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六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科學的學庸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在重慶中央訓練團講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在臺北國防研究院訂正
　一、大學中庸與禮運為中國政治哲學的原理，而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尤為政治的要旨與功效。
　二、分段闡明哀公問政章的內容要義：
　　　（一）政治要以人為本，要以修養人格和推己及人為推行的根本。
　　　（二）政治應該由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應篤行五達道與三達德，而以「誠」字貫徹到底！
　　　（三）說明修養人格的重要和效果，勉人努力自強，勿自暴棄。
　　　（四）列舉九經的功用和要義，說明為政之道，在乎由內及外，使天下人由親及疏，各得其所，以達和平安樂之治。
　　　（五）推行政令以前，須有預備，而原理原則，尤為一切行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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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政治原動力在乎「誠」而完成「誠」之德性，在乎力學與篤行。
　三、本章要義之總提示，與「誠」為成己成物之詮釋。
　四、中國政治哲學的精義：
　　　（一）政治的理想和目的，在提高「人」的品格，發揮「人」的價值和功用，修明「人」與「人」的關係，為政在人，一切以人為本。
　　　（二）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相合一——政治以倫理為基礎。
　　　（三）禮運篇為「地方自治」的圭臬。
　　　（四）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
　　　（五）中國政治哲學以行「仁政」為本，故特別注重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與強調樂與育的重要性。
　五、希望大家究明政治哲學的精義，認清實際政治的本務，共同一致，篤信力行，來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建國使命。
　今天要將我個人研究中國政治哲學所得的幾個要義，貢獻給各位。因為各位都是擔任推行三民主義的黨政軍幹部，每一個人都是要管理幾十幾百乃至幾千人，而且要感化到幾千幾萬乃至於幾十萬人的，故不可不明白政治是什麼？我國政治的基本條件是什麼？我國政治的目的和入手方法又是什麼？
　我們　總理生前常常稱道我國古代的政治哲學，曾說：「論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恐怕歐洲人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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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中國。」　總理所最推崇的乃是大學中庸和禮運。　總理在三民主義和軍人精神教育中，屢次提到大學之道和禮運的大同之治，至於中庸的道理，似乎沒有多所發揮，但是軍人精神講演中所說的智、仁、勇，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的道理，又說是非之別，就是合乎道和不合乎道，並於分別說明智仁勇三者以後，又特別詳述「決心」一章，這些遺教，就都是由中庸一書而來的。中庸第一章在中國政治哲學上的價值及其地位之重要，我從前已經在陸軍大學裏講過了（現在已有專本），今日要將他第二十章即哀公問政一章，特別提出來講解。這實在是我們同志，尤其是擔任黨政軍各級幹部的同志，不可不熟讀精思的一部治國行政、革命立業的要則。大家如能把這一章書裏面所講的各點，拿來和大學與禮運相會通，就可以明瞭我國政治哲學的真諦了。
　為著說明的方便，我要首先講明哀公問政章的內容要點，其中有兩點不可不首先注意：（一）這是孔子答魯哀公的話，哀公是一國的君主，所以孔子所答的，中間有許多話，是以一個君主作對象；（二）孔子時代有那時代的環境，中間列舉節目，或者有若干已經不合乎今日時代，所以我們只要體會他的精意大義所在，不必拘泥每一字句，這才叫讀書能得其用，才不會以文害意。
　本來這一章書，篇幅相當的長，層次章節，也不容易劃分得很清楚，我現在列舉他主要的內容，其餘所沒有列舉的，各位要知道那些只是說明的部份，可以將原文拿來參讀的。現在要將他的主要內容分為下列幾節：
　（一）是說明政治要以人為本，要有人來運用，要合乎人類的本性，要以修養人格和推己及人為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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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這就是原文所說：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注意：這裏所謂人，並不是指個人，乃是指眾人，必須有明瞭這個政制的原理和價值的人，然後良好的政制才有人來運用，才有人來實行，不然就像日本一樣，明治時代奠立了的一些政治的規模，後來風氣一變，一般暴亂軍人蔑視成規，就可以壞法亂紀，使政治改形變質，釀成禍亂。