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所謂「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採取這種消極沈睡的態度，那其為害於革命工作，比之第一種犯著偏差病的人更大、更不堪設想了。這前者是太過，後者是不及，這種偏差，乃都是由偏心而產生的。所以主事的人，如一有了偏見，那什麼合作，什麼協調都不成了。結果他只知道逞其一己之見，炫其一己之學，以剛愎為率性，以私慾為當理，自視過高，視人益輕，甚至如在外的叛徒，只知重外輕內，倚勢凌人。若其自己能的，即以為天下能者皆莫己若；自己不能的，則嫉視人家的能，所謂「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這等人，一有偏心，什麼事都辦不通，什麼人亦都不能共事了。這偏字的反面，就是正直的正字。大學所謂「身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又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這所謂辟，亦就都是由偏心所產生的，這樣的人，必然是處處不能合作，事事無法協調，那對於現代工作必須分工合作、聯繫協調的道理，自然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到了最後，他只有私智自用，獨行其是，必致反科學、反組織、反紀律、乃至反制度、反革命而亦所不恤；正蹈襲了以往軍閥政客和叛逆漢奸的窠臼而不自知。這樣的幹部，還能擔任革命的重任麼？所謂科學的群眾時代，豈不離題更遠了麼？這就是荀子所說的「凡人之患，偏傷之也」的明證。如果我們革命黨員，真能致其良知，那就決無執一不化，偏而不正之患了。
    第三、就是「欺心」。也就是虛偽。推此欺心的由來，就是作偽，也就是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亦即陽明所說「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這欺字的反面，就是誠實的誠字，大學所謂「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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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者毋自欺也」。曾文正所謂：「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這乃是曾文正在其「慎獨則心安」的箴言裡所說的，我認為他這一章，為欺與誠兩字作注解，再明白也沒有了，真是得到了王陽明致良知哲學的要諦。我們革命幹部，如能對於這一箴言，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而又能實踐篤行，則不僅個人修身立業，就是復國建國的成功基礎，亦盡在於此了。
    在以上所說的私心、偏心，和欺心三種惡德之外，還有一種百惡之首的疑心，我要在此補充說明。這疑心可說與以上三種惡德是有密切關係的，而且是互為因果的。有時因為有了疑心，而連帶的起了欺心、偏心和私心；亦有時因為先有了某一種的私心、偏心和欺心，乃產生了疑心。一個人如有了疑心，就會起疑懼恐怖、疑難畏縮，或疑忌妒嫉種種惡德惡念；尤其是革命黨員和革命軍人，如果一有了絲毫懷疑之心，那末疑神疑鬼，就可使你滿懷荊棘，乃至舉足有礙，不僅是沒有鬥爭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而且一切逃避敗退，乃至叛變降敵的心理，皆將由此而出。俗語所謂「白日見鬼」，又說「疑心生暗鬼」，各種惡劣卑鄙心情，就都會一齊流露出來。於是在戰場上就會發生草木皆兵的敗狀，在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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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就會發生風聲鶴唳的亂象。這種疑心裡所生的暗鬼，如果不能立即袪除，那就可以使你的內心枯萎，這種暗鬼且會把你這種疑心擴大，又描上各種兇險的顏色，使你覺得前途太險太難，不能不向牠投降。因之這種疑心，推而至極，個人有了疑心，就可身敗名裂；軍隊有了疑心，且可招致亡國滅種之禍；所以我說疑心為百惡之首，這是我們革命黨員與革命軍人所應該特別警戒而省察克治的。我們革命黨員與革命軍人，如何能克治這個百惡之首的疑心？那就要問疑字反面是什麼？疑字反面就是誠信的信字，惟有仗著信心與誠意，方能掃除這個百惡之首的疑心。所謂「誠則明」，「信則一」，「一則不貳」，「明則無懼」。亦惟有這不貳與無懼，乃能滌蕩這個偷生怕死、猶豫不決的疑懼之心。大家須知，這誠與信，就是陽明致良知哲學的緊要關頭。在傳習錄裡，陸澄問陽明曰：「有人夜怕鬼奈何？」陽明曰：「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又有一個學生問陽明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要怕。」陽明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他這裡所謂迷，亦就是兼指疑而言的，這證明懼怕的心理，就只是從自己方寸之間的疑心所生而來的！如何能使人不鬼迷，亦即是如何而使人無疑心，那就是要使人內心徹底明白，毫無疑滯，如何能使人內心徹底明白，毫無疑滯？這就只有致良知了。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這個良知，乃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的，如此還有什麼疑心呢？所以我以為這致良知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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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實是我們革命幹部醫治革命病根的金丹一粒；這一粒金丹，就是我們革命教育所要找到的妙方，亦就是要領。可知我們大家，如果不要革命成功，不要掃除自己內中的私心、偏心、欺心，而任他這疑心始終留住在內心，搗鬼作祟，則亦罷了。否則只有用這個金丹妙方，方能將一切痼疾、病因拔根塞源的斷絕，來完成我們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的第三期革命任務。但是大家須知，懷疑這件事，也並不是壞事，而且一個人對事，不能不有懷疑的精神，否則對于可疑的事，就無徹底明白的時候，那豈不是不明不白，糊糊塗塗的混過一世麼？這樣做事固難成功，就是做人，亦無意義了。所以我以為懷疑，乃是人生必須的，亦是必有的。不過對於每一件懷疑的事，必須立刻要將他徹底的剖析明白，不可為他留一點餘地，以待將來；否則延誤時間，遷移不決，那這種疑心，就會越久越深，越疑越險，到了最後就會導致互相猜忌，彼此傾陷，上下攜貳，險象橫生，演成喪身亡家的慘禍而有餘了。所以我認為疑心雖為惡德之首，而懷疑乃是破疑的張本；只有一有懷疑的事，無論在自己內心，或對朋友同志，就要不留餘地的根究到底，是則是，非則非，弄個水落石出，再無可疑的餘地，這亦就是陽明致知格物用力的所在，而且是今日科學辦事的要道。只要能使這一個疑竇徹底明白了，那還有什麼可疑的道理？這樣豈不就是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了麼？所以這致良知的哲學，就是我們革命黨員為人處世、修齊治平惟一的要領。
    當然前面這四種惡德，就是我們今日所要拔本塞源的所在，所謂「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但我們用什麼來拔本塞源？除開革命的哲學修養以外，還要大家師法古人，尚友古人，就是實踐「知難行易」和「知行合一」的「致良知」哲學，此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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