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與推己及人的重要。政戰人員無論對同僚的心理，部下的心理，長官的心理，民眾的心理，尤其是對敵人的心理，都要能深切研究，透徹了解才行。比如對士兵的講話，就要適合士兵的心理；若對官長講話，就不能以對士兵所講的話來講了，務使適合各級官長的程度和心理，使之樂於接受——特別是各軍種與各兵種之間的需要、知識、理解、程度、與性質，都完全不同，政戰幹部如果不能掌握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事而異，因所知所學而異，各別的心理狀態，及其各種事實和需求而適應之——即不能因時、因事、因人、因地制宜，去切實研究的話，則無論你怎樣努力辛勞，也不能使之聽從領悟和接受的。至於對敵人的心理作戰，當然更要針對匪軍官兵和社會群眾多變的各種不同心理，來攻心奪氣，這是不用說的了。
    再就精神方面來說，政治作戰完全是攻勢的，在其一切戰役歷程中，乃是絕無任何守勢之可言！而政治作戰，全係精神方面的，乃是無形的東西，與其說有攻防之分，不如說他僅有動靜之別。所以他在精神上，無時無地，無動無靜，無在而不是用攻勢來打擊其敵人的。假定說，我們政戰人員被敵人所俘，不能作積極的攻擊，但是在被俘之中，無論一言一行，凡是不屈不撓，無畏無懼的舉動態度，例如正氣歌中「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等丹心碧血的表現，在在皆足使敵人見之心寒，聞之膽慄，這亦就是政治作戰的一種；雖然到了被俘就義，手足捆縛，在實際上雖已無法進攻，但在精神上，卻仍是對敵作積極的進攻的。照這樣說，政治作戰還有什麼守勢之可言呢？所以大家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今後必須堅持一項信念，那就是攻擊！攻擊！攻擊！不斷的攻擊！即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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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作戰中，偶有採取防守的方式，但這防守的目的，還是為了進攻，並不是為防守而防守的。尤其是政治作戰幹部，更唯有堅持這樣絕對攻擊精神的政治作戰，乃能見勝則起，乃能破敵成功，舍此更無他義。

    講到這裡，我還要提出一項匪軍動態，作為你們檢討策劃的參考。據匪後消息，匪軍最近曾經召開了所謂「全軍文化工作會議」，而且它們一開就開了二十多天，根據其所發表的文件，匪的「文化路線」，仍然是圍繞著所謂「三八作風」「四好連隊」「好八連」「學習雷鋒」等等來進行的，而這些「運動」，乃無一不嚴重的暴露了匪軍的物力的匱乏，和士氣的頹喪。現在共匪文藝的方式，亦如上海俗語所說「三句不離本行」，其八股式的口號，無非是「要為士兵服務」，「要接受黨的領導」，「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它們搞來搞去，就是只搞這一套，這裡面是沒有任何新穎東西的。它說要為士兵服務，可是匪軍穿衣的問題，就久已是冬季發夏服，夏季發冬服，現在卻是連冬季裡的夏服，夏季裡的冬服都發不出來了；只有每一個人一個針線包，一坐下來就縫縫補補，乃至到了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程度了。吃飯的問題，也不斷在配給量上一減再減。沒有糧食，沒有裝備，而要恣言為士兵服務，這一切不是自欺欺人麼？不過我們對匪的這一動態，還是要特別注視。它的長處，我們要吸取，它的毒性和弱點，我們則要列為工作資料；而且還要從它的邪行惡跡當中，尋找其足以制匪死命的方法出來才行。
    這次共匪「文化會議」的標題是——「政治部加強部隊文藝工作」，這則消息看了以後，我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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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我覺得我們雖然也十分注意軍中文藝工作，但是仍然不夠積極、蓬勃、生動！須知軍中文化藝術工作，是教兵勵士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必須藉助於高度智慧的藝術活動，才更能把政治工作做好。政治作戰的藝術，並不僅僅是一般音樂、繪畫、舞蹈、戲劇……的美的表現而已；凡一切工作活動，時間、空間的條件，以及人與人，人與事，人與物，其性質、心理、意識、形態，尤其是群眾的意志與精神的洞察、判別、決斷、處理，皆能恰到好處，這都是政戰藝術。所以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一種特別藝術，與其他藝術不同，其他藝術是人類的意志精神作用於無生力之死物（即如琴棋書畫建築雕塑等是），而戰爭藝術則是使意志精神作用於有生力之活物（即人對人，人對事，人對物，人對時，人對地，以及作戰進退勝負等等），並產生一種活反應，故最需要高尚之心力，及優越之勇敢與才能」。雖然工作藝術是不可先傳，而且是必須不斷創進更新的，但也畢竟可以由思考的精密，和方法的嫻熟，而培養得來。總之，大家必須確切認定，通過藝術的方法或手段，來解決一切實際問題，乃是求得工作圓滿與作戰勝利的不二法門——也才能導引你們進入工作藝術化和戰爭藝術化的領域。
    我曾經說過，從軍事戰先期作戰到戰爭善後，無往而不有賴於政治作戰的運用與支持，而且只有政治戰的勝利，才是決定性的勝利。依此認識，就可知政治作戰幹部乃是要擔負復國建國全程的責任，這是非有絕大的精神力、和責任感，以及全軍一致的同仇心與敵愾心，是承擔不起的。所以我還要強調政治作戰幹部的基本精神修養，來勉勵你們！

    第一、就是要有傳教士的說理（講道）精神——不計榮辱，不計報酬，跑斷腿，說破嘴，耐煩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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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死善道；不僅是要能夠說服同事，說服部下，特別是要能夠說服群眾，說服敵人，來推行革命事業精神心理的建設。
    第二、是要以醫生護士的博愛精神——無微不至的體貼關懷，解決官兵的痛苦、困難、和需求，一切為大眾，一切為團體，熱誠服務，敬事而信，來推進革命團隊的情感和武德的建設。

    第三、就是要有無名英雄的犧牲精神——過則歸己，功則讓人，冒險在前，赴義恐後，以苟且為羞，以避事為恥，來推行革命志士典型風格的建設。
    因之，大家就可以知道，政戰幹部在平時，乃是軍中戰士的師傅與褓姆，以慈愛精神為戰士服務，成為戰士的保護者，這就是以作之親、作之師的資格來教導戰士，撫育戰士。這樣到了戰時或戰場上，就能以作之君的職責來領導部隊作戰，成為其子弟兵，乃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了。這裏所說的「師褓」對子弟的教養，並非一意姑息溺愛之謂，乃是慈愛之中而帶有嚴肅，教養之中而兼具管制的；古來所謂「嚴師」「嚴父」者，就是這個道理。如果你對子弟一意養育而不加管教，那就將成為所謂「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了，軍隊戰士，亦是如此。孫子地形篇所謂：「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豁；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又行軍篇所謂「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以上孫子所說的就是對於部屬，必須以恩威並濟，寬嚴並用，又要信賞必罰，不可溺愛姑息，反使其成為驕子惰卒，而不能用命作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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