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十    演講
隸屬章節：演講＼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講——

要旨
        一、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
        二、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要我們注重「行」字。
        三、「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學說，是與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輔而行的，亦惟有致「知難行易」的良知，纔能實現「知難行易」的學說。
        四、「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這即可作為我的革命哲學。
        五、我們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纔能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為唯一的人生哲學。
        六、「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可以說是我的革命人生觀。
        七、大學中庸之道，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
        八、總理在哲學上，不偏不倚，完全講的是中庸之道。
本文
    上星期講演過，日本人除了現代科學同槍砲以外，他們國內所有的東西，完全是學中國的，尤其在精神方面，更是完全學我們中國的。並且是學了中國的東西，要來侵略中國，消滅中國。須知他們用來侵略中國消滅中國的最大武器，並不是有形的槍砲，而乃是槍砲以外無形的精神。
    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現在，經過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兩個戰役之後，割我臺灣，佔我琉球，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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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現在來侵佔我們東三省，居然在世界上稱為五強之一。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國的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給日本人竊去，拿來壓迫中國，還要來滅亡中國，這是多麼可恥可痛的事情！以後我們要復興中國，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凡是中國的國民，　總理的信徒，統統應有一個認識和決心，就是要把復興中國，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拿住在我們手裏，這纔可以成一個戰鬥員，纔可以成一個革命黨黨員，並且可以完成雪恥救國的重大使命。
    今天要說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來闡明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譬如我們要問怎麼叫「致良知」，那就先要從怎樣叫不致良知講起。現在就拿「愛國」來說：我們知道一個人都應該愛他的國家，應該為他的國家來犧牲。愛國家，為國家犧牲，都是個人良心上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這就是良知。但是有些人知道國家應該愛，而卻不能實在去愛，知道應該為國家犧牲，而卻不肯去犧牲，這就是不致良知。又如說：中國如果統一了，大家精神團結一致，日本人便不敢來侵略中國，這個理由，是今天稍有知識的中國人，沒有那一個不知道的，而且更是知道中國非急切統一不可，我們內部尤非趕緊團結不可，不團結，不統一，不但要給外國人欺侮，並且就要亡國！但是有許多人，儘管知道這個道理，而偏要只顧逞意氣、爭權利，就是在強敵壓境的時候，還要來乘機破壞統一，破壞團結，並且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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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個機會來反對本黨，推倒政府，這就是不能致良知。所以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復興中國，完成革命，並沒有什麼困難，只是在我們的一念。只要人人自問這一件事是否應該以國家為前提，如果與國家有利，我們便應該犧牲去救國家：我們只要個個人照著自己良心上所認為應該做的事去做，則一切不好的動念，如個人的意見、私仇——都可以消除淨盡，這就是致良知。中國能夠個個人致良知，就可以消滅日本，拯救中國。
    但我們看看，現在中國一般人，是怎樣呢？沒有知識的人也罷了，所有號稱知識階級的人，尤其是本黨內部有知識的，他們所謂愛國，所謂救國，其行動是不是無異賣國呢？他們口口聲聲喊禦侮，喊救國，但一切行動，只是破壞統一，破壞中央，試問沒有健全的中央政府，又怎能禦侮救國？豈是他們真沒有良知嗎？我想不然，他們只是不能「致」罷了。由此看來，要是中國人不能從各人的良知做致良知的工夫，國家一定是要被敵國來滅亡的！
    今後救國的藥方，當然是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而要闡明這個哲學，就是要用現在所講的「致良知」三個字。比方我們知道革命是好的，我們就要不怕任何困難危險，為革命去犧牲。我們知道愛國是好的，我們對於有利國家的事情，便要努力，對於妨害國家的行動，便要反對。所以古人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個惡臭與好色的良知，是人人所有的，不過要實在去惡和去好，這就是叫致良知。如果好惡相反，那就是不能致良知。當此道德淪喪，人慾橫流的中國，要使四萬萬人統能做到致良知三個字很難。但是我們少數人，尤其是今天聽講的官長學生們，總應該有「知」就應該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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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祗有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乃可以救中國，只有能夠致「知難行易」的良知，纔能負起救國的責任。
