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測驗方式，也不宜雷同——

    孫子說過「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李德哈達也說過「當一次嘗試失敗以後，不要沿著同一路線，或採用同一形式，來再發動攻擊」。這就是說，戰爭是一場既要鬥力、又要鬥智的窮極性的行動，無論是戰勝或者失敗，都不能採取同一方式來再發動攻擊。可是我們的測驗與演習，卻多是墨守成規，千篇一律，第一營、第二營、第一個梯次、第二個梯次，都走的是同一條道路，同一個場地，用的是同一項方式，同一種情況，來進行演習與測驗；結果前面的一個營，剛剛做完，後面的一個營，對演習測驗狀況，已瞭如指掌，乃就足以行若無事的來適應測驗的內容。這在當初設計營測驗戰力訓練的原意，乃是為了示範動作，而不重在戰術訓練，但其流弊所至，卻成了雷同勦襲的測驗，虛應故事的訓練，長此以往，那如何能再測驗得出究竟那一個營好，那一個營不好呢？所以今後的測驗演習，務於天候、地形、敵情、兵力配備……各方面，分設不同情況，進行不同的方式與測驗才成。

    此外，是測驗計分的方法，亦應改進——
    我們一般訓練測驗，至今尚缺乏合理的計分標準，所以評分多是全憑裁判人員一時的主觀來判斷，雖然在表面的分數上，一分一厘都表現了出來，似乎已臻於相當精確，但其實這種不實在、不深入、和不合理的評分，是沒有價值的；不僅沒有價值，反而將減損訓練和演習的真實評價。我以為與其計較一分一厘的評分，斟酌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名次先後，反不如考核其應用的效能——考核其指揮官的部署措置，是否適合於戰術原則與實戰狀況？考核其部隊的精神、操作、戰術、戰力，是否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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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則，實際有效？是否能切合實戰，臨機應變？以為其次第高下標準之為當。
    訓練對於天時地利之變化，例如雨天與晴天、山岳與平原之演習，其計分標準，亦應各自不同，即對於雨量之大小及雨後地形場地之限制……細部因素，皆應考慮列入計分標準之中。
    總之，今後營測驗訓練，應概以訓練其戰術能力為主，至於連以下單位的訓練，則以其戰鬥技能為主。對於戰術性有關的基本教範，如作戰指揮綱要等書，亦皆應力求簡化，使之統一合編，易知易行，而其技術性有關之典範令，自然可分編專精。

肆、三軍聯合作戰指揮要領

    剛纔美軍顧問團戚烈拉團長於其致詞中，曾經講到三軍聯合作戰的問題，其詞義簡要精確，實獲我心，譯文可即交由三軍聯合月刊轉載，以供我聯戰指參人員體察研究；要知聯合作戰，不僅是我們反攻登陸勝利成功的關鍵，亦就是我們今後各軍種參大與三軍聯大的主要課題。
    戚烈拉團長他認為在聯合作戰中，最重要的是「每一軍種指派任務時，對其他軍種的能力與限制，以及其編組構想與武器系統，需要有詳確的了解」。
    實在聯合作戰指揮，對其各個不同的指揮系統中，部隊的特性與能力，都要有精確的理解；對各個指揮官的個性與能力，亦同樣要有正確的了解；尤其對於各個不同的軍種、不同的兵種之間，必須熟審洞察，調和護持，使之充份發揮各個兵種軍種的特性專長，彼此協調互助，形成整然一體的戰力，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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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援的行動。曾國藩嘗謂「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指胡林翼）為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饋遺，不絕於道，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己不與焉」，所以「安慶之克，推胡林翼為首功」。這種調和護持、合作無間的精神，特別是這種「盛稱諸將之功，而己不與焉」的謙光盛德，更是今天聯合作戰領導統御的方向和榜樣，不單單須認識其所部的能力、編組、與武器，即為已足。
        戚烈拉團長又認為「一個好的指揮官要有道德的勇氣，下達其不受他人歡迎的決心」。
    這就是指在聯合作戰指揮系統中，由於不同的軍種，不同的兵種，不同性格的指揮官，與不同程度的部隊，聯合並列，根本不可能有一個利害一致、勞逸均衡的作戰計劃，足以為各個部隊、各個指揮官所完全接受和歡迎的。此時聯合作戰指揮官所負的責任，乃必須以其道德的勇氣，來下達並貫徹其所須完成的計劃與決心。比方當聯合國軍隊在韓境對匪作戰之時，麥克阿瑟元帥最初即決定登陸仁川，但是兩棲作戰專家小組，卻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使此「可疑的計劃」，幾乎不可能實行。而陸軍參謀長柯林斯，也不同意由釜山附近抽調陸戰隊第五團開赴仁川，並懷疑第十軍攻下海灘的可能性，因此建議在群山方面登陸。當時海軍軍令部長余曼亦復同意柯林斯的此項建議。然而麥帥的決心，則始終並未為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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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詞浮議所動搖，他說「數億亞洲人民，在注視著這場戰爭的結果，時間是無情的，我們必須行動，否則即將死亡」。麥帥就是在這種不受歡迎而且普遍為高級將領所反對的情形之下，以其凜然的道德的勇氣，下達了最後的決心，使仁川登陸之戰獲得了輝煌的勝利，這就是一個最近而又最好的例證。
    但是這種道德的勇氣，是與那種愚而好自用的剛愎之氣，暴虎憑河之勇，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前者為基於智慧的、責任心的擇善固執，而後者則只是懟而自戰而已。
    戚烈拉團長又認為「一個聯合作戰指揮官，所負的最大任務，是將交給他指揮的軍隊資源與能力，融合起來，而聯合參謀軍官，則必須集中他們的學識能力，向指揮官提供共同而公正的判斷與建議」。
    這亦就是說，指揮官需要對一切事物客觀考察的能力，並能善用其部屬的集體智慧。而且聯合作戰指揮，亦可由此以統合每一軍種、兵種、指揮官的意見，使部屬對於他的判斷，具有更大的信心，以遂行其戰鬥任務，發揮高度的統合戰力。這一項意義的指陳，亦就是對前一項的所謂「以其道德的勇氣，下達其不受歡迎的決心」之註腳與補充。
    戚烈拉團長復認為「遂行現代聯合作戰時，由於其流動性與快速性，必需將某些權責下授各單位部隊的指揮官，才能對戰場上無法預期的狀況變化，採取決定性的反應措施」。
    這亦就是說，聯合作戰固然需要統一控制，但亦須與各軍種各兵種之分層負責，並行不悖。簡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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