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二十六    演講
隸屬章節：演講＼中華民國四十三年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五日及七月十二日在陽明山莊講——

要旨
    一、革命教育的要領——黨政軍聯合（行動）作戰教育的要旨。
    二、檢討三十年來革命教育失敗的根源。
    三、對哲學、科學、兵學體認貫通的提示：
        子、哲學方面；
        丑、科學方面；
        寅、兵學方面。
    四、對哲學問題的商榷：
        子、過去革命不成的病根——第一是私心，第二是偏心，第三是欺心，第四是疑心。
        丑、哲學的定義。
        寅、研究哲學第一目的——甲、研究如何才得稱之為人；乙、研究如何做人和人做什麼。
        卯、天與心與人的問題及其關係——甲、天是什麼；乙、心是什麼；丙、天與心與人的關係怎樣。
        辰、研究哲學第二目的——解決生死與苦樂的問題。
    五、革命哲學的基礎。
    子、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學說是一貫的——陽明並不否認知識上的「知難」，　總理也並不忽視「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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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證。
        丑、對陽明哲學的探討——陽明哲學的脈絡和內容：甲、良知；乙、致良知；丙、知行合一；丁、究竟話頭。
        寅、陽明哲學是否偏於唯心的問題。
        卯、要以陽明哲學來輔益 總理的「知難行易」學說。
    六、對革命教育的結論。
本文

一、革命教育的要領——黨政軍聯合（行動）作戰教育的要旨

    今天本院第二階段教育第×期又開學了！我要特別為大家再一次指出我們今後革命教育的重點是什麼？我們今後革命教育的重點：第一、就是要強調黨政軍聯合作戰，使黨政軍民在戰鬥上融為一體，亦如陸海空勤在戰鬥上融為一體一樣，來發揮高度的統合戰力。這在我「對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之提示及聯合作戰演習講評」裡，已經有了明確的提示。第二、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哲學、科學、兵學相互聯繫貫通，有生命、有體系，完整而又有力的革命教育。關於哲學、科學、兵學聯繫貫通的問題，在去年九月，我主持國防大學 國父紀念週，講「軍事教育與軍事教育制度之提示」的時候，也已經為大家指出了一個途徑，並確認這就是我們今日軍事教育的宗旨。雖然那只是僅僅就軍事教育方面而言的，但其所含蘊的精神，是完全與黨務政治相通的。尤其是在我們今日要強調黨政軍聯合作戰的時候，更不能不建立這個以哲學、科學、兵學相互聯繫貫通的革命教育。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國民革命，我們要聯合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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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都要有這以哲學為基準的品格修養，以科學為基準的治事方法，以兵學為基準的戰鬥技能，然後黨政軍才能聯合行動，也才能聯合作戰！當然，作戰乃是行動之一，而聯合作戰，亦就是聯合行動。大家應該知道，黨政軍在業務性質和他的範圍上雖有差別，但在戰爭的責任和他的要求上是必須一致的，因此在戰鬥的精神和認識上也不能不一致！如果從事黨政工作的同志，認定軍事是一門專門學問，以為大可不必，甚至於還不屑去研究的話，那就注定你所從事的黨政工作，必將完全失敗！我認為人類的生活與戰鬥是不可分的，也可以說「生活即戰鬥」。「一切政治、經濟，乃至於哲學、科學等各種發源，本來都是從軍事戰爭之中發展出來的。尤其是一切政治制度與組織，更可以說都是從軍事制度中脫胎出來的。」（四十二年度軍事會議的指示和講評的補充中講）所以大家要革命反共，要雪恥復國，就不問你是從事於黨務工作的，或從事於政治工作的，都要深切了解軍事的基本精神，都要能應用軍事作戰的戰術原則，也就是要能夠虛心的、痛切的接受這種以哲學、科學、兵學為基準的革命教育。

二、檢討三十年來革命教育失敗的根源

    大家今日可以檢討一下，三十年來，我們在教育上實在是失敗了！這可以說，從我自己起，到整個的黃埔軍校和政治大學的教育，以及廬山訓練、峨嵋訓練和復興關訓練，都是完全失敗的！本來我們並不是沒有時間來辦教育，而且已經辦了三十年了，這三十年的時間，不能說不長，但結果還是要遭受後來那樣慘痛的失敗！這里面必然有他失敗的道理！今天我就是要把我自己失敗的責任，痛切悔改，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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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個失敗的道理告訴大家，使大家亦能覺悟，和我共同地痛悔。可是單是痛悔不相干，大家總要能「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地困勉改過，那才不致徒費唇舌。王陽明曾經對他的門弟子說：「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如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我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實在我今天也有這種感慨！可以說我對大家無論是講學術，講修養，已經講了三十多年了，大家要是不「只作一場話說」，能夠「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那我相信就不會招致後來那樣慘痛的失敗了！但究竟我們失敗在什麼地方呢？這三十年來，如要論哲學教育的話，那我們也並未忽視哲學，我對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的闡述，和「精神教育」的提撕，我自問也要算是竭盡心力了。如論科學教育的話，那我對科學的道理——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以及組織的原理等各種指示，也講得很多，並不是不盡我的心力。至於講兵學，那更不用說了，我是從戰略、戰術、戰史，以及制度、紀律，和戰爭精神，一徑講到了戰爭藝術——戰爭哲學和戰爭科學的了。但是無論身教言教，一直到現在，我認為都沒有一點結果。而且我所看到大家平日的學識、精神、生活、言行，以及見諸於辦事的方法與個人的修養，和我時常所提示的、督責的、期望的，幾乎一點都不發生關係。這就是顏習齋所謂「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也。」我知道在你們中間，大多數都是一二十年前的幹部，也有好些是三十年前的幹部；一二十年前的幹部，到今天都上了四十歲以上的年齡，三十年前的幹部，而且都成了五六十歲的老幹部了。但大家只要試問自己在過去三十年，或者十年二十年以來，畢竟成就了一些什麼？對革命、對主義、對國家、對人民、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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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化，可以具體指出來的究竟有過什麼貢獻？我可以說大家——連我自己在內——年齒雖然增長了，而精神學術和一切修養，實在長進的太少；甚至可以說，毫無進步，而且只有退步。我們自問，可以說無論工作、學業，和鬥爭的勇氣，進取的精神都遠不如前了。可憐以往三十年的歲月，是這樣地忽忽過去了，假令大家年復一年，再不警醒自己，鞭策自己，那就再加上三十年的歲月，其必無了局，亦就可知！如果再加上三十年，你們也就都到了七十八十「須杖而行」的地步，而我則更是不復視息了！像這樣茫茫蕩蕩、悠悠忽忽，不但主義的抱持不行，革命的功業未竟，而且國土不復，民命斬絕，勢將陷世世子孫於永劫沈淪的境地，那我們對 總理，對先烈、對主義、對革命、對歷史的罪責，就要百身莫贖了。這樣下去，那大家怎麼得了呢？因此，我要在今天沈痛的提醒大家，真是歲月易逝，時不我予，再不可有一時一刻的茫蕩悠忽，自誤誤人，誤黨誤國了！
    講到哲學、科學、兵學的問題，在你們裡面，有專門研究和深切體會的，自然不少；但如果說有哲學的基礎，而又能兼有兵學的素養的，或者說有科學的基礎，又能兼有哲學素養的，我看是不會多有的。更進一步說，如能兼有哲學、科學、兵學三者的磨鍊，且敢於確然自信，心中真有把握的人，我看那是更少了。何況就是說具有哲學素養的，至多也只是限於學理上的探討，和記誦上的鑽研，真能砥礪志節，涵泳深造，應用實踐的，恐怕是越發少了。像這樣大家都缺乏哲學精神的修養，心中並無主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那我們如何能革命，如何能反攻，更如何能復國建國呢？大家要知道，即將在我們面前展開的反攻復國總力戰，決不是一次尋常的戰爭，也絕不是過去北伐、抗戰那樣的戰爭，所可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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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提並論的。由於反攻復國戰爭所要求於我們堅忍、苦鬥、犧牲的幅度加大，所以我們對黨政軍幹部哲學、科學、兵學的存養之要求，也就不能不更加嚴格，我相信大家惟有多一分德業的磨鍊，才能多一分勝利的把握！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你們現在都是黨政軍的高級幹部，你們已經承擔了反攻復國的重擔，如果你們還沒有哲學、科學、兵學的素養，那無疑就會給這一重擔壓倒下來，使國家民族就從你們的手裡親自斷送掉。我時常感到，我們不怕反攻不成功，卻怕成功以後仍舊失敗。因為在一種民族大義的激勸之下，反攻雖然將要經過極艱苦的奮戰，但其成功是必然的；可是為著大家以前並無哲學、科學、兵學相互貫通的革命教育，為之涵濡陶冶，其「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那也將是必然的。所以我常常為這一個問題，憂惶不寧！急切的要大家向哲學、科學、兵學三方面來下工夫！實在就是為著我們這一次反攻成功，亦就是國民革命最後一次的總成功，這最後成功的一次，我們是再也經不起任何挫折失敗；如果再一挫折失敗，那就是最後的失敗，再也沒有復興的機會了。

