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卷二十三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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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革命實踐

研究院    總理紀念週講——

要旨
    一、革命建國工作，不僅要有篤實踐履的精神，尤其要有自力更生的決心。
    二、說明我個人待人以誠，馭下以寬的失敗。
    三、一般將領在心理和戰鬥精神上已發生崩潰，尤其在道德上的墮落，沒有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
    四、今後我們要重振軍心，恢復部隊的戰鬥力，就必須嚴格的執行連坐法。
    五、只要我們一般高級將領有決心，能夠身先士卒，就沒有不獲得勝利的道理。
    六、我認為現在川黔戰事中，在戰術上有兩點必須注意：
         1﹑要實行廣正面的搜索，要控制大量預備隊，要注意縱深配備；
         2﹑要特別注意共匪在戰鬥中，專門襲擊我們各級指揮部和指揮官。
    七、立定志向，埋頭苦幹，改正缺點，充實戰力，來完成反共救國的目的。
 本文
    今天要將我這一次巡視西南的情形，向大家作一個簡單的報告：
    我是在上月十四號由臺北飛往重慶的。十三號晚上我就接到了一個報告，知道匪已經佔領貴陽郊外的圖雲關，貴陽市的國軍已經撤退，貴陽的失陷，不過是時間問題，而且這時四川彭水舊城亦已撤守，川東門戶洞開，重慶已受震動。大家都知道：川黔滇三省，可以說是一個單位，三省之中任何一省的軍事政治如發生變化，則其他二省亦必受到連帶的影響。尤其是貴陽市為重慶昆明交通的樞紐，貴陽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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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僅貴州的人民要直接受到共匪的蹂躪，就是川滇兩省的人民，在心理上也要感受共匪的威脅。而且川滇環境特殊，政治軍事情形複雜，當此大敵壓境之際，內部難免不發生意外的變化，使大局陷於無可挽救的地步。因此，我覺得在危急的關頭，我個人應該去到西南和當地一般忠貞不貳，反共到底的軍政幹部，同生死、共患難，以期竭我心力而圖補救。所以我雖然沒有擔負任何實際的責任，仍舊毅然決然去到重慶。後來三十號再到成都，在西南前後二十六天，能使局勢得以暫時穩定，政府得以從容調整部署，這可以說是此行唯一的收穫。
    我到重慶的時候，川東重要門戶彭水舊城已經失陷，重慶局勢已經相當緊張。社會則人心混亂，軍隊則士無鬥志，我在這分崩離析的局面之下，去到西南，原是抱著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心理。但在我留駐西南的二十六天之中，由於我苦心的調度，軍政幹部晝夜不斷的努力，完成了一件極端艱鉅而且極有歷史意義的工作，就是掩護胡主任宗南四十萬大軍的轉移。這一次胡主任所部大軍在共匪的對峙之下，由秦嶺山脈一千四百公里的正面，脫離戰場，轉進到距離最前方將近二千公里的川西地區，而沒有遭受任何的損失，可以說是歷史上所未有的奇蹟，也是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一件事。現在胡部主力第一軍第三軍第二十七軍已經安全轉進，在我離開成都的時候，胡主任所部三分之二的部隊，都已經脫離了危險，重新布置了陣地。去年夏季以前，我們國軍正規軍有四百萬人，自從東北失利尤其是南京撤退以後，處處失利，到現在我們國軍只剩東南區的四十萬人，在大陸上就只有胡主任所部四十萬人了。胡主任自抗戰以來，負西北重任，督率所部，埋頭苦幹，尤其在最近四年剿匪戰役中，經過若干次艱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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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獲得輝煌的戰果。但是他無論對友軍、對社會、對國際人士，從不作自我宣傳，以炫耀其功績。所以到今天不僅國際人士不知道他有如此雄厚的力量，就是國內人民也不能完全了解他十餘年來對於黨國貢獻的偉大。當傅作義、馬步芳等為外國人所重視，要予以個別援助的時候，胡主任從未作此希望，亦從未仿效他們的作風。現在傅作義已經變節，馬部亦已完全消滅，而胡主任所部乃巍然獨存，屹立不搖。這就證明我們革命建國不僅要有篤實踐履的精神，尤其要有自力更生的決心，乃能在艱苦的環境之中，獨立不搖，愈戰愈強，而獲得最後的勝利。胡主任現在負西南整個軍政的責任，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率領我們革命軍最後一部份菁華的部隊，在這一個地區上建立起堅強不拔的基礎，作為我們大陸反攻的根據地。
    上月三十號重慶失陷，我在三十號早晨離開重慶到成都。到了成都以後，知道川康局勢暫時不致有何變化，然而令我不安的則是若干外國通訊社所報導的昆明的情形。或則說昆明社會已經混亂，或則說雲南省府在二十四小時內即將遷往滇西，因此，我心中非常憂慮。這時張長官岳軍已在昆明，所以我在八號這一天便請張長官來到成都，以便了解昆明方面的實際的情況。張長官到成都後向我報告，說盧漢本人並無叛變的意思，但他是一個澈底的失敗主義者，認為局勢已無可為，準備擺脫職務，前往緬甸。張長官當時並主張我回到臺北的途中，往昆明一轉，藉以堅定盧的信心。我當時對張長官說，在現在的情況之下，我不宜到昆明去，且等我回到臺灣以後，將來再到西昌，一定經過昆明。張長官便在九號再去昆明。九號的下午，昆明的情形便開始惡化，機場雷訊已經不通。我當時尚不疑有他，以為只是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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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部隊向機場搶劫汽油，用汽車撤退人員物資逃往滇西。但到了第二天情況已經明朗，盧漢已公開叛變，並扣留張長官、李軍長彌、余軍長程萬等。這是我個人待人以誠，馭下以寬的失敗。但盧漢中途變節，叛國投敵，其結果必致身敗名裂，是可以預料的。
    其次我要向大家說明這一次西南前線一般將領的心理精神以及戰鬥的情形。我自從追隨 總理，許身革命以來，到現在四十多年，不知經過多少艱難挫折，無論遭遇怎樣的危險困難，我從不感到悲觀失望。但這次重慶一般高級將領精神的崩潰，道德的墮落，實在使得我灰心失望。可以說我們革命軍初期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到今天已經掃地淨盡了！一般守土有責的高級將領，擁有比敵人優勢的兵力，在還沒有和敵人接觸的時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個腹案，就是怎麼樣脫離戰場，從那一條路逃到那一個偏僻安全的地點，苟全生命。根本沒想到自己擔負了怎樣一種任務，要盡到怎樣一種責任，更沒有想到要怎樣纔對得起他自己的上官和部下。這一次川黔兩地作戰的大多數將領，差不多都是這種心理，而令我最失望的，則為宋希濂和羅廣文。宋希濂自從恩施撤退之後，就企圖將部隊拖到川西南的雷馬屏峨，所以他一路只是撤退，根本沒有抵抗。因此酉秀黔彭足稱天險的地帶，很快的就失陷了。如果宋希濂有抵抗的決心，則他部下有六個軍，至少有十萬人的兵力，雖不說完全殲滅來犯的敵人，至少也可以禦敵於四川以外，何至令敵人又長驅直入，抵達重慶的外圍呢？我到重慶以後，嚴令宋希濂堅守彭水新城不得後退。他纔抵抗了一個星期，隨即便從綦江以南的地區自由行動，現在聽說已經退到滬州以西的地區，而所部只剩七千多人了。所以我認為這一次西南軍事的失敗，宋希濂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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