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所謂良知，纔不致於落空，纔不會做一個空疏的唯心論者，同時也不會做一機械的唯物論者。所以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纔能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為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所以我們要完成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只有實行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只有實行　總理三民主義，復興我們固有民族性。
    關於革命哲學，和革命的人生觀，從前我們在日本亡命的時候，　總理就要我切實研究；後來經過一二年的工夫，纔歸納出上面所說的一對聯語，纔把所研究的簡單的結果提示出來。所以革命不是隨便的、衝動的事情，一定要有革命哲學做基礎。革命哲學的基礎，也不是隨便看幾本書，研究幾天，便可以得到的，一定要經過許多慎思、明辨、篤行的功夫，纔可以構成一個中心的思想。試問一般官長學生，你們革命哲學是什麼？你們革命的人生觀是如何？你們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如果你答不出來，那麼你的革命思想一定是散漫的、游移的、動搖的，就隨時可以隨著環境變遷，甚至可以變成反革命！所以我們如要成功一個真正革命家，始終不屈不撓的忠於革命，就要問我們有沒有信仰的中心，就是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如果沒有，見著講唯物論的人，就跟著唯物論走，見著講唯心論的人，就跟著唯心論走，那這種人，就不能成為革命家，而乃是最沒有用、最可恥的游移投機份子。所以我們革命黨員最要緊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有革命哲學的基礎。
    今天集合全南京的各軍事機關官長和學生們，特來作擴大紀念週，把這個最緊要的問題提出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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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們注意，你們如果要革命，無論遇到什麼危險、失敗、困難、疑怨、毀謗的時候，要都不致於動搖的話，那就要確定你們革命的人生觀。而要確定革命的人生觀，就先要有革命哲學來做基礎。有革命哲學的基礎，才能心意安定，臨難不苟，至死不變的來革命。如果革命黨員沒有哲學的基礎，遇到危險困難失敗或疑謗叢集的時候，你就會隨時可以灰心，隨時變節，甚至朝秦暮楚，隨時可以使得革命人格墮落。所以我們不怕革命失敗，也不怕環境險惡，只怕自己把握不住，凡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沒有哲學基礎做我們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的緣故。
    今天所講的「致良知」三個字，是我們現在實行革命主義最要緊的「心法」，不但不與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而且這兩個學說，是互相闡發，實有相得益彰之效。如果我們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那就像宋儒一樣，不免落於空虛。陽明所以要在「良知」上加一個「致」字，就是要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切實體驗。所以「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證明「行易」，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這就是大學的道理，也就是　總理「知難行易」的道理。一般官長學生同志們，要知道我們不愧做一個革命者，要由我們手裏完成中國的革命，就得要站在革命的地位上，始終不渝，纔能承繼革命的歷史，亦就是一定要有一個革命哲學做基礎；所以我今天特別把他提出來，並不厭其重複申述。實則革命哲學的「體用」，幾句話就可以表示出來的，就是：一個人生在宇宙之間，自然有一種向上的，為他的活動； 這活動是起於心意，而著於事物，一天二十四點鐘，我們的心意沒有一時一刻不與事物接觸，我們要認識事物，就不能離開心意——就是精神。一個人離開心意，沒有精神，便成了一個死的軀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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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個死的軀殼，那還有什麼作用，更說不上有什麼革命。所以一個人有心意就有活動，而活動必須要是向上的為他的活動，從這向上的為他的活動，造成一種事業，就完成了一個人。所以我對於人生觀，有一對聯語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兩句話，也可以說就是我的革命人生觀。我今天把我研究哲學和人生觀的經過說一說，我起初研究哲學的時候，很相信「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道理，我有一次就將這兩句話請　總理寫一副對聯。殊不知總理擱了兩星期總不願寫，到兩星期以後，他把我叫去，卻寫了另八個字送給我，這八個宇，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交給我之後，也不說什麼，但是幾個月之中，在無形有形之間，總給我許多暗示，要我自己覺悟。後來到了幾個月以後，他纔和我講這「天下為公」的道理，並講「大學」和「中庸」的道理。他說我們中國自有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哲學，乃是現代西方人所崇尚的哲學，弄不好，就是很危險的思想。大學中庸之道，纔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我經過了　總理的指導，我的思想和信仰，纔完全的改變過來，但是　總理所講的哲學，雖則注重中國的中庸之道，然而他做事的主張和方法，卻是極端的，並沒有站在兩可之間的。舉個例來說，從前有一個朋友，就是邵元沖先生，有一次他想要到美國去，就問　總理到美國那一個地方好。　總理對他說：「你去須要到極東，否則就要在極西，切不可站在中間，到那不東不西的地方；如果只到不東不西的美國中部，是學不到好的東西的，美國好的東西，不是在極西，就是在極東。」就此一點，我們可以知道　總理革命的思想和他教人啟發的方法了。　總理做事情，向來是極端的，不妥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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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在哲學上卻不偏不倚，完全講的是中庸之道。常說中國有很好的倫理哲學，政治哲學，中國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墜落，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者。如果我們把中國大學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來，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哲學能夠比得上我們的。　總理最後在日本一篇講演，便是講王道，那是說我們中國講王道，日本講霸道。王道就是中庸之道，不講侵略，不講強權，完全是講公理。我們中國立國的精神同基礎，都是從這個哲學得來的。大學中庸之道是什麼？是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至漢儒而支離，至宋儒而空虛，至王陽明而復興，迨至我們　總理而集大成，可惜我們中國人，自己忽略了自己，反被日本竊了去，要用來侵略我們中國！但大家不要誤會，我們今天所講「致良知」的意思，並不是我們今天要革命，要抵抗日本，而不用武力，不要軍隊的話，須知我們要完成革命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軍隊，不過我們有了革命的軍隊，還要我們致革命的「良知」來使用它。必使軍隊不腐敗，要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場上； 必使槍砲不亂用，要完全用在革命的對象上； 總之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尤其是現在中國民族精神這樣麻木頹唐，萎靡不振，而日本人已這樣來侵略我們中國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趕快把固有的民族精神「致良知」的哲學收回轉來，實行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以「知難行易」為我們思想信仰的中心，那麼，革命是一定成功，中國是一定會復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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