆？如何再能在這基地上來談反共復國的任務呢？近年來，無論中央或地方，往往經過黨決定的政治措施，都會有少數不明大義、不識大體的黨員，來公開反對詆毀，阻撓破壞，因之黨一大部份的反共力量，就要消耗在黨政的關係上面。而這些黨員總是說中央計慮不周，控制太嚴；而其對於中央整個反攻復國政策如何艱難，國內國外的情勢如何複雜，則概置不顧。因此黨的組織力和同志愛所受到的損害，實在是無法估量的！這都是由於心理不平衡而產生的惡果。本來黨員與黨的關係，是基於其對主義的信仰，對領袖的信任，對自己的自信，所結合而成的革命組織；黨員與領袖之間，以及黨員與黨員之間，都應該是共患難，同榮辱，而與其生命形成整體不可分的關係。須知某一黨員的榮譽，就是全黨同志的榮譽，如果某一黨員受了恥辱，亦無異於全黨同志共同的恥辱。所以每一黨員有要求共事的同志遵守黨紀，服從決議的義務和權利，而中央也有尊重其黨員的意見和權利的責任；然而今天卻只聽到黨員對黨的反對，只聽到其對從政同志的責備，而很少聽到任何「規過勸善」「同難相濟」發揮同志愛的事例。以一個同生死、共患難的同志關係，特別是一般民意代表同志，無論本黨受到公開的誣衊，或受到自己黨員的反對與破壞，很少有人主持正義，申張正氣，為黨的主張與政策來作辯護與支持，我們黨員對黨冷淡漠視到了這樣不關痛癢，馴至於同舟胡越的地步，這是革命黨員應有的精神和態度？這是不是我黨革命無望的一個根本問題呢？今天只有兩句話，就是只有團結，方能生存；如果衝突，只有滅亡！大家必須認清楚這一點才行。今後我們只有團結合作，才能使復國建國大業成功，只有這樣，任何敵人，都不能阻礙我們，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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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再是紛歧矛盾，長此下去，那大家的前途，不但是無望，而且必然是同歸於盡。
    其次說「理」，這就是指大家所當堅確抱持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原理，這個原理，就是公是公非所自出的公理，亦就是人人所固有的良知良能，判別其好惡利害的理性，乃是一切思想行為的尺度。我們必須信守這個基本原理，才能分析其是非得失，堅定其革命立場，也才能分清敵人、朋友、同志的分際和關係。如果認識不清，就必然會影響到自己的立場，因而陷於是非不明、敵我不分的危險地步。
    現在一般人，不論對黨，對國家，對反共革命，都是出之於看水流舟，就是無所謂的態度，沒有一定的主張和定見可言。人家指責我們的黨，甚至大罵我們的黨，他聽過就算了；情緒不穩定的時候，他還可能會和人家一鼻孔出氣，跟著罵自己的黨，而毫無是非羞惡和恥辱之心。這真是「哀莫大於心死」的悲劇，大家能不警悟麼？
    還有一種人，更是只知道徇其一己之私，或其小團體的私利私慾，不恤破壞黨的政策，違反黨的決議，要想對黨對政府來講條件，妄圖達到他個人欲望的目的。
    至於懷挾私忿、報復私仇，把自己的同志當做敵人，來打擊他的信譽，毀滅他的聲望，把自己的黨看作他的反對黨還不如，且不恤和黨外反政府的反動份子合流，挾敵自重，以黨為敵，以敵為友，其用心乃更不堪問了。
    分析以上若干黨員所發現的心理偏差與思想混亂的原因：第一是不明事理，不顧全局，以國家統一與社會安全已有確實基礎的英美國家的法制，來對我們革命國家與反共時期的危境險象，相提並論。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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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外國一些「自由」「民主」之類的口號，抹煞它的真義，詭辯曲解，顛倒混亂，造成觀念上的糢糊紛歧。就是要拿承平時代的心理，來反對戰時的措施，否定此時此地為戰時戰地，要求放棄保障社會安全，和鞏固反攻基地的律法，讓他們得以開門揖盜，重蹈大陸淪陷的覆轍，亦在所不恤。第二是反動派要以合法的掩護來進行其非法的鬥爭，說共匪所要說而不敢說的話，做共匪所要做而求之不得的事，要脅政府建立其錯誤混亂的政策，其破壞顛覆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進行著；而我們亦有若干黨員，對於這種反動作用，還在有意無意的隨聲附和，不恤把主義和革命的立場完全拋棄不顧，結果才會造成本黨今日的現象。現在若干黨員的思想與行動既無政治理解力，又無政治責任感，所以黨員形成了既無原則，又無理想的現象。
    反共抗俄戰爭，是思想戰爭，如果我們的精神武裝先被解除了，那還有比這更危險的事情嗎？現在黨的主義，黨的政策，黨的領導，往往都成了批評訕笑的對象。黨固然要有雅量，來接受黨員的批評，但是黨員基於其愛護黨的立場，對於黨所受的誣衊侮辱，應該挺身而起，據理力爭，辯護糾正才是。試問在同志中間有幾個人肯發揮其良知，提高其志節，來為他自己的黨打不平呢？ 總理說：「革命就是打不平」，現在我們自己遇到了這樣不平和侮辱的逆境，一般黨員都視若無睹，漠不關心，那還能算有黨性、有革命性的一個黨嗎？！
    大家應該記住，姑息足以養奸，奮鬥才能革命，我們只有更加抱持其革命的道理，和大無畏的精神，在艱彌厲，愈挫愈奮，然後始能打破一切危難，剋制一切邪說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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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法」來說，在黨來說黨紀就是「法」，亦就是我們革命行動的規範。而黨紀所要求的，亦只是每一個黨員自動的踐履他自己的誓言而已。時至今日，本黨的現象，可以說是黨德敗壞，黨紀廢弛，已到了極點。有些黨員有意的毀法亂行，蔑視組織，原因是他們加入本黨之始，本來就不是為的要在我們主義之下，共同致力於革命大業，而是為的要寄生在本黨以內，亦如 總理所謂「掛黨的招牌，而企圖其私人的權利」。尤其是在目前他們認為黨對他只是一種負擔，而他個人對黨實已無此必要，且認為黨對他已處於無可奈何的情形，因此他乃在言論行動上，為了權利的爭持，可以不顧一切，對黨肆無忌憚了。 總理曾經說過：「革命形勢最不利的時候，黨員離心離德，對黨置之不顧，這是最可悲痛的事」。由於大陸失敗的慘痛教訓，使我對 總理這幾句話，尤其感覺得「一摑一掌血」一樣地痛切。在任何時候，黨員反對其自己的黨，欺弄其自己的黨，以至於叛離其自己的黨，我作領袖的，只有自愧誠信未孚，領導無方，故可忍受一切，絲毫不加計較。