    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同我們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不是有出入呢？這是在講「致良知」之先，應該要深切了解的。　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　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同是看著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　總理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要來啟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　總理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那你就只要照我的「革命方略」去做，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所以　總理常講：「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去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全，就要用許多時間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即是很難，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祗是跟著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完成革命，因為跟著去「行」是很容易的。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　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知識，是不易強求，而知識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我們理解了這點，便知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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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所以要受日本人侵略壓迫，主要原因在那裏？就是一般士大夫自己不能做、不敢做，反拿　總理的三民主義，總理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來曲加解釋，弄得一般青年，無所適從，全國的人不能照　總理的哲學「行易」方面去做，祗是向著「知難」方面去求，這就是不能「致良知」，亦就是不能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還不能成功。我們一般同志，要知道今天黨國弄到這樣地步，就是這一般曲解主義，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弄出來的。我們今天要救黨國，沒有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本著我們自己的良知，照著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這樣纔可以完成革命。
    如果我們祗聽信一般士大夫咬文嚼字片段的曲解，與一般一知半解的理論家的亂宣傳，把　總理最純粹、最良好的學說、主義，弄得支離滅裂，以致一般國民和青年無所信仰，無所適從；實際的革命工作，反而沒有人去做，使得　總理的主義，一點也不能實行；這樣便是革命的罪人，亦就是　總理的罪人。革命之失敗，即在我們不能力行，不能力行　總理的主義，不能照著　總理的哲學實事求是去做，歸根到底，就是病在只求致而不能「致」。我們既經曉得這毛病的因子，我們就應該迅速醫治，且要對症發藥來醫好我們這沉痛的病根。這藥不是別的，就是要實行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就是要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而且知道「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學說，是與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輔而行的。亦惟有能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者，纔能實現「知難行易」的學說，纔可以挽救中國已死的人心；惟有重實行，纔可以醫治今日萎靡麻木，苟且推諉，革命失敗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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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祗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那是祗會亡國不能救國的。革命完全在實行，決不是在桌子上、書面上做工夫。所以今天要挽回中國的人心，就是要致「知難行易」的良知，如要補救革命的失敗，亦就是要重實行。
    國家危亡到現在這步田地，上海停戰以後，一般人以至負有革命責任的長官、學生青年們，無形中把精神鬆懈下來，甚而酣嬉作樂，若無所事。要知今天的停戰，不過日本人準備還未完畢，不得不與我休戰，而他以後對我們侵略壓迫必定會格外來得厲害，這是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及中日關係的人們都知道的，他們在中國沿海及長江的砲艦兵船，隨時都可以向我們攻擊，所以我們今天要保護領土，保護國家，保護民族，只有把大家愛國的良知發揮出來，全國一致去努力實行禦侮救國的良知！除此以外，便沒有旁的方法可以抵抗日本，也再沒有方法可以來復興民族。