「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就是河邊的蒲葦，乃是最易滋長之物，政治只要不違反人類的本性，那就可像植物得到養料一樣，必能推行無阻，而且成長得格外迅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四句是主意，自始至終都注重在人，所謂「仁」亦只是人道人性，換句話說，就是人對人的關係和人與人間共同的理性，以此修道，以此修身，再以修明的人格，影響他人，感召他人，政治就可推行無阻。其次乃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這一節就是說無論仁與義，無論親親與尊賢，皆應行施得當，毋使有過與不及之處。故一切行政，皆要折中於禮，而且要以禮來節制。這個禮，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我屢已詳言，今不贅述，不過這個禮字的意義，在本章裏所說「從容中道」一句話，格外可以解釋得透澈了，各位因此更可知道「禮」的意義重要了。總之，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負政治責任者的生活行動態度，皆要合乎禮，就是合乎宜，亦就是要「從容中道」。否則就有過與不及，如此就要亂了，就不成其為政治了。
　（二）是說明政治應該由各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說明所謂五達道和三達德。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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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這五者，都是古代政治範圍內的基本條目。所謂達道，是指人人所應該履行的大道，不論地域職業有所不同，沒有一個人可以例外。所謂君臣關係，在那時自然只知道是臣子對君主個人的關係，但其實就是今日國民對國家的關係，而現在的解說，更可推而廣之，因為現在是民國，自然以民為主，亦就是要忠於民，而且還要忠於國、忠於事了。所以在政府裏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上下官吏，就是一切軍政公務人員，都要以臣僕自居，盡忠於民，盡忠於國，盡忠於職，而我們國民亦要人人以中國的主人自居。但是做國家主人的人民，亦必要對他自己的國家和職務，負責盡忠，至於父子、夫婦、昆弟是個人對家庭的關係，朋友之道，推而廣之，就是個人對社會、對團體的關係。「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註說：「知所以知此（達道）也，仁所以體此（達道）也，勇所以強此（達道）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故吾人不論對家庭、對朋友對同志、對社會、對國家，要盡到責任，就必須要有知（良知）、仁（良能）、勇（決心）三達德為之動力，方能發揮政治功效，達成政治目的。不然只會倚賴而沒有貢獻，只知侵奪剝削而不知服務，就不成其為政治了。上面說的五達道，是說對人的關係，知仁勇三達德，乃是盡己盡物的本能，所以行之者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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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論求知、行仁、尚勇，都要以精誠貫徹到底，所謂「一」者，就是指成己成物的「誠」字，這「誠」字亦就是　總理所說的「決心」。因為下決心的人，必須先有「誠」，如其沒有誠，就不能下決心。所以說這「誠」，乃是知仁勇三者所自出，如一不誠，則知仁勇皆無法貫徹到底，且易喪失其信心，乃至半途動搖功虧一簣。如果這樣，只可稱之為愚者、私者、懦者之所為，而與智仁勇三達德完全相反了。
　（三）是說明修養人格的重要和效果，要大家努力自強，不自暴棄，乃必有成。原文說：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所說的知與行，皆對達道而言。朱註說：「以其分而言之，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之，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這是說人類資質有高下，環境有難易，聞道有先後，祇要鍥而不舍，最後個個人必能同樣地達到終點。「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這是說知仁勇是人格的標準。此言學者尚未能修養到知仁勇三達德的完全程度，而是求其達到知仁勇三達德的入手方法。故朱註引呂氏之言曰：「愚者自是而不求知，自私者殉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其意謂愚者無知，私者不仁，而不能知恥自強者即為懦夫，不足以言勇，是以第十章說：「國有道，不變塞（未達也）焉，強哉矯（強貌），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朱註說：「此君子之強，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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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由此可知，勇，即自強不息，立志不變，制勝人欲，克服艱危，擇善固執，貫徹到底之謂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這是與大學的修齊治平道理相互發明，我們人生認清楚個人在家庭社會和國家中的責任，把握住三達德來修養，必先自己能夠修養完滿，而后才可以管理直接的部下，這樣管理，才能生效，這樣做事，才能有成。這是說明知仁勇三達德，為入德之門，非此不特不能修己治人，非此亦不足言政治，更無由達成其政治功效了。