惟獨在黨被敵人打敗，或黨勢衰落的時候，特別是在大敵當前，革命創痛慘烈，正圖同仇敵愾，自力更生而不遑的時候，外有共產國際的誣衊傷害，內有反動份子的譸張為幻，暗中還有潛伏匪諜的滲透分化；而我們自己的黨員，卻仍然繼續對黨、對同志、對政府，攻擊侮辱，不遺餘力，仿佛黨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快；這些人在精神上，是早已脫離了黨，背叛了黨，但他卻還要留在黨內，來擾亂革命，破壞主義，這就無異於滲透了我們革命陣營裡的敵人，較之公開脫黨叛黨的，還要來得危險！其實在黨員中間，像這種不良份子，並非多數，無寧說是極少的少數，但其破壞革命，損害黨德，對全黨同志精神上蒙受其不良的影響，乃是無可補償的。這不僅是本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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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危險，而且是全黨同志共同的恥辱。當然如果每一同志黨性黨德，都非常堅強，對這些不良份子，能夠隨時隨地作有效的「共絕共棄」的抨擊，而黨的中央，更能以「毒蛇螫腕，壯士斷臂」的精神，斷然對不法的黨員加以紀律制裁，則害群之馬既除，革命陣營，自可重振，革命力量，自亦能集中團結，決不致再有如今日的敗象了。所以寬容這些敗類，即無異於是間接的鼓勵了違紀毀黨。今天要從失敗中復興，從衰頹中重振，從腐朽中新生，乃非自整肅黨的紀律入手不可了。

    從以上情理法三者來檢討，可知黨員的精神、理性、言論、行動，都還不夠作為一個革命者的條件，這證明我們黨是衰頹了，老大了！衰頹與老大，不是以年齒來衡量，也不是以工作來衡量，而是要以黨員的思想、精神與心理來衡量的。大家因循苟且，依賴徼倖，喪失了革命的志節，放棄了奮鬥的精神，氣息奄奄，暮氣沉沉，昏昏庸庸，得過且過，這就是黨和我們黨員今日衰老的具體表徵。
    記得在北伐初期，共匪丑詆本黨為昏庸老朽，當時我聽了只是付之一笑，因為我們自問黨軍同志，以及一般黨員，反共殺敵，同仇敵愾，都是意志堅銳，如日方中，共匪這種有意譭謗，信口雌黃，對黨是無損毫末的。然而今天呢？我看到我們黨員的種種現象，實在就感覺到本黨是衰頹了，老大了，真是可憂可慮了。不說別的，現在一般幹部，都是只顧自己，只有權利心而無責任感，只怕改革，只想保持，而毫無為革命而力求進取發展的思想，這固然是幹部的衰退，而實在亦就是黨的敗象！就是再退一步以年齡而論，我所接觸到的各級幹部，當然多半都是六十歲左右的人了，五十歲以下的幹部，已經很少很少，而大家對於本黨新生命、新力量、新幹部之如何扶植壯大，可說是很少關心，亦可說是不遑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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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就是只顧個人的權利，自保個人的地位之外，再無其他觀念，更不用說責任感了。我看不到今日一般幹部帶有一點負責的觀念，也看不出一點革命的氣象，這真使我發生無窮的感喟，深切感覺到我們黨的人才，是前所未有的貧乏了。
    大家知道，革命是完全要靠培植年青的有為有守的新幹部，來擔負與發展的，中國國民黨自來都是全國人才薈萃的中心，亦就是全國青年所嚮往的革命庭園。在辛亥直前，從事革命的先烈，統統是極一時之盛的才俊碩彥；就是後來本黨革命受挫的時候，由於 總理極力提拔新的人才，而先進同志，也都能多方的獎掖後起之秀，以匯成黨的新生新血，其結果，乃能使本黨接連的完成了北伐和抗戰的革命大業。所以前一輩的老同志，是有責任替黨來培植後一輩的年青幹部的，即令後起的一輩，還不夠成熟，也得要引導他們去負責，去冒險，去奮鬥，去發展，使之歷練成才。反之，就自然要發生像今日這樣人才缺乏，和衰頹老大青黃不接的現象了。所以要啟導黨的新生，就要黨的人才輩出，來不斷增加革命的新血；要掌握黨的新生，就要黨的幹部都能夠厚植其革命的情感，堅定其革命的理性，嚴肅其革命的紀律，以身作則，樹立其後一輩的模範，這是我們黨根本的、長遠的，也是今日要圖復興與新生的最為迫切的急務。

    參、黨的基本工作

    我們基於以上的共同認識，我以為必須做到以下幾項黨的基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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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黨員重新登記案應限期實施：黨員必須重新登記的要旨，我在四十七年秋間「革命民主政黨的性質與黨員重新登記的意義」一篇講詞裡，已經都說明白了。再證之以上大家所已經覺察到的部份黨員情感的乖張，理性的迷惘，以及革命道德墮落的事實，我們尤其有重新登記、去腐生新的迫切要求。現在每一個黨員，對於自己的進退出處，已經經過了兩年以上長時間的考慮，對其本身的黨籍去留問題，應該都沒有再猶豫的餘地了。中央對於重新登記辦法，在這次全會中，沒有提出報告，實在是一項缺失。以當前革命環境而論，我想在大家心目中，對本案的實施，恐怕還不免存有以下幾點疑問：
    一、是黨正在要徵求黨友的時候，而對黨的同志，卻要重新登記，這是否在意義上有矛盾衝突的地方？我可以答復大家：本黨是革命民主政黨，爭取黨友，是為了要擴大民主的力量，而黨員重新登記，則是為的要堅強本黨革命的組織。惟其要爭取黨友，所以首先必須淨化自己的陣容。如果本身不健全，不團結，人家對你黨內這樣紛歧矛盾的敗象，將會避之不及，還願來做你的黨友？反之，甚或還會為外人所乘間抵隙，對黨內意志薄弱的黨員，來一個「反爭取」的。所以這兩者不僅應該是並行不悖，而且黨員重新登記，乃正為爭取黨友的基本條件。
    二、是在反動份子正囂張的時候，我們辦理重新登記，部份黨員，可能為所謂反對黨的組合所吸引，恐怕反而助長了他們的聲勢，削弱了本黨自己的陣營。這一點我也可以答覆大家：本黨是為主義、為救國、志同道合者自動自發為革命來共同奮鬥的，並不是像其他黨派，為了利害苟同的「市道交」相結合的。反黨的黨員，不僅其行為在我們革命陣營中是逃兵，其精神尤其早已是成為敵匪的俘虜了，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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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再令其勉強留在黨內，「不惟無益，且又害之」。所謂害群之馬不除，則其他千里馬，都不免受到惡劣影響，反要被其牽累與阻礙，袪除了這種敗類，就是等於割除了本黨的一個附骨之疽。大家明白，不健全的個體，是不能構成一個健全的整體的。這類沒有志節沒有主義的東西，當然沒有力量可言，不法份子的組合，更不足重視，而這些人加入到他反動的組合裡面去，絕對起不了什麼作用；即令其一時間，他們彼此之間會相互利用來與本黨作對為難，亦無足輕重。我們要先求其自己陣營純化有力，惟有依照 總理「求精而不求多」的原則實施，其餘皆不必過慮。