三、對哲學、科學、兵學體認貫通的提示

    我講大家要接受哲學、科學、兵學相互聯繫貫通的革命教育，這並不是說對哲學要再從經史、文教、科學，要再從數理化電學起來，也並不是要大家對中外古今哲學兵學諸書，都能涉獵周章，襲取記誦；而最緊要的，還是要大家研究其精義，運用其原理，事事體認，應用實踐。因此在下面我要就哲學、科學、兵學幾個必須體認的要則，和必須貫通的學理，給大家作一個簡單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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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哲學方面。

    我在「軍事教育與軍事教育制度之提示」裡，曾經指出哲學是「窮理、修身、正德」之學，更質直一點說，也就是我們革命幹部的精神教育。我們革命幹部精神教育的哲學基礎是什麼呢？那就是 總理所指示給我們的「知難行易」學說。從來我又根據 總理學說的原意，提出過「力行哲學」，並曾就總理的「知難行易」學說，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作過綜合研究，我認為惟有輔之以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才能更加容易使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大行。我在二十年前，提出「力行」兩個字的時候，是因為看到我們的幹部「沈滯不進，畏難卻顧」，所以要提倡「力行哲學」，大家一齊起來力行！到三十八年創辦本院，我又提出了「實踐」兩個字，這是為著鑒於我們大陸失敗，是失敗在幹部「虛浮不實，自欺欺人」的上面，以此要用「篤實踐履」來補救；由「力行」到「實踐」，從根源上來說，也就是大家更由「沈滯不進」深陷到「虛浮不實」的地步。所以我以為大家今日要能「實踐」，就要從「言行合一」做起；大家要能「力行」，更加要從「知行合一」做起。我們必須言顧行，行顧言；困勉精進，即知即行，始能做到實踐和力行。也惟有如此，乃能達到 總理「使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的目的。關於「知難行易」和「知行合一」的問題，下面我還要同大家作一番商榷。這篇只是先指出一個準則，希望大家閑邪、去偽、實踐、力行，並以「定靜安慮得」來作精神修養的程序，以「危微精一中」來作精神修養的主意，時時刻刻反問自己，我這顆心是不是又放肆了？散漫了？動搖了？沮喪了？是不是又被人心浸蝕了天理，物慾障蔽了良知？這樣，「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行從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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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行不可飾」，那才是真正的能夠閑邪、去偽，能夠實踐、力行了。
    關於科學方面。
    總理說：「科學者，系統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又說：「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且說：「中國不患無實行家，蓋林林總總者皆是也。」我也曾經指出今日是「科學的群眾時代」！更認為「現代戰爭，是科學的戰爭，而且這戰爭科學是一種精密的科學！」「所謂科學的戰爭，就是打組織，打生產，亦就是打學術和研究的工夫。因此也就是組織的戰爭，生產的戰爭，和學術的戰爭！」我們今日黨政軍的總力戰，所要打的就是打組織戰。在組織戰裡，第一是領導的問題，第二是協同的問題——也就是戰力統合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論一切計畫作為，和行動指導，都要有系統、有條理、有程序、有重點，也就是說我們一切都要有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方法，總要不違背科學的原理，那才能不至於各有各的主張，各是各的一套，發生矛盾、牴觸、對立、重複、對消的毛病；也才不至於一加一只等於兩個人的力量，而是要二乘二能夠把兩個人的力量，擴大成為四個人的力量，乃至於由平方而立方，發揮出更大倍數的力量。這裡所乘的是什麼呢？其所乘的就是一切工作的效率，無論在組織、領導、研究、設計各方面，都能使之協同互助，合作無間，發揮絕大的功效，所以我們在組織裡，一定要有堅強統合的領導，這個組織，才會發揮分工合作的實力；一定要有配合無間的聯繫，這個組織，也才能實踐分進合擊的鬥爭。這就是我常常所說戰鬥體的重要，也就是我常常所講的科學化、組織化，和制度化的重要。至於學術戰爭，最要著重的，就是研究發展！約米尼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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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在太陽底下，沒有那一樣東西，是盡善盡美的！」這種不滿於現有的成就，因而發揚精益求精的精神，才是真正科學的精神！所以我常說：「如果要那一件工作成功，就先要從失敗的方面去研究；要那一件工作進步，就先要從缺點的方面去檢討。」這實在就是推動科學進步的主要方法！歸結來說，我們革命工作，要講戰爭科學，就是一切要講領導，要講合作；一切要講研究，要講發展——惟有隨時研究，徹底檢討，才能探本窮源，真知力行；也惟有不斷發展，不斷精進，才能趕上這「科學的群眾時代！」投入這「現代的科學戰爭！」
    關於兵學方面。
    我常說：「生活就是戰鬥」！生活條件和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亡！現在我們對匪戰爭，就是一個黨政軍的總力戰，所以我要大家——特別是黨政幹部，都要能夠有著戰鬥的認識，和養成戰鬥的生活。不過我這裡所說的兵學，不是止於一般所講的操典教範，而指的是要大家對於軍事上一般戰略戰術原則學理的修養，更要有軍人堅確的忍耐力，旺盛的企圖心，和卓越的指揮才能，以及運用軍事原則和戰爭學理以從事於組織戰、宣傳戰、心理戰、情報戰，和謀略戰等等各種的最高智慧；無論在任何困難危險的時候，仍能不屈不撓，毫無沮喪敗退的意思，徹始徹終的奮鬥到底。大家須知 總理在創設同盟會和改組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就是以軍事部勒的方法來組織革命黨的，我在講「重建革命基本組織、策進革命反攻運動」和「黨的組織之建立與運用」中，也都是應用這軍事科學和戰術原則來講述的。總之我們今日在反攻復國總力戰的大纛之下，要作為一個革命黨員，其使命就是在於戰鬥——在黨務、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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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戰鬥！這樣，如何能夠沒有兵學的素養，沒有戰爭的常識呢？
    綜合來說，哲學、科學、兵學，實在不僅僅是軍事教育的要旨，也是每一個革命幹部所應該接受的革命教育的要旨，而且三者必須聯繫貫通，不可闕一。譬如單有哲學的修養，而沒有科學兵學的智能，那就是等於一個徒恃雙手的匹夫；單有科學或者單有兵學的智能，而沒有哲學的素養，就更是等於一個沒有機柄的武器；這種沒有哲學的修養，而徒有科學兵學單方面造就的人，說得危險一點，就更是「適足以長其傲，行其惡，肆其辯，飾其偽。」所以三者之中，尤其以哲學修養，最為重要；只有哲學作基礎，來貫通科學、兵學，那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教育和學問。