    一般所謂唯物論者，贊成唯物史觀的人，聽見我這篇話，或許以為我是一個唯心論者，而不注重物質的；如果聽者真是這種想法，就沒有徹底了解「致良知」的哲學，亦就會誤解「知難行易」的哲學。因為講「致良知」如果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不注重在「致」字，那就是一個唯心論者，亦就是與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了。如果講「良知」而注重在「致」，論良知而注重實行，那就不能算是唯心論。陽明的學說所以與程朱專講心性者不同，　總理的學說，所以與陽明的學說作用一致，就是在此。我在從前，將我實驗所得，作成一對聯語，請教過　總理，那聯語就是這「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兩句話。　總理當時稱許的話，我可以不必多說，但他就親筆寫了這對聯語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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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獎勵後進之意，我可以對各位說，這即可以作為我的革命哲學。一個人生在宇宙中間，終日因緣接觸，都離不了事與物。在心與物微妙的關係中間，我承認一切的一切都要從事實上、客觀上來決定，所以我們絕對不是講唯心論的，我們也決不承認是一個唯心論者；同時卻也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總之我們認定凡是從實際上把事業辦成，就要先從事物的方面注意，然後才生效用。不過我們要辦成功一件事情，要整理一種物件，決不能忘卻自己的心意；如果離開了意志，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們心理起一個叛亂念頭，就立刻可成為反革命。又如我們曉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國大綱所定的原則去做，但是為了權利一念的蔽惑，或為投機取巧之計，來迎合一般反動派的心理，放棄總理所定的原則，只爭個人權利，不管黨國存亡與革命的成敗，這就是由心意便牽累到事物。這即是一切事物不能離開心意的明證，也就可以明白：要革命，要救國，是不能不致良知。再舉例來說：我們本來人人曉得革命是好的，但在事實上，卻又不能照著革命的道理去做，那就是行動與心意不能一致，這就是不能知行合一，就是不能致良知。又如我們大家皆知道「知難行易」的哲學，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學說，這個知道的「知」，就是「良知」，我們能夠努力實行這個知難行易的學說，這就是致「知難行易」的良知。　總理常講，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離的，　總理還把精神的意義，解釋得很明白，他說凡不是物質的東西，統統叫精神，從古至今，沒有人能下精神的定義，像　總理這樣確切的。所以我們要承認宇宙除了物質之外還有一個精神的東西存在；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有良知要能「致」，即是行，即所謂實現良知，亦即是「知難行易」的實行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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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謂良知，纔不致於落空，纔不會做一個空疏的唯心論者，同時也不會做一機械的唯物論者。所以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纔能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為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所以我們要完成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只有實行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只有實行　總理三民主義，復興我們固有民族性。
    關於革命哲學，和革命的人生觀，從前我們在日本亡命的時候，　總理就要我切實研究；後來經過一二年的工夫，纔歸納出上面所說的一對聯語，纔把所研究的簡單的結果提示出來。所以革命不是隨便的、衝動的事情，一定要有革命哲學做基礎。革命哲學的基礎，也不是隨便看幾本書，研究幾天，便可以得到的，一定要經過許多慎思、明辨、篤行的功夫，纔可以構成一個中心的思想。試問一般官長學生，你們革命哲學是什麼？你們革命的人生觀是如何？你們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如果你答不出來，那麼你的革命思想一定是散漫的、游移的、動搖的，就隨時可以隨著環境變遷，甚至可以變成反革命！所以我們如要成功一個真正革命家，始終不屈不撓的忠於革命，就要問我們有沒有信仰的中心，就是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如果沒有，見著講唯物論的人，就跟著唯物論走，見著講唯心論的人，就跟著唯心論走，那這種人，就不能成為革命家，而乃是最沒有用、最可恥的游移投機份子。所以我們革命黨員最要緊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有革命哲學的基礎。
    今天集合全南京的各軍事機關官長和學生們，特來作擴大紀念週，把這個最緊要的問題提出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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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們注意，你們如果要革命，無論遇到什麼危險、失敗、困難、疑怨、毀謗的時候，要都不致於動搖的話，那就要確定你們革命的人生觀。而要確定革命的人生觀，就先要有革命哲學來做基礎。有革命哲學的基礎，才能心意安定，臨難不苟，至死不變的來革命。如果革命黨員沒有哲學的基礎，遇到危險困難失敗或疑謗叢集的時候，你就會隨時可以灰心，隨時變節，甚至朝秦暮楚，隨時可以使得革命人格墮落。所以我們不怕革命失敗，也不怕環境險惡，只怕自己把握不住，凡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沒有哲學基礎做我們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的緣故。