    總之，黨員重新登記，是本黨振衰起敝，去腐生新的惟一藥方，務必在一年以內貫徹實施。
    第二、是建立幹部制度：前面我已經說過，黨要保持其朝氣和生機，就要不斷的增加黨的新生和新血。黨的幹部制度，雖然經常亦在設計進行，可是至今都還沒有能夠確實的建立起來，雖然黨也曾經舉辦過幹部調查，只是大家卻把它當做一件公事來辦，以我看來，可說是效果甚少。今天之所以有人才衰退，組織無力的感覺，其種因全在於此。黨要建立幹部制度，必先以實際工作奮鬥創造的成績，來選拔幹部；以冒險犯難、不避勞怨的功績來晉用幹部；在工作上發揮同志的潛力，在考核上來發掘全黨人才，這是我們最基本的原則。可是我以為黨要振衰起敝，還是要中央以及省級的中上級幹部，能夠輪調到基層服務（並不減低他們的待遇），當然如果能夠定期的做到上下對調服務，就可以使上級的更加深入基層，了解同志的情緒，健全本黨的基礎，這也更加可以鼓舞基層幹部奮發進取的精神，溝通中央和基層的脈絡，使之如血液的循環周始，不再有任何隔閡窒礙發生。我認為幹部制度及其待遇，應該只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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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繁簡，不問階級高低，尤其待遇，決不能以階級為準則，這樣的一種新制度，希望下屆會議時能提出一個具體方案來。中央委員以及各組會正副主管，尤其應該經常外出巡迴考核督導黨的基層組織，並考察地方基本人才，留心民間疾苦，特別是要為黨選拔真才，淘汰庸劣，務求黨的幹部都能任使得宜，鼓勵有方。假使大家仍然只是做些會議的和日常公文的工作，那決不能建立堅強的幹部制度，而且任何黨的制度，亦都無法健全了。

    至於說黨所需求的一般幹部、革命幹部、以及領導各級組織的幹部，都相當廣泛，尤其在復國建國時期，其所需要的更加是異乎尋常之多的。才德兼備的「中行」之士，固然是上選，但究竟這樣人才不可多得，就是孔子也必須退而取材於「狂者」「狷者」一流，所謂「狂者進取」——是說的能夠樂觀奮鬥，勇於冒險的「有為」的一類；「狷者有所不為」——是說的能夠堅持原則，重志節、負責任「有守」「不苟」的一類，這都是我們革命復國所急切需要的幹部。可是默察當前情勢，好些幹部竟走到相反亦可說是「反狂」「反狷」的途徑去了；最可痛心的，就是造成了一種鄉愿氣——無是無非、不痛不癢、功過不明、敵我不分，足以亡黨亡國而有餘的現象。黨的幹部政策，就是要淘汰這些「反狂」「反狷」和「鄉愿」的敗類份子，鼓勵「有為」「有守」，負責盡職，冒險犯難，且能互助合作以服務為前提的革命幹部。惟有如此，才能不斷的為黨得人，不斷的為國儲才，並為復國建國而開啟新機。
    第三、是黨的組織應取法軍事組織的精神：黨的組織，本來是革命的結構，也是戰鬥的結構，但多年演化的結果，黨卻中了形式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毒，而衙門化、官僚化了。這不只是不足以擔當反共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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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重擔，就是連普通政黨的組織都不如了。我說黨已經衰頹老大，這一點就是最容易覺察的徵候。我以為黨果真要能夠適應革命戰鬥的要求，就必須從機構上，採取軍事組織的型態，而使之確實的成為有力量、有節制的戰鬥體；在工作上，也要採取軍事作業的方式，使之確實做到「新速實簡」的地步。每一工作開始，必須研究其如何實施的方法；每一工作結果，必須詳考其成果到如何的程度；就是每一工作必須定有標準與進行的程序，來破除形式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也就是說，我們黨的各級組織，都要具有如戰地工作團、戰地工作隊一樣機動的戰鬥的精神和特性，使發揮其革命的性能，來對匪偽作戰；發揮其民主的性能，來與各黨各派競爭。尤其是黨的小組，乃為黨的根本所在，如何使之真正成為我所說的「對內是訓練、是工作分配；對外是作戰、是調查活動的工作機紐」，讓每一個小組都成為黨的戰鬥群，就更加是大家今日所應該切實研究，和全面改進的。
    第四、積極加強心理建設：我從二十五年前，倡導心理建設，到了臺灣以後，從四十五年初，更是重新提倡，到現在亦將近五年了。起初刺激一下，大家總算還能振奮一陣，可惜是受病太深，並不能始終堅持，到底不懈；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現在一般的心理狀態，所表現的就是「麻木不仁」四個字，不能不說是已經接近到可哀的程度了。這次全會的政治報告指出「苟安、失望、倚賴幾種心理，是反攻復國的最大障礙，我們必須加強心理建設，充實精神力量」，這意思是極其正確的。當前的心理建設，除開已經指出過的信條和綱要以外，我認為現在所要首先摒絕的是：掃除暮氣，根絕惰性，這包括袪除四大惡德，和大陸民族習性，農業社會習性，以及所有的怯懦因循、苟且偷安、投機取巧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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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要建立的是：發揚正氣，重振黨德，這包括建立自信互信，明廉知恥，負責服務，為黨效命的革命心理。這不但是要作為一項持續的黨的中心工作，更加要作為久遠而深入的社會運動來全面推進，務使每一個人在生活上、組織上、工作上，都能夠建立其對主義、對革命的信心，盡到其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以蔚成全面的自立、自強、必勝、必成的健全的心理。我可以說復國建國勝利成功的契機，是在於我們黨的心理建設的上面，亦即是在於每一個黨員同志心理建設的上面。

    肆、對全會中心議題的指示

    除了以上所講的基本工作以外，我對全會的中心議題，還有兩點意見補充：
    第一、對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延期召集案。本案業經全會決議通過，這在當前的時機和環境之下，是一個權宜的決定，只是九全代會，我以為只能展期一年，務須於明年內召開。黨的中央以及各院部會從政主管同志，應該切實檢查八全代會所交付的革命任務，並必須於九全代會召集以前，限期完成。就中如前面所提出的四大基本工作，又如這次會議中所研議的反共建國綱領，以及大家所檢討過的民眾服務站等問題，都要普遍研討、徹底改進。我們不但是要能夠對九全代會有所交代，更加是要能夠為九全代會啟導新機，使九全代會成功地擔負迎接戰鬥，迎接本黨反共勝利和全國大結合的使命。