四、對哲學問題的商榷

    關於哲學，在前面我已經指出一個概略，但因為這是我們教育的根本問題，也是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所以要再同大家作一番商榷。
    前面我已經講過，我三十年來是如何努力提倡「力行」，又是如何要大家努力「實踐」的，可是沒有得到效果；這就是因為我們過去的革命教育，沒有找到要領，而對於革命不成功的病因，亦沒有徹底認識；所以不能使學者認識其本來面目，明其究竟，這就是從前教育徒然示以力行、教以實踐，而不能示以如何力行如何實踐，以及其病根所在的緣故。因之雖經過三十年苦口婆心的教育，結果是毫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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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說，我對於我們幹部的病根，在過去也不是沒有指明和闡述過，尤其是最近三年來，「對於幹部教育之回顧」、「幹部自反自修的要領」以及「當前幾個重要問題的答案」裡，所指出大家的缺點，如官僚鄉愿的惡習，農業社會的病態，大陸國家的慣性等等，似乎是說得太多了！無奈大家總是如秋風貫耳，真是「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徒喚奈何，亦惟有浩嘆而已！我近來又曾經將這一個力行不篤、實踐無效的緣故，自己再作一個總檢討，所得的結論，乃是因為知之不真，所以行之不力，於是不自覺其痛苦愧炸，這樣當然亦不自覺其有省察克治的必要了。因此，今天我要為大家再一次指出我們幹部的通病所在，然後再來講述哲學修養，也許可以使大家痛切地發一次深省。
    大家今日的通病，我以為：
    第一、就是「私心」。也就是自私。私字的反面就是公平的「公」字。凡是私心自用的人，他只有個人而沒有同志，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甚至還有如王陽明所說的：「揜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為同好惡。」今日大家私心自用，即使不至如此之甚，但要其能公爾忘私、先人後己的幹部，真是鳳毛麟角；尤其在利害得失關頭，更可以見到一般貪利貪名、患得患失、投機取巧，甚至派系鬥爭、造謠中傷、嫉賢害能，以及自我宣傳的心事，發露無遺。這種自私之心，就是我所常說的聞譽而喜，聞毀而恚的「有我」之心所產生的，這是成功立業的惟一大敵。我亦常說，我們革命事業的敵人，就是我們本身自己，這所指的自己，就是自己內裡的私心作梗；這私心就是古人所謂「心中之賊」，如果我們能夠時時去此私慾，存其天理（就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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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則革命團體，無論是政治、黨務和軍隊，決無如過去排擠磨擦的敗行，在同志之間，就必能如大學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如此，大家惟知革命共同的責任，而無個人單獨的利害，推而廣之，就是我們革命幹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心；立者自立不懼，達者四達不悖，如登高一呼，群山四應，這乃是我們革命黨員，尤其是高級幹部，要領導群眾、指揮部屬的道德上不可或缺的條件。否則只知自私，而不知仁民愛物；但知自了，而不知推己及人；則革命犧牲、救國救民之本心，以及民胞物與、宏濟群倫之大道，已悖而失之，革命必無成功可言，個人更無立業之望了。
    第二、就是「偏心」。也就是所謂偏見。強調本位主義，執一不化。在軍事習語上說，亦就是所謂「偏差」。我常說我們同志之間有兩種人最應該自己不斷反省的：第一種人，對於某一問題的研究和處理，往往超出於本題範圍之外，或其所想像的，比本題的學理超出一層，但他自以為是他的聰明超人一等，莫名其妙，其實他的思維，既沒有條理，又不明系統，踰越了其問題的事理之外，完全違反了科學的原理。於是他所提的答案，就犯了「文不對題」的毛病。這種反科學、不合理的辦法，自然會發生很大的偏差，甚至會發生相反的結果。這亦就是我平時審核公事最怕而又是最苦的一件事。我們黨政軍幹部同志中間，犯上這樣毛病的人很多，今後希望能切實注意改正。其次第二種人，疏忽粗拙，不能深入研究，所以他的處理各事，往往奉行故事，敷衍應酬，不知負責，得過且過，只想混過日子了事，抱定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對一切工作，不論輕重緩急，都不肯用一點心思，盡其應盡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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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所謂「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採取這種消極沈睡的態度，那其為害於革命工作，比之第一種犯著偏差病的人更大、更不堪設想了。這前者是太過，後者是不及，這種偏差，乃都是由偏心而產生的。所以主事的人，如一有了偏見，那什麼合作，什麼協調都不成了。結果他只知道逞其一己之見，炫其一己之學，以剛愎為率性，以私慾為當理，自視過高，視人益輕，甚至如在外的叛徒，只知重外輕內，倚勢凌人。若其自己能的，即以為天下能者皆莫己若；自己不能的，則嫉視人家的能，所謂「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這等人，一有偏心，什麼事都辦不通，什麼人亦都不能共事了。這偏字的反面，就是正直的正字。大學所謂「身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又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這所謂辟，亦就都是由偏心所產生的，這樣的人，必然是處處不能合作，事事無法協調，那對於現代工作必須分工合作、聯繫協調的道理，自然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到了最後，他只有私智自用，獨行其是，必致反科學、反組織、反紀律、乃至反制度、反革命而亦所不恤；正蹈襲了以往軍閥政客和叛逆漢奸的窠臼而不自知。這樣的幹部，還能擔任革命的重任麼？所謂科學的群眾時代，豈不離題更遠了麼？這就是荀子所說的「凡人之患，偏傷之也」的明證。如果我們革命黨員，真能致其良知，那就決無執一不化，偏而不正之患了。
    第三、就是「欺心」。也就是虛偽。推此欺心的由來，就是作偽，也就是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亦即陽明所說「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這欺字的反面，就是誠實的誠字，大學所謂「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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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者毋自欺也」。曾文正所謂：「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這乃是曾文正在其「慎獨則心安」的箴言裡所說的，我認為他這一章，為欺與誠兩字作注解，再明白也沒有了，真是得到了王陽明致良知哲學的要諦。我們革命幹部，如能對於這一箴言，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而又能實踐篤行，則不僅個人修身立業，就是復國建國的成功基礎，亦盡在於此了。
    在以上所說的私心、偏心，和欺心三種惡德之外，還有一種百惡之首的疑心，我要在此補充說明。這疑心可說與以上三種惡德是有密切關係的，而且是互為因果的。有時因為有了疑心，而連帶的起了欺心、偏心和私心；亦有時因為先有了某一種的私心、偏心和欺心，乃產生了疑心。一個人如有了疑心，就會起疑懼恐怖、疑難畏縮，或疑忌妒嫉種種惡德惡念；尤其是革命黨員和革命軍人，如果一有了絲毫懷疑之心，那末疑神疑鬼，就可使你滿懷荊棘，乃至舉足有礙，不僅是沒有鬥爭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而且一切逃避敗退，乃至叛變降敵的心理，皆將由此而出。俗語所謂「白日見鬼」，又說「疑心生暗鬼」，各種惡劣卑鄙心情，就都會一齊流露出來。於是在戰場上就會發生草木皆兵的敗狀，在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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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就會發生風聲鶴唳的亂象。這種疑心裡所生的暗鬼，如果不能立即袪除，那就可以使你的內心枯萎，這種暗鬼且會把你這種疑心擴大，又描上各種兇險的顏色，使你覺得前途太險太難，不能不向牠投降。因之這種疑心，推而至極，個人有了疑心，就可身敗名裂；軍隊有了疑心，且可招致亡國滅種之禍；所以我說疑心為百惡之首，這是我們革命黨員與革命軍人所應該特別警戒而省察克治的。我們革命黨員與革命軍人，如何能克治這個百惡之首的疑心？那就要問疑字反面是什麼？疑字反面就是誠信的信字，惟有仗著信心與誠意，方能掃除這個百惡之首的疑心。所謂「誠則明」，「信則一」，「一則不貳」，「明則無懼」。亦惟有這不貳與無懼，乃能滌蕩這個偷生怕死、猶豫不決的疑懼之心。大家須知，這誠與信，就是陽明致良知哲學的緊要關頭。在傳習錄裡，陸澄問陽明曰：「有人夜怕鬼奈何？」陽明曰：「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又有一個學生問陽明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要怕。」陽明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他這裡所謂迷，亦就是兼指疑而言的，這證明懼怕的心理，就只是從自己方寸之間的疑心所生而來的！如何能使人不鬼迷，亦即是如何而使人無疑心，那就是要使人內心徹底明白，毫無疑滯，如何能使人內心徹底明白，毫無疑滯？這就只有致良知了。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這個良知，乃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的，如此還有什麼疑心呢？所以我以為這致良知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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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實是我們革命幹部醫治革命病根的金丹一粒；這一粒金丹，就是我們革命教育所要找到的妙方，亦就是要領。可知我們大家，如果不要革命成功，不要掃除自己內中的私心、偏心、欺心，而任他這疑心始終留住在內心，搗鬼作祟，則亦罷了。否則只有用這個金丹妙方，方能將一切痼疾、病因拔根塞源的斷絕，來完成我們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的第三期革命任務。但是大家須知，懷疑這件事，也並不是壞事，而且一個人對事，不能不有懷疑的精神，否則對于可疑的事，就無徹底明白的時候，那豈不是不明不白，糊糊塗塗的混過一世麼？這樣做事固難成功，就是做人，亦無意義了。所以我以為懷疑，乃是人生必須的，亦是必有的。不過對於每一件懷疑的事，必須立刻要將他徹底的剖析明白，不可為他留一點餘地，以待將來；否則延誤時間，遷移不決，那這種疑心，就會越久越深，越疑越險，到了最後就會導致互相猜忌，彼此傾陷，上下攜貳，險象橫生，演成喪身亡家的慘禍而有餘了。所以我認為疑心雖為惡德之首，而懷疑乃是破疑的張本；只有一有懷疑的事，無論在自己內心，或對朋友同志，就要不留餘地的根究到底，是則是，非則非，弄個水落石出，再無可疑的餘地，這亦就是陽明致知格物用力的所在，而且是今日科學辦事的要道。只要能使這一個疑竇徹底明白了，那還有什麼可疑的道理？這樣豈不就是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了麼？所以這致良知的哲學，就是我們革命黨員為人處世、修齊治平惟一的要領。