　（四）是說明為政之常道在乎由內及外，使天下人從最親近到最疏遠的都能各得其所，來達到政治的目的，就是所謂「九經」。這是和現代的情形有多少不同的，但其條目雖可變通，而原理還是一樣。原文首先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乃列舉其條目，其次則說明實行九經的功用，再次說明其實現九經的條件和方法，特列成一個總表，希望各位能再參看原文，細心體察，善為應用，現在就將這一張表名為「九經表」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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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所說的「親親」，當然是孔子依照那時君主的環境，對一個國君說的話，但是實際上在我國古代政治哲學，和修己治人的人生哲學中，沒有不注重個人對人，和人對家庭對社會，以及其對國家的義務的，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及「齊家而后治國」，都是一貫的道理，一個人如果在家庭都不能負責任、盡義務，那對社會對國家，更不能希望他負責盡職了。家與國的關係，正與國和世界的關係一樣，　總理說：「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才可以講世界主義」，又說：「必先要鞏固民族主義，世界主義才能發達。」所以我們必先要實行民族主義，然後才配得上談世界主義，中國的政治哲學，就是由內及外，層層開展，所以是很踏實的。我們現在是民國時代，「親親」二字的解釋，應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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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開來，不限於父子兄弟夫婦。尤其是革命黨員，我常常說要以黨為家，「親親」二字，至少要作黨員和黨員的親親來解釋，便是親親的方法，也不是要「尊其位重其祿」，但是要竭誠扶助，使各得其所，各盡其分，就是要同甘苦、共榮辱，這是我們革命黨員應守的道德標準，大家讀古書，務要會其意而活用之，我們必須明白這一個道理，才可以研究這一張表。再有幾點要特別提出的：第五條目所謂「體群臣」，朱註謂：「體，以設身處地而察其心也，亦就是推己及人之意。」就是我常常說的要體恤一般幹部和同志的困難，且須與之同甘苦、共患難，並體量他的工作而優給報酬，更要以忠信為先——忠的意義包括恕字，推己及人謂之恕。信就是講信修睦，我們能推己及人能講信修睦，就能使部屬同事踴躍盡力，這是第一點。第六條目所謂「子庶民」，是要「時使薄歛」。所謂「時使」，就是要發動民眾，為國家服務，但要不奪其時，不妨礙他的生業，然後雖勞不怨，這是第二點。第七條目「來百工」以下所謂「日省月試，既稟稱事」，這在現在不僅是對於百工而已，我們對於部屬同事，都要規定工作計劃，督率進修，每日有每日的考核，一月有一月的統計，看他們工作是不是合乎預定的進度，這一月較前一月有沒有進步，乃至年終考績，給以升降獎懲，都是這個意義。這就是要綜核名實的道理。至於「既稟稱事」的「既稟」二字，原文是「餼廩」，古時以榖代祿，看他的工作，定他的俸祿或工資，要使報酬和工作相稱，不能使部下無功受祿，或工少而酬多，這樣就叫作「餼廩稱事」這亦就是政治要賞罰公平的意思。第八條目所謂「柔遠人」，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對於邊地民族的同胞，我們要一視同仁，為他們開闢交通，便利來往，尊重他們特有的習慣，使他們起居供給便利，如果文化程度上和內地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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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對於他們的缺點，切不要菲薄他、譏評他，而對於他們中間比較進步的份子，更要特別的獎勵他、扶助他，這就是「嘉善而矜不能」。最後一個條目所謂「懷諸侯」，這一段更是我們中國古來最高尚最博大的政治思想，　總理在民族主義講演中說：「我們中國強盛的時候，從來不用經濟力量去壓迫他族，從來不以武力去征服人家，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仗為然。」這種和平共存的思想，就是淵源這古來政治哲學的。試看孔子這一段話，是對魯哀公說的，哀公也是諸侯之一，孔子就是對他說明諸侯的義務，首先他說「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就是說，人家已被摧殘了的獨立主權，就要扶助他繼續起來，已經廢除了的國家政制，乃要扶助他恢復轉來，使之獨立，暴亂要替他平治，顛危要替他扶持，這就是我們國民革命援助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精神。我們決不乘人之危，反之，我們還要仗義尚俠，替別人謀幸福，我們一切要自給，並不敢求於人，我們還要多所貢獻於人，這就是所謂「厚往而薄來」，如果我們中國革命成功，　總理的主義，普及於世界以後，國際上都以這種精神相處，豈不是和平安樂的大同世界。
