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復少之又少。一般黨政軍主管，就至今還在沿用著其一成不變的管理領導方法；一些教授教官，也仍然是沿用的十幾年前的教程教法，還自以為即此以已足以為人長、為人師而有餘；殊不知，惟愚者每自以為有餘，而智者則每自以為不足。蓋「自以為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為有餘，則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人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明儒楊爵語）。如果今天大家仍然為其自以為有餘之愚所蔽，而不汲汲於開鑿其自以為不足之智，其能免於「終必亡而已矣」者，幾希？西諺說：「太陽底下沒有新的事物」，其實在太陽底下，舉凡一切有機生物，即無時無刻，不在求新創新，而且非新則舊，不新必腐！
    德國有一位思想家費希特，他主張以新的教育，造成新的人民，成為一個整體，他鼓舞德國民眾說：「決不可由於相信別人而鬆懈了自己，更不要為愚昧思想所左右，而使自己的精神有所鬆懈」。他說，他所以要孜孜不倦的告訴大家，「就是不依賴自己的力量，決不能被人拯救出來。……幸福之域，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才能達到」。我們今天所需要的，豈不也就正是要使得大家，不為「愚昧思想所左右」，而突破無知的蔽障？不也就正是要使大家不使「自己的精神有所鬆懈」？特別是要使大家知己知本
，求新求行，以新的決心，發為新的行動，因為「非新則舊，不新必腐」！「不靠自己的力量，決不能被人拯救出來」！
    當然今天大家也不是不肯求新，不能求新，而是缺乏一種主動求新的意識——主動的去獲得其自己所需要的新的觀念、新的知識、新的學術、和新的方法的自覺。所謂創新云云，原就是主動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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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的。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等到蒙受外鑠的影響，逼迫到非變化求新不可的程度，然後才去變化求新；因為如果我們以人家的進步為標準，來求其所謂變，所謂新，在人家來說，那已經不是新，不算新了。即使你趕上了人家進步的程度，一轉眼之間，他們又已經超前得很遠很遠了，這豈不是如夸父之追日，而終不可及麼？所以我們要創新進步，那就：
    不再是只求形式上、表面上的「花樣翻新」，「要來外面做得好看」的新；
    不再是東拼西湊，加上一層包裝紙，以炫人耳目的新；
    不再是掀起一個五分鐘熱度的運動，熱鬧一陣子，明天即虎頭蛇尾，泄泄沓沓，沒有著落的新；
    我們所要求的新，乃是要變化氣質、除舊革新：
    ——在本質上、內容上，棄其陳腐，振其新銳，成為踔厲其所本有而新之，採擷其所本無而新之的科學的研究發展進步之新；
    ——不只是必須在研究上投入，更必須在不斷發展中創新，不要只在人家的已有成就中兜圈子，而要在自己的創造發明中用工夫；
    ——這亦就不只是要如蜘蛛結網式的網取智慧，而要是如蜜蜂釀蜜式的釀造智慧；
    ——不但要從成就的優點上去推進，更要從缺點上去檢討，不要只以自己的小成，沾沾自喜，姝姝自得；
    ——要出敵之所不及計，以我所得未曾有之新，破敵之舊之腐，且以破敵之土崩魚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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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梁啟超銳意學問，說「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今天我們也可以下一轉語說，我們要以「此一刻之我，和彼一刻之我戰」！易言之，那就是要大家以洗髓伐毛的決心來求新，以昨死今生的精神來求新。孔子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如何能清除其自足不知之病，而求得真知與新知，惟在於時時不忘學問，與刻刻自知不足而已。

肆、擴充行動的智慧

    再說，現在教育訓練的缺點，亦就仍然是停留在理論的、講習的階段，而缺欠積極的、實際的行動。一言以蔽之，亦就是我們的教育，還沒有能使受教的人，都能聞斯行之——轉變其理論的智慧，成為行動的智慧。我時常引以為異的，亦就是我們的黨政軍幹部與教育工作人員，原本在外國留過學的，不在少數，可是一般對於外國的教育，其精神和長處究竟何在，卻很少有人去翫索究詰。因此我們各級學校乃至一般軍事學校的課程，和外國學校的課程，並沒有太多太大的差別，然而人家的教育有效果，有進步；而我們則始終看不出明顯的績效，也看不出大幅度的進步，這是什麼原故呢？我以為其主要關鍵，就在外國人的教育訓練，講究即知即行，今天說了，今天就做，不俟終日，尤其更不俟明日，所以他們都能當下實踐，不成不止，甚至不死亦不止。反之，我們的一般教育訓練，卻是把理論和實踐（行動）分作了兩部分，而且大多數都只知道著重理論的那一部分，而看輕了行動的這一部分；有的更是一切言行云為，都不過是一個糢糊籠統的概念，而沒有對事事物物深刻的徹底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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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父於論治學的方法時說過「不去行，便無法可以證明所求的學問是對與不對；不去行，於是所求的學問沒有用處。」而朱熹也說過「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有人說我們中國的文化，是靜態的文化；又說我們中國的政治，是文字的政治；這雖然不是篤論，然而我們國人的心性，樂於保守，而艱於進取，則亦毋庸諱言。從前宋儒講學，其主靜主敬，流弊所至，就是「一生不作費力事」。這樣沿襲下來，便使一般知識份子，人人都只在紙墨上做工夫，而不在民生日用與當世之務上做工夫；乃讓外人譏評我們「十九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所表現的是一種故步自封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陷於一種傳統的模型之中，以致不能作那些基本的思想改變」。

    所以革命先烈，為的「同胞夢夢」，乃思「起義以醒之」，並不惜犧牲英年，與「民賊相搏」；如史堅如之擊德壽，吳樾之擊五大臣，徐錫麟之擊恩銘，溫生才之擊孚琦，陳敬嶽、林冠慈之擊李準，以及林覺民、方聲洞七十二烈士之死事廣州，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諸烈士之死事武昌……就都是出之於革命行動的智慧。而 國父發明知難行易學說，亦就是要打破國人艱於進取的故習，使之無所畏而樂於行。
    顏習齋常說「天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今天你們擔任中堅與領導幹部的，就要肩負起先儒先烈的遺志大願，帶引著部屬，帶引著社會，帶引著民眾，來創新進步：
    ——讓良知發為行動的決心，也成為行動的智慧！
    ——寧不知而行，不可知而不行；不知而行，雖愚必明，知而不行，終身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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