    當然前面這四種惡德，就是我們今日所要拔本塞源的所在，所謂「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但我們用什麼來拔本塞源？除開革命的哲學修養以外，還要大家師法古人，尚友古人，就是實踐「知難行易」和「知行合一」的「致良知」哲學，此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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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知道「致良知」的哲學，不僅可以拔除人生心理的一切病根，而且亦是我們革命黨員復國建國成功立業的金丹，如此重要的哲學，我們怎能不趕快研究，以求心有所得，來解決我們革命的千頭萬緒、一切疑難重大的問題！現在我先要將哲學的定義對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如要研究哲學，必須明白哲學究竟是一種什麼學問？我們要研究哲學，究竟是為著要做什麼，所以我們要知道哲學的定義。關於哲學的定義，自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我認為哲學這是如前面所講的「窮理、修身、正德」之學。簡言之，就是「窮理明德」的學問，其效則見之於誠意正心修齊治平之中。而研究哲學亦就是為著要做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現在我還要補充一句說，窮理的目的在於致知，明德的工夫在於修身；修身的效驗，就在於知與行之中，方可驗得的。所以研究哲學亦就是要解決人生與革命一切知與行的疑難問題，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致知力行——修身，亦就不知道人生與革命是要什麼，是做什麼，更不知人生與革命的道理及其究竟了，這樣怎能革命？怎能做人？如果一個人連到人生是什麼都不知道，那還能知道做人的道理麼？這樣的人如何能革命呢？這樣糊糊塗塗的革命，還能望其成功麼？現在再要問窮理與致知是什麼？窮理是窮天人之理，要使內心徹底明白這個道理，毫無東西可以掩蔽他，障礙他，與欺瞞他，就是要使他內心澄徹明晰，毫無疑難掛礙，或恐怖欺偽的東西夾雜在裡面。所以研究哲學，亦就是要求其心之安樂，使我所做的事，都能心安理得，而毫無疑懼不寧的地方。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這種反身而誠的快樂學問，亦只有在研究哲學中才能得到的。吳草廬說：「學者學此樂，樂者樂此學。」如果一個人對他所樂的東西，能夠如好好色，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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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惡的東西，如惡惡臭，那還有什麼不能力行，不能成功的事？所以吾黨先烈志士，為主義、為革命、為救國家生存，為求民族光榮，乃以死為榮，視死如歸，所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孟子曰：「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這都是致知明理，認識其做人的意義，和革命道理的功效。所以我認為致知的哲學，乃是一種求安求樂的學問，只要你能使內心明白與安樂，那還有什麼疑難的事不能解決？還有什麼天大的事不敢擔當？你看這個哲學對於我們人生對於我們革命事業的關係是何等重要！尤其是你們高級幹部，階級越高，任務日重的同志，對於革命哲學，更不可不特別修養，確有心得才行。因為你階級越高，事務越繁，精神亦越易分散。而你的朋友，亦自不便常常規戒你，你的部屬更不敢時時諫阻你，於是你耳所得聞的，多是諛詞；目所得見的，無非令色；這樣濡染日久，其結果必致逆耳者疏，諂諛者親，於是耳目閉塞，心志驕泰，而你的學問智識，和你的地位職責，卻成了一個反比例，但你還是俯仰顧盼，沾沾自喜，既不知求進步，更不自知其已經落伍了。如果高級幹部到了這樣一個不長進地步的話，那其事業，還有希望麼？這樣，革命前途，亦必將被其斷送了。因之，我對於今日一般高級幹部的哲學修養，認為比任何學術與工作，更為急要。
    同時我以為研究哲學的中心問題，其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研究人的問題，第一研究如何才得稱之為人，第二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亦就是前節所說的人生問題。必須先解決這兩個問題，以後方得再研究其他心物理氣與知行等各種哲學有關的問題，如此研究哲學，才有意義，亦才有價值。所以我今天所要講的與普通所講的哲學不同之點，就是要首先解決如何名之為人，以及如何做人，就是如何為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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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問如何名之為人，就是如何方得謂之人，對於這一問題的說明，不如從反面來解說，更容易明白些。那就是我們要問凡是人類，同是一個人，怎麼有「是人」與「不是人」的區別呢？這我們可以引用孟子的話來說明。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這幾句話，就可說明，凡是人類必須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方得稱之為人，否則就不能算是人，亦就是「非人」了。孟子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就是說明人之生而具有這仁義禮智之心，而發現於此四端。凡是一個有人格的正人，必須將此四端發現處，擴而充之，方才盡了做人的道理。簡言之，做人就是要擴充此四端，而發揚其仁義禮智固有的明德，這固有的明德，就是「良知」，使此良知擴充而發揚之，就是致良知。由此就可知道具有此仁義禮智之明德（良知）的，方得稱之為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我們讀了這段話，更可證明人的反面，就是「非人」，這非人就是禽獸，即使他具有軀幹四體，而不具備這仁義禮智之明德，亦就與禽獸無異了。那更可明白如何謂之人，如何謂之非人，而等於禽獸了。孟子在此只講仁，而不及其餘者。因為仁居明德四端之首，故講仁就可包括整個明德了，而且未有仁而不備義禮智者也。以上乃是講明人之所以能名之為人的道理。至於研究中國哲學的門徑，除了研究人的問題之外，對於天與心的本質，更要特別了解，並先要將這天這心與人的關係，以及這所謂天與心究竟是什麼東西，研究明白，然後才可以著手研究哲學，這亦就是我研究哲學與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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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哲學者不同的一點。
    以上乃是講人之所以名之為人的道理。至於講做人的道理，就是要研究人應該怎麼做？應該做什麼？乃是要將這人人所具有的仁義禮智之明德（良知）擴充而實踐之，以盡我人的本分而已。既是天地父母生下了我們這樣一個人，就是要我們在人的社會裡，盡我們做人的義務，小則能夠助人愛人，為一鄉一族服務；大則能夠救國救民，救人救世，能為國家民族為世界人類服務；至少亦要不害人欺人，不做背天逆理的事。如果一個人，對於哲學沒有基礎，亦不想研究，毫不注意窮理致知，存養省察的工夫，惟在人慾私利路上去求發展，既無所謂戒慎恐懼，更不知檢束自愛，只知投機取巧，徼倖是圖，鉤心鬥角，嫉忌成習，亦就如曾文正所說：「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逼又相惡。……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鶩，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其何以然，不自知其故」了。那樣鹵莽滅裂，無所不為的人，不僅會害人自害，而且會害國害民，必將導致喪心病狂倒行逆施，成為無恥的小人了。這亦就如孟子所說的「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孟子又說「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那樣無恥的小人，最後結果，若不是身敗名裂，就是遺臭萬年，這是驗之古今歷史，都是歷歷不爽的。我以為只要能夠研究哲學，並了解「知難行易」學說的真義，而又有「知行合一」與「致良知」哲學素養的人，那就決不會遭逢這樣危險和悲慘的結果，而且惟有這樣確有哲學基礎的人，才能成大功、立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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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駭而分爾我者小人也，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也。」這就是我們革命黨員之所以要以反共抗俄自任，而以救國救民為職責者，就是要本其仁心而擴充之，以盡其做人之道而已。曾文正曰：「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陽明曰：「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使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這都是說明人是應該這樣做的，亦就是說明人應該做這些民胞物與、宏濟群倫的事，所以張子西銘說：「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亦就是「非人」了。這以上仁民愛物的事，亦就是我們革命黨員人人所做的事，我們革命必須做這樣的事，才能成為一個革命幹部，而且我們革命必須如此做去，才能信其有成。