    第二、對促進海內外反共愛國人士團結合作案。團結海內海外反共愛國人士，是本黨的一貫政策，本黨一貫的都是本於「天下為公」「主權在民」與「反共第一」「復國第一」的原則，來與全國仁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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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共同擔負革命救國的任務，我們絕不規避責任，同時亦絕不想把持政權。對於一切合法政團，我們都樂於合作互助；對於黨外任何才智之士，亦無不樂於延攬接納；惟一的條件，就只是要他們是愛國的、反共的。共產匪徒為了它的極權統治打算，乃有其「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始終敵視一切的口號出現；我們遵奉 總理遺教，是為了全民的利益，是為了復國的責任，認定國事應該付之國人，所以我們本黨今日的基本態度，應該是「不是敵人，便是同志」，除開全民公敵的奸匪以外，凡是信仰三民主義和忠於中華民國者，無不引以為友，並進而引為同志。
    反對份子誣衊本黨，說是我們把持國是，固然我們不能沒有「仁以為己任」的責任感，但是國家政權，卻從來都是完全開放的。比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中間，黨外的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就佔有相當的比例，他們只有得到比黨員往往遠為優待的權利，我們從來沒有對他們作過任何不同的歧視。至於國家大政，我們同友黨之間，也一貫都是開誠相與的；遠的不說，這次行政院改組，本來就曾經再三邀請友黨參加，只是友黨自己推不出適當人選，我們自亦無法勉強他們，但是政府一直到現在都還給友黨保留下參政的地位。再說我們不僅政權是開放的，甚至對於我們革命力量策源的教育文化工作，也都是不分黨派，完全開放的，除開匪諜份子以外，其他人士，無一不被尊重接納，兼容並包；比方從前的北京大學，和現在的中央研究院，起初都是本黨同志所慘澹經營成立起來的，但我們為了倡導教育與學術自由，其後我們都是邀請黨外的學者來主持領導。這還能說本黨沒有包容與共進的雅量？沒有國事付之國人的誠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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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與友黨，與一切愛國人士，無不願攜手偕行。除非某些人存心不要團結，除非他們有意反對本黨革命主義，存心與本黨為敵，那他們是沒有不能和我們團結合作的理由，而我們亦更加沒有不樂於團結全國國民以共進於三民主義復國建國大道的道理。

    伍、對從政黨員工作的指示

    五院從政同志，向大會提出的工作報告，說明了在這一年又五個月中間，大家的工作，都有進步，只不過進步的程度與所用的力量，還不夠得到其成正比的效果而已。這個事倍功半的原因，除開一般幹部，不免作風保守、故步自封的通病以外，我以為還有一項重大的原因，就是大家對五權憲法的精義，至今還沒有能夠徹底的了解和認識。要知五權憲法對三權分立學說，雖亦有其淵源，但他獨特的精神，乃在於合作，而非制衡；在於互助，而非對立。如果以三權制衡的舊說，來詮釋五權憲法，那是文不對題的。尤其是在這國家革命艱難關頭，特別是在這內奸未除、大難當前的時期，需要集中所有的統合力量，成為一個戰鬥整體的時候，假使政府內五院各不相謀，彼此抵牾牽掣，那就會要弄成一個支離分割的局面，而無從發揮其全民的統合戰力，來擔負這樣反攻復國的艱鉅任務。須知反攻復國大計，就是要由五院來共同負責推進的，任何部份工作的損害，就會損害了全體工作的成功，而任何部份工作的成功，也必須於全體成功中才能求得。這就是說五院之中，各院如不能互助合作，各自為政，或只顧其本位主義，抱持惟我獨尊的心理，那就會使整個政府畸形不定，所有一切力量，都將互相抵消，那還能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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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反共麼？所以大家只有以舉黨一致，亦即舉國一致的精神，來相忍為國，攜手並進，協力合作，纔能確實做到「政府有能」，亦纔能配講反攻復國的任務。
    現在先說有關立法工作方面：
    由於立法委員本黨同志，在最近幾個會期中，大家精誠一致的結果，順利的完成了好些重要法案，如修正兵役法，充實國防人力；制定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經濟發展等等，都是進步性的成就。尤其是在為了完成投資條例的立法程序，特別延長會期的一點上，更是對經濟建設和增強反攻力量，有其重大貢獻，是值得特別嘉慰的。
    我們了解，議會中的質詢討論，是民主政治的常軌，也是議會的最大功能，只是依據政黨政治關係，黨員在黨內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主張，但對於黨已經決定的政策法案，乃必須要求全體同志，出席支持。以後在議會中，希望大家保持相忍相諒的良好作風，不再有同志對峙、力量對銷、漫無統緒的現象發生。樹立中興復國的氣象，就是要從議會同志開始的。
    再說有關司法工作方面：
    司法部門近來也有許多進步性的工作，如整飭法院風氣、嚴懲失職法官、改革獄政、清理積案、限期結案等，這些都是已見成效的工作。當然還有應興應革而未能實施，不盡如理想之處甚多。我以為司法的癥結：第一是在其習氣積重難返；第二是司法人員待遇太低。關於司法人員待遇問題，我認為非特別設法提高不可，這件事不僅關係於司法本身的廉能問題，而且對政治風氣，與社會治亂，以及人心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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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皆有莫大關係。所以我以為這件事，是不能拘泥於一般公務人員待遇，把他作為一般通案來處理的。至於第一個如何革除這種積重難返的風氣問題，這必須要有一種特殊的魄力和決心，方能從事。但我以為先解決第二個問題以後，則其第一個問題自亦不難督導完成。
