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以為嚴字就是禮字的準則。本來嚴字是可以納入勇字範疇，而信字亦可以納入仁字範疇的；但是孫子必要標出嚴字和信字的意思，就是我們軍人對上對下，以及對己對人，都非立信與立法不可。這嚴字，亦就是法字的張本。而法與禮的性質，是相同的，至其所差的，不過禮是防之於未然，而法則制之於已犯而已。而其功用，皆是尚嚴，則並無貳致。所以他對於武德，除了智仁勇之外，特別要加上信與嚴二德，這是為的要實現智仁勇三大達德的功能，所以必須補充這二個條目，來充實我們軍人的武德。
    在此還要將孫子所定「道天地將法」戰爭原則的意義——除了本文已有直解之外——再進一步的研究，覺得更有意思。大家要知道古人造句用字的次序，都不是隨便的。這五字的中間「天、地、將」三者，自然就是一般所說的「天、地、人」。而其上面則以一道字在前，為其指導戰爭的目標；下面則以一個法字殿後，為其戰爭統御的基礎。古人以天道地道人道為三才，這三才在宇宙而言，乃為其宇宙永存不滅的生命。在人生而言，即為人類生存與民族倫理所賴以維繫的紀綱。因此，人生就應以「立天立地立人」為本務，亦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如果違反了這三才的本性，亦就是違反了道心，那人類的紀綱，就不能維持，整個世界與全體人類，就將要覆滅，到了這樣時候，如要盡我們人生的本務，就不能不有戰爭；這戰爭就是我國所稱「順天應人」「弔民代罪」與「殺以止殺」的行道戰爭，這戰爭的軍隊，亦就是仁義之師。至於道字的解釋，照現在來說，就是主義。我們國民革命軍的革命戰爭，乃是要為實行三民主義而戰，亦就是要為行道，即立天立地立人，建立三才與紀綱而戰，以盡我們革命與人生的本務。所以孫子的戰爭原則，第一就要明定其指導戰爭的目標曰道，同時又明定其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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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為法，所以法字排在最後，這法字亦就是紀律，而且紀律必須從嚴，否則就不能完成其戰爭的目標，亦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因之更可瞭解智信仁勇嚴的嚴字，不可以尋常視之，而且這嚴字，亦排在武德最後一位，恰與五校之計的法字，列在最後一字的意義相配合，這決非是偶然的；大家由此當可瞭解這嚴字，對戰爭成敗的關係之重要了。
    上面我所講的仁字，禮字，法字，與嚴字的意義，只是就德行中最基本的幾點，也是精神修養上所必須瞭解的地方，簡略的對大家說明。就是要使大家知道我們革命軍人，無論是品德、器度、儀容和決心，都必須從精神修養工夫裏孕育得來；而這種精神修養，又必須有哲學做基礎，那纔算有著落，也纔能擴充其功效。如果沒有哲學做基礎，就沒有精神修養可言，如果軍事教育，不著重精神修養，那不就像過去軍事學校所教育出來的一些投機取巧、爭權奪利、降敵叛國、寡廉鮮恥、幾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一樣的軍人了嗎？這樣的軍人，那還能講什麼雪恥復國？講什麼反共抗俄呢？所以說革命軍人成功立業的要素，是要有哲學做他革命的基礎；而革命軍人的精神與道德修養，是要以其革命哲學來做他的依據。因之，軍事教育，更要以革命哲學為其一重要因素了。
    我上次在講「孫子兵法與古代戰爭原則以及今日戰爭藝術化的意義之闡明」的時候，曾經提出「危微精一中」與「定靜安慮得」的道理，把「定靜安慮」作為「危微精一」的先著；現在我要再補充一句說，這「定靜安慮得」，就是精神修養的程序，而「危微精一中」，乃是精神修養的主意。如果一個將領，不知道精神修養，既不能定靜安慮，而求其有得；更不知危微精一，而信能執中；那決無徼倖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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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無革命成功之望，這是大家所應該切實反省的。
    大家還要知道，我們以往的聖哲，給我們留下來的哲學基礎，是非常廣大高遠的，而且都是著之於日常生活之中，雖匹夫匹婦，亦即「可學而至」的，決非如世人所想像那樣虛玄幽渺之談。只可惜自宋代以來，就滲雜了佛學，於是陷入了清靜寂滅的玄妙之境，就是所謂「靜」的哲學，而其能見之於經世濟時，實踐篤行者，幾乎是寥若晨星；所以清儒顏習齋病宋代諸儒，認其時「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甚至謂「宋元來諸儒，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宋之南渡不振，也未嘗不是與這種學術風氣有關的。到了明代王陽明，纔卓然倡導「知行合一」之學，稱：「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密處，即是知。」並謂：「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們先代的哲學，到這纔算有了生氣，而王陽明事功的篤實光輝，也就是學問的精粹得力處。後來，我們 總理，又認為「知行合一」之說，「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於是乃「廢然而返」「幾費年月」，纔發明「知難行易」學說，「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我從來根據 總理的學說，闡述「知難行易」的「行的道理」，那就是力行哲學。大家知道，總理的學說，是：「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我所講的「行的道理」，則更認為：「不行不能知」。但無論「能知必能行」，或「不行不能知」，其真諦都只是要你「從力行中去求真知」！可是我還得提醒你們一句，因為前面我已經講過「定靜安慮」是「危微精一」的工夫，也許你們要懷疑這個「靜」字，就是力行的「行」字和「動」字相反的一面，其實這裏所講的「定靜安慮」的靜，並不是「虛無寂靜」之靜，更不是像「槁木死灰」那樣的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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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的一種「以靜制動」的靜，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而且我講行的道理的時候，根本就認為「靜亦是行，動亦是行」；「力行中每一階段，或著或隱，無一不在行」；所以這靜與行，並不衝突，也並不相反的。
    總合來說，我們中國的正統哲學，就只是一個仁字，不過其仁要在能行。大家知道，國家的強弱，全在於人心的振靡；而人心的振靡，又全在於教育的臧否。如果我們的教育，能夠有自己國家高尚的哲學與文化，作為基礎，特別是我們的軍事教育，如果真能力行這個仁字，以這個行（仁）的哲學，來教育我們自己，教育我們部屬，那自必人才輩出，賢豪相濟，則國家民族，決沒有不能強大隆盛的道理。
    第二要講科學。
    說起科學，其範圍甚廣，甚至哲學亦在其範圍之內，且認哲學亦為科學的一種，故研究哲學或要整理某一種哲學思想時，不能不求助於科學方法，方得徹底解決其問題，因之科學與哲學的範疇，就不易很清晰的來劃分。不過以我國從前的名詞來應用的話，科學就叫做格物致知的「格致」之學，他與窮理明德的哲學性質，是不同的。有人亦常用窮理致知，來解釋科學的性質，我認為科學的對象，多是以物質為主，所以研究科學，只能說格物，而不能稱為窮理；當然物亦有理，所謂「物理」，窮理亦可說窮物之理，所謂「即物而窮其理也」。而且科學的本質，是尋求真理，而以證明事物絕對確實為目的，所以我常說科學是求真求實的學術。然而科學格物的目的，只在致知以利用，而並不如哲學之目的，在窮究天人之理，以求明德修身。所以我認為研究哲學的目的，是在「窮理（天人之理）修身以正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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