    現在要講天與心與人的問題及其關係：
    天是什麼？哲學所指的天，並不是一般所指頭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王陽明說：「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賅，原是一箇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其門人，「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為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故陽明認為「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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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陽明說「良知即天也」。亦就是所謂「天即在我心中，而並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別求一個天了。」我認為天的解釋，對一般人說，與其以天理之天來解釋天字，則不如以天命之天來解釋天字，更易了解。所以我個人對天的解釋，有四句話頭，就是用古人成語「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上帝鑒臨，於穆不已。」這就是心即天，心即上帝，天與上帝，都在心中，所以你要時時敬畏，不可有所傲慢忽略的意思，因為天是密察明鑒，而不能隱瞞絲毫的。這就是陽明所指的良知，亦就是天。
    再講心是什麼？哲學所指的心，並不是指生理學上軀體內的心臟之心。陽明說：「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可知哲學所指的心，只是一個靈覺，只是那天理發生處，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的靈心。所以陽明說「心即理」，又說「心在物為理」。我對心的解釋，亦有四句話頭，就是「無聲無臭，惟虛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帥氣。」最後一句「寓理帥氣」，完全是我個人研究哲學領會所得的，其他三句，乃是摭拾古人的成語而已。我認為理與氣，是附麗於心，而受心運用的，心亦惟有運用這理與氣，才能表現其「全體大用」和「聖神功化之極」的效能。故心與理與氣，乃是不可分離，亦如心與性不能有明顯辨別的情形一樣。不過這個問題，必須要專家來研究，並不是我們今日研究革命哲學所必要的問題。但是其中有一點要特別弄個明白、解釋清楚的，就是現在有許多人認為心就在腦筋裡，或亦有認為腦筋就是心的，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大家要徹底了解腦筋並不是心，而心亦不附麗於腦筋範圍之中的，他是獨立自在於腦筋以上，本然自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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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他是運用腦筋與指導五官，至高無上的靈覺，這靈覺，就是良知，亦就是理；所以我用「寓理帥氣」四字來表達心之所在與心之作用，而證明心決不在腦筋裡，亦不是附麗於腦筋之中的東西。
    同時陽明還解釋「心即理」，就是心理為一，絕不可把心與理析而為二，他說：「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即理』是如何，只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為，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如果大家對這一層意思，還不夠十分理會，那也可以用我們從事於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戰爭之例，來「能近取譬」。比方說，假使今日大家真是以反攻復國、弔民伐罪為職責，就是一心要救國救民，實現主義，不計利害，不恤生死，來投入這場戰爭，那就是一個良心上的「理」的真實發露。如果不是這等，而只是希望在勝利以後，回去參加接收，分享得一些勝利的果實，而專以升官發財為目的，那就是要在外面做得好看，卻是一個私心了。由此可知，實在只有一箇心上的理，才是純然一箇天理，而天亦就在其中了。
    其次我們也知道陽明在講心即理的同時，還講心有主宰。傳習錄裡說，有一個學友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陽明回他說：「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這裡陽明所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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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實即是指的心，這主宰就是一片純然的天理，一個昭明的良知。人心如果中無所主，那還不會百慾交侵、心勞日拙嗎？所以心有主宰，真是一個做學問的頭腦工夫。這不僅儒家是講心有主宰的，像耶教的「聖靈即在吾心，吾心即是聖靈」，又像禪宗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都是講心就是一個主宰。大家更不須心外再去別求個天，別求個理，須知主宰即在自己的心中，就是說主宰就是自己的良知。
    以上已將天是什麼、心是什麼的道理，簡約的闡明了一個大概，大家應該不難理會了。但天與心與人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前面我也已經指出「惟有具有仁義禮智之心（良知）的人，方得稱之為人。」這裡所講的仁義禮智之心（良知），實在就是天理。朱子說：「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這個天理，亦就是每一個人心中所具有的昭昭之天。所以一個人只要不失此四端之心，而能擴充發揚之，那就是與天合一的一個正人，這亦就是中國哲學中所謂「天人合一」的真義。反之，這個人就只是一個衣冠禽獸罷了。由此可知，這天這心這理對於我們人的關係是何等的重大。真是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即使不死，亦只是一個人面獸心的人，而是「非人」了！
    其次，我們所以要研究哲學，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解決生死與苦樂的問題，亦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研究哲學的目的，是要求其心之安樂而已。這個問題一般研究哲學的人，往往以為這是屬於宗教範疇的，所以就不去注重了。其實這生死與苦樂的問題，乃是研究哲學的重要目的，我以為惟有在哲學中，方能求得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而不是只在宗教信仰中所可解決的。因為哲學，是求真理的，而宗教的信仰問題，亦不能捨棄哲學的；如果哲學僅僅研究心物理智，而不能解答這個於人生最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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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那對於研究哲學，就無重大價值了。所以我今天對於這個問題亦要在講哲學的時候，特別提出來補充一下，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我們研究哲學的第二個目的，乃是要解決人生的生死與苦樂的問題，惟有這個問題徹底解決之後，方能談革命，方能談作戰；亦惟有如此，方能做一個俯仰無愧、頂天立地的革命黨員和革命軍人，庶幾不負天地父母生了我們這樣一個人！所以我說哲學，亦是求得安樂的學問，不但是解決知行的學問。但是這知行與安樂都是有連帶密切關係的，凡是只要其對於某一個問題能夠真知力行的人，那他必是心安理得、毫無畏難、不憂不懼的人，如果這個人能夠不憂不懼，那還有不安不樂的事麼？所以王陽明說：「良知是造化的精靈，……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良知）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這裡的所謂與物無對，就是說良知是我們的中心主宰，也就是等於一個信仰宗教的人在其心目中的一個上帝一樣，他是至高無上的，所以每到自己覺得一旦良知發露，或者果能致其良知的時候，自然如對越上帝，無樂可代了。所以我們為學治事，或革命作戰，總要找到其樂趣所在，而後對一切工作乃能自然，亦不覺其為苦為難了。其實為學有為學的樂在，治事有治事的樂在，革命作戰更有其真正的安樂所在，只是我們沒有去找尋他而已。我以為此樂就是致良知的樂，致良知如何可樂呢？因為致良知的第一義，即是求其心之所安，心即安了，不愧不怍，無憂無懼，如何不樂？所以無論黨務、政治或軍事的幹部，凡是你所擔任的工作，只要是發自良知，認為都是我們革命黨員所必須而不可或懈的，因之努力奮勉，而求其有成，實去致其本然的良知，就自然可以從良知發露中得到真樂，且將因此而更加樂學好德，不厭不倦了。我對於樂的話頭亦有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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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優游涵泳，鳶飛魚躍，樂道順天，活活潑潑。」這一點就要大家自己回頭去體認，你們看，每當在事為上力行有效、或在心性上省察有得的時候，是不是會手舞足蹈，無樂可代？