    不過目前關係司法風氣最重要的，還是立法委員兼任律師的問題。大家知道，法治的基礎，在於立法精神的至公至正，與司法精神的持平獨立，然後法律才不會為任何人有所輕重，也不會因一時政治上的關係，而枉法廢法。但是我要沉痛的說，今日法治的大病，不在人民的不守法，而是在於司法機關的不能行法，甚至於不敢行法；事實是他們所受到外力的影響，並不是來自其所隸屬的行政系統上面，其所以使法官感到困惑干擾的，乃是若干立法委員，執行律師業務，於有意無意中讓其本身的立法權（質詢權）侵越到了法院的司法權（審判權）上面的關係。如果這個足以影響法官裁判的基本積弊，不能救正，則任何司法制度的改革，都是本末倒置，不會有何成功的。固然歐美國會議員，也有兼任律師的例子，但是我們施行憲政，尚在起步階段，良好的心理與習慣，還沒有完全培養起來；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種特殊時期，立法委員處處有為將來建樹其模楷與信譽的責任，這種兼任律師的辦法，是最足以影響人民心理，引起社會訾議詬病，而貶損立法的信譽，甚至在這積重難返的司法情形之下，而因之更滋生弊害，甚而成為亂法毀法之源。因此我不能不切望立法委員本黨同志，極力避免兼執律師業務，自然這只可由立法院或立法委員本身自重自制，或共同建立一種公約之類，相互規戒，共信共行，以建立我們立法的尊嚴，和尊重我們立法的神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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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有關監察工作方面：

    在戰時監察工作，積極的目標，應為配合國策，整飭紀綱，督導良好的政治風氣，促使中央和地方政治安定進步，而不越俎代庖。如能衡量國家危急，和體諒政治艱難的實際狀況，了解本黨五權憲法——尤其是監察職權的要旨，乃是與各院合作互助，而非制衡對立的原意，不想其權力過度和無限的擴張，特別加以自制，那對於將來反攻復國的成功，其貢獻自將更大了。我以為目前監察院彈劾權、糾舉權的正常行使，實能充分的發揮很大功能。我今天所要希望大家的，乃是進一步對反攻復國時期——光復大陸時期的廉能政府的監察工作，以及對戰地政務處理的協助和申屈雪冤除奸懲兇的徹查工作，積極研究，預為準備。
    有關考試工作方面：
    考試院所舉辦的「職位分類制度」的建設工作，已接近完成，希望大家齊一觀點，能早日完成其立法程序。
    只是在人事制度方面，我以為仍然沒有能夠做到如軍事的人事制度一樣合理發展的程度，因而行政效率亦受到相當影響。目前對於考試與任用問題，如何使之接軌貫通，不再發生考試及格的閑置一邊，而經由其他途徑的反被廣泛登庸的考試和任用脫節的現象；再就是人事凍結與新陳代謝問題，如何使之不相互排拒，做到既可以保障優良的公務人員，同時又能使機關主管具有汰劣舉優的適當權限。這些都要針對事實，並根據經驗教訓，和軍事權責下放的規章，分別作原則性的和個別的改進。凡是能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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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要立刻去作；我們革命時期，總要有能辦好一件，就算一件的精神，來求推進工作，不可一切都要等待通盤解決，結果反而一件亦得不到解決。
    公教人員保險，在我國是一項新政，但目前已發生相當流弊，據說少數不良份子，竟假名求醫，長期住院曠職，承保機關與主辦單位不勝負累，因而有人建議停止實施。我以為這一制度建立不易，雖有其疏漏之處，並不是不可以改正的，這只要針對其缺失所在，制定一套嚴格管制的規則，來切實改正就行了。行政院與考試院對這一個問題務望能切實研商解決。
    最後關於行政工作方面：
    我對於行政工作，平時已指示得很多，現在只特別提出教育與內政兩部份來和大家說明；我以為無論在當前復國時期和以後建國時期，政治的重點都是在教育與內政，這兩者為我們政治最基本的中心工作。
    先說教育問題：近年來，我對於教育工作，也有很多次原則性的提示，其中如「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以及「育樂兩篇補述」，都指示相當明白。此外我還曾經再三提出了「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基本方針」，來端正教育趨向，但是目前實際教育情形，距離我們的要求，仍然非常遙遠。
    就各級教育現況來說：
    國民教育——在推行國語教育上，是收效很大，另外在普及智育上面，亦有相當的進步。只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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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民道德、公民訓練，和身心發育等實際生活方面，則都被忽略了。現在小學生為了爭取升學機會，被迫接受課外的惡性補習，而一般升學試題，又多是出在課本以外的，其畸形發展，正在一天一天嚴重下去。有人以為升學競爭，也可以鼓勵教學，提高國民知識水準；殊不知惡性補習，其所加於小學生身心體能的摧抑，為害於民族的幼苗，乃是不可勝言的。古人說「蒙以養正」，國民教育，應該是著重在使學齡兒童，從小就明白做人的道理，特別注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進退鞠躬的實際生活，亦就是要教育他養成為一個良好公民的習性。而現在卻在擬議，為矯正惡性補習，準備取銷考試常識一門，這就是教育中一種錯誤觀念。我認為常識是重在平時實習，而不是臨時考試所能為功的；而且最近的常識課本，我認為普通成年人的各種科學的試題，不是小學生所能接受，而且這種常識課題，有許多應該編在中學教科書中，而並非小學生所必需的課題。如果這樣下去，將來國民的某些教育程度，可能是提高了，而國民道德，國民體能，我擔心就要不堪設想了。
    中等教育——目前中學教育，乃可視為一種小學大學之間的過渡性教育，而喪失了他原來獨立階段的意義；現在中學畢業生，既不能具有適應社會工作的能力，就只有湧向大學升學之一途，其考試不及格的，則只好游手好閒，而加重了社會上一種失業問題的負擔，這對於家庭、社會、國家都是嚴重的負累和損失。而現在一般中等學校，又只知道注重課本知識的傳授，根本不講求生活的陶冶，做人做事，修身立業的指示，與技術的輔導；教師與學生之間，除開上課以外，彼此都以為再也沒有旁的關係了，學生的好奇心和活動力都得不到正常的指導，其誠意正心的修養工夫，更得不到潛移默化的感受，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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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乃發生了不良少年充塞社會的問題。這要力謀補救矯正，就只有大量提倡增辦職業教育，並大力的改進中學的訓育工作才行。教育方面的從政同志，是不能不正視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的。