　（五）是說明推行政令以前，需要有預備，也說明原理原則，是一切行動的前提。原文說：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裏所謂「一」，就是下文的「誠」字，九經是行的條目，「誠」是行的動力。「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是說一切事，都要事先有豫見、有豫定、有豫備，不論為學、行政、處事、作戰，必須要預想開始以後的情形，所以，未開始以前，就要預定種種的計劃步驟，來預備一切，如此乃能成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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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會中途失敗。「言前定則不跲」，跲即躓，所謂不躓就是站得住，行得通，並不是信口亂說，隨便應付。「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凡為學治事或行政作戰，都必須有預定計劃，而后才免於後悔。「道前定則不窮」，這就是說如果先將原則或計劃確定了，然後對於各種不同的事項，以及各種可能的變化，皆能夠措置裕如，一切合乎機宜，不致窮於應付，這亦就是和今日處事與作戰上的預備工夫，都要有彈性、能機動的道理一樣。
　（六）是說明一切政治的原動力在乎「誠」，而完成「誠」之德性，要靠力學與篤行，這是總結全文，揭示一切黨政軍人員修養的基本。原文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這是說宇宙間的正道定理（即真理）只是圓滿貫徹，永恆不變，這亦就是「誠」，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古時所謂聖人，是圓滿的人格之意，而並不是一種天生特別的奇才，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說明誠的本能，所以說：「誠之者人之道也。」這是應著上文「天之道也」而言的，「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這是人人立業，以達乎理想標準的途徑，「擇善固執」是說我們從許多事理中選擇出最合理最完善的部分，發現了以後，就牢牢把定，不斷修習，以此為一切行為所發生的基準。無論如何困難，絕不放鬆，絕不拋棄，絕不中止，正像我們革命黨員對於三民主義，終身信奉服膺，徹始徹終，生死不渝一樣。「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這四者是為學的次第的程序，乃是前後連貫而非各別分立的。「篤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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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學最後階段，將其所學的心得，來踐履篤實、力行貫徹的時期，亦就是學以致用的實踐階段。此五者朱注說：「誠之者誠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這是說一切學問，都應該徹底明瞭，且必求其切實能行而后已。「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這是說發問必須審慎出之，如有疑難不明問題，必須窮究其極，獲得徹底解決為止。「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這是說學問務求博求審，但思考必求真求實，就是學問必要合乎正道，求得真理，亦就是要使學者，不可陷於「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意思。「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這就是擇善的工夫，亦就是總理所說：「別是非，明利害」，辨明其為學的道理、方法和途徑的所在，務使透澈內外，有得於心，亦即所謂格物致知，到了「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時，才能心安理得的意思。「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篤與誠在意義上是相通的，篤行，就是固執不變，貫徹始終，完滿達成的意思。這篤行，乃是為學的最後目的，亦就是我常常所說的「力行」，這「力行」，就是誠之表現。無論九經典五達道三達德的實行功效，皆要以「誠」之一字貫徹其間。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朱注說：「君子為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與強亦就是誠的兩面，明是光明澈照，絕無滯廢，強是自強不息，貫徹到底。所以朱注說：「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朱子又引呂氏之言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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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強，如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之功不足以致之。」此即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百倍之功。

