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祗有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乃可以救中國，只有能夠致「知難行易」的良知，纔能負起救國的責任。
    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同我們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不是有出入呢？這是在講「致良知」之先，應該要深切了解的。　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　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同是看著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　總理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要來啟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　總理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那你就只要照我的「革命方略」去做，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所以　總理常講：「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去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全，就要用許多時間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即是很難，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祗是跟著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完成革命，因為跟著去「行」是很容易的。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　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知識，是不易強求，而知識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我們理解了這點，便知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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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所以要受日本人侵略壓迫，主要原因在那裏？就是一般士大夫自己不能做、不敢做，反拿　總理的三民主義，總理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來曲加解釋，弄得一般青年，無所適從，全國的人不能照　總理的哲學「行易」方面去做，祗是向著「知難」方面去求，這就是不能「致良知」，亦就是不能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還不能成功。我們一般同志，要知道今天黨國弄到這樣地步，就是這一般曲解主義，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弄出來的。我們今天要救黨國，沒有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本著我們自己的良知，照著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這樣纔可以完成革命。
    如果我們祗聽信一般士大夫咬文嚼字片段的曲解，與一般一知半解的理論家的亂宣傳，把　總理最純粹、最良好的學說、主義，弄得支離滅裂，以致一般國民和青年無所信仰，無所適從；實際的革命工作，反而沒有人去做，使得　總理的主義，一點也不能實行；這樣便是革命的罪人，亦就是　總理的罪人。革命之失敗，即在我們不能力行，不能力行　總理的主義，不能照著　總理的哲學實事求是去做，歸根到底，就是病在只求致而不能「致」。我們既經曉得這毛病的因子，我們就應該迅速醫治，且要對症發藥來醫好我們這沉痛的病根。這藥不是別的，就是要實行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就是要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而且知道「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學說，是與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輔而行的。亦惟有能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者，纔能實現「知難行易」的學說，纔可以挽救中國已死的人心；惟有重實行，纔可以醫治今日萎靡麻木，苟且推諉，革命失敗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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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祗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那是祗會亡國不能救國的。革命完全在實行，決不是在桌子上、書面上做工夫。所以今天要挽回中國的人心，就是要致「知難行易」的良知，如要補救革命的失敗，亦就是要重實行。
    國家危亡到現在這步田地，上海停戰以後，一般人以至負有革命責任的長官、學生青年們，無形中把精神鬆懈下來，甚而酣嬉作樂，若無所事。要知今天的停戰，不過日本人準備還未完畢，不得不與我休戰，而他以後對我們侵略壓迫必定會格外來得厲害，這是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及中日關係的人們都知道的，他們在中國沿海及長江的砲艦兵船，隨時都可以向我們攻擊，所以我們今天要保護領土，保護國家，保護民族，只有把大家愛國的良知發揮出來，全國一致去努力實行禦侮救國的良知！除此以外，便沒有旁的方法可以抵抗日本，也再沒有方法可以來復興民族。
    一般所謂唯物論者，贊成唯物史觀的人，聽見我這篇話，或許以為我是一個唯心論者，而不注重物質的；如果聽者真是這種想法，就沒有徹底了解「致良知」的哲學，亦就會誤解「知難行易」的哲學。因為講「致良知」如果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不注重在「致」字，那就是一個唯心論者，亦就是與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了。如果講「良知」而注重在「致」，論良知而注重實行，那就不能算是唯心論。陽明的學說所以與程朱專講心性者不同，　總理的學說，所以與陽明的學說作用一致，就是在此。我在從前，將我實驗所得，作成一對聯語，請教過　總理，那聯語就是這「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兩句話。　總理當時稱許的話，我可以不必多說，但他就親筆寫了這對聯語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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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獎勵後進之意，我可以對各位說，這即可以作為我的革命哲學。一個人生在宇宙中間，終日因緣接觸，都離不了事與物。在心與物微妙的關係中間，我承認一切的一切都要從事實上、客觀上來決定，所以我們絕對不是講唯心論的，我們也決不承認是一個唯心論者；同時卻也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總之我們認定凡是從實際上把事業辦成，就要先從事物的方面注意，然後才生效用。不過我們要辦成功一件事情，要整理一種物件，決不能忘卻自己的心意；如果離開了意志，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們心理起一個叛亂念頭，就立刻可成為反革命。又如我們曉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國大綱所定的原則去做，但是為了權利一念的蔽惑，或為投機取巧之計，來迎合一般反動派的心理，放棄總理所定的原則，只爭個人權利，不管黨國存亡與革命的成敗，這就是由心意便牽累到事物。這即是一切事物不能離開心意的明證，也就可以明白：要革命，要救國，是不能不致良知。再舉例來說：我們本來人人曉得革命是好的，但在事實上，卻又不能照著革命的道理去做，那就是行動與心意不能一致，這就是不能知行合一，就是不能致良知。又如我們大家皆知道「知難行易」的哲學，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學說，這個知道的「知」，就是「良知」，我們能夠努力實行這個知難行易的學說，這就是致「知難行易」的良知。　總理常講，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離的，　總理還把精神的意義，解釋得很明白，他說凡不是物質的東西，統統叫精神，從古至今，沒有人能下精神的定義，像　總理這樣確切的。所以我們要承認宇宙除了物質之外還有一個精神的東西存在；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有良知要能「致」，即是行，即所謂實現良知，亦即是「知難行易」的實行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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