    高等教育——我所提出的三民主義思想教育方針，是特別針對高等教育來說的，現在一般大專學校，仍然在重複其「為學術而學術」的老調，不僅於學術風氣未能作有益的導揚，反而增長了澆漓浮薄的不良傾向。我們在這反共復國戰爭時期中，高等教育的責任，就正是要養成青年們以倫理、民主、科學為根本的明禮義、知廉恥、愛民族、愛同胞、有良心、有血性、有志節、有活力的國家骨幹；如果不此之圖，那教育出來的就只是純粹為科學而科學的工具，不僅是對於當前反共復國任務，無所貢獻，而且這樣教育，其對國家、對民族的百年大計，究有什麼意義呢？
    還有我們的留學政策，亦缺乏有計劃、有目的的作法。根本還在中學階段的，就紛紛準備出國，自費留學；而最後真正學成了的，又都千方百計，規避回國服務。這種惡劣現象，是大家不能不徹底負責檢討，力求改正的。
    總之，教育是復國的根本，更加是建國的百年大計，乃是國家對國民的責任，也同時是每一個家庭對其子弟的責任；學校力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運用家庭和社會的力量來彌補。政府在目前國力之下，不能無限制的增校辦學，更要鼓勵民間興學建校，共同出力來解決這種問題，總不好推說，這樣困難，那樣辦不到，而就因循坐視，貽誤國家前途，伊於胡底。
    次說內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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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我們是要以臺灣模範省的建設，來作為收復大陸以後施政的藍本。這就是說，將來全國地方自治，都要以臺灣的地方自治之試行，來建立其堅實的基礎。

    早前不久，曾經有人在臺灣省議會提出臺灣民選省長問題，當然這不是省議員的職權，而且其發問的本意，根本不知道此時此地的反共復國戰爭時期的環境，以及社會人民為禍為福基本所需要的急切問題何在，我們當然可以不予重視。不過這種問題，既經有人提出，黨也就需要給大家一種正確的觀念，來糾正這些錯誤的心理：
    一、臺灣為中國的一省，在目前大陸未復，億萬同胞正憔悴於匪偽虐政之下的當口，臺灣省的地方自治，只是為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試行階段，而並不是已經到了完全實行的時期。臺灣省今日得以選舉各級地方議會與長官，以及選舉縣市鄉鎮自治人員，都是中央政府臨時試行自治的一種措施。 總理說：「真正的地方自治，必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後，始能有成」。同時又說：「一省以內，所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惟有於全國規模中始能解決，則各省真正自治之實現，必在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後」。這一則遺教，在今日是尤其值得大家深長思之的。何況目前是奸匪正在對我們復興基地，朝夕窺伺，如果大家無視於共匪所叫囂的「和平解放臺灣」與「血洗臺灣」的陰謀威脅，貿然實施民選省長，那就只有徒滋紛擾，動搖反共基地，無異多給共匪製造挑撥分化的機會，而對臺省同胞是「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的，政府決不能做這樣不智的事。所有明白事理的反共愛國的臺省同胞，此時也決不肯有這樣主張，來為共匪奴役我們臺省同胞舖路，而願自受其大陸同胞所遭受的空前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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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黨領導對日抗戰，至十四年之久，最後才能使臺省同胞脫離了殖民地的慘境，而重回祖國懷抱。今天臺省同胞所享有的政治上的權利，和經濟上的福祉，不只是在日據時期，無法夢想得到，就是大陸各省同胞，也從來沒有得到這樣實行民選縣市長的權力；至於今日大陸同胞在俄共壓迫奴役暗無天日之下，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們應該在此特別珍視這個由全國軍民流血流汗抗戰復臺所換來的果實，更加要全力維護這個大家所賴以光復大陸拯救同胞的反攻基地。大陸同胞為了解救臺省同胞，曾經不惜犧牲一切，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光復大陸的任務，臺省同胞更應該盡其最大的努力了。所以這是大家發揮其良知良能，為民族、為同胞、為祖先、為歷史，盡職負責的惟一良機，而不是分彼此，爭地位的時候；凡是我們明大義、識大體的炎黃子孫，都應該團結一致，努力奮鬥，來完成我們復興民族、再造河山的神聖使命。

    總之，從以上所提出的五院有關工作中，可以了解大家還是沒有能夠完全做到互助合作和配合無間的地步。而且據我所知，在院與院之間，正有許多轇轕爭議，雖不一定說是為了權利，至少是為了意氣，甚而至於是兩者都夾雜牽連在內的。
    政院與立監兩院的爭執，已不必說，就是同一屬於民意代表性質的立監兩院之間，也有不少的爭執。比如前年國際國會聯合會，邀請我們參加，立監兩院以及國民大會，因為代表權的問題，僵持不決，無法推出代表，最後還是失去了參加的機會，兩院之間，且因此引起了很多題外的枝節紛擾。
    在今年美國總統艾森豪來華訪問的時候，我原來很想集合兩院全體委員，聯合歡迎他作國會演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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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據說忽然有兩位立法委員向美國大使館表示，決不同意兩院集體舉行歡迎會，因此就不能不取銷這個節目。這是對國家，對民意代表的尊嚴，無比的損害，結果只是為友邦人士所譏笑和輕蔑而已。本來為了國家的利益，為兩院的尊嚴，沒有意氣不可以泯除的，亦沒有成見不可以放棄的，國家和團體貶損了尊嚴與榮譽，個人還有什麼尊嚴與榮譽之可言？我這個擔任總統職務的，對五院不能盡其協調爭執之責，領導無方，至以為愧！今天我願以同志的立場，切望大家，都能切己反省，把過去一些個人意氣和無謂的成見以及不合作不團結的習性，都能徹底革除。只要大家能夠真正的為國家作進一步想，為私利作退一步想，相忍相諒，群策群力，那才能挽回國運，恢復國權。

