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要在統一的作戰計劃之下，准許各部隊指揮官，於應付不能預期之變化時，有權作決定性的部署與行動。二次大戰末期，聯軍於諾曼第登陸後，巴頓將軍率軍向巴黎以東迂回突進，但在即將接近德國本土時，由於油料匱乏，進程銳減，其後雖然得到了補充，但此時德軍的抵抗力，已告加強，巴頓將軍面對此一不及預期的變化，乃不得不改向梅茲作直接性的進攻，然後始再行繼續其迂回性的攻勢。這就是採的臨時決定性的反應措施。
    當然，部隊指揮官分層負責的態度與依據，必須是一方面於作戰計劃全局，於統帥部意圖，皆能切實瞭解，不至南轅北轍；另一方面，仍能在謹守其下授的權責範圍之內，以絕對達成其作戰任務為目的，既不貪功冒進，亦不諉過自飾。如此，則所謂統一控制與分層負責，才能真正的並行不悖，應變制權，而所向有功。此即德國前參謀總長史里芬將軍所採用的「有計劃的控制，但賦與部屬以某種程度的自由方式」之大軍指揮作戰的法則是也。

伍、軍官團教育的意義

    現在要再討論軍官團的教育問題，本來軍官團教育，是與基礎教育、深造教育相互啣接的一種補充性的「在職訓練」，其重要，絕不在正規教育訓練之下。因為任何教育訓練，都是有期限的，少則一月兩月，至多亦不過三年四年；惟有軍官團教育，乃為革命軍人持續性的、永恆性的教育訓練，絕不是依時點卯、虛應故事、外面做來好看的形式窠臼。所以軍官團不惟要強調專業專科與戰鬥技能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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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強調彼此之間，學術的切磋觀摩，品德的夾持砥礪，情感的融和周洽。可是每每當我接見國軍中上級軍官，問到軍官團的課程和教材時，大家多說主要在研讀總統訓詞；再問到有否新的軍事的資料、新的科學的教材時，則總是說，苦於新的教材資料甚少。由此可見，軍官團的教育，仍然缺乏注意新的資料、新的課題、新的學術與新的知識之注入。實在總統訓詞只是對於軍事哲學、戰爭藝術、軍隊實務，以及心性修養一類，原則性的指導和啟示，必須大家反省自修，深思力踐，才能發生實用長效。如其徒然只在軍官團，以其大部分時間，作為課程來重覆講解，雖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終歸無用。以後總統訓詞，除得及時傳達宣讀外，不必繁詞贅語，作為課業來重覆講解。不惟如此，即典範令也不是單單講解所能為功的，而必使之反覆磨練，專精純熟，始能得其實益，而且典範令因為是成規性的、條文性的，亦並不足以因應不預期的狀況變化，不足以因應科學武器的日新月異；所以在典範令之外，其他如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心理的、國際的、時事之變化、與新武器之發明……一切新知——國防部與各總部有關方面，均應廣為系統性的譯介，使我們軍官團軍官，即使不能直接研讀原文，至少亦可以從自己軍事性的雜誌中，獲得世界新知識的益處。國軍近年一般雜誌書刊，如「國魂」「革命軍」「勝利之光」「青年戰士報」以及「三軍聯合月刊」與「陸軍學術月刊」……等等，其編輯方法，以及其譯介與著述之文字，都已有相當的進步。去年我就曾經指示過「對於三軍聯合月刊，有關匪軍、越戰、中東戰爭之報導，以及各國新發明、新著述的譯介資料，應在軍官團報告，並派專員經常研究撰文剖析，以引起讀者之興趣與注意」。大家瞭解，戰爭科學，是時時刻刻，皆在變動演進之中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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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的新思想、新方法，目前我們不一定使用得上，而新的裝備，新的武器，一時亦不一定能自行製造供應，然其應有的基本認識與對策之研究，則絕不容我們官兵，懵然無知。
    最近三軍聯合月刊第六卷第四期所載——
    雷輯五同志「論發展太空的戰略意義」一文，對於太空作戰、太空探測、美蘇兩國太空發展之比較，以及未來太空作戰之構想，均有所論述，並強調吾人對此應有其必要的警惕。此文可交由軍官團研閱，以增益一般官兵對太空作戰的認識，並可交由有關軍事科學部門，切實研討，以輔益國軍軍事科學的發展。
    又丁錫光同志譯介美國空軍大學講評「匪、俄軍事理論與戰略戰術之比較」一文，指出「今天作為一個軍事家，必須在心智上設法溝通兩種效能之間的顯著差距，即既要考慮以一枚反彈道飛彈來摧毀敵之第一擊，又要考慮以大量人員，背負各種補給品，來支援五百里以外的遊擊隊」。同時復指出「戰爭上的一切工業技術，和可以計算出反彈道飛彈對第二擊之反擊成果的計算機，卻對於以尖銳的竹釘，當有效武器來使用的敵人，而一無用處」。這就適足以說明美軍對於共產集團所謂「人民戰爭」的戰術弱點之所在，美軍今天在越南所遭遇到的師老無功的困境，就恰恰坐實了美軍「對於以尖銳的竹釘，當有效武器來使用的敵人，一無用處」。
    在這篇評論裏面，最重要的，還是在於他指出了「我們的計劃作為，戰爭構想，作戰演習……等等，總是一廂情願的假定以藍軍對抗紅軍，而雙方的組織部署和武器型式，都通常彼此相埒，雙方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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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都作合理的推演，所以我們一遇到實際的情況，就很難理解，為何敵人總不依照我們所預期的軍事行動而行動」。這一段話，實在也同樣可以當為對我們一般演習的諍言與責備！而且也可以說，我們國軍犯的這種病痛，乃又更於美軍加甚！如其演習，都只是彼此力量相埒，行動皆在一般推理之中，既沒有突起攻擊的敵情想定，又不曾作最危險變化的打算，其結果就自然無法理解「為何敵人總不能依照我們所預期的軍事行動而行動」了。
    又羅潯得同志譯介前英國駐越南顧問團團長湯普遜所撰「英國人為越戰診脈處方」一文，指出美軍「在越南缺乏明確的戰爭目標，這使一次切實有效的全民戰爭，註定難產」；又說「美國人的困擾，在於每作一次新的努力，似乎只是設法抵消其錯誤而已」；這就與我再三和美國友人討論，並勸告美國友人翻然改圖的觀點，若合符節。
    最難能可貴的，是湯普遜也明白：「解決越南問題，必須轉變戰略於間接路線」，這乃是對越南戰爭知微知彰、拔本塞源的主張，這是美國人不肯說，甚至也是美國人不敢想的一種觀點。
    其他如任先春同志譯介美國空軍雜誌之「苦難中成長的以色列空軍」，以及王順慈同志所作「以色列的政治作戰」各文，於以色列建軍之艱苦，以及以色列對政治戰、情報戰、組織戰、謀略戰之綜合運用，皆有詳確的論證，此對於國軍之建軍與訓練，皆足資取法。
    至於陸軍學術月刊第四卷第三十三期所載——
    陸軍總部發表之「陸軍化學兵今後努力的方向」，分別提出了「依據化學兵研究發展之成果，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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