五、革命哲學的基礎

    現在要再講我們革命哲學的基礎。我對于革命哲學基礎，只認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為我們革命不二法門。不過我認為要使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大行，還是要輔以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才能更加容易的使「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我是自十八歲從讀顧葆性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以後五十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了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是使得我百讀不倦，心嚮神馳，不知其樂之所止。大家知道，王學的主意是一個致良知的知字；但王學的工夫，還是歸結到一個行字，亦就是致良知的致字——「致知必在於行，不行不可以為致知。」講到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則尤其是著重在行——「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可是在知字上面，卻有兩種看法，我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裡，已經指出「王陽明所講的『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 總理所講的『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知識，不易強求的，而知識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我們理解了這一點，便知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用意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後來我在「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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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裡，復再度指出「陽明的所謂知，偏重於人性的良知，即不待學而後能，不待教而後知……是屬於『生而知之』的一面。 總理所謂的知，乃是著重於學術上的知識之知，要由學、問、思、辯工夫纔能得來……是屬於『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這裡雖然我早已經為大家指出了陽明的「良知」和 總理的「知難」兩個著重點的所在，但究竟還嫌隔著一層。實在陽明是並不否認「知難」，而 總理也並不忽略「致良知」這一個事實的。大家知道王陽明初年曾經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友同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勞神成疾。當初王陽明還說他這是精力不足，因之他自己來窮格，但亦早夜不得其理，到了第七日，也勞思致疾，遂相與嘆息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後王陽明謫居貴州龍場三年，乃知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遂決然以為聖人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這層意思，不但說明陽明體認了「知難」，而且更足以在 總理學說十證之外，證明 總理所說的知識上的知難，是十分正確的！不過陽明從此不再在困而知之「知難」之知上用功，而就掉轉了話頭，自去尋他那種「不慮而知」的良知而已。現在我們看看 總理的學說，他說「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又說「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這種「心理」「信心」，實在就是良知，而「行其心之所信」，就是致良知了。 總理又在「軍人精神教育」裡指出「軍人精神，第一之要素為智，能別是非、明利害。第二之要素為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則在實行三民主義。第三之要素為勇，軍人須具有技能，始足應敵，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乃不至臨事依違，有所顧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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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於自擇。」這裡的別是非、辨生死，一直歸結到行仁，我以為也無一不是良知的發露。 總理又曾經說：「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又說：「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工夫。」而 總理的思想，尤其最明顯的，是在能知必能行一章裡，他說：「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大家可信 總理這裡所說「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以及「內治的工夫」、「良心上的建設」，不就很明顯的都是致良知的工夫嗎？所以 總理還主張「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也。」我們又知道， 總理還曾經指斥一般必待先知而後再行的人，他說：「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陽明也說過：「今人欲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能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那不是與上段我們 總理所指斥必待先知而後再行的意思完全一致的嗎？這段話，可以說就是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最大蔽障，亦正是陽明倡言「知行合一」所要針砭的病症。陽明一生其所以慇慇以「致良知」為教者，實在也就是他最能體會「知非易而行非難」的道理，所以才要這樣諄諄誨人的。而我們 總理在前面所引以為深憂遠慮，唯恐大家「必先求知而後行……則行永無其期」，更可以說就是 總理所以要創立「知難行易」學說的根本原因。由以上幾層意思來印證，可知不論是陽明的知行合一，他是並不否認知識上的知難的知。就是 總理的知難行易，也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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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這精神上的致良知的知。因此可信不問是良知和知難，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我們今日是既離不開科學上知識上的知，更加離不開修養上良知上的知，如果把這知錯看了，偏執了，說這不是一貫的，那就是執一不化，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了。總之， 總理的知難，和陽明的良知，其用心都是在勉人力行。只是因為他們當時的時代背景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所以在知的立論上亦即各不相同。大家知道，在王陽明的時代，乃是科學尚未萌芽的時代，正是所謂漢儒考據，宋儒性理，又加之佛學空寂玄妙之說，汨沒了理性的時候，所謂儒者——士大夫之流，都跳不出語錄、詞章、功利、訓詁、帖括的圈子。講性理的，也只是終日教人「懸空靜守，槁木死灰。」講功利的，更都只是勞勞擾擾，終日「坐利欲膠漆盆中」。陽明於此，自不得不倡「致良知」之說，以去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不得不倡「知行合一」之說，以求其反身而誠，強恕而行。至於 總理的時代，則正當「革命造端之始，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只是黨人尚惑於「孫氏理想，黃氏實行」之謬說，致使 總理革命建設之策，成為空談。 總理於此，因欲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乃發為「知難行易」學說，以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意思就是鼓勵大眾照著 總理的方策去實行，「不必再去求另外的知」。因為 總理覺得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不假外求，所以 總理所強調的是學問的科學的知難，而不是如良知的生知的可致。可是我們今日一般幹部的革命人生觀與對於革命真理的認識究竟如何？據我所觀察的，多半都不是發自他自己的內心——良知，所以他對於革命，只是茫茫蕩蕩、隨隨便便的一個掛名黨員，既沒有徹底的信仰，更沒有絕對的決心；我認為革命精神，至今真是每況愈下，更加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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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所處同盟會與中華革命黨的時代了；然而這並不能怪一般黨員的懞懂或不上進，而是本黨革命哲學基礎的教育，從沒有徹底研究，和認真實施，這只有怪我自己領導無方罷了。因此，我對于革命哲學基礎問題，今日要再鄭重提出來共同研究，求得一個根本解決。我對這個問題，可以說這五年來，都在不憚反覆的研究，總認為我們要貫徹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必須輔之以王陽明「致良知」的哲學。務先做到知行合一，然後才能由勉強而行之，進到安而行之，利而行之，以達到知難行易的真實境地。
    既然我們要以王陽明的哲學來輔益 總理的學說，那我們就得對陽明哲學，再作進一步的探討，然後始能知所抉擇，篤行弗措。
    首先我們研究陽明哲學的脈絡，就要知道他「致良知」的學說，乃是導源於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上面來的。陽明根據這一箇啟導，所以認為「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天理」。又說：「良知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即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是非兩字，是個大規模。」所以良知就是要別箇是非，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就是一個別是非的知行工夫，又如小人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還是有個是非之心在左右他，所以他才要揜要著，因此他說：「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他隨後又指出良知的發用說：「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不知者。」同時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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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又說「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才有著時，良知亦自覺得，覺到蔽去，復其本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所以「良知之明，萬古一日。」而「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故良知只是天理，所以陽明說「心即理」。這心就只是個是非之心，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不容增減，所謂昭明靈覺，不慮而知的天理，這亦就是天，我今特續一句說「心即天」。