    陸、我們在世界反共戰爭中的關鍵地位

    大家知道，本黨秉持 總理的三民主義，致力於救中國救人類的國民革命運動，已歷時六十餘年，為了此一目的，我們一直都在毫無保留的奉獻，也為此而受到了重大的創傷。雖然受了創傷，卻能堅持戰鬥，始終不渝，全心一志，來創造我們更偉大更光榮的勝利。這就是我們大家惟一的意氣，除此之外，就並無任何意氣可言，更無任何意氣可爭。
    二十世紀第一個政治主流，是反專制、爭民主的運動，這是首先從我們的 國父發動的。五十年前本黨先烈，推翻專制，創造共和，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國家，揭開了亞洲民主勝利的序幕，所有亞洲國家的民主運動，無不是由於我們辛亥革命成功而聞風興起的；即使共產黨徒所誇稱的俄國「十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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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也是在我們中華民國建國成功六年以後的事，只不過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共產黨徒又再把俄國帶進極權恐怖的逆流中去了而已。但是無論如何，假使沒有我們建立這樣一個革命民主國家偉大的範型，那亞洲國家的民主思想與民主政制，至少要延遲到若干年以後才會發展。這證明我們在這一運動中，是給亞洲國家首先創立了民主的軌範和運會，乃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二十世紀第二個政治主流，是反侵略、爭獨立的運動，這也是開始從中國發動的。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起，我們首先對日抗戰，單獨苦撐了十年之久，直到民國三十年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才得以與盟邦並肩作戰，歷時四年，終於勝利地結束了這場戰爭。可以說我們是從日本軍閥飛機大砲的暴力底下，搶救出了亞洲各國奴役的命運；還為了這些被壓迫的民族，向列強主張正義，實現了他們建立獨立國家的願望。影響所及，現在就是非洲的殖民地區，也先後獲得了獨立自由。假使沒有我們抗日戰爭的勝利，便不可能使亞洲多數國家亡而復興，更不可能有亞非各新興國家的相繼獨立，獲得自由。這證明我們中國在此一運動中，是既已給亞洲國家保障了生存，也給所有殖民地區爭得了獨立。
    二十世紀第三個政治主流，是反奴役、爭自由的運動，這又是從中國首先發動的。我們緊接著抗日戰爭之後，起而抵抗共產極權的奴役恐怖，當面的敵人，就是今天西方國家聯合起來還未能有效遏制的俄帝和奸匪。三十八年我們孤軍奮戰，撤離大陸之後，不到兩年時間，匪幫就在韓國挑起了戰爭；其後北越、緬邊、印邊和寮國，接連的發生了動亂，非洲和拉丁美洲，也被紅色狂流所波及。這證明我們在這一運動開始的過程當中，一時的挫折，就會立即影響到亞洲國家不能保持其免於奴役的命運，整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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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界，也立即遭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所幸我們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失敗中，不到幾年，竟能堅強的站立起來了，十年生聚教訓，已成為亞洲反共陣營的主力，在西太平洋堵住了共產災禍的衝擊，且已確實掌握了光復大陸最後決勝的條件。我們今天有信心也有決心，在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反攻復國戰爭中，給亞洲重奠和平，而將爭民主、爭獨立、爭自由的長期戰鬥，最後畢其功於一役。
    歷史發展的軌轍，證明了二十世紀世界局勢的重心在亞洲，而中國則是亞洲民主潮流中的主流。過去五十年間無不如此，今後大勢所趨，亦必然是如此的。這個歷史的論證，外國人不肯說，而我們中國人自己也不曾領悟到，這不是我們漠視了最近六十年來亞洲歷史發展的軌轍，漠視了我們自己在世界上擔負了偉大的任務和光榮的地位麼？大家要知道，只有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及傳統的天下為公的精神，才敢對人類歷史的責任能這樣當仁不讓。
    前面說的，是我們在自由世界中反共鬥爭所處的關鍵地位，現在還可以說明我們自己所一貫抱負的立場。大家知道，我們在復興基地上鍛鍊了堅忍不拔、貫徹到底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反共戰略形勢上，曾擁有堅強不屈的戰力，我們是正在與所有自由國家共同擔負反奴役、反集權的集體安全的責任，而不是坐受別人的援助或贈與。十年來我們與盟邦相處的基本態度，乃是以自助求互助，以自信求共信。比如四十五年，否決俄帝牽引偽蒙打入聯合國一案，就是以最大的決心和定力來擺脫一切阻力與壓力來決行的。以後對於金馬問題，更是一再的拒絕了撤兵的試探和游說。這種困心衡慮，謀國的苦衷，民族的正氣，和革命的毅力，決不是一班以外國利益為利益，以外國好惡為好惡的投機份子所能了解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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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他們所一直要譭謗，一直要反對的；也正惟他們的愈益反對，才顯得我們的立場愈益正確。