　以上是分段說明哀公問政章的內容，在這一章裏面，孔子把一切「為政之要」都說明了，這中間提到為政的原理、為政的方法和步驟，為政的先決條件，為政的內容與條目，而最後提出一個「誠」字，作為政治的原動力，看去似乎是錯綜繁複，實際是很貫串的，他的主旨就是為政要以「人」為對象。從作為方面來說，若要得人，就要修己，知仁勇的修習，與學問思辨行的工夫，都是修己的內容，從目的方面說，要正己（古人說政者正也，正己而后正人），也要納人於正，使各得其所，並且使各盡其力，而最後又貫以一個「誠」字，照應著通篇前後。這「誠」字實在是一切政治的基礎，知仁勇達德由此而生，九經由此而行，那麼究竟「誠」的內容是什麼呢？「誠」是修己治人的根本，一切事業的原動力，我們看後面第二十四章所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可見孔子這一章的主意，就是要說明為政之本，不僅是為立己，而是為立人。換言之，不是為私，而是為公。所以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在使人各盡其性，各盡其能，不但要成己，還要能成物，此物字包括本身以外的一切人與事，而成物之功，要從成己始，這不僅是對於一國君主的說法，實在對於一切負有管理教導訓練責任的主管人員，為一篇極完滿的教科書，所以我希望大家對於這一章，要熟讀精思，反覆研究，對於行政治人，為學處事，必有不少裨益。綜核本章主旨闡明政治原理，以人為本，以五達道為綱，以九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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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朱註：「經，常也」，乃以五達道與九經相互配合，即成為中國自來所稱的「綱常」了。亦可以說五達道為體，九經為用，而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實現此綱常的要素，否則綱常就無從實現。惟誠的三達德的精神力量所自出，故實現綱常——政治原理，乃以誠為其原動力，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明白了哀公問政這一章的內容以後，我們再將總理常常提到的大學之道和禮運大同之治，以及其他古時論政治的學說相會通，我們就可以把握著下面為政的幾個要領。
　第一、中國政治哲學，一切皆以「人」為本。大學之道所說的三綱（一）明明德，（二）親民，（三）止於至善，都離不了人，明德是存乎人的本性之中，親民的對象是人，止於至善，即擇善固執，也要由人從學問思辨行中去把握，至於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目，前四者是個人的修養，後四者是由個人而影響到更大範圍的人類各個份子。這八目也都是以「人」為本。再從禮運大同之治章來說：開頭所謂講信修睦，是說人對人應有的關係，選賢與能的賢能是人，接著說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以至男有分，女有歸，這裏所謂親，所謂子，所謂老者、壯者、幼者、矜寡孤獨廢疾者，以及男的，女的，每一句每一項都指的是人，差不多離了人就沒有作為，離了人就無所謂政治。就是其最後一段，雖然講的經濟，但是他說不必藏於己，不必為己，還是以人為出發點，可以說通篇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以「人」為對象。我們再來看中庸裏面所說的五達道，亦就是古時所說的五倫，其中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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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家族和政治關係以外的一切人）都是說明人與人的關係。再看所說的九經，所謂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他的對象又無一不是「人」，因之我們可以說整個的中國政治理想，綜括一語以貫之，就是要把「人」的品性提高起來，把「人」的價值或功效發揮出來，把「人」和「人」的關係修明起來，中國政治的目的，為政的精義，就是以「人」為本，所以說「為政在人」。
　第二、中國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相合一。政治以倫理為基礎，本來所謂倫理，照中國文字的本義說：「倫」就是類，「理」就是紋理，引伸為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尋的條理，是說明人對人的關係，這中間包括分子對群體的關係，分子與分子間相互的關係，亦即是人對於家庭、鄰里、社會、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麼樣。闡明他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訴之於人的理性而定為行為的標準。倫理與法制的不同，就是倫理乃從人類本性上以啟發其自覺心的，法制是代表著國家公共權力，而帶著強制性的，倫理不僅是指明某種行為是正當的，而是從人生意義上去探求為什麼這種行為是正當的？法制祇是行為的正當與不正當，不容許人們逃避其所當為，或為其所不當為而已。所以倫理的教義，比較法制更積極、更自然，亦更能深入於人心。在中國政治哲學上，很明顯可以看出大部份就是倫理哲學，從一個人的修身推到親親，再從親親而推到睦姻任恤，推到仁民愛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組織，也染上了不少的倫理色彩，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特點。我們在現在時代來看，因為社會的組織與從前有所不同，似乎覺得宗法觀念或家族主義，和現代的社會組織不相合，但是只要不將其已失時代性的部分，如九經裏面所講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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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其位，重其祿，為親親的表現之類，不擱在制度裏面去，若專就倫理來說，仍不能不承認中國政治哲學，將一個人由內發展到外，將一個人對於外在的關係，一步步的推廣開去，是層次最分明，而步驟最確實的。照我個人的見解，政治的條件雖然包含著軍事經濟文化的種種，但政治的基礎，實在是建築在倫理上面，這樣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亦最為完善的了。