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最感覺對國家抱愧的，就是三十年來，沒有建立起一個有生命、有體系、有定型、而又完整的軍事教育制度！這三十年間，也可以說是年年戰爭，時時為前方戰事所困擾，對軍事教育，無暇兼顧所致；雖然其間我也曾經對軍事教育與制度，不斷的有方針和宗旨，指示給主管軍事教育的負責當局，總因為我自己不能親自主持，結果多是有頭無尾，事不副志！這是無可諱言的。
    這次大陸革命失敗，我在「教育對於革命建國的關係」中，曾經指明其教育和文化的失敗，為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普通教育，就是軍事教育的基礎，如果普通教育失敗，那對軍事教育自必有嚴重的影響！但是平心而論，我們歷年軍事教育的失敗，不能完全歸咎於普通教育，而應該由我們歷任軍事當局，及其統帥，與主持教育的將領負其全責。不過往者已矣，追悔何益！只要今後能夠痛下決心，從速著手，改革軍事教育，建立教育制度，以求其所以完成國民革命第三任務之道，補過贖罪，則時猶未晚。
    上次我在國防大學講話，已經簡略的提出軍事教育是由哲學、科學、兵學，三種學術融會而成的要旨。而且必須以這三種學術，相互聯繫貫通，纔能成為一個有生命、有體系、完整而又有力的軍事教育！我們從前的軍事教育，可以說只是僅限於後者的兵學一頂，同時那種所謂兵學，又都只是從外國抄襲過來的；而我們抄襲他、學習他、仿效他的時候，並沒有正確和一定的目的，也沒有為本國軍事教育久遠著想，更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所以東鱗西瓜，食而不化，卒見其支離破碎，毫無所得，最後結果，只有失敗而已。今天我要特別為大家指出的，是哲學、科學、和兵學在軍事教育中，相互關聯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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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今後我國軍事教育的得失與國家興亡、革命成敗的關係，這就是我所要講的今後軍事教育的根本問題。

    現在第一要先講哲學。
    大家對於哲學的觀念，總以為哲學這東西，是過於玄深幽渺，不易學習的學問，甚至還認為是唯心論。但是據我個人的解說，哲學是窮理明德之學，其效則見之於誠意正心修齊治平。至於我今天為大家所講的哲學，是屬於革命軍人所應具備的哲學，那就是軍事哲學，亦就是戰爭哲學。這戰爭哲學的研究工夫，就是戰爭精神和戰爭道德的修養，只要其修養有得，那他對戰爭的思想，自能靈明澄澈，而其對戰爭的行動，亦必堅定果敢，對於生死存亡、禍福成敗的重大關頭，皆能一本於其平時的信心與修養，所謂「配義與道，無是餒焉」，絕無猶疑不定，或臨難苟免的妄念了。大家更要瞭解，戰爭是陰性的，並不是徒恃陽剛的勇氣所能取勝的；而他又是尚詭道的，亦不是純尚仁義的正道所能成功的；所以他的事理經過和機勢變化，乃是至隱至微的，如果不能窮理研幾，稍不留紳，就會陷於至危的絕境。所以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現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我以為這一段話，完全是說明了戰爭哲學修養的要領。在這裏我要舉出馬漢在其海軍戰略論裏引證查理大公的一段話，查理說：「有些大軍統帥，往往在想定時，忽略所處之各種情況，一旦急需作決心而付諸命令的緊要關頭，仍是搖擺不定。當此緊要關頭，一面必須作迅速的判斷與下定決心的時候，而一面又要顧到各戰線之戰果，以便在同時間內，選取最有利的行動。如要發揮這樣當機立斷的才能，只有精通戰略（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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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哲學與戰爭科學修養）之大將，纔可以達成其任務。因為要能將戰爭科學之運用，配合本身之經驗（修養），當場決定，而堅持不移，只有平時修養最有把握的人，纔可做到；因之最偉大的成功，乃是從最艱苦（學習與修養）的奮鬥而獲得的。」拿破崙說：「在戰場上最愉快的靈感，只不過是一種回憶而已。」我以為這種回憶，決不是只指其本人作戰經驗，而乃包含著一切戰史研究以及哲學和藝術的修養在內。所以戰爭藝術，要到了應用戰爭原理，於特殊作戰場合，而能自如恰當、了無貽誤的境地，纔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時候。所以馬漢說：「藝術不像科學的定律，永遠產生同樣結果的；而藝術是從人的智慧中，自然發揮出來的。所以講大戰的指揮是一種藝術，乃是出發於人類的智慧靈感，以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當然是有其原理存在的；但是其原理的效果，完全是以戰爭藝術家的天才和適應各種現況的本能而成的，因之公式的定律，在作戰上有許多是不適合的，即使他是最優良的成規（定律），也不能刻板的抄襲來用，而全賴於其對原理運用如何而定。這是原理與定律二者性質完全不同的所在。」由此乃可以說，哲學是原理的，而科學是定律的；所以我說戰爭藝術，乃是屬於精神領域（超乎物質之上）的，亦就是屬於哲學範疇的，我們必須以哲學修養為其基礎，纔能達到藝術化的目的，乃不致誤認藝術化是一種弄花樣——當作調槍花來看。惟有這樣來講求戰爭藝術化，乃不至於舍本逐末；亦惟有這樣的藝術化，纔有確實的把握。故身為將帥的，更不可不有哲學為基礎的精神修養，持其志，養其氣，來隨時研幾窮理，隨時體仁集義，以求至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境域。這就是大學所說的「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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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亦可說這一段話是為戰爭哲學而設的定義。我且常認為學庸與孟子、孫子、吳子，都是研究戰爭哲學的基本書籍，而且他亦是研究戰爭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不可或缺的書籍。
    在講戰爭道德和戰爭精神修養以前，大家首先要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是什麼？這個傳統精神就是 總理在桂林回答馬林所講的「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而 總理也自承其是這個道統的繼承者。 總理認為中國軍人固有的道德，就是他在講「軍人精神教育」的時候，所指出的「智仁勇」三達德，而孫子所標示的「智信仁勇嚴」的武德，是以仁為中心的；而董仲舒所講的「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則是以仁居其首位；這就是朱子所說的「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一樣的意思。所以說不論這種道德條目，怎樣異同，其發源都是出於一個仁字，而其所表現的具體行為，則是一個禮字。簡言之，仁是禮的本原，禮是仁的表現，所以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孟子也講「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沒有仁字，那禮就成為虛文，所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果沒有禮字，那仁也就沒有標準，所以說「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因此，我在倡導新生活運動之初，就以「禮義廉恥」四維，來作我們道德表現的標準。總之，我們先聖往哲，是用「仁以自任」和「禮以坊德」，來詔示我們民族後世的。
    至於孫子所說「智信仁勇嚴」的武德，雖然沒有特別標出一個禮字，但是我以為嚴字，就是禮字的準則，所謂「嚴以肅眾」，和「嚴以律己」，以及「齊之以禮」，這都是表示禮與嚴是有密切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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