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他們所一直要譭謗，一直要反對的；也正惟他們的愈益反對，才顯得我們的立場愈益正確。
以下還要附帶提一提那批投機份子的觀念：最近政府依法懲治雷震顛覆政府包庇匪諜的案子，乃竟有流寓香港和舊金山的幾個投機政客，藉此滋事生風，對政府橫加攻訐，並以告洋狀的慣技，掀起國際輿論的壓力，來影響我們政府的審判程序，把明明是法律問題的事，故意扯上了政治問題；把明明是內政問題的事，也牽扯到國際問題上，向聯合國告其所謂「保障人權」的洋狀；甚至還有人公然要我引咎辭職，否則就說是將對我們聯合國代表權發生不利的影響。他們要求政府釋放這樣違法叛國的罪犯，以為是保障人權，而不恤為共匪來奴役全國同胞，出賣我們全體同胞的人權。你看這就是他們所謂民主自由，亦就是他們所謂保障人權的意義！這種愚昧無知、自暴自棄、重外輕內，借洋勢以威脅政府，壓迫國家的亡國奴的心理，就正是他們所加於全國軍民智慧的和道德的輕侮。他們自以為是「讀書人」，我真不知道他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當日「民盟」份子，媚共叛國，助紂為虐的罪惡，應該足夠這些人的教訓了，而他們到今天還要接受民盟的衣缽，這豈不可痛？他們不但不把自己的政府當做政府，也不把自己的國家當做國家，更要借外國法律，來裁判本國的內亂罪犯，而毀棄其自己的國家法律，這不是要使今日的臺灣基地，回復到三十年前「租界」的地位麼？他們只知道恃外國人的勢力，仰外國人的鼻息，乃至喪心病狂，慫恿外國人來干涉我們的內政，變更我們的國法，今日既可以用媚外來辱國，明日豈不可為求榮來賣國以逞快麼？其存心和行為究與漢奸國賊，有什麼兩樣呢？我們為了大陸全體同胞的人權和自由，為了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能聽任他們這樣胡鬧下去麼？我們果能依照他們的意見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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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試試看麼？要是我也逞意氣，真是依照他們的意見來作，那不要三個月工夫，不待奸匪「血洗臺灣」而就可以「和平解放臺灣」，來「埋葬臺灣」了！所以對這些荒謬絕倫的心理和言行，我們必須予以辯正廓清，這是今天鞏固我們基地的軍民心防上第一要務。
    說到這裏，又引起了我一段痛苦的回憶：記得是三十七年底戡亂局勢逆轉的時候，國內有些「智識份子」，尤其是外國共黨同路人，完全受了共產國際邪惡宣傳的影響，都認為非蔣下野，美援不來，和平無望，只要我一下野，則一切危機都可消除，一切問題就可和平解決。當時我們雖明知那種看法和想法，不僅不能解救中國的危機，緩和世界的局勢，而相反的卻只會加深加重，我在當時的心境已認為是進退存亡即決於此——這是「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的時機，所以不能沒有大的決心，來應付這大的變局，最後乃就決定這「置之亡地而後存」的戰略。因為惟有如此，我們革命戰爭乃有最後轉敗為勝的希望。如果能夠通過我下野以後所經過的事實證明，當可以讓一般智識份子覺悟，更可使西方國家直接的認識共產災禍的慘烈和嚴重，決非如他們想像的那回事。否則我繼續苦撐到底，仍對共產侵略戰爭，孤軍苦鬥，長為自由世界來獨當其衝，而掩護其安全，則決不能使他們徹底覺悟，而改變其原來幻夢和迷誤的視線。只是我原來預料至少要五年之後，國際上才會覺悟到他對華政策的錯誤的。後來竟不到兩年，奸匪就挑起韓戰，一直至今，世界不能得到一日安定，而且現在連美國的大門也跟著風發火起了。在今年五月巴黎會議中，美國總統所受到的侮辱，與我在三十八年前後遭受國際重壓與共產誣衊的情勢對照，雖事隔十年，卻可以令人興前後一轍之感。現在赫魔正是咄咄逼人，統率其附庸國家諸酋，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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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紐約，大有臨門撒賴的架勢。美俄關係，實已發展到了再無退步的邊緣，這就是我在十二年前下野以後所產生的世界局勢一個總結，其下一步的演變，不管是不是還有一些插曲，但大的方向已經決定，卻是至為顯然的了。
    記得我在民國七年五月間，　總理辭卸大元帥職務，離開廣州，前赴上海，道經汕頭，將來三河壩視察的時候，　總理於深夜長談中，我曾經叩問 總理：「廣州局勢這樣紛亂擾攘，革命危機一髮千鈞的時候， 總理辭職離粵，是否會使革命前途更為黯澹」？ 總理當時答覆我說：「廣州已為反革命集團軍閥和官僚們所把持，我留在廣州已無法挽救這一逆勢，倒不如丟下廣東這一根骨頭，讓他們這些群犬去爭噬罷，看他們如何結果好了。只有如此，方能創造今後革命成功的條件，這是此次辭職的決心」。當我三十八年在南京下野時，中國大陸，實處於世界地緣戰略的要衝，而其革命環境，與當時的廣東，略無二致。我之毅然引退和撤離大陸，實是依據 總理當年下野的啟示而作此決定的。後來 總理終於不久就凱旋回到了廣州，深信我們今日同樣亦會很快的打回大陸，挽救這空前的浩劫。
    三十八年撤離大陸這一決定，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我認定是沒有錯誤，或許還是正確的惟一道路。即如對內部來說，在危難緊急中，終於促成了黨的改造，也促成了軍事、政治與經濟的改造，特別是所有被共匪欺騙利用的大陸民眾，現在都回過頭來擁護政府惟恐不及了。我們雖然一時放棄了大陸，但卻贏回了全國的人心。對國際上來說，無異拆除了自由世界阻塞共產烈燄的風火牆，迫使民主國家不得不與俄帝奸匪發生直接的衝突；最後，我們乃得由孤立的困境，發展成為反共世界大結合的一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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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於我們堅持反共抗俄國策到底的結果，乃導發了大陸上大大小小無數次的革命抗暴行動，和赫、毛兩酋寸寸節節的鬥爭傾軋，同時也給了亞洲國家以反共的勇氣，使自由陣營益臻於穩定堅強。這種正在日益發展的形勢，都是我採取下野後退，和長期反共戰略所奠定的勝利基礎。
    我們托庇 總理在天之靈，今日還能有臺灣這樣一片乾淨土來為我們新生復興，為我們來準備一切成功的條件，我們在今日當然更不患不能光後大陸，但也因此而加深了我們的認識，對反攻行動，必須忍辱負重，把握最為有利的時機，才能夠事半功倍，完成這一艱鉅使命。因為惟有如此，我們才得使大陸同胞避免擔負更久更大的犧牲痛苦；不過這不是說，我們要等待世界戰爭起來才全面反攻，而是說這要由我們自己來創造更為有利的決勝條件，為反攻復國的行動來提早實施。
    最後我要特別對大家表示慰勉的，連日以來，大家推誠敬事，勞心苦志，對黨的基本工作和發展方向，都有了正確的提示與決定，這是此次全會，對黨、對國家，重大的貢獻。只是單單擬議了還不夠，更加要一齊來實行，而且要勉強的實行，徹底的來篤行，切勿再如過去那樣只是議而不行，貽笑中外。務必掌握這起死回生的機勢，掌握黨和國家復興的命運，真不媿為 總理的革命信徒。這就是我們今日共同的志節，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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