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初難」，只要把握著基本——只要有了基本工作，有了基本力量，到了最後收效的時候，那就可以說天下莫禦，其大無比的。何況革命是最大最難的事業，更非從基本做起，是不會獲得實在成功的，那這樣一時的成功，乃是並無基本的憑藉；就是我們過去北伐抗戰的勝利，亦為中外歷史上所罕有的成就，但是沒有從基本做起，也就如空中樓閣一樣，轉瞬仍一無所有，那豈不是徒勞無功麼？即使成功了，還不是要蹈失敗的覆轍麼？大家只要設想一下，我們經過八年抗戰，勝利以後，纔不到三年工夫便根本失敗了下來，其間前後歷時凡十一年之久。這次全會同志，平均年齡，總在四十七歲左右，如果在反攻復國的過程中，僥倖而獲得一時的勝利，但因為革命仍沒有強固的基礎，以後如再要失敗一回，那要求其再度恢復，豈不比現在更難了麼？所以我要說，我們這次建黨復國的任務，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不開始反攻則已，若一經開始反攻，就要志在必成；所以我們現在，更要真心實力，從臺灣起，標。我來建立 總理所預期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基本工作，這纔是我們反攻復國真正的基本工作，基本目們要能完成這個基本工作，達到這個基本目標，那我們就要先確認我們基本的革命精神，亦就是我所說的新精神的重要。

    現在先講革命新精神。在講革命新精神以前，大家要先認識國家的特質和民族的特性，以及我們革命所必須摒除的社會舊習是什麼？特別是要瞭解奸匪朱毛現在在大陸上對我們民族與社會人心所要注射進去的毒素是什麼？然後再從而求取我們革命新精神之所在。
    我以為我們的國家民族，有兩種特別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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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大陸國家的習性　我們是一個歷史久遠的大陸國家，因此我們的民族，也就有其特具的大陸習性。大家知道，我們從商周以迄於漢唐，都有過恢宏的規模，和完美的制度，但是它也就無法避免養成一種大陸國家特有的民族習性，那實在也是由於大陸的氣候、地理，以及各種生活、傳統，積累而來的。所謂大陸的民族習性，最顯著的，就是安土重遷，和安居樂業的心理，由於這種心理的影響，大多數就都缺乏積極、進取、協同、合作，與主動的精神；因之亦沒有研究、發展、創造和負責的習慣；幾千百年的積習所遺傳下來的，就只有遲鈍、粗重、散漫、消極，和自私的習性。到了今天對於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幾乎都逐漸消失，當然更談不上革命精神了。因之歷代政治，雖亦常能保持一個相當時期的統一局面，但那總是幅員上的統一，而不是意志上的統一，更不是國力上的集中，一切都形成了形式上的墨守成規，卻忽略了精神上的團結一致；所以見之於人心風俗的，也就是淳厚樸實有餘，而進取和發展的行動沒有。
    第二、是農業社會的習性　我在「當前幾個重要問題答案」的講詞裏，已經指出農業社會所給我們帶來的惰性和不科學底惡習，並曾經列舉十個要點，希望大家仔細研究體會。今天所要特別提出來告訴大家的，概括的說，就是農業社會的習性，壞在狹小淺陋，和偷惰自私，在工作上不懂得怎樣分工合作，在精神上更不知道怎樣團結奮鬥；在觀念上，尤其可以說，是重私輕公，有家無國，祗有自己的利益，沒有國家的利益。簡單的說，就是重感情而輕法制，好散漫而惡集中，尤其是根本不慣組織，不重數字，缺乏時間的觀念，也就是由於這種種不良習性的表現，纔使外國人，往往要把我們看成為一個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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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業社會，一個不開化的劣等民族。

    以上所說大陸民族的習性，和農業社會的習性，可以說這二者都互相關聯，互為因果的。本來我們大陸民族，是有其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優美的規範和制度；就是農業社會，亦有淳厚質素、忍苦習勞的樸實風氣；尤其是他以敬老扶幼、除暴安良、守望相助、效死勿去的行動，來發揚其保家護鄉，團結奮鬥的精神。所以在平時一般社會，雖無軍警，亦可賴以維繫地方治安；若一到了國家變亂，流寇蜂起，外侮侵凌的時期，而最後平定禍亂的，仍然多是以其家族制度為基礎的力量，來作後盾的。很顯近的說，就是湘軍淮軍的組織力量，都是靠著從前農業社會的家族制度為基礎，來發揮其平亂的功效。這不過是一個粗淺的例子而已。這種農業社會的良風美德，我們不僅不可厚非，而且有許多優點，在我們將來反攻大陸的時候，如能運用得力，當有很多助益；況且這些優點，都是共匪所要剷除根絕的對象，乃是與奸匪勢不兩立的。自然我們今後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和現代的工業社會，不能再以恢復農業社會，來做革命目標；所以更要瞭解我所說的，乃是農業社會裏，亦有他的優點，而且對於我們反共抗俄戰爭，亦有很多助益的地方，乃是不可一概而論的。我們決不能像一些投機份子在大陸時代一樣，跟著共匪大喊其打倒禮義廉恥，反對倫理道德等等的賣國口號，為共匪張目，來助長奸匪朱毛的威風，削弱民族固有的力量，這是大家不能不警覺的。不過百年以來，我們中國農業社會在外來勢力的影響之下，農村組織完全瓦解，工業基礎，又不能順利建立，逐漸形成了農村經濟凋敝，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現象。因為城市社會，乃是一種浮動的社會城市生活，亦都是一種不定的生活，因之家族制度的優點，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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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而家族的優良制度，亦就逐漸崩潰；但是新的社會卻還沒有定型，工業建設還毫無基礎，加之匪亂廿載，抗戰八年，更使這一變局益趨嚴重。 總理從清末提倡革命，便認為要救中國，一定要發達實業，但是我們要學習歐美，「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不幸總理逝世之後，本黨領導北伐，堅持抗戰，都有成功，但是三民主義的建設，卻告失敗；這就是由於大陸民族和農業社會，所遺留下來一些不科學的頹敗的習性所造成的後果，因為我們有著這樣不科學的社會精神，有著這樣反時代的民族習性，而我們從事革命的幹部，甚至於也犯上了以上兩種習性中最嚴重的過失和習染，並且尚不自覺，更無積極改革的行動，所以本黨雖有組織，而組織癱瘓了；政府雖亦有制度，而制度崩潰了；終於勝利變成了失敗，革命變成了恥辱！我們今天革命要從廢墟中重生，要從失敗中再起，我們作革命的幹部，就首先要從這兩種頹敗的精神和習性中澈底擺脫，回過頭來改造風氣，重建基礎，貫徹革命的目的。這是大家在講求新精神之前，第一個必須認清的觀點。

    其次要講明現在我們的敵人，也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朱毛奸匪，在大陸上的所作所為，簡單的說，他第一件事，是要削減人口；第二件事，是要集中土地；第三件事是要消滅歷史文化，剷除倫理道德；這就是他要澈底消滅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亦就是他亡國滅種的基本工作。而其對於整個社會，乃是要壟斷經濟，操縱民命，化民為奴，認賊作父。正因為他是由於這樣的一個觀點出發的，所以他就要挑撥仇恨，煽動鬥爭，抹煞人性，破壞倫理，使整個大陸交織著人與人間的仇恨，壓制著敢怒而不敢言的公憤；無疑的，那樣的社會，將只有習於詐偽，習於冷漠，習於寡廉鮮恥，和投機取巧。這就是奸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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