    今天所講的「致良知」三個字，是我們現在實行革命主義最要緊的「心法」，不但不與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而且這兩個學說，是互相闡發，實有相得益彰之效。如果我們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那就像宋儒一樣，不免落於空虛。陽明所以要在「良知」上加一個「致」字，就是要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切實體驗。所以「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證明「行易」，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這就是大學的道理，也就是　總理「知難行易」的道理。一般官長學生同志們，要知道我們不愧做一個革命者，要由我們手裏完成中國的革命，就得要站在革命的地位上，始終不渝，纔能承繼革命的歷史，亦就是一定要有一個革命哲學做基礎；所以我今天特別把他提出來，並不厭其重複申述。實則革命哲學的「體用」，幾句話就可以表示出來的，就是：一個人生在宇宙之間，自然有一種向上的，為他的活動； 這活動是起於心意，而著於事物，一天二十四點鐘，我們的心意沒有一時一刻不與事物接觸，我們要認識事物，就不能離開心意——就是精神。一個人離開心意，沒有精神，便成了一個死的軀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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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個死的軀殼，那還有什麼作用，更說不上有什麼革命。所以一個人有心意就有活動，而活動必須要是向上的為他的活動，從這向上的為他的活動，造成一種事業，就完成了一個人。所以我對於人生觀，有一對聯語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兩句話，也可以說就是我的革命人生觀。我今天把我研究哲學和人生觀的經過說一說，我起初研究哲學的時候，很相信「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道理，我有一次就將這兩句話請　總理寫一副對聯。殊不知總理擱了兩星期總不願寫，到兩星期以後，他把我叫去，卻寫了另八個字送給我，這八個宇，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交給我之後，也不說什麼，但是幾個月之中，在無形有形之間，總給我許多暗示，要我自己覺悟。後來到了幾個月以後，他纔和我講這「天下為公」的道理，並講「大學」和「中庸」的道理。他說我們中國自有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哲學，乃是現代西方人所崇尚的哲學，弄不好，就是很危險的思想。大學中庸之道，纔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我經過了　總理的指導，我的思想和信仰，纔完全的改變過來，但是　總理所講的哲學，雖則注重中國的中庸之道，然而他做事的主張和方法，卻是極端的，並沒有站在兩可之間的。舉個例來說，從前有一個朋友，就是邵元沖先生，有一次他想要到美國去，就問　總理到美國那一個地方好。　總理對他說：「你去須要到極東，否則就要在極西，切不可站在中間，到那不東不西的地方；如果只到不東不西的美國中部，是學不到好的東西的，美國好的東西，不是在極西，就是在極東。」就此一點，我們可以知道　總理革命的思想和他教人啟發的方法了。　總理做事情，向來是極端的，不妥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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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在哲學上卻不偏不倚，完全講的是中庸之道。常說中國有很好的倫理哲學，政治哲學，中國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墜落，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者。如果我們把中國大學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來，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哲學能夠比得上我們的。　總理最後在日本一篇講演，便是講王道，那是說我們中國講王道，日本講霸道。王道就是中庸之道，不講侵略，不講強權，完全是講公理。我們中國立國的精神同基礎，都是從這個哲學得來的。大學中庸之道是什麼？是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至漢儒而支離，至宋儒而空虛，至王陽明而復興，迨至我們　總理而集大成，可惜我們中國人，自己忽略了自己，反被日本竊了去，要用來侵略我們中國！但大家不要誤會，我們今天所講「致良知」的意思，並不是我們今天要革命，要抵抗日本，而不用武力，不要軍隊的話，須知我們要完成革命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軍隊，不過我們有了革命的軍隊，還要我們致革命的「良知」來使用它。必使軍隊不腐敗，要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場上； 必使槍砲不亂用，要完全用在革命的對象上； 總之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尤其是現在中國民族精神這樣麻木頹唐，萎靡不振，而日本人已這樣來侵略我們中國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趕快把固有的民族精神「致良知」的哲學收回轉來，實行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以「知難行易」為我們思想信仰的中心，那麼，革命是一定成功，中國是一定會復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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