凡是人類，必有他與生俱來的天性，愛父母，愛家庭，以及對於自身關係的同族同國人的相愛相恤，推而至於愛人類，實在都是人的天性。無論如何否定道德和倫理價值的人，當他獨居深念的時候，或是當他疾病痛苦的時候，他一線良知發現了，這種天性還是要充分表現出來的。我國古來認定不能孝敬於父母的人，決不能作有益社會國家的事業，因此無論何人，皆不能相信他的一切言行了，這就是問政章所說的「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及，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這是說明無責任觀念，而祇知自私自利的人，決不能取信於人，如此就不能做事，更不能立業的道理。因為祇知自私自利的惡德，是多數人獲得共同生存和幸福的最大障礙，所以我說以倫理為基礎的政治理想，才是最完善的政治理想。第三、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禮運一篇作重要的參考。中國的政治理想，是側重義務而不側重權利的，是主張服務和互助共濟的，是主張多所生產創造而少所消費的，是主張以能力強者的勞動，支持能力弱者的生存的，是著重人與天然爭，而蔑視人與人爭的，總之是主張不侵不奪的，安樂共存的。看禮運上所說：「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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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這種博愛思想，已經夠明顯了。至於下面一段更為重要，我們要注意他所謂「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是說：對於能力已衰退的或未成長的，以及無依無靠而疾病痛苦的，要以公共的力量去供給他，養育他，扶持救濟他，但是對於壯者卻不說是有所養，而說「壯有所用」，接著又說「男有分，女有歸」，可知對於一般能力壯健的，都要責成他們勞動、服務，不論男女，都要使他們有所貢獻於生產。所謂「有所用」，就是要人盡其才，各盡其力，為自己的生存和公眾的福利而服務。「貨不必藏於己」，但「惡其棄於地」，「力不必為己」，但「惡其不出於身」，這兩個惡字，可見得那時的政治理想，就以開發天然為人生本務，以遊惰和自私為眾所共棄的惡德，如果天然的資源不開發，不論是誰荒棄了的，卻是國家社會內人人共有的恥辱。如果有了力量，不為公眾而使用，那這個人就要招受公眾的鄙棄！這真是天下為公，協作互助的和平世界，人類最高尚最完美的大同社會。我們讀了禮運一篇，自始至終更認為個人不能有「為己」的權利，而祇有「盡己」的義務，這是「地方自治」的法則，亦是「地方自治」的圭臬。而「地方自治」的功效，就是對於社會上所有的人，必要使之有所終，使之有所長，使之有所養，而大多數的壯健分子，則要使之有所用，書經上說：「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這更是說「地方自治」與「民主制度」的效用，不能使有一男子或女子，沒有貢獻能力的機會，否則國家政治的目的，就算沒有達到。總之我國政治之原理，是要使人人各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這種政治理想，與中庸所說「九經」「五達道」以及大學所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配合起來看，實在是仁至義盡，極平易也極自然的理想，和歐美的資本主義以私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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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慾」來刺激生產，或如蘇俄的共產主義，以利用人類嫉忌爭奪的物欲，來強求「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方法相比較，真有天淵之別了。這種理想所由發生，以「天理」為其思想之背景，所謂天理，祇是人人心中所同具的本性。所以樂記上說：「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弱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這一段話所描寫的景象，就是以人為物為機器為牛馬的共產唯物主義，恰恰與禮運所說的大同之治相反，因為悖天理，就有這種大亂的現象，所以修明教化，養成好風氣，使人人知道自求多福，唯有從勤勞互助造成公共福利上去求，是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的固有的理想，今日我們要造成三民主義的政治，要消滅共產主義的思想，就必須有這種認識和共同努力。
　第四、是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特別注重於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古時所謂仁政，就是要發動人民的力量，救濟人民的痛苦。為政之要，就在於竭盡能力，定出方法和計劃，來救治人民的困乏與痛苦，「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這是擔負政治責任的人，應有的自覺。古時以矜寡孤獨四者為天下之窮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這四種人，有的是老而無依，有的是幼而無恃，古時候因為要使無一夫不獲其所，對這些人是首先顧恤得很周到的，現在「地方自治」，亦就是要特別注重此點，才能說是真正的「地方自治」。