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是因循苟且，推諉塞責，既無鬥志，又無決心，只知道畏難卻顧，投機取巧，而決不任勞任怨，解決問題。這些就都是農業社會中顯著的病態，所謂官僚鄉愿，亦就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農業社會的背景和溫床，纔會不斷產生，而且要越來越嚴重了。所以我說官僚鄉愿的惡習，是從農業社會的病態之中產生的，而並不是封建社會的遺毒，這是很顯然的事理。所以我們往後要根除官僚鄉愿的惡習，就先要就農業社會的病態，痛下針砭；用什麼來針砭農業社會，那就要以工業社會的精神，來改造農業社會，使我們現在的社會，逐漸成為工業化的社會，如此，那才能希望真正根絕官僚鄉愿的作風和惡習。但是這並不是一蹴可以幾及的，如果我們要將現在的社會，變為完全的工業化，那至少要二十年到五十年時間，或許可望其初步達成。現在在反攻大陸的大業未完成以前，當然是談不上。不過我今天所說的，就是要你們大家知道，若要徹底改革官僚舊習，根本還是要注重革除農業社會的風習，我們雖不能使國家與社會所有物質一時裏變成工業化，但是可先由我們精神上變化實踐起來，凡是我們生活行動，一切都要將農業社會消極的舊習頹風，逐漸脫除，使我們向著積極的現代社會的科學精神方向，來發展前進，這才是真正的變化氣質、改造風氣的基本法則，亦惟有這樣才能將官僚主義與鄉愿惡習根本消除了。但是大家切不可誤會以為我這話必須社會工業化之後，方能消除官僚主義，而是說我們必須先有科學化和工業社會的精神，然後官僚與鄉愿的舊習，就自然可以革除了。同時大家還要瞭解，我們這不僅是為著要針砭官僚鄉愿的沉痼之疾，纔大聲疾呼地要改造社會風氣，而其根本，尤在於像我們這種農業社會的積習，如果要再繼續保持下去，因襲下去，那我們就將老弱貧病不堪，無法適存於現代的社會，更無法置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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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家之林，這樣今日的革命，也就無非只是枉費，只是空談了。這一點是要大家痛切覺悟，和共同改革的。
    然而上面所講的農業社會的病態，並不足以為整個農業社會的詬病，農業社會還是有他很多的優點，但是這些指陳的病症，卻是急於要改正過來的，則毫無疑義。同時我講要以工業社會的精神來改造農業社會，也並不是說工業社會的產物就都是好的，也不能說工業社會裏完全沒有這些病態，而且工業社會裏更有他很多的毛病和弊害，尤其是他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更為吾人所反對。須知我今日所指的工業社會，與其說是專指單純的工業而言，無寧說是指現代科學化的精神而言，今日因為便於講解起見，聊以工業社會名詞代之。總之，我講要以工業社會的精神（就是現代科學化的精神），來改造農業社會的用意，只是要以其所長，補其所短，舉其所直，矯其所偏而已，這一點是不能不附帶告訴大家的。
    所謂農業社會病症的針砭是什麼呢？簡單地說，那就是要一反農業社會一般腐舊的習性，這要反過來的習性是什麼？乃是（一）要重視時間。（二）要重視數字。（三）要競賽向上。（四）要徹底務實。（五）要有本末先後。（六）要有重點中心。（七）要有創造發明。（八）要戒除浪費。（九）要負責服務。（十）要根據科學。（十一）要注重組織。（十二）要重視紀律。如要問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習性如何區別？我們可以簡單的說，這以上十二種習性，就都是科學化的工業社會所產生和養成的，而農業社會則完全相反了，所以農業社會總是落後，不如工業社會的進步，其原因亦就在此。
    除此之外，同時對農業社會的毛病，還要有積極醫治的藥石，那就是更要有奮鬥性、冒險性、和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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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性。
    先講奮鬥性，這在我們雪恥圖強、反攻復國的今日，尤其重要。大陸之所以失敗，就是多數人先失去了奮鬥性，也就是在精神上先解除了武裝，因為奮鬥性的消失，自然就只想逃避責任，得過且過，不再關心革命的成敗，也不再關心民命的絕續；他所關心的只是他個人的活路，個人的地位，那裏會知道共匪是絕不可能給他以求活的餘地，結果他們就只有身敗名裂，為天下笑了。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一個人奮鬥性的消失，也就是那一個人死亡的宣布。我們要打回大陸，中興革命大業，就只有喚起大家的責任感，提振大家的奮鬥性。現在大家再不奮鬥，再不犧牲，再要自私自利，再要得過且過，那橫在面前的，就只有絕路，只有滅亡了。
    其次是要有冒險性，我們要成功任何一件事業，就必須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凡事只問他應該不應該去作，而不必問他困難不困難，或是容易不容易去作？要知道天下決沒有不經挫折、不遇艱難而能成功的事業，也沒有保守畏縮，委分安命的人，會有彪炳的勳業，這是可以斷言的。尤其我們從事革命工作的人，要是沒有冒險性，那就根本不配為革命黨員了。
    最後一個重要的特性，就是要有積極性，也可以說是要有極端性。我看近來有好些人，把所謂中間路線，美其名曰中庸之道，那毋寧說中庸是被曲解被厚誣了。所謂中庸之道，程子在中庸一書中，開宗明義就說「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即可知中庸，是天下的正道定理，這種正道定理是不偏的，不易的，亦就是不可變動的。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就正是中庸之道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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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正道定理最好的解釋。孔子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這所謂擇善固執，纔是中庸之道的精義所在。孔子又說：「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這擇乎中庸，就是擇善的道理。又說：「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這也就是固執的道理。我們綜觀孔子的大義微言，就可以確信擇善固執，纔是真正的中庸之道。而中間路線，卻只是一種可左可右最卑劣的投機取巧的行徑，這兩者是絕對不能相容，更絕對不能混為一談的。大家也許要問，我在講積極性的時候，為什麼要談到中間路線與中庸之道的區別呢？這就是要告訴大家，我們革命必須具備積極性、極端性，不能為中間路線所假借的「中庸」的幌子所惑亂，所搖撼；擇善固執，與允執厥中，那纔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積極性與極端性。
    上面所說的奮鬥性、冒險性、和積極性，可以說都是農業社會中所最欠缺的德性，因此，這也正是我們今日補偏救敝的藥石，不過這些德性，我們如何纔能具備，如何纔能確守，那還得要大家有強固的黨性纔行。一個有了強固黨性的人，那他就自然能夠奮鬥犧牲，履險赴難，擇善固執，持久有恆了。所以我常說只有黨性強烈的人，那他纔能夠擔負革命的責任，也纔能獲致革命成功的保證。過去有些黨性軟弱的人，就根本對黨一無瞭解，一無認識，既無信仰心，亦無責任感，黨員與非黨員，敵人與自我，他在根本觀念上就沒有什麼分別，在立場行動上，也初無二致，只是當黨在執政的時候，就來奔走趨承，以求博一職，資一身；等到黨一遭遇挫折，遂立即動搖，卒至於離心解體，投降變節。這些人寡廉鮮恥，原不足責，所怪的是和我們一起革命，經過十年二十年以至於三十年的同志，親身經歷過北伐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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