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這精神上的致良知的知。因此可信不問是良知和知難，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我們今日是既離不開科學上知識上的知，更加離不開修養上良知上的知，如果把這知錯看了，偏執了，說這不是一貫的，那就是執一不化，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了。總之， 總理的知難，和陽明的良知，其用心都是在勉人力行。只是因為他們當時的時代背景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所以在知的立論上亦即各不相同。大家知道，在王陽明的時代，乃是科學尚未萌芽的時代，正是所謂漢儒考據，宋儒性理，又加之佛學空寂玄妙之說，汨沒了理性的時候，所謂儒者——士大夫之流，都跳不出語錄、詞章、功利、訓詁、帖括的圈子。講性理的，也只是終日教人「懸空靜守，槁木死灰。」講功利的，更都只是勞勞擾擾，終日「坐利欲膠漆盆中」。陽明於此，自不得不倡「致良知」之說，以去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不得不倡「知行合一」之說，以求其反身而誠，強恕而行。至於 總理的時代，則正當「革命造端之始，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只是黨人尚惑於「孫氏理想，黃氏實行」之謬說，致使 總理革命建設之策，成為空談。 總理於此，因欲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乃發為「知難行易」學說，以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意思就是鼓勵大眾照著 總理的方策去實行，「不必再去求另外的知」。因為 總理覺得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不假外求，所以 總理所強調的是學問的科學的知難，而不是如良知的生知的可致。可是我們今日一般幹部的革命人生觀與對於革命真理的認識究竟如何？據我所觀察的，多半都不是發自他自己的內心——良知，所以他對於革命，只是茫茫蕩蕩、隨隨便便的一個掛名黨員，既沒有徹底的信仰，更沒有絕對的決心；我認為革命精神，至今真是每況愈下，更加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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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所處同盟會與中華革命黨的時代了；然而這並不能怪一般黨員的懞懂或不上進，而是本黨革命哲學基礎的教育，從沒有徹底研究，和認真實施，這只有怪我自己領導無方罷了。因此，我對于革命哲學基礎問題，今日要再鄭重提出來共同研究，求得一個根本解決。我對這個問題，可以說這五年來，都在不憚反覆的研究，總認為我們要貫徹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必須輔之以王陽明「致良知」的哲學。務先做到知行合一，然後才能由勉強而行之，進到安而行之，利而行之，以達到知難行易的真實境地。
    既然我們要以王陽明的哲學來輔益 總理的學說，那我們就得對陽明哲學，再作進一步的探討，然後始能知所抉擇，篤行弗措。
    首先我們研究陽明哲學的脈絡，就要知道他「致良知」的學說，乃是導源於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上面來的。陽明根據這一箇啟導，所以認為「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天理」。又說：「良知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即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是非兩字，是個大規模。」所以良知就是要別箇是非，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就是一個別是非的知行工夫，又如小人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還是有個是非之心在左右他，所以他才要揜要著，因此他說：「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他隨後又指出良知的發用說：「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不知者。」同時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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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又說「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才有著時，良知亦自覺得，覺到蔽去，復其本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所以「良知之明，萬古一日。」而「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故良知只是天理，所以陽明說「心即理」。這心就只是個是非之心，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不容增減，所謂昭明靈覺，不慮而知的天理，這亦就是天，我今特續一句說「心即天」。
    到這裡，良知是體會了，但如果不去致這良知，那卻是得兔後不知守兔，兔將復失之矣。如何「致良知」呢？王陽明說：「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中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如此，則人欲自消，天理自明。」
    但這樣的「致良知」，還只是「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使固有的天理發露而已。至於如何使這箇心體復而常存，不復為人欲所蔽，那就要看力行如何了。所以王陽明又特別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說「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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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這箇觀念，所以王陽明要再說個「知行合一」。他說：「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潛伏在胸中。」如何使這不善的念克倒？這就是「要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但他說：「有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所以他還要痛切地指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由此可知陽明不但要勉人知行合一，尤其是要勉人即知即行，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再行也。
    現在要再同大家探討一下王陽明的「究竟話頭」，這也就是他教人致良知的著力點。他說：「以後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要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陽明定這幾句為「究竟話頭」，實在就是教人實行他「致良知」哲學的訣竅。現在我們先將這究竟話頭很淺顯的解釋一下。陽明這究竟話頭的第一句，就是直指人心，原是一個虛靈不寐的東西，就是要人不可用私意來安排一件事。如果你做事先存一個好善的心，或者一個惡惡的心，因為無論你是存心好善，或存心惡惡，總不能不涉嫌到一個偏心、私見、和主觀；譬如說你先存了一個好善的心，那你在街上所看到的人，就將是所謂滿街都是聖人，但何嘗滿街都是聖人呢？這只為你預先存了一個好善的心，所以給這好善的心障蔽了。因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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