    到這裡，良知是體會了，但如果不去致這良知，那卻是得兔後不知守兔，兔將復失之矣。如何「致良知」呢？王陽明說：「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中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如此，則人欲自消，天理自明。」
    但這樣的「致良知」，還只是「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使固有的天理發露而已。至於如何使這箇心體復而常存，不復為人欲所蔽，那就要看力行如何了。所以王陽明又特別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說「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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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這箇觀念，所以王陽明要再說個「知行合一」。他說：「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潛伏在胸中。」如何使這不善的念克倒？這就是「要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但他說：「有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所以他還要痛切地指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由此可知陽明不但要勉人知行合一，尤其是要勉人即知即行，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再行也。
    現在要再同大家探討一下王陽明的「究竟話頭」，這也就是他教人致良知的著力點。他說：「以後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要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陽明定這幾句為「究竟話頭」，實在就是教人實行他「致良知」哲學的訣竅。現在我們先將這究竟話頭很淺顯的解釋一下。陽明這究竟話頭的第一句，就是直指人心，原是一個虛靈不寐的東西，就是要人不可用私意來安排一件事。如果你做事先存一個好善的心，或者一個惡惡的心，因為無論你是存心好善，或存心惡惡，總不能不涉嫌到一個偏心、私見、和主觀；譬如說你先存了一個好善的心，那你在街上所看到的人，就將是所謂滿街都是聖人，但何嘗滿街都是聖人呢？這只為你預先存了一個好善的心，所以給這好善的心障蔽了。因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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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最好就是拿古人所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作他「無善無惡是心之體」的注解。比如說，我們這顆心假使是一張白紙，善是朱，而惡是墨，那麼著上朱，就分分明明見到是朱；著上墨，就分分明明見到是墨，更無任何一絲私見偏心夾雜淆混於其間。但你假使先存一個心去迎合朱，或者先存一箇心去拒絕墨，那就會非朱者亦見其似朱，非墨者亦見其是墨，中間就不免生出許多夾雜，許多枝節，許多似是而非了。所以我以為只要認識這個心體——良知——無善無惡，而是光明瑩徹、無物不照的；就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絕無成見，絕不主觀，論語所謂「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以為惟有致良知，才能絕無意必固我的毛病。如能致良知，則既無意必固我，自不會再有私偏欺疑的惡德妄行了。所以我們革命黨員惟有能致良知，認識這心之本體，才能真正做到袪私、補偏、戒欺、破疑，而拔除過去各種不良的病根，湔雪革命屢次失敗的恥辱了。至於陽明話頭的第二句，就是要告訴你意念萌動，有善有惡，須時時刻刻檢防自己這個意念，總要做到「有不善未嘗不知」才是。講到第三第四兩句話頭，就更落到真知力行的工夫上面了！陽明說「如不著實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但不能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這些子塵沙能得幾多，但其一著眼，則滿眼便昏天黑地了。」這亦就是說意有善惡，而知無不良，總要著實為善去惡才行。大家固知良知的發露，自然知善知惡，但必須認定這箇良知，才是真知。又必須真能為善去惡，才是格物，才是修身，亦就才是致良知。大家還要明白這裡陽明所講的格物，不再是格亭前竹子之物，他這裡所格的乃是格「此心之非」的物，所以也就是去人慾、存天理，這實在就是他為學的大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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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亦就是研究致良知哲學的一個訣竅，真是隨他多少邪思妄念，或生死患難來臨，只要這裡一覺，就都自消融了。
    以上我只是就陽明學說中的「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究竟話頭」幾個脈絡流行的地方，給大家一箇研究革命哲學和做學問的頭腦工夫而已。在王陽明的傳習錄、文錄、書錄裡，討論這個哲學問題的地方很多，如果大家能夠照著這條思路去探討、體會、身習、躬行，一天研閱一段，一天力行一事，那就不難將現在革命大敵——私、偏、欺、疑的四大病症，拔本塞源，克去自己所有的惡習、痼疾，而能切切實實地來即知即行了。
    但在這裡大家也許為著惑於近世所謂「唯心」「唯物」之說，可能還要懷疑王陽明的「致良知」，是不是完全偏向於「唯心」這一面的？
    我們當然知道，王陽明的「良知」，雖不免是著重在心體這一層，但良知加上一個致字，這就不是「唯心」的了！因為他「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結穴處，全著重在於「行」字，「知」自然是著重於心的，但「行」則已是發之於事物的了。這就是說他的「知行合一」論，實乃是「心物一體論」，原非只是偏於唯心的一面。而且依他所講的「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這句話來說，更有力的說明他是一個「心物一體論」者；因為不但「真切篤實」是說的事事物物，而「明覺精察」也是離不開事事物物的。下面我們還可以再引述他一段話，來證實他不獨是講知不離開事物，而且還認為知是無內無外的。他說「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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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又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由此可知陽明所指的內，不單是指這個心，其所指的外，自然更包含了事事物物，「致用崇德」、「無內無外」，這不就是「知行合一」、「心物一體」麼？尤其最顯然的，是他經常教人於人情事變上用功，他說：「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生死，皆事變也，事變只在人情裡。」這種教人在人情事變上用功，並說「事變只在人情裡」，那還能說他只是偏重於心與知的一面麼？他說：「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由此可信他是既不偏於心，亦不偏於物的。故其說為「心物交感」，而其學則「知行合一」，我們對於先哲的這種前言往行，實在是無所用其懷疑了。
    大家現在體會了王陽明哲學的話頭以後，就要再研究如何用陽明的哲學，來輔益我們 總理的「知難行易」學說，使之大行。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重點就是要昭示我們「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我後來在「行的道理」裡，還曾經下過一個轉語說：「不行不能知」。但無論「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與「不行不能知」，千證萬言，落葉歸根，總是一個行字。我們今日革命，要實行三民主義，大家都知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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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信仰三民主義而來的，但這個對主義的信仰心，是從那裡發源出來的呢？ 總理指示給我們革命力量發生的進程，是「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因之就可以知道這個最先發生的思想，乃是由我們這種對主義「信其可行」的信心所發生而來的。這個信心，就是我們革命哲學的基礎，試問這信心，這革命哲學基礎，不都是由知而來的麼？不就是「良知」麼？但如何能把這種信心見諸實行，那就是要靠我們大家能夠致自己的良知，立箇志去力行主義，實踐革命，即使犧牲了生命，亦是心安理得，無所遺恨。能使自己徹頭徹尾的覺到力行主義，實踐革命，是我們今日應負的責任，亦是我們人生最安樂的處所；不再有物慾之蔽，也不再有外誘之私，然後這才是真的信其可行，而且是必其可行了。
    王陽明又說：「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滓渣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澈。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我相信大家的氣質，都是在中才以上的，障蔽原少，只要略一提撕，良知便自瑩澈。我今日之所以不憚煩瑣，反復陳說的道理，也就是期望大家能夠「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假使大家再還是像過去一樣，不關痛癢，不知愧怍，對於革命哲學不能切己體察，實踐篤行，那我就真不知道我們的革命將如何終局了。
    總之，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和陽明「知行合一」學說，「徹上徹下，只是一貫」。大家認清了這個關鍵，認定了這些哲理，就不必在日光之下，添燃一燈，再去求另外的知；只要研幾窮理，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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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義，即能復其本體，塞其亂源。就是一旦遇到安危、禍福、利害、得失、和成敗生死的關頭，也就能以良知為主，以義理為斷，不至再有胡思亂想，邪心妄念，更不致再有絲毫的搖撼和沮喪了。這「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就是我們革命的哲學基礎，也就是我們革命的精神教育的本源。