以下還要附帶提一提那批投機份子的觀念：最近政府依法懲治雷震顛覆政府包庇匪諜的案子，乃竟有流寓香港和舊金山的幾個投機政客，藉此滋事生風，對政府橫加攻訐，並以告洋狀的慣技，掀起國際輿論的壓力，來影響我們政府的審判程序，把明明是法律問題的事，故意扯上了政治問題；把明明是內政問題的事，也牽扯到國際問題上，向聯合國告其所謂「保障人權」的洋狀；甚至還有人公然要我引咎辭職，否則就說是將對我們聯合國代表權發生不利的影響。他們要求政府釋放這樣違法叛國的罪犯，以為是保障人權，而不恤為共匪來奴役全國同胞，出賣我們全體同胞的人權。你看這就是他們所謂民主自由，亦就是他們所謂保障人權的意義！這種愚昧無知、自暴自棄、重外輕內，借洋勢以威脅政府，壓迫國家的亡國奴的心理，就正是他們所加於全國軍民智慧的和道德的輕侮。他們自以為是「讀書人」，我真不知道他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當日「民盟」份子，媚共叛國，助紂為虐的罪惡，應該足夠這些人的教訓了，而他們到今天還要接受民盟的衣缽，這豈不可痛？他們不但不把自己的政府當做政府，也不把自己的國家當做國家，更要借外國法律，來裁判本國的內亂罪犯，而毀棄其自己的國家法律，這不是要使今日的臺灣基地，回復到三十年前「租界」的地位麼？他們只知道恃外國人的勢力，仰外國人的鼻息，乃至喪心病狂，慫恿外國人來干涉我們的內政，變更我們的國法，今日既可以用媚外來辱國，明日豈不可為求榮來賣國以逞快麼？其存心和行為究與漢奸國賊，有什麼兩樣呢？我們為了大陸全體同胞的人權和自由，為了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能聽任他們這樣胡鬧下去麼？我們果能依照他們的意見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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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試試看麼？要是我也逞意氣，真是依照他們的意見來作，那不要三個月工夫，不待奸匪「血洗臺灣」而就可以「和平解放臺灣」，來「埋葬臺灣」了！所以對這些荒謬絕倫的心理和言行，我們必須予以辯正廓清，這是今天鞏固我們基地的軍民心防上第一要務。
    說到這裏，又引起了我一段痛苦的回憶：記得是三十七年底戡亂局勢逆轉的時候，國內有些「智識份子」，尤其是外國共黨同路人，完全受了共產國際邪惡宣傳的影響，都認為非蔣下野，美援不來，和平無望，只要我一下野，則一切危機都可消除，一切問題就可和平解決。當時我們雖明知那種看法和想法，不僅不能解救中國的危機，緩和世界的局勢，而相反的卻只會加深加重，我在當時的心境已認為是進退存亡即決於此——這是「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的時機，所以不能沒有大的決心，來應付這大的變局，最後乃就決定這「置之亡地而後存」的戰略。因為惟有如此，我們革命戰爭乃有最後轉敗為勝的希望。如果能夠通過我下野以後所經過的事實證明，當可以讓一般智識份子覺悟，更可使西方國家直接的認識共產災禍的慘烈和嚴重，決非如他們想像的那回事。否則我繼續苦撐到底，仍對共產侵略戰爭，孤軍苦鬥，長為自由世界來獨當其衝，而掩護其安全，則決不能使他們徹底覺悟，而改變其原來幻夢和迷誤的視線。只是我原來預料至少要五年之後，國際上才會覺悟到他對華政策的錯誤的。後來竟不到兩年，奸匪就挑起韓戰，一直至今，世界不能得到一日安定，而且現在連美國的大門也跟著風發火起了。在今年五月巴黎會議中，美國總統所受到的侮辱，與我在三十八年前後遭受國際重壓與共產誣衊的情勢對照，雖事隔十年，卻可以令人興前後一轍之感。現在赫魔正是咄咄逼人，統率其附庸國家諸酋，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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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紐約，大有臨門撒賴的架勢。美俄關係，實已發展到了再無退步的邊緣，這就是我在十二年前下野以後所產生的世界局勢一個總結，其下一步的演變，不管是不是還有一些插曲，但大的方向已經決定，卻是至為顯然的了。
    記得我在民國七年五月間，　總理辭卸大元帥職務，離開廣州，前赴上海，道經汕頭，將來三河壩視察的時候，　總理於深夜長談中，我曾經叩問 總理：「廣州局勢這樣紛亂擾攘，革命危機一髮千鈞的時候， 總理辭職離粵，是否會使革命前途更為黯澹」？ 總理當時答覆我說：「廣州已為反革命集團軍閥和官僚們所把持，我留在廣州已無法挽救這一逆勢，倒不如丟下廣東這一根骨頭，讓他們這些群犬去爭噬罷，看他們如何結果好了。只有如此，方能創造今後革命成功的條件，這是此次辭職的決心」。當我三十八年在南京下野時，中國大陸，實處於世界地緣戰略的要衝，而其革命環境，與當時的廣東，略無二致。我之毅然引退和撤離大陸，實是依據 總理當年下野的啟示而作此決定的。後來 總理終於不久就凱旋回到了廣州，深信我們今日同樣亦會很快的打回大陸，挽救這空前的浩劫。
    三十八年撤離大陸這一決定，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我認定是沒有錯誤，或許還是正確的惟一道路。即如對內部來說，在危難緊急中，終於促成了黨的改造，也促成了軍事、政治與經濟的改造，特別是所有被共匪欺騙利用的大陸民眾，現在都回過頭來擁護政府惟恐不及了。我們雖然一時放棄了大陸，但卻贏回了全國的人心。對國際上來說，無異拆除了自由世界阻塞共產烈燄的風火牆，迫使民主國家不得不與俄帝奸匪發生直接的衝突；最後，我們乃得由孤立的困境，發展成為反共世界大結合的一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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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於我們堅持反共抗俄國策到底的結果，乃導發了大陸上大大小小無數次的革命抗暴行動，和赫、毛兩酋寸寸節節的鬥爭傾軋，同時也給了亞洲國家以反共的勇氣，使自由陣營益臻於穩定堅強。這種正在日益發展的形勢，都是我採取下野後退，和長期反共戰略所奠定的勝利基礎。
    我們托庇 總理在天之靈，今日還能有臺灣這樣一片乾淨土來為我們新生復興，為我們來準備一切成功的條件，我們在今日當然更不患不能光後大陸，但也因此而加深了我們的認識，對反攻行動，必須忍辱負重，把握最為有利的時機，才能夠事半功倍，完成這一艱鉅使命。因為惟有如此，我們才得使大陸同胞避免擔負更久更大的犧牲痛苦；不過這不是說，我們要等待世界戰爭起來才全面反攻，而是說這要由我們自己來創造更為有利的決勝條件，為反攻復國的行動來提早實施。
    最後我要特別對大家表示慰勉的，連日以來，大家推誠敬事，勞心苦志，對黨的基本工作和發展方向，都有了正確的提示與決定，這是此次全會，對黨、對國家，重大的貢獻。只是單單擬議了還不夠，更加要一齊來實行，而且要勉強的實行，徹底的來篤行，切勿再如過去那樣只是議而不行，貽笑中外。務必掌握這起死回生的機勢，掌握黨和國家復興的命運，真不媿為 總理的革命信徒。這就是我們今日共同的志節，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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