可見養老育幼，是政治的要務，而政治的出發點，完全是在民生，至於病者、傷者、殘廢者，更是要特別受到公家的救護，我們看上段所說，以「疾病不養」為大亂現象之一種，及禮運所說「廢疾者有所養」，再證以周官所說「守望相助」以外，還要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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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相扶持」，可見對於傷病殘廢的醫治療養，在古時是十分注重的。我們民族所以能夠綿延如此久遠，滋生如此眾多，不能不說是這個以仁為本的人口政策之所賜。不但疾病殘廢而已，凡是無衣無食、失其所養的分子，都應該得到公家的周恤。書經上說：「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這是說所有困窮痛苦的人，政府都要拿父母愛護子女一樣的慈愛心理，去救濟他，護持他，才是造成良好政治的起點。此即　總理民生主義，除食衣住行之外，所以更要特別強調其樂與育之重要了。我們革命，目的在救國救民和救世，如果不能先做到救濟疾病困窮最痛苦的同胞，那所謂一切政治，就都是空的。
　上面所說，把我們古時政治哲學的幾個要義，亦就是政治的道理，已經作了一個大概的敘述。諸位要知道政治的目的，本來不外乎解決人民的需要，近來研究政治的人，不是把政治看得太繁難、太複雜了，就是把政治看得太狹小、太空泛而流於形式主義了。學者們有的研究政治的性質和起源，有的舖敘各家政治的理論和學說，這種專門研究不是我們實際工作中所必需。至於那些不明白政治的全體，祇知道「行政」是政治，甚至以公文承轉就當作政治的，更是離題萬里，絲毫不切民生的需要。政治的定義，唯有我們　總理所說「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這一政治定義，乃是最簡括、再明白也沒有了。我們要知道政治的目的無非是滿足人類生存的要求，政治的要道就是　總理所說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中庸的五達道三達德和九經，亦無不皆在其中），而以一個「誠」字貫徹之。這個八德的精神，在這一章裏所說的「誠」字，亦整個的表現出來了。講到政治的法則，乃全在於禮。並且要知道這「禮」與「誠」兩個字，是互相表裏的。所謂誠者，就是「誠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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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所謂禮者，就是誠之「形於外」的表現，故禮之表現，必須出於誠，必須誠於中，這個禮，方是真正的禮，方能有效。否則就會流於虛偽的形式，或是繁文縟禮，就失了禮的真意了。至於政治的力量，則全在於篤行的「行」字。若說政治的極致，則不外使人人各盡其力，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而政治的基礎，還是在於得人。在使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和各種事業配合起來。而得人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我們各級主官本身，先能誠意正心、明德修身，而后再要部屬——擔負各級政治尤其基層的幹部，都能夠修養革命志節和品格才行，因為必先要我們自身有了完滿的人格，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才，訓練出各級勝任業務的人才，都能夠「踐履篤實」的去行，惟有如此，才能做到如我所說的快幹、實幹、硬幹、苦幹的精神，把現行政治的效率增進了，把民眾的知識能力提高了，把政治的基層建築得很確實了，而后我們才能夠順利的實現我們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和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來達成我們革命建國的目的。我希望各位同志切實記住政治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以人為本，離卻人，離卻人生，即離卻民生的政治，決不是為全體人類謀幸福的政治，由此體會政治的道理，瞭解我們自身的責任，確定我們實際工作的步驟，拿我們中國古來政治哲學已經闡明的精義，師其本意，勿拘泥其節目，與我們時代環境和實際情形相比照，把他融會貫通起來，先以修己治身，繼之以教導部屬，繼之以感應民眾，使屬於本身職權以內的事務，秩然就理，而一切有當於人心，有裨於國計，最後，完成我們訓政時期應有的一切建設，這是我對於各級擔負革命責任的幹部最大的希望，也是我講述自己研究我國政治哲學幾點心得的用意。諸位要知道我這篇講詞，並不是專家學者要建立一種學說的著作，而是供給我們黨政軍各級工作幹部，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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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實際的教材，所以諸位不但是要接受，而且要能研究，能力行，才能切實受用，有裨於三民主義的實現和國民革命的成功。
　最後，還要說明哀公問政章的政治道理和大學之道篇的政治哲學的性質有何分別之處？其實這兩篇對於政治的原則，是完全相同的，並無差異之處。不過大學之道篇，側重政治哲學而兼賅人生哲學與教育哲學的性質。並注重政治學的條目與程序。而這篇哀公問政章，乃側重實際政治的實行方法和功效。而其言為學處事與修己治人的要領。都以誠意正心的「誠」字，為其政治功效的原動力，則完全一致。惟我今日所講的，其意乃在對於本章與中庸全書裏的「誠」字與「道」字要旨和功用，特別加以補充和闡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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