六、對革命教育的結論

    現在我對於革命教育，要來做一個結論。以後我們革命教育，無論黨政軍學各部門，都要以哲學為其基點，我始終認為哲學的修養，關係我們革命幹部的前途和事業是至深且鉅的。這特別是在成敗生死當頭的時候，關係更大。這幾日以來，由於湯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覺革命哲學的重要。本來湯恩伯在我們同志中，是一個極忠誠、極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對他只有想念感慨，而無追論置評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對大家說我的感慨，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對生死成敗這一關，總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湯同志之死，距離他指揮上海保衛戰的時候，只有五年光景，這五年時間，還不到二千天，照我個人看法，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夠在他指揮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地悲壯；對革命歷史，將是如何地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到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歷史重若泰山的死的機會，我想他在平時如對革命哲學果能有徹底研究和心得，勘破了這一生死關頭，那他又何至錯失了這個大好機會。我想他在彌留時候，回憶前塵，內心的感慨和懊悔，與其抱恨終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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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一定是非常難過，值得我們檢討痛惜和警惕的。現在我們避開湯恩伯同志生死的問題不談，要專就哲學之於我們革命事業成敗與生死關係如何一點上，來作一總結束。王陽明說：「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又說：「只為世人都把生命身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便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了，忍心害理，何所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千百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禽獸。學者要此等看得明白，志士仁人只為他看得分明，便求得了他的仁。」孟子曰：「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所謂「勿喪」「是心」者，就是致良知。由此可見，致良知最難是在患難生死關頭，而患難生死關頭，卻正是致良知最吃緊的一刻，如果這一關跌倒了，那就什麼都完了！所以說哲學修養是我們革命者最根本的問題，以我在平時觀察人事所得，我認為凡是稍有成就的人，就一定稍有其哲學基礎，和精神修養的工夫。如果一個人真能成功、成德、成業，就更必有其深厚的哲學基礎，那是決非偶然的。反之，凡是其對哲學不感興趣，而又毫無精神修養工夫的人，我可以斷言其必無成就；縱使他能沽名釣譽，揜惡著善，得到一時的成功，不久亦必致徹底失敗，決無持久的道理。而且他日子愈久，必會破綻愈露，絕對經不起時代的考驗，到了最後必致處處僨事，即使賣身變節，亦恬不知恥了。這實在就是我多年來觀察人才、考驗事功所得的實際經驗。不過其間也偶有對哲學本有研究，但因其不切實際，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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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於革命需要，反為這種錯誤的哲學觀念，誤其一生的，亦正有人在。因此大家研究哲學，對所謂唯心、唯物、或心物一體等哲學的選擇，要慎之又慎，因為這是最容易發生毫釐千里之差，而且是決定其國家興亡與民族盛衰的一個最大關鍵。所以我在前面已經一再的說，大家只要真能體認「知難行易」、「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哲學，息有養，瞬有存，求其放心，反其本體，歸於簡約，那就足以終身行之，救時致用，而有餘師了。
    今天我所講的，只是一個啟導性的革命教育的要旨，亦可說只是指示研究革命哲學的一個門徑；希望大家，不論對聯合作戰的教育，或對哲學、科學、兵學的學習，總要能舉隅自反，身體力行。這樣大家才能成為 總理知難行易的革命信徒，也才能實現三民主義，擔當反共抗俄的重任，和完成復國建國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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