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家族和政治關係以外的一切人）都是說明人與人的關係。再看所說的九經，所謂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他的對象又無一不是「人」，因之我們可以說整個的中國政治理想，綜括一語以貫之，就是要把「人」的品性提高起來，把「人」的價值或功效發揮出來，把「人」和「人」的關係修明起來，中國政治的目的，為政的精義，就是以「人」為本，所以說「為政在人」。
　第二、中國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相合一。政治以倫理為基礎，本來所謂倫理，照中國文字的本義說：「倫」就是類，「理」就是紋理，引伸為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尋的條理，是說明人對人的關係，這中間包括分子對群體的關係，分子與分子間相互的關係，亦即是人對於家庭、鄰里、社會、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麼樣。闡明他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訴之於人的理性而定為行為的標準。倫理與法制的不同，就是倫理乃從人類本性上以啟發其自覺心的，法制是代表著國家公共權力，而帶著強制性的，倫理不僅是指明某種行為是正當的，而是從人生意義上去探求為什麼這種行為是正當的？法制祇是行為的正當與不正當，不容許人們逃避其所當為，或為其所不當為而已。所以倫理的教義，比較法制更積極、更自然，亦更能深入於人心。在中國政治哲學上，很明顯可以看出大部份就是倫理哲學，從一個人的修身推到親親，再從親親而推到睦姻任恤，推到仁民愛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組織，也染上了不少的倫理色彩，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特點。我們在現在時代來看，因為社會的組織與從前有所不同，似乎覺得宗法觀念或家族主義，和現代的社會組織不相合，但是只要不將其已失時代性的部分，如九經裏面所講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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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其位，重其祿，為親親的表現之類，不擱在制度裏面去，若專就倫理來說，仍不能不承認中國政治哲學，將一個人由內發展到外，將一個人對於外在的關係，一步步的推廣開去，是層次最分明，而步驟最確實的。照我個人的見解，政治的條件雖然包含著軍事經濟文化的種種，但政治的基礎，實在是建築在倫理上面，這樣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亦最為完善的了。凡是人類，必有他與生俱來的天性，愛父母，愛家庭，以及對於自身關係的同族同國人的相愛相恤，推而至於愛人類，實在都是人的天性。無論如何否定道德和倫理價值的人，當他獨居深念的時候，或是當他疾病痛苦的時候，他一線良知發現了，這種天性還是要充分表現出來的。我國古來認定不能孝敬於父母的人，決不能作有益社會國家的事業，因此無論何人，皆不能相信他的一切言行了，這就是問政章所說的「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及，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這是說明無責任觀念，而祇知自私自利的人，決不能取信於人，如此就不能做事，更不能立業的道理。因為祇知自私自利的惡德，是多數人獲得共同生存和幸福的最大障礙，所以我說以倫理為基礎的政治理想，才是最完善的政治理想。第三、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禮運一篇作重要的參考。中國的政治理想，是側重義務而不側重權利的，是主張服務和互助共濟的，是主張多所生產創造而少所消費的，是主張以能力強者的勞動，支持能力弱者的生存的，是著重人與天然爭，而蔑視人與人爭的，總之是主張不侵不奪的，安樂共存的。看禮運上所說：「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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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這種博愛思想，已經夠明顯了。至於下面一段更為重要，我們要注意他所謂「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是說：對於能力已衰退的或未成長的，以及無依無靠而疾病痛苦的，要以公共的力量去供給他，養育他，扶持救濟他，但是對於壯者卻不說是有所養，而說「壯有所用」，接著又說「男有分，女有歸」，可知對於一般能力壯健的，都要責成他們勞動、服務，不論男女，都要使他們有所貢獻於生產。所謂「有所用」，就是要人盡其才，各盡其力，為自己的生存和公眾的福利而服務。「貨不必藏於己」，但「惡其棄於地」，「力不必為己」，但「惡其不出於身」，這兩個惡字，可見得那時的政治理想，就以開發天然為人生本務，以遊惰和自私為眾所共棄的惡德，如果天然的資源不開發，不論是誰荒棄了的，卻是國家社會內人人共有的恥辱。如果有了力量，不為公眾而使用，那這個人就要招受公眾的鄙棄！這真是天下為公，協作互助的和平世界，人類最高尚最完美的大同社會。我們讀了禮運一篇，自始至終更認為個人不能有「為己」的權利，而祇有「盡己」的義務，這是「地方自治」的法則，亦是「地方自治」的圭臬。而「地方自治」的功效，就是對於社會上所有的人，必要使之有所終，使之有所長，使之有所養，而大多數的壯健分子，則要使之有所用，書經上說：「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這更是說「地方自治」與「民主制度」的效用，不能使有一男子或女子，沒有貢獻能力的機會，否則國家政治的目的，就算沒有達到。總之我國政治之原理，是要使人人各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這種政治理想，與中庸所說「九經」「五達道」以及大學所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配合起來看，實在是仁至義盡，極平易也極自然的理想，和歐美的資本主義以私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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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慾」來刺激生產，或如蘇俄的共產主義，以利用人類嫉忌爭奪的物欲，來強求「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方法相比較，真有天淵之別了。這種理想所由發生，以「天理」為其思想之背景，所謂天理，祇是人人心中所同具的本性。所以樂記上說：「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弱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這一段話所描寫的景象，就是以人為物為機器為牛馬的共產唯物主義，恰恰與禮運所說的大同之治相反，因為悖天理，就有這種大亂的現象，所以修明教化，養成好風氣，使人人知道自求多福，唯有從勤勞互助造成公共福利上去求，是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的固有的理想，今日我們要造成三民主義的政治，要消滅共產主義的思想，就必須有這種認識和共同努力。
　第四、是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特別注重於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古時所謂仁政，就是要發動人民的力量，救濟人民的痛苦。為政之要，就在於竭盡能力，定出方法和計劃，來救治人民的困乏與痛苦，「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這是擔負政治責任的人，應有的自覺。古時以矜寡孤獨四者為天下之窮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這四種人，有的是老而無依，有的是幼而無恃，古時候因為要使無一夫不獲其所，對這些人是首先顧恤得很周到的，現在「地方自治」，亦就是要特別注重此點，才能說是真正的「地方自治」。可見養老育幼，是政治的要務，而政治的出發點，完全是在民生，至於病者、傷者、殘廢者，更是要特別受到公家的救護，我們看上段所說，以「疾病不養」為大亂現象之一種，及禮運所說「廢疾者有所養」，再證以周官所說「守望相助」以外，還要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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