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那對於研究哲學，就無重大價值了。所以我今天對於這個問題亦要在講哲學的時候，特別提出來補充一下，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我們研究哲學的第二個目的，乃是要解決人生的生死與苦樂的問題，惟有這個問題徹底解決之後，方能談革命，方能談作戰；亦惟有如此，方能做一個俯仰無愧、頂天立地的革命黨員和革命軍人，庶幾不負天地父母生了我們這樣一個人！所以我說哲學，亦是求得安樂的學問，不但是解決知行的學問。但是這知行與安樂都是有連帶密切關係的，凡是只要其對於某一個問題能夠真知力行的人，那他必是心安理得、毫無畏難、不憂不懼的人，如果這個人能夠不憂不懼，那還有不安不樂的事麼？所以王陽明說：「良知是造化的精靈，……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良知）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這裡的所謂與物無對，就是說良知是我們的中心主宰，也就是等於一個信仰宗教的人在其心目中的一個上帝一樣，他是至高無上的，所以每到自己覺得一旦良知發露，或者果能致其良知的時候，自然如對越上帝，無樂可代了。所以我們為學治事，或革命作戰，總要找到其樂趣所在，而後對一切工作乃能自然，亦不覺其為苦為難了。其實為學有為學的樂在，治事有治事的樂在，革命作戰更有其真正的安樂所在，只是我們沒有去找尋他而已。我以為此樂就是致良知的樂，致良知如何可樂呢？因為致良知的第一義，即是求其心之所安，心即安了，不愧不怍，無憂無懼，如何不樂？所以無論黨務、政治或軍事的幹部，凡是你所擔任的工作，只要是發自良知，認為都是我們革命黨員所必須而不可或懈的，因之努力奮勉，而求其有成，實去致其本然的良知，就自然可以從良知發露中得到真樂，且將因此而更加樂學好德，不厭不倦了。我對於樂的話頭亦有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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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優游涵泳，鳶飛魚躍，樂道順天，活活潑潑。」這一點就要大家自己回頭去體認，你們看，每當在事為上力行有效、或在心性上省察有得的時候，是不是會手舞足蹈，無樂可代？

五、革命哲學的基礎

    現在要再講我們革命哲學的基礎。我對于革命哲學基礎，只認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為我們革命不二法門。不過我認為要使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大行，還是要輔以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才能更加容易的使「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我是自十八歲從讀顧葆性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以後五十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了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是使得我百讀不倦，心嚮神馳，不知其樂之所止。大家知道，王學的主意是一個致良知的知字；但王學的工夫，還是歸結到一個行字，亦就是致良知的致字——「致知必在於行，不行不可以為致知。」講到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則尤其是著重在行——「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可是在知字上面，卻有兩種看法，我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裡，已經指出「王陽明所講的『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 總理所講的『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知識，不易強求的，而知識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我們理解了這一點，便知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用意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後來我在「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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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裡，復再度指出「陽明的所謂知，偏重於人性的良知，即不待學而後能，不待教而後知……是屬於『生而知之』的一面。 總理所謂的知，乃是著重於學術上的知識之知，要由學、問、思、辯工夫纔能得來……是屬於『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這裡雖然我早已經為大家指出了陽明的「良知」和 總理的「知難」兩個著重點的所在，但究竟還嫌隔著一層。實在陽明是並不否認「知難」，而 總理也並不忽略「致良知」這一個事實的。大家知道王陽明初年曾經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友同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勞神成疾。當初王陽明還說他這是精力不足，因之他自己來窮格，但亦早夜不得其理，到了第七日，也勞思致疾，遂相與嘆息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後王陽明謫居貴州龍場三年，乃知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遂決然以為聖人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這層意思，不但說明陽明體認了「知難」，而且更足以在 總理學說十證之外，證明 總理所說的知識上的知難，是十分正確的！不過陽明從此不再在困而知之「知難」之知上用功，而就掉轉了話頭，自去尋他那種「不慮而知」的良知而已。現在我們看看 總理的學說，他說「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又說「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這種「心理」「信心」，實在就是良知，而「行其心之所信」，就是致良知了。 總理又在「軍人精神教育」裡指出「軍人精神，第一之要素為智，能別是非、明利害。第二之要素為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則在實行三民主義。第三之要素為勇，軍人須具有技能，始足應敵，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乃不至臨事依違，有所顧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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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於自擇。」這裡的別是非、辨生死，一直歸結到行仁，我以為也無一不是良知的發露。 總理又曾經說：「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又說：「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工夫。」而 總理的思想，尤其最明顯的，是在能知必能行一章裡，他說：「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大家可信 總理這裡所說「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以及「內治的工夫」、「良心上的建設」，不就很明顯的都是致良知的工夫嗎？所以 總理還主張「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也。」我們又知道， 總理還曾經指斥一般必待先知而後再行的人，他說：「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陽明也說過：「今人欲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能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那不是與上段我們 總理所指斥必待先知而後再行的意思完全一致的嗎？這段話，可以說就是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最大蔽障，亦正是陽明倡言「知行合一」所要針砭的病症。陽明一生其所以慇慇以「致良知」為教者，實在也就是他最能體會「知非易而行非難」的道理，所以才要這樣諄諄誨人的。而我們 總理在前面所引以為深憂遠慮，唯恐大家「必先求知而後行……則行永無其期」，更可以說就是 總理所以要創立「知難行易」學說的根本原因。由以上幾層意思來印證，可知不論是陽明的知行合一，他是並不否認知識上的知難的知。就是 總理的知難行易，也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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